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韓國素有“禮儀之邦”的美稱，有著深遠的儒教傳統。

　　儒教發源于中國．它的創始人是孔子（公元前551—479年〕。在漢武帝（公元前140—82年間在位）以前，儒家只是諸子百家中的一家。他以傳授歷史文化典籍，對士大夫們進行修身、齊家、治國等方面的教育，以及為宗法社會制訂各種禮儀制度、道德規范等為主要工作。漢武帝時，接受了當時儒生們的建議，定儒學于一尊，儒學從此取得了官方正統的地位，儒學的一些基本觀念和價值標準與國家宗法制度密切地連結在了一起，具有了絕對的權威性。在中國兩千余年的封建社會中，儒學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的集中的代表者，對于整個中國歷史、文化的發展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關于儒教何時傳入朝鮮半島的問題，眾說不一。一般韓國學者認為，衛滿朝鮮（公元前190—108年），漢四郡時代．漢朝的文物典章制度與學術思想等，已被移植和輸入朝鮮半島，能通中國古典的人已不少。更有的學者指出，據中國史籍《魏略》記載，戰國末燕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3年）時，朝鮮侯王與燕國已有交往。“據當時漢字的傳來，可推測漢字中所包含的儒教思想亦被傳入、習得”[1]。這部說明．韓國的儒教傳統有著悠久的歷史。

　　至三國時代，儒教思想和中國典章制度都已有較大較明顯的影響。高句麗在小林獸王二年（公元372年）時正式建立“太學”，以教授儒教經典的“五經”（《詩》《書》《易》《禮》《春秋》）為主，同時以《周禮》為依據，仿效中國法制，制訂各種律令與社會統治體制。而據現存韓國最古的碑刻資料“廣開土大王碑”的記述，則從高句麗開國君主東明王的治國遺訓：“以道與治”中，即可窺見儒教的影響，而從碑文贊揚廣開土王的治績中，更可看到儒教政治原理的實踐。考史籍，百濟雖無建立儒教大學的記載，但其受儒教“五經”思想的影響也是很早的，而且十分深刻。百濟很早就有“博士”的稱謂．他們主要是精通德教“五經”的“博士”。據日本《古事記》等史書記載，日本最早接觸中國文化是通過百濟的王仁博士。相傳，王仁在日本應神天皇（公元270—313年）時，把《論語》、《干字文》等儒教經典傳入日本。由此亦可見“五經”儒學在百濟時代興盛情況的一斑。據史書記載，新羅先是通過高句麗和百濟接受中國文比的。在時間上較兩國為晚，然而卻有其獨特的發展。新羅真興王二十九年（公元568）立的“黃草嶺碑”中說：“純風不扇，則世道乖真；玄化不敷，則邪偽交競。是以帝王建號，莫不修己以安百姓。”這里“修己以安百姓”一語出自《論語·憲問》，是儒教的一個重要政治理念，可見當時新羅受儒教思想影響已相當深。又，真興王時代創立的“花郎道”，以“事君以忠，事親以孝，交友以信，臨戰無退，殺生有擇”為修養要義，把中國儒釋道思想與韓國傳統思想結合起來，對于韓國民族精神的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

　　新羅統一三國后，進一步加強與唐朝的交流，引進唐朝的文化制度。神文王二年（公元682年）正式成立“國學”，教授儒教經典,以《論語》、《孝經》為最基本的教材。同時,新羅還派遣大量留學生、留學僧人唐求學，涌現出不少杰出的學者、高僧，如《桂苑筆耕集》的作者崔致遠，《往五天竺國傳》的作者慧超等，都是名聞中韓的大學者。新羅、高麗時期的儒教，除了體現于禮教制度方面外，還具有濃厚的三教融會的特征和強烈的文學性，它與麗末傳入的性理學德教有很大的不同。

　　高麗朝后期，隨著程、朱性理學的傳入,儒教在韓國進入了一個大發展的時期。從麗末至整個朝鮮朝，儒學大家輩出，學派林立，理論創新，思想深邃，為韓國的儒教傳統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麗末恭愍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成均館”，任命當時一批著名儒者，如李穡、鄭夢周等講授討論朱子學，于是，“學風由從來以文學為中心者，一轉為以經史理論為中心的學風”[2]。

　　在麗末的儒者中，鄭夢周是最值得提出一談的。他不僅在講解朱子學方面有過人之處，而且身體力行性理學的節義精神，義無反顧地為高麗王朝殉節。他的道德學問得到了麗末鮮初儒者們的高度崇敬，被尊為“東方理學之祖”，甚至有言曰：“吾東方，自箕圣以后，至于麗季，闡開道學，有功斯文，無如鄭夢周之比而。至使人人得知君臣父子之倫，內夏外夷之義者，亦皆夢周之功也。”[3]

　　柳承國教授把麗末儒學分為兩大主流，指出兩派的理論特點分別是：

　　“圃隱鄭夢周一系的學問強調人間內在的本性，以開發萬古不變的人間道德意識為著眼點；但是，三峰鄭道傳系列與其說是對不變之人間性的開發，不如說更強調對應當時狀況的創意的變革，不重觀念的義理道德，而以人間意志之磨煉、知識的開發、鼓吹文化意識等為首務。”

　　同時，他認為：

　　“如言朝鮮儒學思想史之正統，比起鄭道傳一派，鄭夢周一系則更能繼承傳統學脈的淵源。此點可說是韓國朱子學的特色，對韓國精神史造成了極大影響，此種影響并延及后世。”

　　然而，同樣不可忽視的是，鄭道傳一派在襄助朝鮮王朝確立以儒教思想為建國理念方面是起了極大的積極作用的。對于朝鮮王朝推行儒教建國理念，以及由此而取得的社會作用，柳承國教授是這樣來描述的：

　　“從開國的太祖到第三代王太宗，其間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達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第九代成宗時，文物制度皆已確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階層，奠定了朝鮮王朝五百年的基礎。”[4]

　　其中，尤其應當提到的是世宗大王（公元1419—1450年在位），他不僅創造了獨特的韓國文字，并且實現了以禮樂治天下的儒教精神，達到了文化學術發展的鼎盛時期，鞏固了韓民族精神的基礎，因此一直被后世視為學術與政治調和一致的模范而稱頌之、效法之。李朝中葉后，經過多次復雜的政治斗爭，以鄭夢周為代表的理學“道義派”發展起來，并誕生了韓國儒學雙璧的退溪李滉（1501—1570）和栗谷李珥（1536—1584），李朝理學由此達到了全盛時期。他們的理學思想都與當時的政治斗爭、社會現實有著密切的關系，退溪通過理氣性情之辨，為人們提示了正直的真理與行為的標準，給后世以很深的影響，故而有“海東朱子”之稱。栗谷認為。真正的學問必須內基于人倫的德性涵養，外能明物理之治理與富強。因此，他非常強調義理與實利的辯證結合。同時，他在對待其他學派思想時也能在辨正的同時加以積極的融通。他的這些學風，對以后實學思想的開展有著重要的意義。

　　在儒學“正德”、“利用”、“厚生”的傳統學問中，性理學是更偏重于“正德”之學的．因而在其發展過程中，其末流不免陷于空疏、迂腐而脫離現實。朝鮮后期，在當時社會現實的刺激下，受清朝考證學的影響，儒學學風也有所變化。此時，一批儒者推崇陽明學、更注重于“利用”、“厚生”等與社會現實密切相關的學問。他對于韓國社會向近現代的發展發生了積極的影響。

　　綜觀韓國歷史，盡管隨著社會的發展儒教的形式和內容不斷地有所改變，但儒教的基本理念，諸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大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等等，已經深深地根植于韓國文化之中，成為韓國民族精神的基石，而且一直延續至今。

二

　　在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在西洋文明的強烈沖擊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韓國也曾出現過一股激烈批判和否定儒教的所謂“儒教亡國論”的思潮，認為只有拋棄儒教，韓國才能走向近代化。而同時，也有相當一批儒教學者則認為，韓國亡國的原因不在儒教，而在于沒有真正地去實踐儒教的真理。所以，他們主張要認真研究和把握儒教的本質，真正地去實踐儒教，以匡救亡國之恨，并因此提出了“儒教勃興論”。這兩種根本對立的觀點，至今尚在一些人中爭論不休。但我們看到，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超越了這兩種極端論的思維模式，而以開放的、現代的眼光來審視儒教思想，以現實的、可行的態度來繼承儒教思想。

　　讓我們暫時把這些理論上的爭論放在一邊，看一看儒教在現代韓國社會生活中究竟有多少影響。在一本通俗的韓國觀光指南的小冊子中，對韓國的傳統與習俗有如下簡要的介紹：

　　“‘一般韓國人，都不承認他們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達上，卻具有儒家色彩。在社會主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長幼之間的關系、男女之間的關系和朋友之間的關系。在吐會關系的階級組織，則反映出對老人的尊敬、對教育的渴求、對死者的祭祀儀式和繼續擴大家庭的影響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兒童的基本道德。”

　　又，在“宗教”欄中該小冊子介紹說：

　　“大部分國民遵守嚴格的儒教習俗，尤其近年來漸傾向于物質化、非人間化的現代社會中，儒教的價值與智慧逐漸受人矚目。”[5]

　　這本小冊子的簡要介紹，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教在現代韓國社會生活中的現實狀況。事實上，當前在原儒教文化圈內的東亞各國，對于儒學的推崇和儒教在實際社會生活中的影響，無過于韓國者[6]。以下，將就我所見，探析一下儒教在現代韓國社會生活中的種種狀況和實際影響。

　　韓國的成均館相當于中國的闕里孔廟，是儒教命脈延續的象征。在韓國的成均館內，不僅供奉著孔圣十哲和中、韓兩國的歷代儒家著名圣賢，而且至今完整地保存著李朝以來的春秋兩季釋奠禮，乃至于中國的闕里孔廟要在韓國成均館的指導下，重新學回明代的釋奠禮。除春秋兩季盛大的釋奠禮外，成均館還在每月的初一、十五行焚香禮，以表達儒者們對先圣先師的崇敬之心。成均館屬下的地方組織是各地的“鄉校”，各地“鄉校”除實施一般中小學教育外，至今還專門設有一“明倫堂”，對學生進行經書教育和道義宣傳活動。

　　在韓國，人們對于歷史上著名的儒者是十分敬崇的，大力保護他們的遺跡、文物等，供今人瞻仰、緬懷。我參觀過安東河回村柳承龍的故居，他的后代和族人們為緬懷他，自愿集資修建了紀念館，陳列柳氏遺物事跡，供人瞻仰，其精神甚是感人。我還瞻仰過李朝兩位最著名的儒者李退溪和李栗谷的故居和他們講學的書院，烏竹軒和陶山書院中所陳列的文物事跡，無一不激發起人們對這兩位先賢道德學問的崇敬和仰慕，是對今人，尤其是青少年，進行傳統文化教育的極好場所。附帶需要提及的是，韓國現行貨幣中只有三種面額的紙幣（10O0圓、5000圓、1O00O圓），而這三種紙幣上的頭像則分別為世宗大王、李退溪和李栗谷，即此亦可窺見當今韓國社會對儒教的尊崇程度。

　　儒教對于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究竟有多大的影響？儒教倫理思想在現代企業管理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這些問題在東亞各國的學者中是見仁見智，爭執不定，莫衷一是，韓國似乎也不例外。這里，我不想去評判這些不同意見的軌是孰非，而只想指出如下的事實。那就是，在韓國有許多企業積極支持或創辦各類以著名儒者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學研究院”、“國際退溪學會”、“栗谷研究會”、“栗谷思想研究院”、“栗谷文化院”、“圃隱思想研究院”、“陽邨思想研究院”、“茶山思想研究院”等。這些企業支持或創辦此類研究院所的動機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可能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之道有關，而更多的是由于企業主是名儒的后裔、宗親，為表彰先人的道德學問而設立此類研究院的。但是，不管出于何種動機，這些研究院所的創辦，對于推進儒教的研究，造成社會尊崇儒教的氣氛，是有著重要作用的。同時，這也說明傳統儒教在韓國經濟發展后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于一個極重要的地位。

　　韓國學術界研究儒教的學會之多，也是東亞各國少見的。儒教學會、孔子學會、禮學會,以及眾多的東洋文化、東洋哲學、東洋思想研究會、所、院等,都是以研究儒教為主的學術組織。這些學會經常舉行年會和各種研討會，研究儒教的氣氛十分熱烈濃厚。

　　此外，更具特色的是，在韓國歷史上一直有一支從事社會輿論和教化活動、以弘揚和實踐儒教精神為己任的儒林隊伍。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期間，儒林的活動遭到嚴重的壓迫和限制。韓國解放后，儒林們又重新恢復了有組織的集體活動。1945年10月間，25O0余名儒林代表，舉行了“儒道會”成立大會，在成均館內設立“儒道會”全國總本部，在道和市郡，以鄉校為中心，組成地方支部。此外，還有“青年儒道會”、“婦女儒道會”等，把信奉儒教的各方面人士組織起來。據統計，197O年時韓國有“儒道會”地方支部263個，儒林人數約有486500O余名，這股力量在推進以儒教精神進行社會教化方面，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7]。

　　在當今韓國社會的人際關系中，儒教的一些倫理觀念還是很有影響的。韓國人十分注重血緣親族關系，至今堅持同本同姓不得通婚的原則。韓國人也十分看重社會等級身份，朝鮮時代的兩班身份，至今還受到一些人的崇洋，成為部分家長為子女擇婚的一個門第條件。此外，到處可見的宗族會、宗親會，把散居各地的族人們連結在一起，充分體現了儒教注重親親血緣關系的倫理觀念。各種各樣的同窗會、同門會等組織同樣隨處可見，它又是儒教不忘故舊觀念的具體體現。

　　在當今韓國人的家庭生活中，儒教倫理觀也還有著深刻的影響，尤其在那些上層社會的家庭和原來兩班出身的家庭中，這種影響更為深刻。至今大多數的韓國家庭中男子、父親仍居于中心的地位，婚姻也仍以父母之命為主。許多家庭也還嚴格遵守為父母守喪三年的制度，長子在三年喪期內每天晨昏都必需到父母靈前焚香泣哀，而在每年的忌日，則更要到墳前隆重祭奠，以示追念。家庭中，婦女要侍奉公婆，相夫幫子，恪守婦道。一位有相當身份的企業家曾和我談到，他經常到世界各地去做生意，在國內也有各種的應酬，但他幾乎從未帶夫人參加過這些活動，原因就是婆婆不出門，兒媳婦就要在家侍候，而不能隨便隨丈夫外出。

　　為了提倡尊老養老的良好社會風氣，韓國有關部門還對那些與老人同居，贍養老人的家庭，在課稅制度上規定了優惠的政策。例如，報載一有關課稅的消息中說到，子女為了贍養父母，與第一世老人合住時，那么一世一住宅是可以免稅的。現在若是有了新居，即有了相當于一世一住宅的二個住宅時，如果能在一年內將老住宅退出，那么仍按一世一住宅計算，而免予課稅[8]。這種措施，完全體現了儒教尊老敬長的理念。

　　更值得引起人們注意的是，有一些儒教的倫理觀念甚至反映在韓國刑事法的某些條款之中。例如，《論語》中記載著這樣一件事，葉公告訴孔子說：“我們那里有一位坦白直率的人，他的父親偷了別人的羊，他便去告發。”孔子回答說：“我們那里坦白直率的人與你們的不同，父親替兒子隱瞞，兒子替父親隱瞞，直率就在這里面。”[9]這是儒教“孝”的倫理原則的具體體現之一。而我們可以看到，在韓國的刑事法中有著類似的條款規定。查刑事法第9章第151條是關于窩藏犯人與親族間的特例，其中規定說：對于窩藏或幫助犯了罰款和罰款以上罪的犯人逃避的人，將處以三年以下的勞役或1萬5千圓以下的罰款。但是，如果窩藏的是你的親族、戶主或同居的家族，則可以免去上述的處罰。又，刑事法第10章第155條是關于毀滅罪證與親族間的特例，其中規定說：①對于凡是毀滅、隱匿、偽造、捏造他人刑事事件或勞役事件的有關證據的人；②對于窩藏或幫助犯了刑事事件或勞役事件的有關證人逃避的人，部將處以五年以下的勞役或2萬5千圓以下的罰款；③對于以謀害被告人、嫌疑犯、或勞役嫌疑犯為目的而犯了以上兩項罪的人，則將處以十年以下的勞役。但是，如果上述三項中所窩藏的是你的親族、戶主或同居的家族，則可以免去上述各項處罰。而在關于殺害罪的刑法條款規定中則恰好與此相反，即對于殺害親族、戶主或同居家族的犯人的判罪，要重于殺害非親族關系的犯人。

　　有一位韓國學者曾對我說，韓國人現在是思想上西洋化，而在感情上則仍然是儒教傳統的。從以上所列狀況看，這位學者的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

三

　　儒教所以在現代韓國還有如此廣泛和深刻的影響，其重要原因之一可能是與韓國從未中斷過儒教教育事業和活動有關。韓國至今保留著一所以儒教精神為辦學理念的高等學校：“成均館大學校。”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一所儒教大學。他在維系儒教的傳統和對社會（特別是青年）進行儒教教育起著特殊的、重要的作用。因此，對這一教育系統進行專門的、深入的考察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

　　成均館大學校遠追高句麗小獸林王時期的大學為源起，近以李朝太祖六年（公元1398年）建置的成均館為建校之始。所以，該大學校遠求則有1600年的傳統，近計亦已有將近600年的歷史。

　　我們說，成均館大學校是一所以儒教精神為辦學理念的高等學校，這在該大學的《定款》（章程）中，關于辦學目的的條款里，作出了明確的規定：

　　“該學校法人是根據大韓民國的教育理念和儒道精神實施高等教育為目的的。”[10]

　　而在該大學的《學則》（校規）中，則進一步具體說明道：

　　“本大學在教授和研究學術的深奧理論和應用方法的同時，以儒學精神為基礎，陶冶民主教育理念和圓滿的實踐人格，從而達到育成國家指導人材的目的。”[11]

　　再有，在該校儒教大學院的《學則》中，則更提出了使傳統思想現代化和在此基礎上創造新文化的使命。如說：

　　“本大學院根據教育法，繼承我國的傳統思想，特別是以儒學為基礎的韓國傳統思想，并使其現代化。從而創造出一種使全體國民達到共識的新的倫理觀和自主的民族文化，培養出有能力的人材。”[12]

　　為達到以上目的，成均館大學把儒學規定為全校學生的基本教養科目之一。每個進入成均館大學的學生，不論你學的是什么專業學科，在一、二年級內都必需修滿3—4個學分的儒學課。此外，在一般教養科目中，還設有“韓國傳統思想與儒學”、“儒教與現代社會”、“《論語》與東洋思想”等課程，供全校本科學生選修。

　　成均館大學對開設基本教養科目儒學課的說明是這樣寫的：

　　“儒學教育是為了解東方人的人生觀及思維結構而設置的。在此設置儒學科目是為了能動地涵養圣賢的生活態度，宣揚成均人的意識，進而能夠找到民族主體性的契機。”[13]

　　現用于基本教養科目的儒學教材，是由韓國當今最著名的儒學學者柳承國、柳正東、安炳周、李東俊等編寫的《儒學原論》[14]一書。這是一本簡明而全面講述儒學歷史發展與基本思想的優秀著作。本書分五章敘述，此外，前有一序說，后有一結論。

　　“敘說”部分分為兩節，一是介紹儒學的形成，三代文化的淵源和孔子編纂五經；二是分析原始儒學思想的意義及儒學的歷史變遷。

　　第一章也分為兩節，分別介紹儒學的經典：“四書”（《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與“五經”（《詩經》、《禮記》、《書經》、《易經》、《春秋》）。

　　第二章為論述儒學的哲學思想，共分四節。第一節講儒學的形而上學，其中著重探討了“天道與人性”的學說。第二節講儒學的認識理論，其中著重探討了“格物致知論”和“誠明論”。第三節講儒學的價值哲學，作者以“人性論”為價值的本源，以“致中和”為價值的創造。第四節講儒學哲學思想的展開，分別介紹了儒學思想在中、韓兩國發展的概況。

　　第三章為論述儒學的倫理思想，也分為四節。第一節講善的問題，主要分析了“性與善惡”，“善與性情”等問題。第二節講個人倫理，重點論述了“誠與敬”，“仁與行”等道德規范。第三節講社會倫理，則突出了“信與義”，“忠與禮”等道德規范。第四節講儒學倫理思想的變遷，分別介紹了中、韓兩國的倫理思想。

　　第四章為論述儒學的教育思想，也分為四節。第一節講儒學教育的意義，其中高度評價了孔子對人類教育事業的貢獻，論述了儒學教育的根本精神。第二節講儒學的教育目的，作者通過對儒學理想的人文精神的分析，把“啟發人性”與“教化社會”作為儒學教育的根本目的。第三節講儒學教育的主要內容和方法。第四節講東方教育傳統與儒學，分別分析了儒學教育思想對中、韓兩國教育思想的影響。

　　第五章為論述儒學的政治思想，也分為四節。第一節講儒學的政治理想，其中以人道的和平與大同思想為核心。第二節講儒學的政治體制，作者著重強調了“人權”、“良本”、“德治”、“尊賢”等方面的內容。第三節講原始儒家的政治思想，分別介紹了孔子的“正名論”和孟子的“革命論”。第四節則進一步分別論述了上述“名分論”和“革命論”在歷史上的展開。

　　“結論”部分分為三節，探討了儒學與現代社會的關系問題。第一節講近代思想與傳統精神，第二節講儒學的現代的人文精神，第三節講人道主義與現代社會。

　　以上所以對《儒學原理》一書的主要內容進行不嫌其繁地介紹，這是因為人們通過對本書主要內容的考察，不僅能了解當今韓國儒學教育的基本內容，同時也能了解現代韓國學者對儒學思想的理解與把握。

　　成均館大學除規定各科學生都必需修儒學課以為基本教養科目外，更設有專門的儒學大學和儒學大學院，以培養儒學研究和教育方面的專門人材。儒學大學和大學院為此設立了大量的專門性課程，如專業必修課方面有：“學庸講讀”、“論語講讀”、“孟子講讀I”、“詩經講義”、“書經講義”、“春秋講義”、“易經講義”、“禮記講義”等，而在專業選修課方面則有：“論語講義”、“韓國儒學史”、“韓國性理學史”、“孟子講讀II”、“中國儒學史”、“儒教倫理學”、“儒教儀禮演習”、“禮樂論”、“經學史”、“先秦儒學特講”、“儒教哲學演習”、“韓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宋明理學特講”、“實學思想特講”、“諸子選讀”、“現代儒學特講”等。通過這些課程的教學，將給青年儒學學者打下寬厚的專業基礎。

　　在關于“現代儒學特講”一課的說明中指出，本課程“以現代思想的視角考察儒學，分析其見解。在新的高度上展開儒學，并分析其與其他學科的關系與差異之處”[15]。這樣，課程又給予學生們以開放的、現代的眼光和方法去了解、研究儒學，這是十分重要的。

　　韓國現有的儒學教育，不限于成均館大學，上面提到的成均館下屬的地方鄉校，也還承擔著部分中小學學生中的儒學教育。此外，成均館屬下的“儒道會”等組織也還舉辦各種講習班以宣傳儒教思想。如，受幼兒園的委托，舉辦“兒童禮節學校”，對兒童進行尊敬父母、師長教育，并學習一些基本的禮節和行為規范等。類似的活動受到了社會和家長們的歡迎和支持，起到了很好的社會教化的作用。

　　日前，看到一位韓國國會議員金采謙先生在報上發表的文章說：“由于長期受到儒教思想的影響，我們一直認為學校教育就是為了培養秀才，因而都愿意接受人文系統教育，形成了韓國的教育結構偏重于人文系統的局面。”[16]我覺得，這位議員先生在這里把兩個不同的問題混淆了。儒教教育思想確實強調學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第一位，強調為學與為人的一致，但這并不是說教育結構必需偏重于人文系統。如果說韓國的教育結構存在著偏重于人文系統的話，那么主要的責任也應在政府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而不應當推委于儒教思想的影響。

四

　　儒教在現代韓國仍存在著深厚的根基和影響，這是無容爭議的事實。如上所述，經過近一個世紀的反復論爭，目前大多數韓國學者都能正視這一事實，并以積極的態度提出整理、研究儒教思想和探討儒教未來發展等問題。在高麗大學編寫的《朝鮮文化史大系》中對于儒教文化是這樣寫的：

　　“儒教文化在朝鮮盛行了千年，它對朝鮮民族的影響不可低估，它已深深扎根于朝鮮民族的思想意識之中了。”

　　“現在，儒教看起來已是歷史的遺物，但事實卻不是這樣，儒教的長處與弊端已深深地殘留在我們生活底層了。”

　　又如，同大學編寫的《韓國民俗大觀》“序”中，也寫道：

　　“至今，儒教在韓國社會中也占有絕對的比重。……韓國人所具備的純韓國人式的性格、思考方式、行為規范仍以此為準繩，儒教至今仍深深扎根于我們社會的基層。由于儒教仍然在起作用，所以我們需要對此進行大量的整理與批判。”[17]

　　對于如何在現時代條件下繼承和發展儒教思想，是東亞地區各國遇到的共同問題，各國的學者們也都提出了許多卓越的意見和建議。在這方面，我覺得韓國的柳承國教授提出了不少深刻的見解，值得人們思考。如他說：

　　“生于現代的我們，須深深體會經傳中內在的孔子精神，繼承其肯定的、機能的本質。對于過去社會中，因時代變遷而不合于現實的儒教思想與制度予以修正，將之再集合、再構成。”[18]

　　這是主張通過對儒教思想本質精神的把握，根據時代的變遷，重新整合儒教思想，使之適應時代的需要。這一原則是可取的。柳承國教授還說：

　　“不可否認，在當今社會變遷的時候，儒教喪失了過去燦爛的業跡和影響力，但儒教思想不會僅僅因為時代性的制約而終結。因為它包含著永恒的真理，以超時代的精神為依據，所以盡管暫時的社會劇變掩蓋了它固有的真諦，但是它以嶄新的精神放射光芒的端倪已經出現。……今天，在重新發掘、繼承和闡明學術思想精華和真髓的同時，通過與外來思想的融合，創造新文化，就不能不成為韓國儒教的最大課題。”

　　“如果說，現代只有超越東西方思想的分歧，只有互相理解與合作，才能克服東西方遇到的精神的、倫理的和社會危機的話，那么，我認為儒教當前的任務和課題是非常重大的。尤其是對韓國人來說，儒教是傳統精神的中樞，應該用時代的光輝重新照耀它的固有精神，從意識內涵到外在行為和社會結構等各個方面，發揮其恒常的影響，從多方面去探索可以發揚儒教精神的途徑。”[19]

　　盡管柳承國教授強調儒教具有“永恒的真理”和“超時代的精神”，但他對儒教未來發展的設計卻是具有強烈的現代感和開放性。而這正是柳承國教授從儒教精神中體會出來的一種辯證思維方法。他認為，孔子既講“損益”，又講“吾道一以貫之”，這就是“將此變與不變的辯證法構造在歷史上實現”。因而，他又進一步說：“即使在今日，孔子的‘時中之道’，在尋求歷史意識與新的價值觀方面，實為我們提示出一個新契機。”[20]這也就是說，只要人們善于體會儒教的精神，而不是把它當作一種不變的教條，那么即使在儒教思想中，也可以尋找到儒教與現代相結合的理論與方法。所以，對于柳承國教授上述意見，我是非常贊賞的。

　　韓國中央大學的梁承武教授也認真研究了“韓國儒家思想應有的方向”這個課題，并且提出了一套十分具體的方案。首先，他也把適應時代看作是發展儒家思想最基本的原則。他說：

　　“任何思想都應當接受時代的變化，補充新的內容，適應時代的要求，不應成為特定的目的和對象，或為了將現實的矛盾合理化做論證的理論工具。更重要的，要能提出解決該時代內在病理現象的新價值體系、文化體系。因此，韓國儒家今后摸索的方向也應當由此出發才是。”

　　為此，梁承武教授提出了韓國儒家思想應走方向的四點建議：

　　第一是，儒家的體系化。梁教授認為，儒學本身重視實踐，在理論研究上難免有不足之處。因此，“儒家思想的體系化研究，需要將范圍細分，再整理做有廣度、有深度的研究，以現代方法來達成體系化，成為人人可以接近的學問”。

　　第二是，儒家的現代化。梁教授認為，任何學問思想都不能脫離時代，否則即失去其意義。同樣，儒家思想一旦脫離現代社會也就沒有存在之意義。所以，“在現代社會中想要履行儒家本然的道德創造、文化創造的功能，首先必得尋求儒家本身的現代化”。在此，梁教授特別強調方法論上的現代化。如他說：“要成為走在時代尖端，領導時代變化的儒學，不能不追求方法論上的現代化。這不僅是理論上的研究而已，在實際生活上、教化上如果能導入現代方法來展開義理，必能發展出與現實一起呼應的儒學。”

　　第三是，儒家的大眾化。梁教授認為，儒學本來是重視實踐力行的學問，透過日常生活來表現其德國。然而傳統儒家文化主要是士大夫的學問，一般大眾不易接近和了解。因此，梁教授建議：“透過有連續性的、平易的經傳解釋編纂作業、演講、講座、電視新聞、報章雜志等大眾媒體來接近一般大眾，使其容易了解。亦即應當透過現代化方式的解釋和教化，使儒家成為大眾的儒家，活現在大眾之中。”

　　第四是，儒家的組織化。梁教授認為，現代社會的特征是構成組織和運用組織。韓國儒家傳統上也是有其組織機構的，如上文提到的從成均館到地方鄉校和“儒道會”等，但由于受到種種條件的限制，這些組織已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要求。梁教授提出，為使儒家組織活性化和現代化，最重要的是要培養和吸收青年專門人材參加組織，“讓他們在中央或地方所屬的儒家組織機構中從事教化活動，以期活躍擴大儒家的基層”（21）。

　　梁承武教授的見解是十分深刻的，提出的建議也是相當完備的。然而，要實現它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根據我粗粗的觀察，在韓國學術界具有像柳承國、梁承武教授這樣以開放精神、現代意識去審視和研究儒學的學者還不是很多，而抱有某種狹隘民族主義和守舊主義的學者卻也不在少數。同時，由于西方文化的沖擊，經濟發展的壓力，現代物質生活的吸引，要求當代青年接受儒學的思想也是相當困難的，韓國的青年也不例外。因此，要真正實現儒學的現代轉化，成為當今大眾，尤其是青年能夠接受的思想，尚須要經過相當艱苦的努力。

　　綜上所述，通過三個月的匆匆考察，對于現代韓國的儒學，給我留下了如下的印象：

　　第一，韓國是目前世界上儒教傳統保留得最多的一個國家。

　　第二，流行在當今韓國社會的儒教，雖然也有不少內容和形式已隨時變遷了，但總的給人的印象是傳統多于革新。

　　第三，韓國傳統儒教的得以延續不絕，在很大程度上是與韓國儒林的組織化和根植于地方、農村有關。

　　第四，傳統儒教在韓國社會實際生活中仍然起著某種調節社會人際和家庭親族之間關系的積極作用。此外，儒教思想在調節個人所面臨的物質和精神關系方面的意義，也越來越為世人所注意。

　　第五，韓國有關部門開始進行的有關儒教思想對于官僚文化影響的研究，是一個具有非常現實而又有深遠意義的課題[22]。

　　第六，經過韓國學者和一般大眾的努力研究和實踐，韓國很可能率先在東亞各國中創造出一套適應現代社會的儒教理論和實踐原則來。
　　按：本課題研究獲得韓國國際交流財團的資助，以及韓國國際退溪學會和退溪學研究院的大力協助。在此，請接受本人誠摯的謝意。

注釋：

[1][18][20]柳承國：《韓國儒學史》（傅濟功譯），1989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2]同上。

[3]宋時烈（1607—1689）啟文，引自《圃隱鄭先生文集》“續錄卷之三”，1985年韓國回想社出版。

[4]同[1]。

[5]據韓國觀光公社編印出版的“大韓民國旅游指南”。該書編者注曰：“這本小冊的資料，均以1991年4月為準。”

[6]高麗大學編《韓國民俗大觀》“序”說；“至今，儒教在韓國社會中也占有絕對的比重。……所以，在當今現代化、西洋化風潮中，韓國在東洋三國中仍然是一個父家長制、血緣主義最強的社會。”

[7][19]柳承國：《韓國的儒教思想》（賀劍城、李東哲譯），載《孔子研究》1992年第二期，1992年 6月25日齊魯書社出版。

[8]據1992年12月15日韓國《朝鮮日報》第40版所載消息。

[9]《論語·子路》：“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

[10]引自《學校法人成均館大學定款》第1章第1條。見《成均館大學校要覽（’91／92）》。

[11]引自《成均館大學學則》第1章第1條。同上。

[12]引自成均館大學《儒學大學院學則》第1章第1條。同上。

[13][15]見《成均館大學校要覽（’91／92）》。

[14]成均館大學校儒學科教材編纂委員會編，1992年1月30日成均館大學校出版部發行。

[16]原載韓國《中央經濟新聞》1993年5月2日，轉引自中國《參考消息》1993年5月10日版。

[17]《朝鮮文化史大系》與《韓國民俗大觀》兩段引文的譯文，轉引自張敏撰《儒學在朝鮮的傳播與發展》一文，載《孔子研究》1991年第三期，1991年9月25日齊魯書社出版。

[21]梁承武：《韓國儒家思想發展之反思》，載《孔子誕辰2540周年紀念與學術討論會論文集》下冊，1992年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22]1992年10月28日，我參加了韓國行政研究院（漢城，盧貞鉉院長）主持的一個課題論證會，該課題名即為：“儒教與官僚文化。”

原載于《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