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在《詩經》國風中，約有近百首詩實際上是中國上古祭祀樂歌的歌詞（祭詞）。雅、頌詩多為商周上層社會的祭禮樂歌，國風這部分詩篇則是下層社會（國人）的祭祀樂歌。以往《詩經》學的認知困境：由于東周五個多世紀的“禮壞樂崩”，形成回溯性研究的認識屏障。這導至兩千年來注釋者的猜謎狀態（平均一詩十解）。本書找到一個擺脫困境的契機：通過對其他民族祭祀儀式與古代中國祭祀制度的比較研究，獲得找回國風祭詞本義的認識線索。本書據此正面解讀《詩經》國風60首詩篇。

　　本書已初步構建一個視野更加開闊、方法更加嚴謹的《詩經》研究路徑。本書對60首國風祭詞本義的發現與證明，應是漢代以來《詩經》研究的重要進展。

 

作者簡介

　　張巖，男，1954，祖籍江蘇鹽城，北京市藝術研究所。主要論著：《簡論漢代以來詩經學中的誤解》（《文藝研究》1991年第1期），《對孟姜女傳說的再認識》（《文藝研究》1991年第6期），《原始社會的收獲祭禮與詩經中有關篇章》（《文藝研究》1992第年第6期），《外婚制與人類社會起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6期），《社會組織與親屬制度研究》（《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1期，獲北京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結盟事件：部落與早期文明》（《中國人類學評論》第12輯）。《圖騰制與原始文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山海經與古代社會》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從部落文明到禮樂制度》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審核古文尚書案》中華書局2006年，《文明起源：從原始群到部落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

 

目　錄

　　第一章　詩經學認知困境
　　第二章　祭祀儀式基本特征
　　第三章　注釋前的準備性研究
　　第四章　國風祭詞選釋（上）
　　第五章　國風祭詞選釋（中）
　　第六章　國風祭詞選釋（下）
　　第七章　學術史個案研究（上）
　　第八章　學術史個案研究（下）
　　第九章　注釋質量的甄別
　　附錄1　《詩經》60首詩篇注釋質量甄別資料
　　附錄2　主要征引文獻
　　后記

 

序　言

　　一

　　在《詩經》國風部分，有百余首“詩旨失傳”（姚際恒《詩經通論》）的“疑難詩篇”。尋找這些詩篇的本義（詩旨），是漢代以來《詩經》學的主要工作。此項研究的基本特征是“一詩十解”，也就是在兩千余年來（包括民初學者的“情詩說”）平均每首疑難詩篇出現十個左右彼此不同的傳統解說。這是胡適先生準確指出的“猜謎”狀態。

　　這種情況的成因，是在西周與東周之間以及東周數百年間劇烈且曠日持久的社會變遷導致中國古代文化傳承的完整性發生消損。消損發生后，人們已經不知曉這些詩篇的產生時代（包括該時代的社會形態、制度和宗教觀念）及其產生之初的性質與用途。這是漢以來學者在“詩旨失傳”后重建詩義的認知困境。《詩經》雅頌部分大多數詩篇不存在這種情況。

　　詩本義為A，非本義性質的詩義解說為B。當B類注釋與詩文字面含義發生抵牾，漢代以來注釋者發展出一套“強經就我”的方法。例如，借助“比興解詩法”，注釋者不僅有理由將詩文中任何語句（甚至是通篇詩文）判定為比喻性內容，并可隨意選擇“比什么”。再如改字為訓、增字為訓等等。依據本書第七和第八章（學術史個案研究上、下）的舉證，可以通過大量案例清楚地看到，這是一個在認知困境中捉襟見肘、苦苦求索的悲劇性學術史。

　　二十多年前（1988年），筆者在閱讀弗雷澤《金枝》時注意到，《詩經》中一些詩篇與一些原始民族的祭詞內容和祭祀觀念比較接近。于是在二者間作更細致的對比分析。由此得出初步判斷：《詩經》中至少有幾十首詩實際上是我國上古（夏商西周）祭祀樂歌的歌詞。此判斷表明《詩經》整體內容應有的一致性：雅頌詩篇主要是商周上層社會所用祭祀樂歌，而國風這部分詩篇則是下層社會（國人）的祭祀樂歌。

　　此事令筆者感到非常震驚，這意味著漢以來研究者對這部分詩篇的詩旨解讀有可能完全搞錯。我曾寫過兩篇文章對上述判斷作簡要說明。第一篇是《簡論漢代以來<詩經>學中的誤解》，（《文藝研究》1991年第1期，《新華文摘》1991年第3期轉載，人大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1991年第5期轉載），第二篇是《原始社會的收獲祭禮與<詩經>中有關篇章》（《文藝研究》1992年第6期）。

　　由于問題十分復雜，完成相對完整的證明尚需進行許多艱深的基礎研究。一是對部落社會的研究，包括部落制度和原始宗教觀念的構成和起源、祭祀儀式的存在范圍及其基本特征；二是中國古代文明在部落社會基礎上的形成歷程，禮樂制度的性質和特征，祭祀儀式在禮樂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以及古代中國祭祀觀念的構成情況。

　　由于這兩項研究的既有成果遠未達到相對成熟的水平，我只能通過閱讀文獻熟悉這些領域并自己動手展開研究。比如人類學方面的長篇論文：《外婚制與人類社會起源》（《社會學研究》2006年第6期；《中國社會學》第七卷轉載）、《社會組織與親屬制度研究》（《社會學研究》2008年第1期；《中國社會學》第七卷轉載，獲北京市第十一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和《結盟事件：部落與早期文明》（《中國人類學評論》第12輯）。

　　要之，我的研究始于二十多年前關于《詩經》祭詞本義的一個初步判斷。在為解決此問題所進行的準備工作中，我已完成一系列相關研究。包括十幾篇長篇論文和五部專著（《圖騰制與原始文明》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山海經與古代社會》文化藝術出版社1999年，《從部落文明到禮樂制度》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審核古文<尚書>案》中華書局2006年，《文明起源：從原始群到部落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下面概述本書基本內容。

　　（二）

　　第一章（詩經學認知困境）：介紹此項研究的緣起、主要思路和已完成的準備性研究。簡述《詩》在周代禮樂制度中的主要用途以及傳統《詩經》學的認知困境?？疾鞚h以來《詩經》學者研究方法和注釋結論中存在的悖謬。討論對《詩經》注釋質量進行嚴格甄別的客觀標準。在前人基礎上歸納《詩經》學主要方法、認識途徑和認識素材。

　　第二章（祭祀儀式基本特征）：簡要說明祭祀儀式在世界各民族的普遍存在及其研究背景。用三個步驟完成正面解讀《詩經》的準備工作。前兩個步驟是歸納中國之外（古代印度、埃及、希臘、希伯來以及東北亞近代原始民族等）較早期祭祀儀式及其宗教觀念的主要特征，第三個步驟依據先秦文獻考察祭祀儀式在古代中國禮樂制度中的存在情況、儀式特征及其社會功能。上述研究表明：在我國與其他民族早期祭祀之間，在儀式程序和宗教觀念等方面存在許多彼此對應的共有特征（包括一些細微末節的相近或相同）。由此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合理性依據。

　　第三章（注釋前的準備性研究）：討論“子”字（在《詩經》六十余首詩中出現二百余次，是其通篇含義的核心內容）的初文與初義。對本書討論過的祭祀案例的一般特征作現象歸納，其焦點是祭祀情境和祭詞內容。

　　第四、五、六章（國風祭詞選釋，上、中、下）：在本書此前研究基礎上逐字逐句正面解讀《詩經》國風部分（準確說，其中還包括小雅部分兩篇）的60首詩篇（祭詞）。

　　第七和第八章（學術史個案研究，上、下）：針對本書已完成注釋的《衛風·有狐》等六個案例，考察漢代以來《詩經》學研究“紛紛無定解”（一詩十解）的“猜謎”狀態。由本書附錄1（《詩經》60首詩篇注釋質量甄別資料）可以了解到，上述“猜謎”狀態普遍存在于本書已注釋的60首詩范圍內。兩千余年來，許多優秀學者一直在試圖糾正舊說的謬誤，但又無法擺脫另立新說的捉襟見肘。這是在認知困境中苦苦求索的悲劇性學術史。

　　第九章（注釋質量的甄別）：本章前兩節討論《詩經》研究的兩個基本路徑。

　　一是據史求義（第一節、據史求義的主題甄別）：（1）對先秦文獻全部相關史料進行完整的歸納、疏理，以此作為判斷疑難詩篇主題屬性的重要前提。這些禮樂制度方面的歷史證據雖不能確定《詩經》疑難詩篇是什么，但卻足以確定這些詩篇不是什么和更可能是什么。（2）更加開闊的認識視野和更加縝密的認識步驟。在人類歷史的大背景中展開研究，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使用其他民族的古代史和民族志材料。

　　二是據文求義（第二節、據文求義的客觀標準）：（1）采用歐陽修（《詩本義》卷八）提出的注釋原則：“必因其言、據其文以為說。舍此則為臆說。”（2）闡述據文求義原則的理論依據和實踐規范：要求注釋者對《詩經》文本（語義和字義原有情況）作為客觀對象給予足夠的尊重。（3）在本書注釋環節嚴格恪守這一原則。

　　據史求義和據文求義既是《詩》本義的探求途徑，同時也是《詩》本義的證明途徑。本章第三節簡要陳述本書已經完成的據史求義步驟。本章第四和第五節（注釋質量的具體甄別，上、下）在此前研究基礎上進一步討論對《詩經》注釋質量進行嚴格甄別的客觀標準。依據五個標準對注釋質量進行具體甄別。甄別對象包括傳統注釋結論和本書注釋結論，甄別范圍是本書已完成注釋的60首詩篇。

　　傳統《詩經》學主要存在兩個問題。

　　其一，從來沒有完成過一次足夠完整、嚴謹和客觀的據史求義過程。不僅如此，漢（魯齊韓毛）、宋（朱熹）以來一些學者為給其詩旨判斷提供合理性，都進行過系統性的曲解史料和虛構歷史，包括漢儒提出的“王官采詩說”、“風雅正變說”和“美刺解詩法”，還有朱熹對孔子“思無邪”的刻意曲解以及胡適先生所說的“《詩經》不是一部（神圣）經典”。

　　其二，當疑難詩篇字面含義對注釋者的給定詩旨構成障礙（解不通），傳統《詩經》學注釋者選擇“竄改經文以就己意”。其竄改《詩經》文本的主要途徑：采用“比興解詩法”改變語義（具體是將不合己意的詩句轉化為“義無所取”的發端語或比喻性內容），用借字釋義（濫用通假）或牽強注釋改變字義（就甲通乙則訓為丙，就甲通丁則訓為戊）。

　　上述甄別提供一組反差鮮明的具體數據。例如，在60首詩范圍內，傳統注釋結論中共有40首詩（88字，實際出現字數是140余字）存在借字釋義和對字詞含義的牽強注釋。本書則是將40首詩中的140余字全部改用先秦字義進行注釋。再如，在60首詩范圍內，傳統注釋結論中共有37首詩存在比興類注釋，共涉及200個詩句。本書則將這200個詩句全部作為詩文中具有實際意義的內容納入注釋結論。這些甄別數據可以明確展示本書注釋與傳統注釋在注釋質量方面一優一劣的顯著區別。

　　（三）

　　本書的研究起點是找到一個擺脫兩千余年來《詩經》學認知困境的契機：通過對其他民族祭祀儀式與古代中國祭祀制度的比較研究和分析歸納，由此獲得找回這部分疑難詩篇本義（祭詞）的認識線索。這些線索存在于傳統學術回溯性研究的“盲區”之中。本書已經初步創建了一個視野更加開闊、方法更加嚴謹的《詩經》研究途徑。本書對60首國風祭詞（包括小雅部分兩首）本義的發現和證明，應是漢代以來《詩經》學研究的重要進展?！对娊洝分幸呻y詩篇的大致數量是一百二三十首，還有許多工作有待展開。

　　本書研究應歸入歷史學，屬于古代史和古代社會的認識范疇。在古代社會結束后，其研究者面對的首要問題是由于時過境遷導致的認知屏障。不僅漢代以來的中國古典文獻研究者受困于大跨度時間阻隔的藩籬，在西方古典學研究中也存在同樣的境遇。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最容易發生的失誤就是以今例古。針對此類問題，法國學者庫朗熱（1830－1889）強調指出：“閱讀記載過去時代的東西，要用他們自己的眼睛，不要用我們的眼睛?！?/p>

　　庫朗熱《古代城邦——古希臘羅馬祭祀、權利和政制研究》一書撰寫于150余年前，是西方古典學具有持久影響的重要著述。盛洪先生在對該書的書評中注意到，庫朗熱描述的西方上古歷史與中國上古史“驚人的相似”（《中國與西方是如何分道揚鑣的》，《讀書》2014年第5期）。其主要相似點，是祭祀儀式在整合社會組織和維系社會運行方面的重要功能：“在古代社會里，祭祀是聯系社會的紐帶。”（《古代城邦》，譚立鑄等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頁）

　　限于篇幅，本書沒有正面討論祭祀儀式在西方古代社會的重要功能?！豆糯前睢返难芯拷Y果表明，在希臘、羅馬的早期社會中，各級社會組織（例如家庭、氏族、部落、城邦等）都有其固定舉行的祭祀儀式，祭壇和神廟是社會組織的中樞，參與祭祀是社會成員的合法依據，主持祭祀是各級首領的首要身份（是其行政權力的宗教依據）。在祭祀者宗教觀念中，祭祀儀式的饗食環節是人與神的“共餐同飲”。城邦在開戰之前要舉行祭典祈求神佑，甚至載著神像投入戰斗（動員士氣，號令軍陣）。我國古文獻《左傳》所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很大程度上同樣適用于希臘和羅馬的早期社會。這是古代社會的“神權政制”。

　　庫朗熱在書中簡要討論了古代希臘和羅馬城邦的由來：“部落聯合之日，也就是城邦形成之時?！保ā豆糯前睢罚?17頁）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古史判斷：更大規模古代社會的形成基礎是彼此獨立的小型部落社會。涂爾干是庫朗熱的學生，其《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書是對庫朗熱上述判斷的拓展性研究。該書具體考察澳洲原住民（近代最原始的人類成員，處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部落社會的祭祀儀式（Intichiuma），將其確認為古代社會“高等宗教”（祭祀制度）的形成基礎。

　　莫斯和于貝爾是涂爾干學派的重要成員，他們合著的《獻祭的性質與功能》一書是對庫朗熱相關研究的補充。庫朗熱《古代城邦》主要研究祭祀儀式在希臘和羅馬早期社會中的重要功能（社會紐帶），《獻祭的性質與功能》一書則在更大范圍內正面考察祭祀儀式的構成情況與共有特征。該書將吠陀時代印度獻祭作為“研究基礎”，并提供與之相關的輔助性案例（主要來自古代希伯來、希臘和羅馬的傳統宗教）。通過對各民族祭祀儀式的比較研究，該書最終確認在世界范圍內的早期祭祀具有“類的統一性”?？梢赃@樣說，莫斯和于貝爾的上述研究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證據基礎和方法范例。

　　（四）

　　在以百萬年計的時間內，早期的人類生活在動物性群體中（類似黑猩猩的多雄多雌群）。從這個起點到部落社會，再從部落社會到古代文明，西方學者的此項研究始于十九世紀中期，其學術重鎮主要在英國（古典人類學）和法國（從庫朗熱到涂爾干社會學年鑒學派），還包括博厄斯進入美國之前的摩爾根。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此項研究逐漸冷落下來。其原因很多，包括古典時代早期文獻的匱乏。這是庫朗熱在試圖重建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形成歷程時已經面對的局面。

　　在地中海沿岸及其以東地區，相繼形成規模不等的若干個古代文明（包括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希伯來、希臘、羅馬、印度等）。隨著社會規模的擴大，這些古代文明不可避免地擠在一起，其勢力范圍彼此交接。因此出現更多的戰爭和更加劇烈的社會動蕩、變遷，進而導致早期文獻的嚴重散失（包括一些早期文字成為不再使用的“死文字”）。

　　中國古代文明（夏商西周）形成于“遠東”，周邊無匹敵。東周數百年的主要戰爭發生于西周王室冊命的諸侯之間，秦、漢帝國建立在周王朝的疆域之上。中國的文字從未斷絕使用。漢武帝獨尊儒術，專立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博士。自此以往，這些文獻一直是主導中國文化的神圣經典和顯學。因此，雖經長期戰亂和秦火，中國古代文明的文獻保存（包括文字的可辨讀性）要相對更好一些。

　　由于上述原因，中國學者研究古代社會的文獻條件也要相對更好一些。比如說，漢代以來的《詩經》學研究者雖然誤解了大部分國風祭詞，但畢竟文獻本身被高質量保存下來，畢竟其文字仍然具有很高的可辨讀性。這是后人可以解決問題的起碼條件。我們可以通過先秦文獻據史求義，可以通過高質量保存下來的《詩經》文本據文求義。

　　當然，中國學者的文獻條件只是“相對”更好一些。為解決《詩經》學認知困境，我們有必要在世界范圍內去尋找認識線索。在中國和西方（包括中東、埃及和印度等）的古代文獻中，還有許多可以彼此印證、相互闡發的制度內容。在解決我們民族古文獻研究的認知困境過程中，當代中國學者有條件推動人類社會古代歷史的研究進展。

　　基礎性科學研究的途徑是探索與求證，是將客觀現象轉化為可靠知識，將未知轉化為已知。但是，如果遇到隱藏在已知表象之下的未知，就會給研究者平添一份額外的困難，也會給此類成果的認可帶來更多障礙。在現代科學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此類情況屢見不鮮。在“國學”和《詩經》學研究領域，本書的研究亦屬此種情況。

　　在現有科學領域中，考察任何一門學科是否成熟的重要標志，是該學科的研究方法中是否具備有效的收斂機制，包括證明和證偽方法的是否嚴密，包括一些不著邊際的謬見是否可以被有效排除。筆者在本書中提出五個《詩經》注釋質量甄別標準，就是為約束研究者的主觀隨意性，用客觀和嚴格的甄別標準對古今所有學者（包括筆者）的詩旨判斷加以檢驗。以此排除謬見，讓正確合理的研究結論得以確立。

張 巖　　

2014年8月16日于西便門寓所　　

 

后　記

　　筆者曾以三篇論文（《詩經國風祭詞研究》上篇、中篇、下篇，15萬余字）概述本書內容，發表在臺灣高雄師范大學《經學研究集刊》第10、11和12期。一位臺灣（從事經學研究的）教授細讀過這三篇論文并贊同其結論，他在一次交談中向我講述他的判斷：即使此項研究結論正確且非常重要，當代《詩經》專家們也會加以抵制。由于沒有太多反駁余地，他們最可能的對策就是保持沉默。

　　他的理由是：如果接受此項成果，專家們畢生研究、講授的內容就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否定，這會直接影響對他們學術工作的評價及其學術地位。我對這一理由表示贊同。這是人性方面的問題，當代中國學術并不純凈，其中夾雜著從業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行為選擇。

　　雖然如此，我還是期望在中國相關學科的學術界中存在這樣的學者：他們不是老于世故、占山為王的平庸之輩，他們具有一絲不茍的求真精神，他們有能力準確判斷學術成果的分量與價值。一旦看到他人的重要學術建樹，他們會感到由衷的欣喜，因為歸根結底他們是此事的受益者，此事可以解決他們自己知識中悖謬的成分。他們具有堂堂正正的學術擔當。如果此類研究尚有缺陷，他們會積極參與討論。如果此類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他們會積極推進其認可過程。在利益與良知的權重中，他們選擇后者。推動中華民族學術發展是他們義不容辭的使命。此乃君子也，君子多乎哉？！

張 巖　　

2014年8月18日于西便門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