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錄序》中說：“一時代之學術, 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 以研求問題, 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敦煌學者,今日世界學術之新潮流也。”

　　敦煌學之所以一直作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而長盛不衰，原因之一是敦煌文獻材料在不斷地公布。

　　雖然說敦煌文獻早在1900年就由王道士在莫高窟藏經洞中發現，但是，敦煌文獻真正為人所知，應當是1909年伯希和（Paul Pelliot）帶著他所得到的敦煌四部古籍的精品來到北京，出示給羅振玉等人。以后，由于羅振玉、蔣斧、王仁俊、劉師培、伯希和、內藤虎次郎等人的宣說和研究成果的刊布，使得敦煌文獻的價值大顯于世。

　　但分散在世界各地的敦煌文獻不是一下子就都發表出來的，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學者們只能象挖寶似的去巴黎、倫敦抄錄或拍照，按自己的興趣來研究。合中外學人綜合來看，其中無疑以王重民先生的成就最大。他編纂或參與編纂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敦煌古籍敘錄》，一直到今天，仍為學界所利用。

　　自從六十年代初英國圖書館和北京圖書館公布主要藏卷后，學者們開始能夠較廣泛地研究敦煌文獻的各個方面。由于中國的“文革”，日本學者在佛典、港臺學者在四部書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七十年代末，收藏非佛教文獻類寫本最多的法國國立圖書館藏卷全部公布，極大地推動敦煌文獻的研究，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學者，利用法圖、英圖和北圖三大館藏資料，在敦煌文獻各個方面的研究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績。

　　九十年代以來，敦煌文獻四大藏家的最后一家──俄藏敦煌文獻開始全面公布，北圖也開始發表內容可觀的未刊資料，而中國各個小館藏的資料也陸續公布出來，其中不乏文獻精品，如北京大學、天津藝術博物館、敦煌市博物館、敦煌研究院的一些藏卷。這些出版物為即將到來的二十一世紀的敦煌學研究提供了許多全新的材料，但敦煌文獻研究要保持其世界學術新潮流的地位，還需要我們思考新問題，利用新方法，做出新的貢獻。

　　首先，在敦煌藏經洞出土文獻即將全部出版的時刻，我們應當著手進行對敦煌文獻的總體研究。照我看來，敦煌藏經洞文獻原是屬于莫高窟前三界寺的圖書，是這個不大的佛教廟宇中供養具的組成部分。我們應當用中古佛寺文獻構成的方式，來復原敦煌文獻的原貌。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任務，是在各個館藏目錄和出版品目錄的基礎上，編輯一個接近原貌的分類目錄。但這要求我們對中古時期敦煌佛教寺院文獻構成和同時期其他地區佛寺收藏的入藏經典和藏外圖書的情形，都有全面清楚的了解。

　　其次，在敦煌文獻全面公布的以后，應當在過去分類整理敦煌文獻的工作基礎上，再提高一個層次。把敦煌文獻，特別是其中的四部書寫本，按比較合理的分類體系來編排，校錄出“定本”，使學術界擁有一個象標點本《二十四史》那樣的本子，把敦煌文獻的研究成果貢獻給各個學科，使敦煌文獻成為人們都可以使用的材料。此外，適應新的學術研究需要，應當在作“定本”的同時，使敦煌文獻電子化，制成電子版的敦煌文獻合集。應當打破市場經濟的觀念，在國家資金或基金會的支持下，使電子版成為世界學界可以利用的新資源。

　　再次，敦煌是出土文獻的一部分，和大體同時代的吐魯番文書關系密切，也和秦漢以來的出土文獻有密切的關聯，因為這些出土文獻雖然有著不同的學術背景，但大多數是代表著地方文獻系統，可以前后發明，左右互補。而且，敦煌、吐魯番仍然不斷出土類似的文獻材料，為敦煌文獻的研究不斷注入活力。因此，應當把出土文獻的特殊整理和研究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加以總結，甚至應當編寫一些教科書，以便不斷培養新生力量，同時也為在基層最早接觸新出土文獻的考古工作者具有最基本的方法和手段。

　　最后，由于歷史的原因，敦煌文獻從一開始就散在世界各地，客觀上也推進了歐美、日本學者在敦煌學領域的研究。由于近水樓臺，不少國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值得我們認真吸取他們的成果。目前，“海外漢學”是熱門，翻譯的著作也出版了許多，但這些翻譯或介紹存在很多偶然性，所譯介的著作缺乏系統性和權威性。敦煌學方面過去譯過不少法文和日文著作，但近年來卻漸漸減少。要做好敦煌文獻的整理研究工作，應當有系統地把國外學者的權威著作和以論文形式發表的研究成果吸收進來，可以用翻譯的形式，也可以用其他的形式，把各國學者的研究成果，熔鑄到新的敦煌文獻整理和研究當中去。

　　只有不斷取用新材料，使用新方面，思考新問題，才能在即將來臨的二十一世紀的學林里，保持敦煌文獻研究的新潮流，讓古老而殘缺的敦煌文獻，煥發出新的活力。

1999.10.31

《中國典籍與文化》2000年第1期“世紀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