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６年中亞研究綜述
賈依肯
本年度我國中亞史研究的專著近２０種，學術論文、譯文約３００余篇，覆蓋面廣，內容豐富。下面，以中原王朝的歷史朝代為時間順序，以歷史上中原王朝控有的中亞地域為本綜述主要的收錄范圍，兼顧當今中亞五國史，劃分為：一、古代“西域”史；二、新疆史；三、中亞五國史；四、文化史四大部分，擇要予以介紹。
一、古代“西域”史（兩漢——明朝）
“西域”是中國史籍使用的一個地理概念。泛指玉門關、陽關以西廣大地區。盡管各史所記“西域”的范圍大小不一，其核心部分均為包括我國新疆在內的中亞地區。
１、通史和專論
本年度這一方面的專著有，余太山主編的《西域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它可以說是我國第一部系統闡述史前時期至清代“西域”歷史的專著。本書雖以政治史為主，但對西域的經濟、文化史給予了一定的篇幅。紀宗安著《西遼史論——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對耶律大石和西遼前期在政治、軍事、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舉措得失做了系統的闡述和評價。
論文有余太山的《＜后漢書.西域傳＞與＜魏書.西戎傳＞的關系》（《西域研究》３期）和《＜魏書·西域傳＞原文考》（《史學集林》第八卷，上海遠東出版社）。前者指出，《后漢書.西域傳》所傳有一部分摘自《魏書·西戎傳》，確認這一點有助于這一部分文字的厘定和這部分材料的詮釋。后者認為，今本《魏書·西域傳》乃后人采自《北史·西域傳》。而《北史·西域傳》是李延壽據《魏書·西域傳》、《周書·異域傳》和《隋書·西域傳》編成，故今本《魏書·西域傳》的復原工作有待繼續。同時就《魏書·西域傳》原文作了考證。
葉爾羌汗國史是西域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陳國光《葉爾羌汗國政教關系的演變》（《西域研究》３期）認為，由于國內外歷史條件的變化，葉爾羌汗國的政教關系在不同時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前期（１５１４－１５９２），汗國統治者利用宗教作為維護其封建專制的工具，宗教界亦相應起著政權支持者的作用；中期（１５９２－１６３８），隨著伊斯哈克和卓家族的興起，和卓集團開始由政權的支持者變為政權的操縱者。后期（１６３８－１６８０），汗國各地區封建領主之間的斗爭與黑山派和白山派的對立相交叉，同時也與準噶爾各游牧軍事集團的矛盾沖突糾纏在一起，和卓干政成為噶爾丹征服南疆的引線，最終導致了葉爾羌汗國的滅亡。有關的文章還有，劉正寅、魏良弢的《西域伊斯蘭教黑山派與白山派的斗爭及其對葉爾羌汗國的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２期）和劉正寅的《西域伊斯蘭教和卓勢力的膨脹與葉爾羌汗國的衰落》（《西北史地》４期）。
２、考古
本年度這方面的專題性研究成果突果出。專著有，羅豐編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主要對寧夏固原南郊出土的隋唐時期的中亞粟特史氏墓葬進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為中亞民族、政治、經濟、科技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提出了新的實物依據。王博、祁小山合著《絲綢之路草原石人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對當今歐亞草原石人文化的研究進行了總結，并就學界尚存爭議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新的見解。另外，對中亞史作出有益探討的專著——王炳華著的《絲綢之路考古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和韓康信著《絲綢之路古代居民種族人類學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等再版。論文方面，王炳華的《尼雅考古回顧及收獲》、《尼雅考古揭開新頁》（《新疆文物》１、２期），回顧了尼雅考古工作的歷程和遺址發掘的收獲，認為尼雅考古工作逐漸步入科學軌道，對其進行較全面的研究，始于八十年代末期。強調對斯坦因在尼雅考古工作的評價，要結合時代、政治背景。介紹了尼雅考古工作的新發現，并就尼雅遺址興廢的年代及廢棄原因提出了自已的觀點。關于西域人種問題的研究，崔靜、王桂榮、王博《吐魯番交河故城出土的顱骨的研究》（《新疆文物》２期）認為，當地居民在形成過程中具有混血現象，即蒙古人種和歐羅巴人種的混血。考古發現為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實物依據。張玉忠《天山尤魯都斯草原考古新發現及相關問題》（《新疆文物》１期），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巴音郭欏蒙古自治州和靜縣巴音布魯克區境內的尤魯都斯草原古代游牧人的文化遺跡－－各類墓葬的時代及文化內涵進行了探討。認為在歷史上，尤魯都斯草原不僅是突厥人、烏孫人活動的一個重要地區，早于烏孫的塞人也此游牧。在塞人活動時期，這條草原古道就是游牧民族東來西往的交通線。鄧文寬《吐魯番新出＜高昌延壽七年歷日＞考》（《文物》２期），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一件歷日殘片的年代進行了考訂，并將該歷日的形制放在中國古代歷日形制的總發展加以考察。認為此件高昌歷日上承漢簡歷譜，下接后世歷書，是中國古代歷日形制發展鏈上不可缺少的一環。它是早期歷譜到后世歷書的一種過渡形態，也是迄今所見形制的歷日寫在紙上的唯一一件。羅豐《固原出土的外國金銀幣》（《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對出土的一枚薩珊卑路斯（Peroz)朝銀幣、一枚薩珊阿爾達希爾（Ardashir）三世金幣仿制品和三枚東羅馬拜占庭金幣仿制品進行了研究。進一步探討了中亞地區從公元一世紀至八世紀墓葬中死者口含金幣的習俗。認為這種習俗與古希臘習俗有某種淵源，與中亞流行的拜火教信仰有一定的聯系。同時考察了中亞、西亞文物的分布線，及北朝至隋唐時這一線“絲綢之路”的交通情況。認為北朝時期，來往于中原地區的西域使節大都是通過固原到洛陽，即使在動蕩的年代也不例外。指出阿爾達希爾三世金幣或銀幣及其仿制品在中國境內首次發現，具有重要的意義。
３、歷史地理
對樓蘭國都城址，學術界爭議較大。黃盛璋《初論樓蘭國都樓蘭城與LE城問題》（《文物》８期），對林梅村樓蘭始都LE城說提出質疑。認為樓蘭古城LA是當時西域長史的治所。LE城是西域長史下的一個屯戍單位，在政治軍事，城市職能上均依附于LA城，而非樓蘭始都。LE城的興衰和LA城密切相聯。兩城滅亡的最下限是公元５世紀末葉。王守春《樓蘭國都與羅布泊的歷史地位》（《西域研究》４期），就樓蘭國都城置、樓蘭城出現的時代及樓蘭城的歷史地位問題闡述了自已的觀點。蘇北海《樓蘭古道對漢朝統一西域及絲綢之路的重大貢獻》（《西北史地》４期），對樓蘭地區的石器文化，樓蘭王國與漢、匈奴的關系，樓蘭古城風貌，兩漢魏晉在樓蘭的屯田及樓蘭古道的國防設施和絲綢通道等問題進行了考述。張巖《阿力麻里古城的歷史演變》（《新疆大學學報》１期）認為，阿力麻里古城經歷了由葛邏祿人的城市發展為蒙古察合臺汗國及其后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歷史演變。
４、社會、經濟史
李經緯著《吐魯番回鶻文書社會經濟文書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及其續篇《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是兩部集原始資料、研究考證和檢索手段為一體的學術著作。是國內回鶻文社會經濟文書的首次結集，為中亞歷史、政治、經濟、語言、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漢之“西域三十六國”，至魏晉南北朝時，已并為六大政治實體：疏勒、龜茲、于闐、焉耆、鄯善、高昌。薛宗正《魏晉南北朝時期塔里木綠洲城邦諸國的社會生活》（《新疆文物》２期），對具有濃厚西域地方特色的五國（除高昌國）的人種變遷、物質生產方式、物質生活方式及宗教文化進行了考述，認為這一地區在全盤突厥化、回鶻化之前，始終以操印歐語言的白色人種或黃色人種為主，歷史更為古老的羌人已退居次要地位。塔里木城邦諸國在物質生產方式上即存在著地區的共同性，又存在著各自的特點。在《隋唐時期塔里木城邦諸國的社會生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２期）一文中，薛氏對隋唐時期西域的龜茲、焉耆、疏勒、于闐等城邦國家的社會生活進行了考察，認為四國在物質生活，精神領域也有了重大的歷史變化。其中疏勒發生了碧瞳人入主其國的人種變異，社會習俗與宗教信仰的變動尤劇。龜茲、焉耆各自經歷了一段突厥化的過程，入唐后又受到漢文明的強烈影響。于闐大乘佛教一度中衰而后復興，并占主導地位。漢語文與漢歷法已溶入當地文化。龜茲樂、疏勒樂、于闐樂的分野顯示了城邦諸國的文化差異。此外，城邦諸國的節日、娛樂活動的異同，共同印證了作為絲路中樞的西域地區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
關于經濟方面的論文有，吳震《史前時期新疆地區的狩獵和游牧經濟》（《西域研究》３期），運用考古資料和民族學資料闡述了史前新疆經濟狀態：由早期狩獵經濟為主轉向畜牧業經濟。新疆原始畜牧業的發展，因自然條件不同，形成兩種經營方式，即北疆的游牧畜牧業經濟和南疆各綠洲以農業為主的農牧結合經濟。兩種不同畜牧方式在新疆地區的出現，約不遲于距今三千年以前。武敏《從出土文物看唐代以前新疆紡織業的發展》（《西域研究》２期）認為，兩漢時期新疆地區的毛織品較普通，但紡織技術較原始。傳統原料是動物的毛絨。及至魏晉南北朝時，作為紡織原料的棉、麻種植與養蠶業的引入，豐富了紡織原料，紡織技術也有所發展。周偉洲《隋唐時期西北民族經濟關系發展的特點》（周偉洲著《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９５）和李清凌《安史之亂至五代動亂時期的西北社會經濟》（《甘肅民族研究》１期）。前者認為，唐朝統治西域時期，將內地各項經濟政策推行到西域各地，使西域與內地的經濟日趨一體化。安史之亂后，西北各族與內地經濟聯系因吐蕃占領河隴及西域天山以南大部分地區，或因歸義軍時期河西、西域的分裂割劇，而大為削弱。此時西北諸族之間，以及他們與西南吐蕃之間的經濟交往有所加強。后者敘述了安史之亂后，西北東部的政治形勢和經濟狀況及西北各少數民族、地方政權的社會經濟。此外，李明偉《絲綢之路與歷史上的西北貿易》（《傳統文化與現代化》６期）也對中亞經濟進行了分析探討。
５、民族史
西域民族史的研究內容廣博，是歷年西域史研究的重要部分。周偉洲《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９５年），收錄了作者關于古代西北民族族源、分布、遷徙、融合及其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論文６０余篇。劉志霄《維吾爾族歷史》（中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闡述了１８４０年至１９４９年間的維吾爾族歷史。
論文內容涉及面廣。余太山《說大夏的遷徙——兼考允姓之戎》（《夏文化研究論集》），考述了西域大夏國的建立者吐火羅人的來源及其遷徙過程，以及大夏和允姓之戎的關系。作者將大夏溯源于陶唐氏。認為歷史上的允姓與大夏同為歐羅巴種，都是游牧部落。大夏在更多的場合下役屬允姓。
關于月氏種屬問題，學界迄今存有爭議。陳建文《月氏種屬問題再研究》（《史學集林》第八卷，上海遠東出版社）認為，歐羅巴種說較突厥、羌種說更為合理。但必須注意月氏在體質上并非純高加索種，其部落成員中必然混有某種程度的蒙古人種或其他人種之血液。
關于秦漢時的匈奴人與它族的融合，周偉洲《魏晉時與匈奴有關的諸胡》（《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９５年）認為，匈奴因遷徙、雜居、征服或被征服等各種原因，主要與漢、鮮卑和其它雜胡融合，在魏晉時形成了許多新的共同體，多以胡或各種名稱的鮮卑出現。
活躍在西域歷史舞臺的粟特人，曾在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史上扮演過重要角色。鄭炳林《唐五代敦煌粟特人與歸義軍政權》（《敦煌研究》４期），論述了粟特人對歸義軍政權的影響及粟特人在歸義軍政權中的地位。陸慶夫《唐宋間敦煌粟特人之漢化》（《歷史研究》６期）認為，唐前期移民敦煌的粟特聚落——從化鄉，盡管在吐蕃占領河西后不復存在，但仍有不少粟特人繼續留下來。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他們分散到社會的各角落，從事社會各行業，廣泛同漢人及他族人交往、通婚。多種途經綜合作用的結果，最終促成了這些粟特人的漢化。這一漢化過程是以從化鄉之粟特聚落的消失為契機的。
黃盛璋《敦煌漢文與于闐文書之龍家及其相關問題》（《西域研究》１期），一文得出結論：１.龍家或龍部落人本焉耆人，系九世紀焉耆為回鶻所滅，向四處分散成為龍家或龍部落。２.龍家最南也是最后在甘州建立大本營。龍家在甘州建立的根據地，為甘州回鶻不斷排壓，退到肅州，最后又退到瓜州服屬于歸義軍。３.龍家逐漸同化于漢族、回鶻，至１００２年曹氏歸義軍為西夏所滅，龍家不復再見。
關于古代突厥的研究。吳疆《西突厥汗國的“十箭兩廂”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１期）認為，西突厥汗國用來統治其國民主體十姓部落的“十箭兩廂”制，直接導致了各部落酋長政治身份的合法化，客觀上培養了一批影響、左右汗國的國人階層，形成了大小可汗外的“設”、“啜”、“俟斤”這樣一個手握權柄的武力貴族階層。正是由于他們的不時發難，最終導致了西突厥汗國陷入無休止的格殺斗爭中。有關的文章還有，吳景山《突厥人的婚姻習俗述論》（《西北民族研究》１期）。
關于回鶻（維吾爾族）史的研究。長期以來，學術界一直流行著回鶻分三支西遷的說法。薛宗正《回鶻西遷新考》（《新疆大學學報》４期）則認為，所謂三支實指同一支西遷回鶻前后投靠部族的不同與遷徙地的變化。王野平《多浪維吾爾人考略》（《西北民族研究》２期）認為，多浪維吾爾人實為１７世紀南遷巴楚克多浪河一帶游牧的衛拉特部人。指出了國外學者將多浪人與羅布人混同，將庫爾勒伯克屬部視為多浪人的錯誤。尹偉光《藏文史料中的“維吾爾”》（《敦煌研究》４期），介紹了藏文文獻中對不同時期維吾爾族的稱呼。
關于黠戛斯（柯爾克孜）史、塔吉克史的研究。薛宗正《黠戛斯的崛起》（《民族研究》１期），主要依據漢文史料，探討了黠戛斯的種族組成、黠戛斯崛起的歷史背景和黠戛斯汗國曇花一現及由盛轉衰的原因。賀繼宏《葉尼塞柯爾克族西遷史的研究》（《西域論稿》，新疆人民出版社），闡述了歷史上柯爾克孜人的西遷及１８世紀柯爾克孜人舉部西遷的原因和這次西遷對柯爾克族的影響及其意義。在《伊蘭人、羌人與我國塔吉克族》（同上）一文中，作者探討了塔吉克族的族源。認為塔吉克族是東西方黃、白人種（羌人和伊蘭）融合而成的民族，是我國帕米爾高原最古老的土著民族。
關于蒙古史的研究。徐黎麗《試論１３－１４世紀蒙古貴族的伊斯蘭教化及其原因》（《西北師大學報》５期）認為，蒙古貴族的伊斯蘭化首先根源于作為征服者的蒙古民族迅速同化于中亞、中東和東歐諸民族之中，同時也是蒙古族利用伊斯蘭教鞏固其政權的必然結果。
６、民族關系史
本年度關于中原王朝與西域關系的研究論文，以漢、唐、元時期的居多。葛亮《西漢前期北方邊防對策舉要》（《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４期），探討了西漢前期北方邊防對策尤其是處理與匈奴關系的一些重要政治措施。王國華、徐萬和《渾邪王歸漢年代判辨正》（《西北史地》４期）認為，元狩三年秋渾邪王歸漢，標志著強大的匈奴帝國由盛轉衰，最后趨向分裂、融合的開始，也標志著漢武帝立足河西、經營西域，完成空前統一大業的開始。張興勝《論唐朝與西突厥的關系》（《西北史地》３期），分析了唐與西突厥由最初的與援同盟關系發展為建立同盟關系到最后形成敵對關系的歷史背景。李大龍《由使者來往看唐王朝與薛延陀的關系》（《內蒙古社會科學》４期），考述了唐貞觀二年至貞觀二十年間二者互派使者的情況。認為唐朝和薛延陀大體保持著藩屬關系，即薛延陀稱臣于唐。蘇北海《唐代四鎮、伊西節度使考》（《西北史地》２期），考述了唐在西域增設四鎮（龜茲、疏勒、于田、碎葉）、伊西節度使的時間及其管區和武裝。１３世紀蒙古人的崛起，對中原王朝和西域的歷史發展產了深遠的影響。李一新《蒙古中亞統治者與元朝的關系》（《貴州師范大學學報》１期）認為，蒙古中亞統治者與蒙古大汗廷的關系經歷了由附到離，由親到疏的演變。而在元朝建立之后，中亞統治者與元的關系則經歷了由戰到和，由離到附的曲折過程。１３世紀晚期雙方的激烈斗爭對元朝西北地區的影響尤其深遠。朱新光《試論帖兒帝國與明朝之間的關系》（《西北民族研究》１期）認為，雙方關系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帖木兒初創帝國時期，向明朝稱臣納貢，雙方保持和睦的關系。帖木兒統一帝國后，雙方交惡。帖木兒死后，雙方關系又經歷了一個恢復、發展和持續的過程。徐黎麗《論蒙元時期宗教政策的演變對民族關系的影響》（《西北民族學院學報》１期），闡述了蒙元時期宗教政策的演變過程，并分析了原因。探討了這種演變對民族關系的發展產生的影響和后果。
二、新疆史（清——現代）
自１７５９年清政府統一西域，將西域稱作“新疆”，至１８８４年清政府正式成立新疆省，其間清俄簽定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這些條約使清政府失去了５０多萬平方公里的西北邊土。從此中國在中亞的勢力范圍僅限于今之新疆。本年度關于新疆史研究的論文較多，內容涉及各方面。
１、政治
清朝統一新疆后，為鞏固其在西疆的統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齊清順《清朝加強和改善新疆吏治的重大舉措》（《西域研究》２期），對清政府加強新疆吏治的措施進行了探討。認為清代新疆吏治問題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即與全國的吏治狀況緊密相連，又與新疆的具體條件有關，同時也與當時全國以及新疆的政治、經濟形勢分不開。韓香《清代察哈爾蒙古的西遷及其對新疆的開發》（《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３期）認為，乾隆年間察哈爾蒙古作為清政府從內地調往新疆駐防軍隊的一支，戍邊畜牧于博爾塔拉等地區，對新疆地區的穩定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促進了新疆地區的開發。《烏魯木齊政略》是清代烏魯木齊都統轄區的首部志書，修成于乾隆年間。現國內僅存二部抄本，且不著撰人名氏，無序跋。王希隆《＜烏魯木齊政略＞的幾個問題》（《西域研究》１期），就其版本、成書年代、作者、修篡起源、史料價值等問題闡述了自已的觀點。新疆的北部以哈薩克民族居多。張巖《新疆近現代政府對哈薩克族的統治》（《西北史地》１期），反映了清朝至民國年間政府對北疆的經營管理及封建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對哈薩克牧民的剝削和壓迫。
１８１５年在新疆發生的孜牙墩事件和１８６４年的庫車起義在新疆歷史上頗具影響的事件。謝志寧《１８１５年新疆孜牙墩事件真相及其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２期）認為，此次當地人的軍事反抗行動打破了南疆持續了５０年的安定局面，成為日后張格爾的入侵和叛亂的導火線，南疆從此逐漸變得動蕩不安。劉志霄《１８６４年庫車維吾爾農民起義及其與阿古柏匪幫的斗爭》（《西域研究》３期），則分析了在短時間內席卷天山南北的庫車起義的歷史背景和起義失敗的原因，對起義領袖熱西丁作了客觀的評價。
２０世紀的新疆政局變幻不定，其中不泛蘇聯的影響。張勉勵《蘇軍“紅八團”進駐新疆哈密述論》（《西域研究》１期）認為，紅八團駐扎哈密，對穩定新疆局勢，維護國際通道的安全，保障蘇聯援華人員和物資的順利過境，起了積極作用。但也起到了維護盛世才軍閥割據政權，抵制中央勢力入新疆的作用。蘇紅八團進駐和撒出哈密，是蘇聯在新疆勢力增長和削弱的反映。黃建華《迪化和談前有關新疆問題的中蘇交涉》（《西北史地》１期），對１９４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國民黨政府代表和三區革命政府代表和平談判之前，中蘇關于新疆問題的交涉情況作了探討。
對抗日戰爭時期新疆歷史的研究，有高新生、張玉風《抗戰時期新疆培訓特 種兵始末》（《新疆大學學報》４期）、倪立保《抗日戰爭時期的新疆國際交通線》（《新疆師范大學學報》２期）和莊鴻鑄《新疆對抗日戰爭的貢獻及其歷史意義》（《新疆大學學報》１期）
２、經濟
伙種制度是解放前新疆維吾爾農村（主要是南疆地區）普遍存在的一種租佃制度。王欣《南疆伙種制度研究》（《西北民族研究》２期），分析了伙種制度存在的歷史背景及其特點和基本形式，進一步探討了這種制度所反映出的社會關系。陳延琪《論新疆三區政府農業生產的發展》（《西域研究》１期）認為，三區政府在和平協議簽字后，全力發展農牧業生產，措施得力，成效顯著，為三區根據地的生存和發展奠定了扎實的物質基礎。作者在《近代新疆石油工業的三次盛衰》（《西域研究》４期），闡述了光緒３２年（１９０６）王樹枬出任新疆布政使時期及辛亥革命后，楊曾新接管新疆政權時期和１９３５年盛世才任新疆督辦至和平新疆解前期的新疆石油工業的盛衰起落。有關論文，還有魏長洪、伏陽《新疆興辦近代紡織企業的一次有意義嘗試－－新疆阜民紡織公司始末》（《西域研究》４期）。關于商貿方面，潘志平《乾嘉年間新疆的商業貿易研究》（《西北民族研究》２期）認為，清朝統治者完全繼承了歷代統治者“抑商”的統治思想，發展了傳統的禁榷制度。這一時期新疆的商業貿易雖有所發展，但卻沒有給新疆社會經濟的發展帶來多少實際的效益。
三、中亞五國史
本部分以現今之中亞地區五個共和國的歷史為主，兼顧其周鄰中亞區域的歷史。
馬曼麗主編《中亞研究－－中國與中亞同源跨國民族卷》（民族出版社），探討了跨國民族的理論問題、中亞與中國同源跨過民族的歷史淵源關系及橫貫中亞地區的絲綢之路。分析了跨國民族特征、類型形成發展的原因，就今后的發展趨勢、制約方向諸因素等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前蘇聯解體后，泛突厥主義思潮在土耳其、中亞地區重新抬頭，為國際社會所注目。泛突厥主義能否像希望的那樣，使土耳其、中亞和其它地區的突厥民族聯合起來，形成某種形式的政治聯合體？楊增耀《中亞突厥諸民族歷史發展特點－－兼論泛突厥主義的影響》（《西北大學學報》２期），結合中亞突厥諸民族歷史發展的特點，對此作了探討。
敬東《試論烏古斯突厥蠻塞爾柱克人的聯系與區別》（《西北民族研究》２期）認為，烏古斯人是突厥人的一支。西突厥之后，烏古斯大量涌向中亞地區，居住在錫爾河流域。塞爾柱克人出自烏古斯，在１１世紀９０年代建立了東接中國，西達地中海，北起高加索，南至也門的帝國。而突厥蠻主要指１１世紀歸順塞爾柱克王朝并皈依伊斯蘭教的烏古斯人。突厥蠻是塞爾柱克家族發展壯大直到建立帝國過程中所依靠的基本社會力量。作者認為，正是由于塞爾柱克人具備了同時代的烏古斯人、突厥蠻人所不具備的諸多長處，加上當時有利的國際環境，塞爾柱克人得以從烏古斯、突厥蠻中脫穎而出，從錫爾河流域沖向廣闊的歷史舞臺，在社會發展階段上越過奴隸階段迅速進入了封建社會。萬雪玉《中亞希瓦、布哈拉汗國政治狀況》（《新疆大學學報》２期），論述了１６世紀初直至蘇維埃政權在中亞建立止，最終滅亡的希瓦、布合拉汗國的政治狀況。作者在《希瓦、布哈拉汗國時期烏茲別克斯坦經濟狀況》（《新疆大學學報》２期）一文中，探討了汗國經濟方面的有關問題。１９１６年中亞爆發了由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卡拉卡里帕克、維吾爾、東干等民族參加的反對沙俄殖民主義和民族壓迫的民族起義。帕爾哈提.&127;阿帕爾《１９１６年中亞民族大起義及其歷史意義》（《中亞研究》３－４期），闡述了起義的原因和意義。
這方面的譯文比往年多些，內容涉及各方面。主要有杜平譯《薩珊王朝后期伊朗與突厥的關系》（《西北史地》２期）；姚朔民譯《游牧民族傳統大遷徙和季節性流動對中亞地區古代商路形成的作用》（《西域研究》３期）；劉文鎖譯《青銅時代的中亞草原：安德羅諾文化》（《新疆文物》２期）；姚崇新譯《犍陀羅語與佛教在中亞的傳播》（《西域研究》４期）；戶曉輝譯《薩滿教的起源與西伯利亞的巖畫》（《西域研究》２期）；牛汝極、劉燕譯《絲綢之路上的基督教藝術》（《新疆文物》１期）；楊富學、黃建華編譯《摩尼文、突厥語貝葉書》（《西域研究》２期）等。
四、文化史
余太山主編的《西域文化史》（中國友誼出版社），是國內第一部系統敘述“西域”文化的專著。充分注意政治、經濟背景的作用而不是孤立地描述文化現象，是本書的主要特色。
１、總論
安德羅諾文化的形成，可溯源于新石器時代和早期金屬時代。李琪《略論中亞安德羅諾文化》（《西域研究》２期），闡述了產生于中亞遼闊地域的安德羅諾文化所形成的農業畜業經濟及相應的物質文明、居住形式、埋葬儀式和社會形態的基本特征。《突厥語大詞典》不僅是一部語言學著作，而且是一部關于中世紀中亞社會的百科全書。袁舍利《＜突厥語大詞典＞所展示的古代突厥語民族的游牧文化》（《新疆大學學報》４期），探討了古代突厥民族的游牧生活及其文化心態、圖騰崇拜和宗教觀念。鄧浩《從＜突厥語詞典＞看喀喇汗王朝的物質文化》（《西北史地》４期）認為，喀喇汗王朝時期，回鶻以及突厥語的一些游牧部落開始完成由游牧生活向定居的農業過渡。這對喀喇汗王朝物質文化的形成和確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使喀喇汗王朝的物質文化兼具畜牧文明和農業文明的特點。陳曉云《從哈薩克語畜類詞看哈薩克的畜牧文化特征》（《語言與翻譯》４期），從語言角度探討了哈薩克畜牧文化的特征。馬通《阿爾金山的哈薩克基本文化形態》（《甘肅民族研究》３－４期），則描述了作者四十年前所了解的哈薩克族的民俗文化。
２、宗教
歷史上，在中亞傳播的各種宗教對中亞的歷史、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劉賓《西域薩滿論》（《西域研究》３期），考證了“薩滿”一詞的來源，闡述了薩滿教的特點和宇宙觀。認為在古代西域塞人、匈奴、柔然、烏孫、康居、黠戛斯、突厥、回紇、蒙古人以及１８世紀后期西遷新疆的錫伯和達斡爾族，都普遍信仰過薩滿。薩滿文化在后世的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等民族的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痕跡。林梅村《從考古發現看火襖教在中國的初傳》（《西域研究》４期）一文推測，火祆教最初由塞人傳入中國西部地區。在西漢年間，由粟特人傳入中原。黃振華《魏晉時期樓蘭鄯善地區佛教研究札記——佉盧文沙門名號考證》（《民族研究》４期），對鄯善佉盧文書所載“沙門”名號進行了譯釋考證，從而為研究鄯善王國的佛教社會提供了可靠的文獻基礎。有關論文還有，姚崇新的《北涼王族與高昌佛教》（《新疆師范大學學報》１期）。朱普選《絲綢之路上的伊斯蘭教》（《西北史地》４期），
３、語言
專著有《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學突厥語言文化系、中亞學研究所編，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收錄了有關古代突厥、回鶻文及現代突厥語族語言文化方面的論文２０篇。
胡振華《黠戛斯葉尼塞文獻使用的字母》（《突厥語言與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分析了黠戛斯語的特點，并就黠戛斯葉尼塞文獻中使用的字母進行了歸納分類。認為鄂爾渾文獻字母與葉尼塞文獻字母基本一樣，但有不同。董文義《新疆古代居民與維吾爾語言史研究》（《西北民族學院學報》３期），從新疆古代民族居住史、遷徙史、部落和部族融合史、各種文化影響史等綜合角度出發，探討了維吾爾語言的發展史。關于當今中亞五國語言的研究，胡振華《中亞五國及其語言文字》（《中央民族大學學報》４－５期），概述了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烏孜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及塔吉克斯坦的語言文字特點。此外有張衛國《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哈俄雙語現狀述評》（《新疆大學學報》２期）等。
４、巖畫、石人
胡邦鑄《論巖畫圖象的辯認》（《新疆藝術》２期）指出，正確辯認巖畫圖象是巖畫研究的基礎。同時分析了導致對巖畫圖象錯誤辯認的幾種原因。袁同凱《古代中亞游牧民族的巖畫及其原始信仰（《西域研究》２期）認為，古代游牧民族創造巖畫的動機，主要基于對食物的渴求。在其創作過程中由于這種渴求而對巫術、超自然物產生崇拜。指出理解巖畫的最初含義應置于一種古老的文化背景中。王博《對切木爾切克早期非獨立墓地石人的認識》（《新疆藝術》５期），對發現于新疆阿勒泰地區切木爾切克鄉境內的非獨立墓地石人的年代、類型、用途及其反映的歷史文化進行了探討。
本年度出版的專著還有，榮新江《歸義軍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賀繼宏《西域論稿》（新疆人民出版社）；蘇北海《絲綢之路與龜茲歷史文化》（新疆人民出版社）；吳平凡、朱英榮編《龜茲史料》（新疆大學出版社）等。在此并就上年度綜述遺漏的１９９５年出版的專著作一補充，這些專著有：黃盛璋著《中外交通與交流史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張碧波、董國光主編的《中國古代北方民族文化史》（黑龍江出版社）；李吟屏《和田史話》（新疆人民出版社，）；穆舜英、張平主編的《樓蘭文化研究論集》（新疆人民出版，）劉迎勝《絲綢之路文化·草原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吳景山《絲綢之路考察散記》（民族出版社）；
綜上所述，可以將本年度中亞史研究的特點歸納如下：１、古代西域史研究的成果突出，表現在對各專題的繼續研究。對西域社會生活史的探討，則開辟了西域史研究的新領域。當然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不足。關于西域民族史研究的論文雖較多，但因歷史上西域古代民族雜多，這方面的研究仍顯薄弱。２、新疆歷史的研究趨向深入，表現在研究領域的拓寬和論文數量的增多。３、本年度發表的有關當今中亞五國歷史、文化的論文和譯文，反映了我國中亞史的研究在保持傳統的同時，正在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在吸收外國研究成果的同時，開始注重將中亞歷史置于廣闊的世界歷史背景中去研究。
本述評因覆蓋面廣，內容繁多，在摘錄和介紹時不免有疏漏和欠妥之處，還望方家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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