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４世紀中葉，佛教由中國傳入高句麗，不久又擴展到新羅、百濟諸國，再經新羅、高麗、朝鮮等朝的弘揚，佛教成為韓國的傳統(tǒng)宗教文化組成部分之一，對朝鮮半島的社會歷史文化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和發(fā)揮了重大作用，并且成為中、日、韓、越等國組成的北傳大乘佛教文化圈的一員，在世界佛教中也具有地位。本文介紹本世紀以來中國和日本學術界對韓國佛教研究的情況，并略及歐美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筆者寡聞，恐不能概全, 祈請學者諒解，歡迎補識指正。

　　中國與韓國是毗鄰的友好國家，佛教一直是兩國宗教文化交流的紐帶。歷朝的中國官方史書和佛教大藏經中都保存了不少有關新羅、高麗等國的佛教資料, 特別是在佛教僧人的傳記總匯里，曾經記錄了一些新羅、高麗僧人的事跡，許多僧人撰寫的佛教著作也被收入了漢文藏經，這些都是彌為珍貴的佛教資料，對研究中韓兩國的佛教，以及兩國源遠流長的佛教文化關系無疑有著重要的利用價值，因之不可忽視。

　? 盡管有著眾多的資料可供學者們利用參考，但是過去我國沒有出現(xiàn)一本專門論述韓國佛教的專著，甚至連一本輯錄韓國佛教史料的資料集也沒有正式出版。于是造成在國際韓國佛教研究論壇上，沒有中國學者的聲音。例如，１９７９年美國的佛教學者蘭卡斯特（Lewis R.Lancaster）編纂的《高麗藏:目錄介紹》（　The Korean Buddhist Canon:A Descriptive Catalogue）中“普通著述”一欄里，一共介紹了４８本有關韓國佛教研究的專著或者論文，里面沒有一本（篇）中國學者的成果。又如日本學者鐮田茂雄于１９８７年所著的《朝鮮佛教史》一書的“參考文獻”里，引用了９７種著述，里面也沒有中國人的著作。這對一個已有千余年宗教文化交流歷史的泱泱文化大國而言，的確太不相稱，佛教界和學術界都為之感到遺憾。

　　清末民初，佛學在中國大地一度復興，與韓國佛教有密切關系的唯識學說曾經受到了學術界的重視，談論唯識一時成為時代思潮之一。但是，這時人們所矚意的唯識理論，主要是從經世致用的角度而發(fā)的，許多人認為唯識學的心識論能夠拯救人心，正教于社會，于是佛學本身的意義被淡化，新羅高僧圓測、元曉等人對唯識學的闡發(fā)，自然也就無人做專門研究了。

　?。保梗矗鼓暌院?，中國佛教協(xié)會會刊《現(xiàn)代佛學》曾刊登了不少佛教文章，但沒有一篇是論述韓國佛教的。佛教協(xié)會曾經組織學者編纂了一本《中外佛教關系史料》，內中有學者撰寫的《中朝佛教關系》一文。不過，這本資料集也沒有正式出版，只是以油印的形式在學術圈內散發(fā)而已，影響甚微。到了１９８０年，這種局面才徹底改變。同年佛教協(xié)會編的《中國佛教》（知識出版社）第一輯中刊出了經過整理的上文。越年《中國佛教》第二輯里介紹了新羅僧圓測。此后有關韓國佛教的文章漸次增多，每年都有幾篇文章面世，據筆者不完全統(tǒng)計，１０余年來，學術界共發(fā)表韓國宗教的文章或譯著２７篇（本），其中有關佛教的著述有１９篇（本），約占總數(shù)的７０％。

　　《中朝佛教關系》一文主要利用了佛教史料，將１０００余年來的中朝兩國的佛教文化交流做了總體上勾勒，由于沒有展開，從學術角度上看，該文所提供的研究線索無疑是很重要的。周琦的《天臺山與朝鮮文化交流》（《東南文化》１９９０年第６期）則彌補了前文所缺的元朝以后的中朝佛教交流情況，將研究往前推了一步。王承禮的《高昌與高麗佛教文化交流的三份文獻》（《學術研究叢刊》１９９２年第４期）研究了高麗僧義天與高昌國沙門尸羅　底之間的三封書信，豐富了這方面研究的內容。１９９３年６月“首屆天臺文化研討會”在天臺山舉行，學者陳景富提交了《中國佛教天臺宗與朝鮮的關系》、何勁松提交了《天臺宗在日本和韓國的傳承與發(fā)展》，此二文對中韓兩國佛教天臺宗的交流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彌補了過去的不足。朱紅星、李洪淳、朱七星三人撰寫的《朝鮮哲學思想史》（延邊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二、三章對新羅僧圓測、元曉、義湘和高麗僧均如、義天、知訥、慧諶幾人的佛教哲學思想做了介紹和分析，牽涉了唯識宗、華嚴宗、天臺宗和禪宗等幾個宗派，指出了他們在朝鮮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做了開拓性的工作。曾慶英的《從幼年天子到佛教高僧》（《歷史知識》１９８７年第２期）、李巖的《“地藏菩薩”金喬覺及其九華山垂跡考》（《朝鮮中世紀史研究》延邊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８年）、袁家耀的《九華山佛教文化》（《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４期）等文都是對新羅僧金喬覺的行跡做了研究。１９９１年９月九華山佛教協(xié)會還邀請國內部分佛教學者召開了“金地藏生平活動論證會”，討論金地藏的生平事跡。這種專門開會討論一個外國高僧的學術討論會，在中國佛學史和佛教史上尚屬首例，這個榮譽首先給了韓國僧人，表明了中韓兩國佛教文化不可分的密切關系。也說明中國的學術界和佛教界已經開始注意到兩國佛教文化交流研究的重要性了，無疑這又是一個新的起點。

　　這一時期，中國大陸治韓國佛教者比較突出、有影響的是黃心川的《隋唐時期中國與朝鮮佛教的交流一一新羅來華佛教僧侶考》（《世界宗教研究》１９８９年第１期）一文。文中主要依據了各種中國史籍，對隋唐時期來華的新羅僧侶做了梳理，詳細考證出新羅時期有１１７人來過中國。這個數(shù)字比韓國學者李能和統(tǒng)計的６４人，日本學者中吉功統(tǒng)計的６６人超出的多的多。文章發(fā)表后引起了中、日、韓三國學者的好評。上海復旦大學王雷泉副教授認為，表明國內佛學研究者在反省中正遂漸擺脫空泛的學風，轉向具體、深沉，更富有特色和個性的道路。日本佛教史專家鐮田茂雄教授說：“明確了在隋唐時代有１１７名新羅僧留學中國的歷史事實，研究清楚了朝鮮佛教是在受中國佛教影響的同時，進行獨自發(fā)展的事實?！保ā段迮_山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１期）韓國大韓傳統(tǒng)佛教研究院院長、精神文化研究院（國立）教授金知見“覺得這篇論文的研究成果真值得獲高評價”（來信摘錄）。現(xiàn)在此文已經被譯成韓文和英文發(fā)表，并且通過了日本著名學者中村元博士、古紹欽博士、鐮田茂雄博士和韓國　泳洼博士、金知見教授共同組成的評審委員會的審定，授予“第四回（屆）國際佛教學術獎”。這是中國大陸學者在國際佛學領域第一次獲得的最高榮譽，說明中國的佛學研究已在國際論壇上開始產生影響，學術研究正在進入世界前列。此文還獲得了中國社會科學院１９９３年優(yōu)秀論文獎，在國內學術界也有一定的影響。

　　黃萬福和陳景福了也是研究韓國佛教有突出成績之人。他們曾經合作發(fā)表了《中朝兩國佛教典籍流通考》（《人文雜志》１９９１年第１期）、《古代朝鮮僧人入華求法請益活動的興起與發(fā)展》（《五臺山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４期）等文，分專題系統(tǒng)地介紹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情況。最近他們出版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一書，這是現(xiàn)代中國學術界寫作的第一本中朝佛教關系的專著。此書約４０萬字，１３章。第１章介紹佛教東漸朝鮮半島；第２章談６－１１世紀時朝鮮僧人入華求法請益的種種活動以及特點；第３章概述朝鮮入華學僧到西域學習的情況及總結；第４章敘述了中朝兩國編輯佛典和流布的情況；第５章講中國天臺宗入朝鮮及其發(fā)展；第６章說中國律宗在朝鮮的傳播；第７章言中國華嚴學在朝鮮的流傳；第８章述密教在朝鮮的研習情況；第９章勾勒了唯識學的傳入活動；第１０章介紹了禪宗東傳朝鮮后的發(fā)展；第１１章總結了朝鮮佛教徒在中國佛教史上的貢獻；第１２章是元代至明初的中朝文化交流；第１３章為中朝佛教藝術交流，包括佛教建筑、造像、繪畫、梵鐘、梵唄及藝術的內容。此外，書后還附錄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一覽表”和“中朝歷史紀年對照表”。可以看出內容是非常豐富的，它不僅描述了中朝佛教文化交流的史實，對一些重大事實還做了考證，例如，關于佛教初傳朝鮮，作者指出根據中國佛教的情況，必須在中國佛教具備一定的規(guī)模之后才可能向外傳播，所以朝鮮的佛教應該在前秦時期，而不是在東晉或曹魏年代。這個結論應是合理的。作者還強調“在中朝兩國的歷史交往中，還沒有哪一項活動像佛教文化交流這樣具有如此的廣泛性、群眾性?！薄俺掷m(xù)時間之長，不獨在中朝兩國間，而且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都是罕見的。”（書第１９頁）

　　此外，國內近年還出版了柳雪峰譯自韓文的《韓國佛教史概說》一書，這是中國大陸出現(xiàn)的第一本介紹韓國佛教的讀物。１９６５年已故的著名歷史學家、哲學家、東方學家朱謙之教授（１８９３一一１９７２）就已經將日本學者忽滑骨快天著的《朝鮮禪教史》一書譯完，此書已由筆者整理完畢，現(xiàn)正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另一本由中央民族大學編撰的《海東入華求法高僧傳》也由該社正在出版。

　　日本和韓國的佛教在歷史上一直有著甚深的關系。古代新羅、高麗曾是日本僧人到中國求法的必經之路，各朝的佛教曾對日本佛教產生深刻影響。近代韓國淪為日本殖民地后，日本的佛教沖擊了韓國傳統(tǒng)佛教。日本學術界對韓國的佛教研究起步較早，至今已有近一個世紀的歷史。１９１０年淺見倫太郎發(fā)表了《高麗版大藏經雕造年代考》，對佛教史上頗負盛名的高麗大藏經做了專題研究。１９１４年高橋護一也發(fā)表了有關高麗藏研究的論文，將此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１９２９年高橋亨撰寫了《李朝佛教》。越年忽滑骨快天的《朝鮮禪教史》出版。此書３２萬余字，共四編，敘述了禪佛教在朝鮮半島的演變和發(fā)展過程，時間達１５００年之久。作者搜集了當時所能見到的各種資料，包括碑刻銘文、研究成果以及中國史書等，并以歷史為經，人物為緯，重點討論了韓國各個不同時期的佛教事件與重點人物，還側重地介紹了韓國歷代帝王與佛教的關系，重要的韓國佛學著作也辟有專節(jié)解說，韓國儒、釋、道三教的關系也有敘評。對日本侵略韓國的史實，作者并沒有避諱，比較客觀地做了介紹，公開承認這是一種侵略行為。此書不足之處在于作者對佛教史實和僧人的評判標準。由于作者是日本佛教禪宗信徒，因之執(zhí)囿于用傳統(tǒng)的判教方式來評定得失，換言之，凡是符合禪宗的本意即加以肯定，不合禪意則加以批評，于是造成了不能對韓國佛教的發(fā)展有全面地了解，韓國佛教在自身發(fā)展中而形成的民族化和地方化的特征反而被抹殺了。表現(xiàn)不出佛教傳入當?shù)?，與當?shù)貍鹘y(tǒng)文化相結合的情況。但是此書仍以資料翔實，重點突出，脈絡清楚、內容廣泛而聞名于學術界，后出的各種有關韓國佛教著作，都將此書列為必備的重要參考書來引用。

　　《朝鮮禪教史》的出版，標志了日本學術界對佛教研究的舊時期結束，新時期的開始。此后的６０余年，日本的韓國佛教又向前邁了一大步，出版了很多著作和一批優(yōu)秀的學者。稍晚于忽滑骨快天的學者今西龍曾經撰寫了《新羅史研究》（１９３３）和《百濟史研究》（１９３４）等著述。新羅、百濟、高麗這幾個朝代正是韓國佛教進入鼎盛時期，所以佛教無疑是研究重點之一。這一時期韓國佛教寺院和佛教美術的研究也已開展，先后發(fā)表了濱田耕作的《佛國寺的石窟庵》（１９３８）、小場恒吉的《慶州南山的佛跡》（１９３８）、杉山信三的《朝鮮的石塔》、輕部慈恩的《百濟美術（１９４０）和齋藤忠的《朝鮮佛教美術考》等文，表明了日本學術界的韓國佛教研究已經具備了相當?shù)幕A。

　?。担澳甏?，日本的韓國佛教研究曾一度沉寂，到６０年代止，學術界的主要成果有末松保和的《新羅史諸問題》（１９５４）和高裕燮的《韓國美術史及美學論考》（１９６３）等少數(shù)幾種著述出版，而且從人名和書名來看，后者很可能是韓國學者的著述。７０年代以后，日本的韓國佛教研究再次進入了繁榮時期，出版了很多這方面的著作。中吉功則是有突出成果的學者之一，他先后出版了《海東的佛教》（１９７３）、《新羅.高麗的佛像》（１９７１）、《朝鮮美術　　道》（１９７９）、《朝鮮回顧錄》（１９８５）等著作，其中《海東的佛教》篇幅較大，講解也較詳細。繼中吉功之后的是鐮田茂雄，他發(fā)表了《韓鮮佛教寺史》（１９８０）、《朝鮮佛教史》（１９８７）、《新羅佛教史序說》（１９８８）、《朝鮮佛教寺院》（新羅篇、百濟篇各一本）等書。其中《朝鮮佛教史》是日本學術界推出的第一本具有概論性的通史著作，概述了韓國佛教的傳入到現(xiàn)代韓國佛教的１０００多年情況，內容豐富，涉及了佛教很多內容。作者主要依據了中、日、韓三國保存的佛教資料，概括出韓國佛教的護國性，綜合性和復雜性等幾個特點，并且立了專節(jié)講說韓國佛教與中國及日本佛教的交流及其相互影響，有一定的意義?！缎铝_佛教史序說》一書則發(fā)揮了作者治華嚴學的特長，對新羅僧、華嚴學者義湘的研究篇幅占了一半以上，以義湘的生平研究為重點，指出義湘在中國華嚴學和新羅華嚴學的研究史上有著不可泯滅的貢獻。除了上述二人之外，日本學者發(fā)表的韓國佛教著述還有葛城未治的《朝鮮金石考》（１９７４）、江田俊雄的《朝鮮佛教史的研究》（１９７７）、源弘之的《韓國凈土教研究序說》（１９７８）、田村圓澄的《古代朝鮮佛教與日本佛教》等書。７０年代以后，一些韓國學者的佛學研究著作也先后在日本發(fā)表或譯出?？傊?，據筆者不完整統(tǒng)計，現(xiàn)今在日本出版的韓國佛教學術著作計有４４本（篇），其內容涉及了多種領域。

　　歐美等國的佛學界對韓國的佛教研究也有一些。比較重要的首推蘭卡斯特的《高麗藏：目錄介紹》。此書共８００余頁，篇幅浩繁，其中絕大部分內容是將高麗藏目錄用韓、漢、巴利、梵、日等文字排比出來，附上作者和翻譯年代，對研究藏經的檢索有很大的幫助。書后還附有一些研究韓國佛教的古籍目錄和近現(xiàn)代學者撰寫的論文目錄和書目。不過，關于戰(zhàn)后韓、日學者的書目，作者少有涉及，看來作者對現(xiàn)代世界學術界的研究情況還是掌握不夠的。另外幾本書是史密斯等人翻譯的、旗田巍撰寫的《高麗史》（A History of Korea ,１９６９）和Ｈ.威廉寫的《高麗史》（１９７１）。在都木林主編的《當代世界佛教》（The Buddhinism in Monden，World,１９６９）一書里也辟有韓國佛教的專章，主要介紹的是戰(zhàn)后的韓國佛教。

　　以上概述了當代中日的韓國佛教研究情況，可以看出日本由于有長期的研究,現(xiàn)在仍然處于較前的地位.不過,以現(xiàn)有的成果來看,日本學術界所使用的資料還主要是佛教的著述，即中、日、韓僧人及學者撰寫和輯錄的《高僧傳》、《續(xù)高僧傳》、《三國史記》、《三國遺事》、《東國通鑒》、《東師列傳》、《西域中華海東佛祖源流》、《朝鮮寺剎史料》、《朝鮮金石總覽》、《東國　地勝覽》等基本史料。這些資料對韓國的佛教研究無疑是最重要的。但是，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對學者也會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別是研究古代三國的佛教，利用中國保存的資料更顯的尤為重要。了中國所保存的漢文佛藏外，在藏外書籍，特別是一些碑文、地方志和類書中還應能見到這方面的資料，這就需要我們去進一步挖掘和整理，只要整理出來，就能將研究往前推進一大步。此工作現(xiàn)已有人正在進行，對學者來說是個福音。當前，韓國學的研究正在我國興起，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了“韓國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成立了“韓國文化研究所”、北京大學也成立了“朝鮮文化研究所”、吉林大學、東北師范大學、延邊大學、遼寧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山東大學等院校也成立了相應的研究機構。中國學者正面對著美好的末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