1947年春，國內的人民解放戰爭進入到轉折關頭，南京國民政府為了粉飾“制憲國大”，在懲辦日軍戰犯、審判漢奸的工作中加快了行動步驟。繼當年2月處決了漢奸丁默村之后，縱兵施虐的日酋谷壽夫等戰犯，也于3月間被押赴南京中華門外的刑場執行槍決。

　　當此“7·7”事變發生10周年之際，已經雙目失明的清華大學教授、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偶讀《花隨人圣庵摭憶》，想起已在十年前便因漢奸罪被處死的該書作者黃浚，有感而發，寫下一首《丁亥春日閱花隨人圣庵筆記深賞其游臺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詩曰：

當年聞禍費疑猜，今日開編惜此才。
世亂佳人還作賊，劫終殘帙幸余灰。
荒山久絕前游盛，斷句猶牽后死哀。
見說臺花又發，詩魂應悔不多來。

　　詩畢，意猶未竟，先生復題短跋于其后：“秋岳坐漢奸罪死，世人皆曰可殺。然今日取其書觀之，則援引廣博，論斷精確，近來談清代掌故諸著作中，實稱上品，未可以人廢言也。”

　　黃浚，字秋岳，號哲維，福建侯官(今福州)人，生前系國民政府行政院簡任高級機要秘書。1937年8月26日，以叛國罪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黃浚的罪行，是在上?！鞍恕ひ蝗笨箲痖_戰之初，向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泄露國民黨軍方關于在江陰封鎖長江航道的命令，致使長江中上游南京、漢口、重慶等地駐防租界的3000多日本海軍陸戰隊官兵、70多艘艦船，以及3萬人左右的僑民，在中國海軍實施“封江”前倉遑逃逸，從而使這一可能改變戰局進程的重大措施歸于失敗。

　　事情的經過大抵是這樣：1937年7月27日，當國民政府海軍部長陳紹寬奉命在行政院會議上提出報告，要求有關各部隊采取配合行動，實施在長江江陰段沉船以封鎖航道的計劃時，擔任行政院會議記錄的黃浚獲悉這一絕密情報，當晚即將此事透露給日方。

　　江陰“封江”泄密案暴露后，身兼行政院院長的蔣介石雷霆震怒，嚴命徹查。黃浚東窗事發，罪無可恕，被處以極刑，同時被處決的還有其長子、已在國民政府外交部任職的黃晟及同黨十余人。

　　黃浚是我國在抗戰初期首批被處決的大漢奸?；蛟S蔣介石尤為諱言在其直接下屬內還隱藏有如此竊踞高位、通敵賣國的奸細，故當時對此事的報道語焉不詳。陳寅恪詩“當年聞禍費疑猜”之句，即為先生對黃浚事件的最初反應。

　　仇寇入侵，八年離亂，日本侵略軍帶給陳寅恪的身心創痛，是永生難以平復的：1937年“7·7”事變發生后，其父陳三立因北平淪陷，憤于時艱，疾發拒不服藥進食，于數日后遽然辭世；陳寅恪攜婦將雛，流徙萬里，在大后方堅持辦學，后因病雙目失明，延醫無門，遂成終生之恨。盡管如此，他依然從學術高度，給予《花隨人圣庵摭憶》作出了較為中肯的評價；對于黃浚的為人，先生更是以沉痛的口吻喻之為：“亂世佳人還作賊”。

　　《花隨人圣庵摭憶》一書，是黃浚多年的心血結晶，曾經在《中央時事周報》雜志上連載。該書絕大部分篇幅，所述皆為鴉片戰爭以來發生在晚清70年間的諸多歷史事件，如祺祥政變、海防之爭、中法戰爭、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庚子事變、兩宮西狩、東南自保、割臺事件、洋務運動、清末新政、洪憲稱帝、張勛復辟、以及辛亥革命等。黃浚以其廣博的文史知識，悉心搜集的名人書札、大臣奏稿、宮廷邸報、佚文詩帖等第一手資料，相繼綴寫成篇。其所記無論涉及政治、經濟、外交、軍事、文化等重大事件，抑或是對于時政軼聞、儒林風尚、社會世相、人際糾葛的敘述，皆材料詳實、論述完備，“實稱上品”。因其議論時政，臧否人物的篇什，堪為“援引廣博，論斷精確”，每有獨到見解，所以頗受陳寅恪的青睞。

　　陳寅恪寫這首詩，并非一時興會所致，而是立足于對《花隨人圣庵摭憶》的全面了解和準確評判。他的學生劉適(石泉)于抗戰勝利后作《中日甲午戰前后的中國政局》論文，因引述了該書的一些史料，曾受到燕京大學一位教授的非議，認為黃浚以通敵罪棄市，其所作焉能作公開稱引?陳寅恪得知此事，安慰劉適說：只要有史料價值，足以廓清問題，什么材料都可以使用，只看會用與否。先生這種實事求是對待史料的學人風度，及其不以人廢言的科學精神，實為后人楷模。

　　然而，陳寅恪先生絕不是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食古不化的頑固老夫子。當時，面對著國民黨政權的倒行逆施，他也曾拍案而起，仗義執言，為公理、為正義呼號吶喊。

　　1946年12月25日，正當“制憲國大”頒布《中華民國憲法》的同一天，美國海軍陸戰隊上士皮爾遜強奸了北大女學生沈崇，事發之后，平津各地舉行大規模的反美示威游行。也正是在陳寅恪先生寫這首詩的前不久，他還曾為著國民黨當局出動8000余軍警憲特逮捕北京無辜市民、學生事，與北大、清華的朱自清、俞平伯、許德珩等13位知名教授一道，聯袂發表宣言，呼吁政府保障人權。

　　陳寅恪所“深賞”的黃?！队锡⑴_山看杏花詩》，見載于其書中《臺山之花事》一文。臺山是北京西山的一處風景名勝，其地杏花“連塍漫谷，三四十萬株，亙可二十余里”。文章中有個片斷，記敘了作者1930年清明后游臺山時寫的杏花詩，文章僅錄其一聯斷句：“絕艷似憐前度意，繁枝猶待后游人?！?/p>

　　陳寅恪為什么會對黃浚這一句詩如此愛重，乃至于在感懷賦律之余，尚且不惜愛屋及烏，對這個“世人皆曰可殺”的漢奸也報以“今日開編惜此才”的喟嘆呢？對此，其摯友吳宓先生曾說過這樣一段話：

　　“絕艷”指少數特殊天才，多情多感，而性皆保守，懷古篤舊，故特對前度之客留情；“繁枝”則是多數普通庸俗之人，但知隨時順勢，求生謀利，國家社會文化道德雖經千變萬化，彼皆毫無顧戀，準備在新時代新習俗中，祈求滔滔過往之千百游客觀眾之來折取施恩而已。

　　吳宓的說法，切中肯綮，應當是對陳寅恪“深賞”黃浚臺山看杏花詩之心理感應的最佳解釋。作為一位特立獨行的學界哲人，陳寅恪終其一生恪守獨立精神、自由思想，從不因時擇利、曲學阿世，在學術上、道德上保持了崇高的氣節。先生對這句詩的珍愛，乃是從中體察到了不以“繁枝”夸耀世人而清節自勵的高標風范。所以，陳寅恪詩云：“斷句猶牽后死哀”，事實上是他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

　　“見說臺花又發，詩魂應悔不多來。”聰慧穎悟者如黃浚，盡管他寫出了這樣的詩句，但由于此人于民族大義上操守淪落，因而其不得不墮入到萬劫不復的阿鼻地獄。

　　黃浚出生于書香門第，其父黃彥鴻曾為清廷翰林，他自幼隨外祖父讀書，4歲識字，7歲能詩，9歲便可懸腕作擘窠大字，因而自幼乃有“神童”之譽。

　　1902年，年僅18歲的黃浚來到北京，就讀于京師譯學館(今北京大學前身)。因其年少聰慧，頗為在京的陳寶琛、嚴復、林紓等福建同鄉父執所賞識。其后，他又以才名曾受知于當時的政界巨擘梁啟超，乃至于與詩壇領袖樊增祥、傅增湘、羅癭公等人過從甚密。廣泛的社會關系，使得黃浚在北京生活期間如魚得水，更兼之其喜好交結，尤擅攀附名流，由此令他得以有緣與聞前清的政壇掌故，并可從前人日記書札、公牘密電中收集到不少秘藏珍跡。

　　1935年，黃浚得福建侯官同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援引，由北京南下，在南京政府任行政院高級機要秘書。其時，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乃“中國通”，為上海同文書院、東京帝大出身，在日本外交界一向以靠攏軍部、強調對華執武力威脅的強硬態度而著名。為了刺探國府機密，須磨最初以請教漢詩為名，接近黃浚。他見黃以名士自居，經常出入夫子廟為歌女捧場，入不敷出，乃以小恩小惠加以收買，使其按時提供行政院會議有關情報。后來，須磨因故被調回國內，仍由南京總領事館派人與黃保持聯絡。

　　或許，時至此時，黃浚已經意識到了自己陷身泥淖的最終下場，他不敢對人剖白心跡，更沒有勇氣出首以自贖，而是幾次三番地在文章中藉言他人以自我寬解。現存于《花隨人圣庵摭憶》中的《馬叔眉上條陳》、《奸細鑒別不易》等都可映現出他當時的心態。如前篇中所指的馬叔眉，即為李鴻章的幕僚、郎中馬建中。1894年，李派馬赴法國考察西方政治，馬回國后，上書列舉各國政治體制概貌，各辨優劣。條陳傳開之后，一時輿論大嘩，京曹科道群起攻訐，指責李為大漢奸、馬為小漢奸。黃浚從曾紀澤的日記中，全文抄錄了馬建中的條陳全文，然后頓生感慨，將筆鋒一轉，寫道：

　　觀叔眉議論乃殊不滿英美法政制，其所判斷如何?另是一事。而可嘆息者，那京曹所呼之小漢奸，本人卻并不滿意于外國，此等處正自哭笑不得。又可知京曹風氣，凡稍通外國情事者，一遇事變，略當其沖，即被呼為漢奸，此得習慣，由來已久。

　　黃浚的這段議論，與其說是為馬建中抱不平，實際上是在給自己投靠日寇，里通外國的叛逆行徑找托詞。他曾留學日本，其同鄉梁鴻志、詩友王揖唐等，都是當時華北臭名昭著的親日派頭面人物。所以，黃浚對于“漢奸”的議論，實際上乃是其極度緊張、虛弱的一種心境流露。

　　其更有甚者，是當罪行暴露的前不久，黃浚還堂而皇之地撰寫《奸細考》一文，舉秦檜降金之事，直述其事，稱：“秦檜之為奸細，乃由金派歸，撻懶(金軍大將)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見宰執，檜首言，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試窺黃浚之陰暗心理，他自恃既非日本“派歸”，而與南京日本總領事館之間的聯絡又甚為隱秘，所以他在文章中故作此說，一則表白自己，二則轉移視線，希冀僥幸藏身，以圖茍且于亂世。

　　事后看來，當初黃浚投身敵國，也是那種放浪形骸、浮華奢靡的紈绔習氣害了他。其案暴露后，湖南大學教授、黃浚留學日本時期的同學李肖聃先生(李淑一之父)曾在其《星廬筆記》中說：

　　秋岳昔日在北京，喜與貴公子游，聞密購春宮秘戲圖以獻某某；所與交文學貴人，多徇外而鶩名，不能導之以正義。秋岳復不能節欲，敵乃廉知其貪而重賄之，于是人欲竟而天理滅、而賣國，殺身之禍成矣。

　　《花隨人圣庵摭憶》輯事凡423則，總計洋洋45萬言，曾因“其家乃謀印行，以永其傳”，于1943年在淪陷中的北平首次結集，印數極為有限，據說只有一百部。后來，香港曾有人出資翻印過；1983年，上海古籍書店經過校訂增補，曾予影印出版發行。

　　90年代初，現代著名掌故學家鄭逸梅在談到清末“楊乃武與小白菜”一案時，曾評價該書說：

　　史料方面，黃秋岳的《花隨人圣庵摭憶》記載該案累累數千言，列舉私家筆記，考其傳說的異同，又把《光緒政要》中關于楊案的全文，原原本本地照錄下來，再摘取翁叔平、李純客的日記及《東華錄》各諭旨奏折，并加斷語，的確是很詳情珍貴的。

　　陳寅恪先生是較為客觀地評價了《花隨人圣庵摭憶》學術價值的第一人。正是由于他以自己的超卓識見和不囿凡俗的學術眼光，給這部作品予以了中肯合理的評定，由此促成我國近代史研究中這部重要的參考書籍，不致于湮沒在歷史的塵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