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亞史研究綜述
賈依肯
1997年度的中亞史研究從總體上來看基本保持平穩發展。出版的專（譯）著及論文集合計約十余種，比95、96年度出版的著作均少一半。發表的學術論文約300余篇，與95、96年度發表的論文數量持平。研究內容涉及一些新的領域，但總體框架與往年相同。在一些長期存在觀點分歧的問題上，似乎仍沒有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
一、政治史
中原王朝與西域關系史是歷年研究的重要部分。李進《秦朝的邊疆經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 3期）、劉彥威《西漢王朝的邊疆經略》（同上）和李三謀《東漢王朝的邊疆經略》（同上）等文，利用一定的篇幅闡述了秦漢時期中原王朝防范、打擊匈奴，穩固西北邊疆的具體措施。唐朝對西域的經營，無論在規模上，還是在內容上都大大超過前代。對安西、北庭都護府的研究，近兩年學術界呈現出活躍的氣氛。繼1996年9月新疆吐魯番學會在第二屆年會召開“唐安西、北庭都護府學術研討會”，“唐代西域文明一安西大都護府”（佛教美術考察會）國際學術討論會于1997年8月在新疆庫車召開。在前次研討會，與會者提交了20多篇探討唐安西、北庭都護府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宗教等方面問題的論文。后一次研討會，中外學者就龜茲石窟佛教藝術文化進行了交流和實地考查。來自美、法、德、韓、馬來西亞和我國的學者提交了十余篇論文。兩次會議集中反映了該研究領域的最新成果。本年度出版的薛宗正《安西與北庭——唐代西陲邊政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則是近年來兩都護府研究的總結和進一步深入。唐朝在西域設置的羈縻府州，對唐朝統治西域起過重要的作用，也對后世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但對這方面的研究還遠遠不夠，只發表了艾尚連《唐太宗靈州之行與漠北羈膠州的建立》（《民族研究》第6期）一文。西州（吐魯番）是唐經營西域的門戶，它在唐代西北邊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蘇北海《唐朝在吐魯番的國防設施》（《西北史地》第3期）一文，考述了唐代在吐魯番設置的各種軍事據點及有關制度，認為唐朝在吐魯番的各種國防設施非常嚴密，但唐朝對西域的統治主要依靠發達的經濟文化，吸引西域各族心向中原。八世紀末，吐蕃興盛，向外擴張，占領蔥嶺以東的西域地區，統治了半個多世紀。楊銘《吐蕃經略西北的歷史作用》（《民族研究》第1期），對吐蕃經略西北地區的歷史過程及其作用進行了考證和客觀評價，從另一個角度反映了晚唐內憂外患無力經營西域的狀況。宋朝與西域的關系史是該部分研究的薄弱環節，本年度任樹民發表了《北宋西北邊疆質院、御書院略考》（《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對宋朝在西北實行恩威并舉的民族羈縻政策進行了有益的探討。認為北宋王朝在西北邊疆民族分布密集的州、軍設質院，以監禁藩部人質為手段，防范內屬藩部的叛逃；在藩部宗教活躍的州、軍設御書院，以籠絡藩部民心為手段，以期安輯邊陲。終宋之世，頗見成效。姚兆余《論唐宋元王朝對西北地區少數民族的羈縻政策》（《甘肅社會科學》第5期）一文，則對三朝不同政治格局下的羈縻體制進行了對比研究。認為三朝民族觀念的不同和綜合國力尤其軍事力量的強弱不等，是導致三朝羈縻政策存在差異的內外原因。明清之際，是我國近現代西北民族形成，分布格局趨于定勢之際。其間，中原王朝對西域的經營，對西北民族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近年來發表了從各方面探討清朝經營西北邊疆的論著，使這方面的研究取得顯著的進展。本年度發表的論文，主要探討了清朝統治西域的行政措施。管守新《阿睦爾撒納服叛對乾隆治準政策的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認為，在準噶爾部統治西域社會的末年，阿睦爾撒納歸順又反叛清朝的行為是導致乾隆對準政策變化，從而改變清朝統治新疆的濃重羈縻色彩的主要原因。王希隆《新疆哈密維吾爾族中的札薩克旗制》（《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敘述了哈密札薩克制設。廢的歷史過程，并分析了札薩克旗制在哈密實施的利弊得失。吐娜《從清政府對土爾扈特的優恤安置看其民族政策》（《西域研究》）第4期），則充分肯定了清政府對東歸土爾扈特的政策。認為這些政策符合歷史發展趨勢，對當時的社會發展和民族關系的調整起到了積極作用。趙云田《清末新疆新政論述》（《新疆大學學報》第1期），則從政治、軍事、文化等方面，闡述了清末新政在新疆的實施情況。
西域史是我國中亞史研究的核心部分。近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一批專攻西域史的學者，已形成一支骨干力量，不斷填補這方面研究的空白，使我國西域史的研究進入一個良好的發展階段。本年度這方面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繼續深入，對以前較少涉及的和存有爭議的問題進行了探討和進一步的研究。余太山《關于兩漢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的體例》（《西北大學學報》第1期）一文認為，正史“西域傳”按“國”立傳，記述諸國之先后依各國在交通線上的位置的體例始于班固的《漢書》，為魏晉南北朝正史“西域傳”所遵循，出于唐人之手的《晉書》、《周書》、《梁書》和《隋書》等，則不再沿襲此例。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南北道綠洲諸國的兩屆現象》（《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一文中，作者分析了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諸國“兩屬”現象（指綠洲國同時役屬于漢、匈奴兩個強大勢力的現象）產生的原因。并在此基礎上，對迦膩色加在位時期，貴霜王朝曾否征服蔥嶺以東地區這一頗具爭論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任樹民《北宋時期的于闐》（《西域研究》第1期），探討了在當時臣服于喀喇汗王朝，但相當自治，活躍在中西經濟文化交流通道上的于闐國與宋王朝之間的親善關系。對蒙元時期西域史的探討，蘇北海《元代金帳汗國的建立及其統治》（《新疆大學學報》）第3期），論述了汗國的興亡、經濟文化和宗教信仰等問題。李一新《中亞蒙古統治者的定居化傾向》（《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第2期）一文，認為蒙古統治者在察合臺汗國后期（14世紀初期）至帖木兒帝國時期（14世紀70年代）逐漸轉向定居化。人數較少的蒙古征服者長期生活在定居民族地區和追求享受、財富是定居化的原因。在明代西域史上，葉爾羌汗國史占有重要地位。李進新《論葉爾羌汗朝——初期社會》（《喀什師范學院學報》第3期），考察了賽義德汗至拉失德汗時期的內政外交。認為汗國初期的社會，總的來說境內安定，經濟發展，人民安居樂業。外交、軍事均有建樹，文化出現繁榮景象，為西域古代社會少有的歷史時期。劉國防《關于明代前期吐魯番統治者世襲的幾個問題》（《新疆大學學報》第4期），對學術界一直存有分歧的吐魯番統治者世系問題進行了新的考釋。明末清初，伊斯蘭宗教勢力活躍于西域歷史舞臺，對西域的歷史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劉正寅《清朝統一西域進程中白山派和卓的活動與影響》（《西北民族研究》第
1期）一文，全面檢討了清朝統一西域過程中白山派和卓家族的活動及其造成的影響。為近代西北民族、宗教、邊疆等問題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
本年對西域法制史的研究，側重清代部分。發表的論文有：廖楊《論清代西北地區的民族立法》（《西北史地》第2期）、王東平《清代回疆的司法制度》（《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4期）、周軒《
大清律例》與清代新疆流人》（《新疆大學學報》第 4期）等文。
西域職官制度是西域史不可或缺的部分。本年度發表的這方面的論文較為集中。洪濤《烏孫國官制考》（《西域研究》第3期），系統闡述了烏孫國“昆靡”，大祿、大將、侯、都尉、大監、大吏等官職的執掌、位序。認為烏孫官制多受漢制影響。吳景山《吐屯考》（《民族研究》第
6期）一文，對在突厥社會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官職一吐屯的職能、社會地位和這一官職來龍去脈進行了考證。”吳震《北涼高昌郡府文書中的“校曹”》（《西域研究》第3期），分析了校曹文書的特點，并在此基礎上探討了“校曹”的由來及其司職。羅賢佑《元代畏兀兒亦都護譜系及其地位變遷》（《民族研究》第2期），梳理了畏兀爾亦都護的傳承譜系，并根據不同時期畏兀兒亦都護的政治、軍事活動史實，對其在元代歷史上的地位及變遷做了系統的探討。王希隆《哈密、吐魯番和庫車的達爾漢伯克》（《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考述了漠北達爾漢官號的沿革。認為準噶爾統治時期，天山南北路哈密、吐魯番、庫車等地都有加達爾漢官號的伯克，這反映了維吾爾官制受蒙古影響很大。
本年探討西域史上戰爭問題的論文也不少。鄭炳林《唐五代敦煌金山國征伐樓蘭史事考》（鄭炳林主編《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一文，認為該戰爭是金山王張承奉經營西域，向西擴展的重要一步，對歸義軍西部疆域變化影響很大。朱新光《東察合臺汗國與帖木兒帝國之戰及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3期），敘述了明初（1368一139O年）東察合臺汗國與帖木兒帝國之間的戰爭，分析了戰爭對西域的影響。其他如藍淇《試述曼吉克特戰爭及其后果》（《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第
4期）、徐曉萍《伊朗巴布教徒起義與清同治年間西北回民起義的比較研究》（《西北史地》第3期）等。
蘇聯的解體，中亞五國的成立，使國際政治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我國與中亞國家睦鄰友好發展的態勢，促進了我國近現代中亞史研究的發展。近兩年來，這方面的研究呈現出快速發展的勢態，研究內容主要有三方面：1.直接為政治決策提供歷史依據的研究。如，王治來《試論所謂（土耳其斯坦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期）、《論中亞的突厥化和伊斯蘭化》（《西域研究》第4期），楊增耀《論土耳其泛突厥主義發展軌跡與社會基礎》（《西北大學學報》第4期）等文。2.對近現代歷史問題的研究。如，陳超《盛世才政權的建立及鞏固》（《西域研究》第4期）、朱楊桂、趙廣軍《蘇聯與盛世才結盟關系若干問題研究》（《新疆大學學報》第3期）、陳延琪《伊塔阿三區政府管理機構設置述略》（《西域研究》第2期）、田衛疆《新疆農區民主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造述評》（《西域研究》第4期）、王國杰《1877年移居中亞陜甘回族的地理分布》（《寧夏社會科學》第4期）、《中亞東干族與蘇聯衛國戰爭》（《東歐中亞研究》第4期）、萬雪玉《1916年中亞民族起義原因探略》（《新疆大學學報》第4期）、鄧浩《蘇維埃時期中亞的民族歷史問題探略》（《喀什師范學院學報》第3期）、《蘇維埃時期中亞民族的人口問題探略》（《新疆師范大學學報》第3期）、《論哈薩克斯坦蘇維埃政權的建立》（《西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李琪《哈薩克斯坦共和國百年歷史人口透視》（《西域研究》第4期）。帕爾哈提·阿帕爾《中亞地區維吾爾人在蘇維埃時期的民族進程》（《中亞研究》96年第2期）等文。3.對中亞現狀的研究。如，朱光新《獨聯體中亞五國民族關系多元化格局芻議》（《新疆大學學報》第1期）、姚勇、朱新光《淺析西方國家對中亞五國的政策》（《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等文。因本綜述主要反映古代中亞史的研究動態，故對這部分的論文內容不作具體介紹。
二、經濟史
如果說，前兩年對中亞經濟史的研究注重宏觀探討，本年度的研究則側重微觀分析。吳震《略述漢代前后新疆地區的工具制造》（《西域研究》第3期），從石器、木器及金屬冶煉等制造業的發展狀況，探討了新疆地區上古時期居民的經濟生活。寺院經濟是在一定社會階段出現的特殊的經濟體制。殷晴《
3—8世紀新疆寺院經濟的興衰》（《西域研究》第2期），依據公元3世紀的佉盧文書和3—7世紀的吐魯番漢文文書，對古代西域寺院經濟產生、膨脹和衰落的社會背景進行了分析。加·奧其爾巴特《試論近現代新疆地區黃教寺院經濟》（《新疆文物》第1期），則闡述了清朝統一新疆至現今，準噶爾黃教寺院經濟由恢復發展走向沒落的歷程。關于西域商貿經濟的研究，衡之《唐代西州的市場經濟》（《西域研究》第3期），認為唐代西州的市場經濟發展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這在當時全國各地都屬罕見。并分析了西州市場經濟發達的原因。在《唐代吐魯番地區的物價管理》一文中，作者通過分析《唐天寶二年（743）交河郡市估案》物價表，得出自貞觀十四年（640）唐平高昌以來的一個世紀，西州市場物價平穩，經濟繁榮的結論。學術界在成吉思汗西征對中亞社會經濟的作用與影響的問題上多持否定的態度。本年發表的田俊遷《成吉思汗的經濟措施和其指導思想》（《西北史地》第1期）一文，則對成吉思汗的經濟措施及其指導思想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傳統觀念多認為陸路絲綢之路的商貿經濟滯衰于蒙古人的西征戰火，而被海上絲綢之路取代。楊富學《明代陸路絲綢之路及其貿易》（《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則認為，明朝多次派陳誠出使西域，與西域諸藩建立了密切的聯系。其間東西交往頻繁，貿易隆盛。尹偉光《清代維吾爾族與藏族之間的商業貿易關系》（《中國藏學》第2期），從貿易形式、貿易稅率、貿易物品及貿易通道等方面闡述了清代維、藏民族之間的商業貿易關系。本年出版的李明偉主編的《絲綢之路貿易史》（甘肅人民出版社），則集中反映了我國近幾年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該書系統闡述了始于商周時期，衰于明清之際的絲路貿易發展史。
三、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是我國中亞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本年度這方面的研究，側重對古代西域民族人種、變遷史的探討。
對公元前后見于中外史乘的塞種的來源和變遷，中西方學者做過許多有益的探討，但在結論上，仍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何光岳在《析支、塞種的來源和遷徙》（《甘肅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中又提出新的見解。認為古代塞種是西遷的析支羌。析支羌源于青海河曲、河湟一帶。留存于世的塞人文化遺址，反映了析支羌向新疆、中亞、帕米爾、西伯利亞、里海和黑海北岸、北高加索等地的擴散和分批遷徙，形成所謂的塞種集團。在遷徙過程中，塞種與各地土著雜居融合，形成許多新的民族。
曾活躍在漠北歷史舞臺的匈奴、東胡、突厥對中原王朝的歷史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對這些部落民族的研究，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在三者種屬問題的研究上，學術界至今爭議較大。林干《關于匈奴、東胡、突厥三大族系人種的探索》《內蒙古大學學報》第5期）一文認為，匈奴、突厥均屬突厥種，東胡屬蒙古種。
烏孫、車師、月氏都是漢代見諸西域的部落民族。本年對這些部落民族的研究，有新的進展。錢伯泉《烏孫的種族及其遷徒》（《西域研究》第4期），就烏孫族名、人種及其歷史遷徙進行了考述。認為烏孫在遷居西域之前是純蒙古人種，其祖先昆夷是我國上古西北民族氐人的一支。指出有些學者將烏孫視為現代哈薩克族祖先，有背于歷史事實。并就古代“漢日天種”神話和“公主堡”傳說之謎進行了新的詮釋。作者在《車師語言與車師種族初探》（《新疆大學學報》第3期）一文中，通過分析古車師語詞匯的讀音和含義，結合對吐魯番、阿爾泰地區出土的上古人類頭骨的研究，得出車師人的主體是遠古時期北歐白色人種的結論。關于月氏的研究，作者在《烏氏的遷徙以及焉耆的建國》（《甘肅民族研究》第2期）一文中，探討了月氏的分支——烏氏遷徙的時間、路線及其西遷后所建立的焉耆國的人種成分。王青《也談盧水胡以及月氏胡的居處和族源》（《西北史地》第2期），則從探討盧水胡與月氏胡關系的角度，指出月氏乃東遷的雅利安人。中亞古代語言的最新研究揭示，大月氏是講吐火羅語的游牧人。據此，林梅村《吐火羅人與龍部落》（《西域研究》第1期）一文，從解譯吐火羅語地名入手，對大月氏西遷前的駐牧地、王庭位置及其西遷的史實進行了考述。認為大月氏的故鄉在新疆東部天山的巴里坤草原。作者進一步考察了大月氏的文化，并就文獻中所見月氏人是“龍部落”的傳說進行了考證。
近兩年來，學者對與西域焉耆人有密切關系的“龍部落”作了進一步探討。陸慶夫《從焉耆王到河西龍家》（《敦煌研究》第2期），對河西龍家的來源、稱謂及其遷入河西的時間進行了考述。指出龍家在河西的歷史可分為：受吐蕃奴役；稱雄河西；歸順歸義軍和被甘州回鶻并吞的四個階段。作者《略論粟特人與龍家的關系》（《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一文，則揭示了粟特人與龍家人之間存在的一種淵源流變的關系。
歷史上的粟特人以經商為業，活躍在絲綢之路上。唐代，粟特人的足跡遍布西域綠洲諸國并東漸。近年來探討西域、敦煌粟特人歷史活動的文章漸多。本年度的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有所深入。薛宗正《唐代粟特人的東遷及其社會生活》（《新疆大學學報》第4期），闡述了粟特人從蔥嶺以西河中地區東遷進入唐安西、北庭兩大都護府及塔里木城邦諸國境內的歷程。并進一步考察了東遷后粟特人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鄭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粟特人與佛教》（《敦煌研究》第2期）一文，探析了敦煌粟特人的宗教信仰問題。認為他們祆佛并重，但對佛教的信仰普遍存在一種投機心理。針對池田溫先生八世紀末、九世紀初粟特人聚落已解體的論斷，學者們在本年還發表了若干篇不同見解的文章。鄭炳林《吐蕃統治下的敦煌粟特人》（《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通過考察八世紀末敦煌粟特人的地理分布及其在吐蕃政權、佛教教團中的任職情況，指出在吐蕃統治時期，大量的粟特裔民仍居住在敦煌，并有一定的勢力。陸慶夫、鄭炳林《唐五代敦煌的社與粟特人聚落》（同上）一文，則進一步強調了敦煌粟特聚落的存在。
關于古突厥人的研究近年來沒有大的進展。研究中所依據的資料仍局限于中文史料，缺乏對其它文種資料的開拓和利用。劉錫淦所著《突厥汗國史》（新疆大學出版社1996年），簡述了古突厥族的興衰發展史及其經濟文化史。本年學術界在這方面研究的反映很平靜，不見論著問世。
對回鶻（畏吾爾）人的研究，本年發表的論文內容涉及唐、宋、元、清代時期的有關問題。薛宗正《回鶻南遷考》（《西域研究》第4期），考述了唐開成五年（840）回鶻南遷過程中王統勢力消長并最終消亡的歷史過程。陸慶夫《甘州回鶻可汗世次辨析》（《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對甘州回鶻可汗世系的研究中存在的具體問題作了探討。錢伯泉《宋初西域的大石國及其主體民族研究》（《喀什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指出，大食、大石、黑衣大石和Tazik均指喀喇汗王朝。大石國——喀喇汗王朝的主體民族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回鶻人。任愛君《回鶻“樓居”與契丹“四樓”之關系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2期），則探討了回鶻與契丹在制度、文化上的關系。尚衍斌《元代內遷畏吾爾人的分布及其對漢文化的吸收》（民族研究）第1期），論述了內遷畏吾爾人在元代多民族文化融合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歷史貢獻。紀大椿《“回回國王阿卜都里什特”世系考》（《西域研究》第4期），則闡述了葉爾羌汗國王室后裔阿卜都里什特及其侄孫莽蘇兒和哈什木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用兵準噶爾時期支持清朝政府的活動。指出得到原葉爾羌汗國汗王家族成員的支持，是清朝能最終取得對準噶爾用兵的勝利，并迅速平定大小和卓之亂的根本原因。文后附阿卜剌因家庭成員的世系表。
關于蒙古人的研究。本世紀初，符拉基米爾佐夫著《蒙古社會制度史》（有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漢譯本），對世界蒙古學產生的深遠影響至今不衰。達力扎布《明代蒙古社會組織新探》（《內蒙古社會科學》第2期）一文，則對符氏的一些論斷提出質疑，對明代蒙古“愛馬克”、“鄂托克”和萬戶等社會組織的性質及其相互關系以及“和碩”組織存在與否等問題進行了重新考察。程適良《新疆薩爾特卡勒瑪克人的民族認同感與發展趨向》（《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則從語言學和人種學的角度探討了現今生活在新疆境內的薩爾特卡勒瑪克人的來源及其經濟形態與文化生活。
關于哈薩克族的研究。原蘇聯解體后，哈薩克斯坦和中國雙邊關系的發展，促進了我國哈薩克族歷史文化研究的進一步發展。表現在近年來涌現出一批本民族、漢族學者，發表出版了一系列探討哈薩克族歷史、文化的論著。本年度這方面的研究側重對部落歷史、文化的研究。哈德斯《哈薩克族克烈部落及其王汗吐合熱勒》（《新疆師范大學學報》第4期），根據民間傳說和歷史記載，敘述了哈薩克族克烈部落的基本概況及其歷史上著名王汗吐合熱勒的生平事跡。袁同凱《新疆哈薩克黑宰部歷史淵源考略》（《西域研究》第2期），考述了哈薩克黑宰部的歷史淵源。作者在《新疆哈薩克黑宰部落原始文化遺跡研究》（《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中，在理順黑宰部落形成、發展脈絡的基礎上，利用田野調查資料，對黑宰部現存信仰習俗、社會習俗、經濟習俗及游藝習俗中所含原始文化遺跡進行了全面的考察。
近兩年來對裕固族的研究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去年出版的《裕固族研究論文集》（甘肅民族研究所編，蘭州大學出版社），收集了建國以來國內外有關裕固族族源、族稱、語言、宗教、民俗、文學、經濟等方面的研究論文、譯文30篇。發表的重要論文，主要有鐘進文的《對裕固族族源族稱問題的幾點認識》（《甘肅民族研究》第2期）和《近百年的國外裕固族研究》（《西北民族學院學報》第2期）。前者就裕固族族源、族稱和裕固族源流等問題，排比眾說，提出自己的看法。后者分階段介紹了國外裕固族研究的特點，并就國外裕固族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及未來裕固族研究的發展方向問題闡述了作者的觀點。
四、考 古
新疆考古研究是我國中亞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近十年來，新疆考古研究成績斐然，在不斷深入對具體問題研究的同時，學者們也開始注意從宏觀上對新疆地區考古文化進行總結、分析。近兩年對新疆考古文化發展階段劃分問題的研究，和對考古方法論的探討即反映了這種趨勢。本年度，學者們再次就這兩個問題展開了討論。張川《論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的發展階段》（《西域研究》第3期），主張將公元前二世紀作為新疆地區史前時期和歷史時期的界限。認為新疆境內目前已發現的史前考古文化，可分為舊石器時代（距今約1200O年以前）、細石器時代（距今約
12000年一4000年左右）和金屬器時代（距今約 4000年左右一公元前 2世紀）三個發展階段。作者強調了統一概念在當前新疆史前考古文化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和刻不容緩性。指出新疆境內是否存在新石器時代這一發展階段，以及細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的界限等問題是今后田野考古工作者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作者在《1990至1995年新疆境內的舊石器調查工作與收獲》（《新疆文物》第1期）一文中，則就新疆境內石器時代文化遺存的研究現狀和研究中存在的概念混亂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今后在新疆繼續開展舊石器調查與研究工作的設想。在科學研究中，方法論問題非常重要，在新疆考古研究領域也不例外。于志勇《新疆地區細石器研究的回顧與思考》（《新疆文物》96年第4期）一文，明確指出，在現階段提高新疆細石器的研究水平，須加強本學科基礎理論的研究，突破傳統觀念與方法的羈絆，展開科學的形態、類型學分析和實驗考古學與微痕分析的探索，同時借鑒其它學科的理論與方法。
本年度還發表了從考古發現揭示古人類社會生活、社會發展的論文。夏雷鳴《古樓蘭人對生態環境的適應——羅布泊地區墓葬麻黃的文化思考》（《中國社會科學》第3期），依據考古發掘資料，探討了古樓蘭人的生存環境、社會經濟和飲食結構。并就羅布泊地區古樓蘭人墓葬麻黃現象與古樓蘭人的特殊生活狀況的關系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認為古墓溝時期的樓蘭人已經會使用麻黃治病，麻黃被普遍應用于臨床治療，最早出現于《神農本草經》成書以前二千年的羅布泊地區。劉學堂《察吾乎溝四號墓地墓葬制度研究》（《新疆文物》第4期），則通過對墓地布局結構、墓葬方式和埋葬習俗的研究，探討了該墓地的墓葬制度及與其相鄰墓地的墓葬制度的特點，和制約墓葬制度的內在因素。進而闡述了察吾乎溝地區由原始氏族跨入文明社會的大體歷程。
本年在北京召開的國際環保會議，積極推動了我國環保事業的發展。各行業掀起了環境保護運動的熱潮。學術界也不例外，考古學者們就人類歷史時期環境變遷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王炳華《從考古資料看塔克拉瑪干沙漠環境變遷》（《新疆文物》96年第4期），分析了塔克拉瑪干沙漠周緣綠州社會變遷的類型及原因。指出塔克拉瑪干沙漠環境的變遷，雖存在自然條件的因素，但人類的活動是主要因素。與此觀點相反，肖小勇《塔里木盆地考古發現與生態環境變遷研究》（《新疆文物》96年第4期），強調了客觀自然條件在生態環境變遷中的主導地位。認為生態環境的變遷非常復雜，不能將其簡單歸結為某種特別的因素，而要具體分析。王守春《歷史上塔里本河地區環境變遷與政治經濟地位的變化》（《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6年第3期），則具體分析了自然環境的變化，對人類活動產生的巨大影響。總之，對人類歷史時期環境變遷問題的探討還處在初步階段。而對該問題的進一步研究，不僅有較高學術價值，而且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因此還有待于學者們在這方面繼續努力。
五、歷史地理
本年度這方面的研究內容涉及古地名地望、地理交通和中國近代西北邊界問題。
關于古地名、地望的研究，論文數量不少，但多為舊題重論，有創見的文章不多。這方面的文章有：王守春《
山海經》與古代新疆歷史地理相關問題的研究》（《西域研究》第 3期）、伊布拉音·穆提義《塔里木綠洲若干古城地名溯源》（《西域研究》第2期）、張平《唐安西“故達干城”及其相關遺址的考實》（《新疆文物》96年第4期）、蘇北海《阿里麻里古城的位置及其歷史發展》（啤北史地‘第1期）、鐘進文《裕固族地名“西至哈至”考釋》（‘西北史地）第2期）等。
關于地理交通方面的研究，本年發表了幾篇頗有新意的文章。鐘伯清《漢代以前的中西交通小識》（《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針對中西交通肇始于西漢，“絲綢之路”交通線始于張騫通西域的傳統觀點，提出以中亞為中點的中西交通之路早在公元前約一千年左右已出現。張騫出使西域，其對“絲綢之路”的貢獻，是進一步拓展，而非開創。巫新華《唐代西州溝通周邊地、區的主要交通路線》（《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4期），基本再現了唐西州與周邊地區主要交通網絡的原貌，并附有繪圖。孫修身《唐敕使王玄策使印度路線再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2期），則考述了不見于經傳，由王玄策等使印度而開通的另一條中印古道的線路。
關于中國近代西北邊界問題的研究，發表的論文數量不多，但內容涉及中國西北邊界史上 的重大問題。樊明方著《唐努烏梁海》（96年，臺北蒙藏委員會出版）一書，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唐努烏梁海的歷史。該書的出版無疑推動了中俄邊界問題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本年還發表了作者的論文：《19世紀
60年代唐努烏梁海西部中俄邊界的劃定與阿穆哈河地區割歸俄國》、《唐努烏梁海并入蘇聯始末》（分別刊于《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2期）。帕米爾邊界問題，是歷史遺留問題，關系到中國與原蘇聯（今之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坦兩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三國的邊界劃分問題。蘇北海《關于帕米爾的歷史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96年3期），詳細闡述了歷史上關于帕米爾領地爭執問題產生的國際背景。房建昌《近代中國與巴基斯坦邊界初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3期），則敘述了中巴邊界的地理位置及中巴邊界形成過程。
六、文書、文獻
對回鶻文文書、文獻的研究，已由早期單純的收集、整理轉向對文書、文獻原文的轉寫、譯注和對內容的研究。近年來，在以往的基礎上對回鶻文文書、文獻展開了全方位的研究。本年度這方面的成果頗豐，出版的專著有柳洪亮《新出土吐魯番文書及其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該書收錄了新出土的墓葬文書、故城文書和石窟文書共77件，重大考古發現簡報6篇及若干篇個人的研究論文。發表的論文內容涉及以下幾方面：1．對內容的研究。如耿世民《古代維吾爾佛教原始劇本〈彌勒會見記〉（哈密寫本）研究》（《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第二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劉安志《庫車出土唐安西府事目歷考釋》（《西域研究》第4期）。2．轉寫、譯注和版本考訂。如張鐵山《回鶻山〈增壹阿含經〉殘卷研究》（《民族研究》第2期），楊富學、鄧浩《吐魯番出土回鶻文《七星經》回向文研究》（《敦煌研究》第1期）。3．對文書特點的分析。如張鐵山《對回鶻文佛教文獻中夾寫漢字現象的一些認識》（《西域研究》第1期）、劉戈《回鶻文文書的特點和史料價值》（《西域研究》第4期）。4．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如劉戈、艾則孜·玉素甫《回鶻文文書研究與漢語譯音問題》（《西域研究》第2期）。
5．各國的研究情況。如李經緯《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的發現、收藏與研究情況概述》（《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牛汝極《國外對維吾爾文獻的收藏及研究》（《西域研究》第2期）。
七、文化史
1．總論
本年度發表的論文，主要探討了中原文化與中亞、北亞文化的關系。中亞是古代東西方文明熔匯的聚點。中亞文化除自身的特色外，還包含有東西方文化的特征。中亞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新疆文化同樣具有這一特性。劉文鎖《漢文化與古代新疆》（《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一文認為，在西漢至清代時期，漢文化是影響新疆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主要因素。故總體而言，新疆文化中漢文化因素較多。陳立柱《夏文化北播與匈奴關系的初步考察》（《歷史研究》第4期），探討了南西伯利亞葉尼塞河沿岸卡拉蘇克文化與北播的夏文化之間的關系，及匈奴人種、文化習俗與夏人種、文化習俗間的關系。認為匈奴人與夏人之間存在淵源關系。李淇《論俄羅斯及中亞國家的阿爾泰歷史文化研究走勢》（《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1期），介紹了近年來俄中亞學者在阿爾泰歷史文化研究領域的發展趨勢，及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研究結論。
2．宗教 古代中亞地區是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歷史上的各種宗教在此傳播，使該地區的宗教呈現出多源、復雜的特性。本年度出版了高永久著《西域古代民族宗教練論》（高等教育出版社）。該書論述了瑣羅亞斯教、佛教、摩尼教和景教在西域的傳播、興衰，及這些宗教對古代西域民族歷史文化發展的影響。本年發表的論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中亞地區的宗教。李吟屏在《古代西域的自然崇拜》（《西域研究》第l期）和《論我國古代西北民族的多神崇拜》（《喀什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中，系統地闡述了古代西域民族原始宗教信仰中的自然神崇拜。高永久《摩尼教的產生及其在中亞地區的傳播》（《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認為，摩尼教在中亞傳播時，勢力較弱，但要比佛教在中亞的傳播深入得多。對中亞民族宗教信仰的探討，楊富學《古代柯爾克孜人的宗教信仰》（《西北民族研究》第1期），考察了柯爾克孜歷史上的宗教信仰。認為柯爾克孜人在原始宗教——薩滿教信仰的基礎上，接受過來自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及來自敘利亞的景教。17世紀始，逐漸皈依伊斯蘭教。黃金鈺《裕固族的信仰與崇拜初探》（《西北民族學院學報》第1期），認為裕固族先民先后信仰過薩滿教、摩尼教和藏傳佛教。摩尼教很快失傳，而薩滿教和藏傳佛教長期共存于裕固族生活中。兩教共存互融是裕固族宗教文化的特性。
3．語言 本年度出版的專著有：牛汝極《維吾爾古文字與古文獻導論》（新疆人民出版社）。該書系統闡述了維吾爾文字的歷史演變和發展特點。介紹了國內外維吾爾文字、文獻研究的狀況，并就維吾爾書法藝術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中央民族大學突厥語言文化系編《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第二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一書，收錄了近30篇有關古代和現代突厥語言文化方面的論文。本年發表的論文，側重對古文獻語言問題的探討。有尹偉光《關于突厥——維吾爾文獻中的“吐蕃”名稱問題》（《西北史地》第2期）、楊富學《回鶻文獻所見蒙古“合罕”稱號之使用范圍》》（《內蒙古社會科學》第5期）、鄭婕《回鶻文獻語言和喀喇汗王朝文獻語言》（《喀什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等
八、社會生會活史
80年代末，我國社會學學科的興起，給我國傳統的史學研究領域注入了新鮮的血液。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如雨后春筍，蓬勃發展。在中亞史研究領域，社會生活史的研究則始于近兩年。學者們對古代西域社會生活史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本年度這方面的研究，側重漢晉時期西域社會生活史方面。馬國榮《漢晉時期西域城郭諸國的社會生活》（《西域研究》第4期），闡述了塔里木盆地諸國居民的從業狀況及其宗教信仰、語言文字、藝術、婚姻制度、生活習俗、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特性。薛宗正《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域草原諸族的社會生活》。（《喀什師范學院學報》第1期），則考察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相繼興起，并一度主宰西域部分地區的草原游牧民族鮮卑、柔然、吐谷渾、突厥的社會生活。有關文章還有，齊萬良《魏晉南北朝時期高昌人的衣食狀況及人文風習》（《西域研究》第3期），賈叢江《西遼契丹人生活方式考辨》（《西域研究》第4期）等文。中亞是東西方文明熔匯之地，由此決定了中亞社會生活史復雜而豐富的內涵，以及揭示這一內涵所面臨的大量的艱辛工作。對該研究領域的開拓，填補了我國中亞史研究領域的空白。繼續深入這方面的研究，對更好地了解當今中亞（包括新疆）民族地區社會文化，促進我國與中亞國家睦鄰友好關系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因而這方面的研究任重而道遠，有待于學者們不畏艱辛，繼續探索。
本年度出版的與中亞史研究相關的論文集及譯著有：鄭炳林主編的《敦煌歸義軍史專題研究》（蘭州大學出版社）。譯著有郝蘇民、高永久譯《中亞東干人的歷史文化》（原蘇聯M·蘇三洛著，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及宿白總主編的“西域探險考察系列”（瑞典東方學譯叢）之《羅布泊探秘》（斯文赫定著，王安洪、崔延虎譯）、《新疆考古記》（貝格曼者，王安洪譯）等。該系列叢書均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魏英邦譯《草原帝國》（法國，勒尼·格魯塞著）再版。
以上為97年中亞史研究概述，介紹過程中不免掛一漏萬，失之偏頗，還望同仁指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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