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們中國學術界來說，對國外Sinology（中國學或漢學）的關注和研究，正在成為一門引人注目的學術。它意味著我國學術界對中國文化所具有的世界歷史性意義的認識愈來愈深化；也意味著我國學術界愈來愈多的人士開始意識到，中國的文化作為世界人類的共同的精神財富，對它的研究，事實上具有世界性。——或許可以說，這是二十年來我國人文科學的學術觀念的最重要的轉變與最重大的提升的標志之一。

　　“國際中國學（漢學）”就其學術研究的客體對象而言，則是中國的人文學術，諸如文學、歷史、哲學、藝術、宗教、考古等等，實際上，這一學術研究本身就是中國人文學科在域外的延伸。所以，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學術成果，都可以歸入中國的人文學術之中。但是，作為從事于這樣的學術的研究者，卻又是生活在與中國文化很不相同的文化語境中，他們所受到的教養，包括價值觀念、人文意識、美學理念、道德倫理和意識形態等等，和我們中國文化很不相同。他們是以他們的文化為背景而從事“中國文化”的研究，通過這些研究所表現的價值觀念，從根本上說，是他們的“母體文化”觀念。所以，從這樣的意義上說，“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學術成果，其實也是他們“母體文化”研究的一種。從這樣的視角來考察，那么可以說，這是一門在國際文化中涉及雙邊或多邊文化關系的近代邊緣性的學術，它具有“比較文化研究”的性質。

　　遺憾的是，目前常常有人誤解了這一門學術。他們以為，信手拈來一兩本外國人論述中國的書，或者在座談會上聽點外國人談論中國的消息，就是“國際中國學（漢學）”了。這當然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能夠介入這一學術的相關層面而造成的。實際上，“國際中國學（漢學）”不是一些片斷的情報信息，它是一門學科，具有確定性的學術內容。一般說來，它具有如下的學術層面：

　　第一，本學科需要研討中國文化向域外傳遞的軌跡和方式。中國文化向域外的傳播，構成國外對中國文化研究的基礎。文化的傳遞可以有多種方式，其中，有人種的、典籍的、宗教的方式，以至現代有電子傳媒。但是一般而論，文獻典籍的傳播，成為了文化傳播最主要的載體。因此，作為“國際中國學（漢學）”，它的基礎性的研究，就必須以原典性的實證方法論，解明中國漢籍向世界的傳播，探討這種傳遞的軌跡和方式，并從事收集、整理和研究相關的文獻。失卻了這一基本性的功能，所謂對“國際中國學（漢學）”的研究，都是無根之木，無源之水。其實，一個人文學者，假如他的一生從未做過基本資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那么，他的所謂的學術，便是大可懷疑的了。

　　第二，本學科需要研討中國文化在對象國文化語境中的存在狀態即對象國文化對中國文化的容納、排斥和變異的狀態。任何一個外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的觀念和他的方法論，都受制于他的母體文化；而他的母體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交會接觸的層面，便是造就他們的中國文化價值觀的最重要的區域。這樣形成的“中國文化價值觀”便支撐著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有的時候，有些“中國學”家的研究，使中國學者感到不可理解（這里只是就學術范疇討論，不涉及政治層面），這是因緣于他們在接受中國文化時形成的“文化的變異”所造成的。因此，研究在異國文化語境中的中國文化的變異，便命定地成為“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學術范疇中的內容了。

　　第三，本學科需要探討世界各國（對具體的學者來說，當然是特定的對象國）在歷史的進程中在不同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中形成的“中國觀”。從宏觀的角度看，“中國觀”并不一定只有“中國學（漢學）家”才有。只要中國存在和活動著，中國之外的許多民族和國家，在不同的層面上，都會有對中國的觀念。這些中國觀念，在不同的時期，會對各國的“中國學（漢學）家”產生重大的影響的。盡管許多的學者標榜自己的“學術獨立”，但是，無論是“順時思維”或者“逆向思維”，任何學者都不可能離開他現時生存的環境而獨立地生存，因而他的思維，必定具有特定時期的社會總體思維的烙印（公開的或隱蔽的、精致的或粗糙的……）。例如，我們現在指證二十世紀的國際“中國學家”中，幾乎沒有哪一位是不受他所生存的時代的“中國觀”的影響的。只有在總體上把握了特定的對象國的各種“中國觀”的形態與特征（尤其是主流“中國觀”的形態和特征），才能在對特定國家的“中國學”的論述中具有理論的深度和寬闊的視野。事實上，從世界文化研究的范疇來考察，“國際中國學（漢學）”中的對象國的“中國觀”的研究與闡發，本身就構成了特定國家的“中國學（漢學）”的重要的內容。因此，無論是作為一門獨立的學術，還是只是進行這一學科中的某一具體問題的研究，為了準確地（即科學地）把握和闡述客體對象，對特定對象國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的“中國觀”及其歷史源流的研究，應該是“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必不可缺的內容。這幾乎成為考量一個“國際中國學（漢學）”的研究者的學術水平的基本標準了。

　　第四，本學科需要研討世界各國學者對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中進行研究的具體成果和方法論。關于這一內容的意義和價值，是無須再討論的。但是，依據當前“國際中國學（漢學）”界的實際狀況，指出下列的問題仍然是具有意義的——這就是不要把對象國的次流學者的觀點，當成是對象國“中國學”的主流性觀點；更不要把對象國一個學者的觀點，當成是對象國“中國學”的普遍性觀點。二十余年來，我們曾經為自己這種在學術上的無知，鬧出了好幾個“笑話”。我以為研究者只要遵守兩個基本的學術原則，這種狀態是完全可以不發生的——一是把對任何國家的“中國學”的研究要認真地作為“研究”來對待，即所謂的“研究”不是任意的揀拾外國人的“字紙”，研究者必須對特定的對象國的“中國學”進行“學派”和“學派的譜系”的研究，起碼也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礎上，再來進行整體的或個別的研究。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認定各國的“中國學家”們在他們自己國家的學術譜系上的地位，才可以避免我們的無知。二是研究者必須以忠誠于學術的心態來從事研究，不要試圖用學術來謀求實際的功利。有的時候，我們明明知道對象國的某位學者，其學術水平并不很高，卻偏要在我們的雜志報紙上說“××國中國研究的權威學者”，迎風拍馬，以求私利。甚至弄到對方專門申明。這實在是一種學術的腐敗。

　　根據學界同人的共同的學術實踐，上述四個部分，應該是構成為“國際中國學（漢學）”的最主要的學術內容了。從事這一學術的研究，要求其研究者具有超越國別文化研究的相對寬闊和深厚的知識結構：既必須具有本國文化的素養，包括相關的歷史哲學素養，又必須具有特定對象國的文化素養，同樣也包括歷史哲學素養；既必須具有關于文化史學的科學理論素養，又必須具有兩種以上語文的素養，本學術的研究者必須具備很好的漢語文素養，同時也必須具備對象國語文的素養。事實上，我國學術界已經造就了一批具有這樣的學術水平的研究者。九十年代以來，我國學術界“國際中國學（漢學）”的蓬勃的發展，與學術隊伍的建設，已成相輔相成之勢。

　　我國學術界在創造“國際中國學（漢學）”的學術道路上，已經走過了荊棘之路，在進入九十年代以來，終于成為了一門“顯學”。回想七十年代后期，當我們在“國際中國學（漢學）”的研究中剛剛起步的時候，鄧廣銘教授曾經特意鼓勵我說：“你一定要把這個研究堅持下去……這個領域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堅持十年，必然會有很大的成果的！”。現在，二十年過去了，在中國大地實現著本世紀最偉大的變革的步伐中，中國學術界以自己艱苦的努力，終于造就了“國際中國學（漢學）”這一獨立的學術，并進入了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的前沿。當我們在迎接新世紀的曙光的時候，回顧這一學術的形成與發展，提升自己的學術認識，這對于在未來深化這一學術，將會是很有益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