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中國中亞史研究概述
賈依肯
９０年代隨著蘇聯的解體，中亞格局發生了變化，國際關系重新調整。中亞這個曾經是歷史上東西交往的樞紐，文化熔匯的聚點，在古絲綢之路衰落，沉寂了幾個世紀之后，今天再度成為世界矚目的一個焦點。新“絲綢之路”歐亞大陸橋開通后，人們期盼著中亞再現昔日輝煌，以促進世界經濟文化的大循環。因此９０年代，世界范圍內又一次掀起了中亞研究熱潮。
我國的中亞研究這些年來取得了顯著的成績，其中中亞史的研究碩果累累。本文所述及的中亞地理范圍包括我國的新疆、獨聯體的中亞五國及阿富汗全境、伊朗東北部、巴基斯坦北部，蒙古西部等地域。
１９９４年我國中亞史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更加深入，出版的專著、譯著約十多種，學術論文約２００余篇，研究領域涉及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方面。現擇要加以介紹。
一、政治史
歷史上由于西域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軍事上的重要性，歷代中原王朝的統治者都很重視對西域的經營。而各民族由于經濟等因素，也以和平方式或戰爭方式與中原保持著頻繁的交往。中原與西域關系的研究是中國中亞史研究不可缺少的部分。去年度這方面的研究成果頗多。
余太山《西漢與西域關系述考》（《西北民族關系研究》１、２期）詳細考述了西漢控制西域南北道諸國的過程及其與諸國的關系。李大龍《隋王朝與突厥互使述論》（《內蒙古社會科學》１９９４年５期）認為隋王朝最早向突厥派遣使節在開皇元年（５８１年），此后隋與突厥互使不斷。使者的往來對雙方關系的建立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馮智《唐初的突厥問題與全國的民族關系》（《青海社會科學》１期）認為唐初突厥問題的解決帶動了唐對全國各少數民族的統一進程，唐制定的一系列統馭全國各民族的方針政策，鞏固和加強了唐朝對全國各民族的統一領導。王國華、鐘福國的《試論安史之亂后的唐——回紇關系》（《甘肅民族研究》１期）認為，唐前期融洽的民族關系是建立在唐朝強大的國力基礎上。安史之亂后，唐朝國力衰弱，導致了回紇、吐蕃等民族與唐朝關系的惡化。任樹民的《唐宋王朝在西北的民族政策》（《西北民族學院學報》１期）認為唐宋王朝對西北歸順內屬的諸少數民族部落的安置政策，不盡相同，各具特點。但對敵對部落的戰俘、罪犯及詐降者的配流政策則基本大同小異。楊秀清《試論明朝對西北民族問題的決策》（《民族研究》１９９４年６期）認為明朝對西北地區所采取的決策是放棄西域，重點經營甘青藏族地區。明朝在西域的退縮政策，使之失去了進一步開發西域的時機，使新疆地方勢力膨脹，給河西防務帶來了壓力。
此外，王永興著《唐代前期西北軍事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書，對唐王朝與西域的關系從另一個側面作了深入的探討。
制度方面。尚衍斌《關于晉唐時期西域法律制度的幾個問題》（《新疆大學學報》１期）認為，古代西域法律體系并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完整的有機體，它是包括了中原漢法、北方少數民族習慣法以及當地部分民族習俗在內的多元聯合體。晉唐時期西域法律體系以漢法為主體，同時摻雜了若干回鶻、突厥及其它的游牧民族“舊制”的成分。作者在《元代畏兀兒亦都護官號考》（《西域研究》１期）認為，亦都護的官號源于Ydyqut-sahri（高昌故城），曾為定居于此的拔悉密以及元代的畏吾兒首領沿用。以地名或部族的居住地作為官號或稱呼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個共同特點。姚繼榮《試論明代西北馬政的衰敗原因》（《青海社會科學》３期）分析了西北馬政日漸衰敗原因，認為明代西北馬政的衰敗，是明朝對西北的政治經營走向大潰敗之始。
中央政府對新疆的統治自漢唐的西域都護，到清朝的伊犁將軍皆為軍府制。齊清順《清代新疆行政體制變革的重大勝利》（《西域研究》２期）認為，新疆在舊的軍府制統治下，維吾爾中的伯克制、札薩克制的長期存在，嚴重地阻礙著生產力的發展。１８８４年清政府建立新疆省，結束了新疆在行政管理體制上長期與內地不統一的歷史。
本年度對清代以來新疆的歷史事件研究較多。
劉正寅發表了《噶爾丹統治時期的天山南路（１６８０－１６９７）》（《民族研究》５期）和《策妄阿拉不坦對天山南路的征服與統治》（《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２期）一文，認為噶爾丹歸并天山南路后，繼續對外擴張，長期致力于對喀爾喀蒙古和清朝的戰爭以及內部的斗爭，無暇南顧，結果天山南路在相當長的時間內處于基本獨立的狀態。１８世紀初，策妄阿拉不坦在完成了對天山南路的再征服后，通過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逐步加強了對天山南路的控制與管理，確立了相對穩固的統治。
潘志平《１７５９年－１９１１年新疆的變亂》（《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３期）指出，自１７５９年到１９１１年清王朝覆亡，在新疆喀什噶爾地區發生了多起規模大小不同的變亂。綜其性質，這一時期的變亂所反映的既不是民族問題，也不是宗教問題，而是新疆社會經濟的矛盾運動與來自境外英俄列強侵入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兩方面因素合力決定了新疆政局演變的基本軌跡。
齊清順《２０世紀前半葉蘇聯出兵新疆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３期）指出，中蘇有２０００余公里的共同邊界線在新疆。新疆局勢的穩定與否和新疆當局對蘇聯態度的好壞，不但直接影響著蘇聯中亞地區局勢能否穩定，而且也關系到蘇聯國家的安全，因此蘇聯一直十分關心新疆政局的穩定和發展。近代蘇聯多次出兵新疆都與上述目的有關。
二、經濟史
西遼王朝在中亞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朝代。紀宗安《西遼帝國的經濟與文化》（《西北民族研究》１期）認為，西遼王朝的創建者耶律大石成功的治國經濟政策和文化政策，一度促成了帝國經濟文化繁榮發展。耶律大石率部進入中亞后，將整個經濟政策建立在不干涉其屬國和地區內部事務的基礎上，使各地的經濟發展基本能按自身的規律進行。帝國內各種宗教都得到平等的待遇，中亞文化繼續發展。賈叢江《西遼時期契丹人的經濟生活》（《西域研究》４期）認為西遼前半期，大部分契丹人保持著以畜牧業經濟為主體的社會生活。后期轉入定居農業或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契丹人征服和統治中亞的過程也是對其傳統文化的揚棄過程。
１９世紀，玉米在新疆的種植和普及促進了當時新疆農業經濟的發展。日本學者堀直《回疆玉米考》（《西域研究》４期）指出玉米是在清統治回疆前，從西方傳入，玉米是作為適應社會狀況變化的新品種在回疆得以普及的。玉米的普及和坎兒井在吐魯番地區的普及在時間上一致。
三、民族史
本年度這方面的專著、論文較多。
程溯洛《唐宋回鶻史論集》（人民出版社）內容涉及回紇族源、居地的考證，對不同歷史時期回鶻所建汗國的社會性質、政治經濟及與中原文化交流方面的研究，還有關于維吾爾族歷史資料和研究情況的評述。魏良弢著《葉爾羌汗國史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對葉爾羌汗國的歷史進行了較全面、系統的闡述。本年度的專著還有劉迎勝《西北民族史與察合臺汗國史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譯著有伯希和著、耿昇譯《卡爾梅克史》（中華書局）。
論文的內容豐富。從宏觀上探討民族歷史發展的文章有孟古托力《蒙古高原諸族政權及其遞嬗》（《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３期）。作者認為諸族政權遞嬗之際，各族政權第一系列（以單于、汗、皇帝為首的政權核心部分）往往受到沉重打擊而滅亡或消失。第二系列（有共同語言、地域、文化和意識的“主體民族”，他們是政權的主要創建者，積極支持者）受到沖擊，但沒有太大的觸動。第三系列（被征服者即政權的非主體部分）受戰亂影響，損失小，他們對“寶塔”之倒塌不僅是喜，而且常充當倒“塔”的動力或動力的同盟者。民族政權的遞嬗中，多數部眾相對穩定。某些共同體的消失主要通過民族融合的途徑。
梁景之《自然災害與古代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民族研究》３期）認為，自然災害貫穿于草原游牧民族整個歷史的全部過程，其影響涉及民族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生活及宗教文化等諸多領域。災害種類以風雪、嚴寒、雷震、干旱等大氣水圈災害與狼災、蝗災等生物災害為主，發生規律一般為多種災害并發或連鎖發生。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自然災害也不過是歷史演進過程中的催化劑，而不是原動力。
族別史方面
1、中亞古代民族的研究
本年度側重于塞人、突厥、粟特人的研究。彭樹智《一個游牧民族的興亡──古代塞人在中亞和南亞的歷史交往》（《西北大學學報》１期）認為，塞人在早期的歷史交往中，扮演了雙重角色：它既是早期游牧民族對農耕世界的侵襲者和劫掠者，又是這兩個世界文化交流的使者和早期東西方交通的開拓者。馬國榮《新疆古代塞人的社會生活》（《中央民族大學學報》３期）探討了古代塞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認為古代塞人衣食住所有地域性、游牧性和吸收性三個突出特點。當年在吐魯番盆地，天山深處的古代塞人，曾是溝通古希臘文明與黃河流域古老文明的一個中間人。
余太山《貴霜的族名、族源和族屬》（《文史》３８）認為“貴霜”與“月氏”實為同名異譯，兩者同出一源。貴霜的族源可追溯到先秦時期的游牧部族禺知（禺氏），其故地至少可追溯至今河套以北。史學界對匈奴、鮮卑、契丹三個曾經在漠北歷史舞臺上扮演過舉足輕重的角色的古代民族有過大量研究。然而朱泓《人種學上的匈奴、鮮卑與契丹》（《北方文物》２期）仍值得一讀。作者依據豐富的考古學和人類學資料，分析了匈奴、鮮卑、契丹種族的歸屬。認為以低顱和闊面相結合為主要特征的北亞（西伯利亞）蒙古人種因素，在匈奴、鮮卑和契丹這三個古代游牧民族的種族成份中占據很大的比例。但是，在不同的民族中，該體質因素出現的時間，分布的地域以及具體的表現方式又有所不同。芮傳明《古突厥先祖傳說考》（《西域研究》２期）認為，突厥人的文化中融合了極多的西方文化成分，從而推測突厥人在阿爾泰山興起之前，很可能與伊蘭人、印度人及閃族等西方各族有過長期的接觸交往。他們曾經生活的地區，除里海外，或許還有其它地區。
關于粟特人的研究。榮新江《西域粟特移民考》（見馬大正等主編《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根據本世紀以來各國考察隊在新疆各地發現的粟特語、于闐語、中古波斯語和“據史德語”以及漢語、藏語、佉盧文尼雅俗語等材料指出古粟特人在塔里木盆地周邊于闐、樓蘭、疏勒、龜茲、焉耆、據史德等各綠洲中的普遍存在。程越發表了《粟特人在突厥與中原交往中的作用》（《新疆大學學報》２期）和《入華粟特人在唐代的商業與政治活動》（《西北民族研究》１期）。前者認為，粟特人與突厥通婚雜居，在突厥汗國有較高的政治地位，粟特文化和突厥文化，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滲透。粟特人的經商和移民促進了中原與突厥之間的物質文化交流。后者認為，粟特人借助于優越的地理位置，在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經商活動構成了入華粟特人的經濟基礎。這種活動在唐代達到鼎盛。
２、維吾爾族（回鶻）史
本年度以介紹國外學者有關研究成果的文章為主。如劉戈《德國的回鶻研究》（《新疆大學學報》３期）、牛汝極的《德國的維吾爾學研究》（《新疆地方志》２期）、《瑞典所藏維吾爾文獻資料及維吾爾研究概況》（《新疆文物》１期）、《法國所藏維吾爾學文獻文物及其研究》（《西域研究》２期）、許濤的《十月革命前俄羅斯東方學界維吾爾學研究概析》（《新疆大學學報》３期）、程溯洛的《簡介若干有關維吾爾族史研究的外文史籍》等。
３、哈薩克族史
洪濤的《也談哈薩克族族源》（《新疆大學學報》３期）認為哈薩克人從早期的烏孫、康居、塞人、匈奴、月氏、大宛、漢人到后期的突厥、黠戛斯、回鶻、契丹、蒙古、俄羅斯等民族的不斷融合，在１５世紀問世。在人種方面也不斷發生變化，由亞利安人種逐漸成為蒙古利亞型。哈薩克族族源雖然來自多種民族，但主要是烏孫、康居、突厥和蒙古。
４、塔吉克族史
《我國塔吉克族的形成及其歷史演進》（西仁·庫爾班、馬達力汗著，段石羽譯，《新疆大學學報》２期）認為，我國塔吉克人的先祖中融合了塞人、粟特人、花剌子模人、巴克特里亞人的成分，以后又融合了中亞其它民族的成分。塔吉克族主體形成于朅盤陀王國時期。阿拉伯人征服中亞后，中亞的塔吉克人在薩曼王朝時期完成了其凝聚為一個民族的過程。何星亮《塔吉克族族稱及其早期文化》（《西域研究》３期）一文認為“塔吉克”一名源于“大食”，即突厥語“Tash（石）”的漢譯音。并認為朅盤陀建國前和建國初，實行的是母權政治制度。父權世襲始于公元前后。塔吉克族建國后，就有了屬于自己的國法。在婚姻上，實行過多種婚姻制度，在信仰上經歷過多種宗教形式。
５、關于圖瓦人
康右銘《亞洲腹地的圖瓦人》（《西域研究》２期）認為亞洲腹地薩彥嶺和唐努山之間的葉尼塞河上游盆地是圖瓦人最為集中的地方。圖瓦人為古代突厥民族的后代。近代圖瓦人是古代突厥、通古斯、蒙古族和漢族長期融合的結果。文章還對圖瓦人的物質生活、信仰習俗作了介紹。程適良《新疆阿爾泰山區的圖瓦人》（《中央民族大學學報》５期）介紹了聚居在我國阿爾泰山區圖瓦人的悠久歷史和語言文字、經濟形態、婚喪嫁娶、飲食起居和宗教信仰等特有的文化。認為今天的圖瓦人仍保留了傳統的民族文化特點，在加入蒙古族大家庭后，成為蒙古族講突厥語的特殊成員。
６、關于羅布淖爾人（羅布人）
王野萍《羅布淖爾與羅布人》（《西北民族研究》１期）探討了小羅布淖爾的境域變遷及其土著羅布人的祖源，認為它是土著的塔里木人。并考述了羅布人的人口消長，生活習俗、社會制度和語言。胡邦鑄《多倫人和羅布淖爾人──與日本學者佐口透先生商榷》（ 《新疆藝術》４期）一文對日本佐口透《１８世紀─１９世紀新疆社會史研究》中羅布人就是多倫人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羅布淖爾人歷史源遠流長，而多倫人是１７世紀左右，遷移到南疆的西蒙古厄魯特或衛拉特人。他們在１８世紀信仰了伊斯蘭教后，加入了維吾爾大行列。
四、考古
巖畫是中亞游牧民族文化遺存的重要組成部分。本年度巖畫研究可謂碩果累累。蘇北海著《新疆巖畫研究》（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對阿爾泰山、天山、準噶爾西部山地、阿爾金山、昆侖山、帕米爾高原山區重要巖畫所反映的母系、父系社會的生殖崇拜文化作了深入細致的剖析。
發表的論文，從各角度探討了巖畫所反映的豐富內涵。戶曉輝《跨文化視野下的呼圖壁生殖巖畫》（《西域研究》1期）認為，呼圖壁生殖巖畫所表現的豐富的思想內涵，在研究原始社會史、思維特征、巫術與宗教、舞蹈、雕刻藝術及新疆古代民族史等許多學科領域具有不可輕估的意義。這些壁畫為上古西域與中原的文化交流以及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新證據。李秀梅《阜康縣水磨溝巖畫和古代草原文化》（《新疆藝術》2期）認為，天山北麓山丘地帶（阜康縣境內）的巖畫是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游牧于帕米爾、天山及北疆阿爾泰山到巴爾喀什湖一帶的塞種人鑿刻。巖畫反映了塞種人的藝術，即斯基泰藝術。陳良偉在《山地阿爾泰巖畫研究》（《新疆文物》3期）一文中對俄羅斯所屬山地阿爾泰的巖畫進行了研究，集中介紹了十種巖畫藝術，并探討了巖畫的創作技法特點。王博《杜拉特透視式巖畫》（《新疆藝術》2期）認為，數字在宗教上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薩滿教作為原始宗教曾廣泛流傳于我國古代西北至東北的民族中。杜拉特“X光透視”人物巖畫的發現使我們了解到古代阿勒泰地區薩滿教的情況。
關于陶器的研究。周金玲《初論察吾呼文化彩陶》（《新疆文物》2期）認為“察吾呼文化”是一支具有濃郁北方特征的考古文化，察吾呼文化彩陶在新疆彩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它與兩河流域的薩瑪拉文化和費爾干納的楚斯特文化有一定的聯系。王博《喀什西部三河流域古代遺址采集陶器類型學的研究》（《新疆文物》2期）認為，喀什西部三河流域在中西交通上處于一個重要的位置，它在自身文化發展的基礎上受到東西文化的強烈影響，形成一種較特殊的文化傳統。研究和認識這一地區的考古文化面貌有助于我們對新疆境內其它地區考古文化內涵的了解。
出土文物方面的研究，有關錢幣的論文較多。穆淵、張革新《準噶爾普爾錢》（《西域研究》）1期）認為，準噶爾普爾錢屬于中亞貨幣體系，鑄造時間為公元1700—1745年，即策妄阿拉不坦與噶爾丹策零在位期間，其流通區域是天山南路商品經濟較發達的葉爾羌、喀什、和闐和英吉沙爾。土登班瑪的《關于新疆所出漢——佉二體缽及其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期）認為，19世紀至20世紀初發現于新疆和闐、葉爾羌、庫車等地區的漢——佉二體缽，古格馬缽。古代的古格曾是西域大國，早年活動在東、西蔥嶺地區，后來向東流徙至今日西藏西部和北部，最后被吐蕃所征服而逐漸南移，直達今日西藏阿里地區，但在西域本土上仍留下自己的痕跡。國外對漢——佉二體錢也有深入的研究。本年度刊登了若干譯文，如赫恩雷（英一印）的《英國中亞古物收集品中的印——漢二體錢》、托馬斯（英）《漢佉二體錢》和穆吉克（印）的《以漢文佉盧文為銘的中亞錢幣》等（上述文章為楊富學譯，均發表于《新疆文物》3期）。
武敏《新疆近年出土毛織品研究》（《西域研究》1期）認為，近年來新疆出土的公元2—5世紀的毛織品產于中亞、西亞，是沿古代絲綢之路作為商品傳入中國新疆地區的。
1956年蒙古布吉特出土的粟特文突厥可汗紀功碑堪稱是本世紀最重要的突厥考古發現之一。它是目前所知突厥人最早的文字材料，記錄了1400年前稱雄于蒙古草原的突厥汗國的政治、宗教、語言和文化，是研究古代中亞人的重要史料。林梅村的《布古特所出粟特文突厥可汗紀功碑考》（《民族研究》2期）一文，就碑文涉及的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解釋存在的一些失誤進行了分析探討，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五、歷史地理
牛汝辰著《新疆地名概說》（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總結了新疆地名的演變規律，概括了新疆民族語地名的特點，探討了新疆等地的雙語地名現象及其類型和產生原因，并對200個市縣的山河湖泊名作了詳細的語源考訂，全面總結了自漢到今的新疆地名研究史。
論文題材廣泛。在地理沿革方面，有余太山《漢魏通西域路線及其變遷》（《西域研究》1期）、李吟屏《和田歷代交通路線研究》（馬大正主編《西域考察與研究》）、孫修身《甘州回鶻與北宋的交通》（《敦煌研究》）4期）、羊毅勇《從考古資料看漢晉時期羅布淖爾地區與外界的交通》（《西北民族研究》）2期）等。
關于地名地望的研究。錢伯泉《烏孫和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及其西遷的經過》（《敦煌研究》4期）認為，月氏在河西的故地為今山丹縣以東至蘭州市以西一帶。烏孫在河西的故地為今山丹縣以西至敦煌一帶。張志坤《漢代匈奴北海之考辨》（《史學月刊》2期）認為，在西漢匈奴關系史中，北海具有特殊重要意義。今蒙古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烏布蘇諾爾湖有可能是漢時的北海。馬千希《“哈密”地名考辨》（《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期）對蘇北海之“哈密”為烏孫人以王號莫昆命名，“哈密”為“烏孫族的政治中心、王都”的觀點提出質疑，認為哈密沒有烏孫人。“罕勉”、“哈木爾”應是“哈密”地名的早期名稱。
喀什噶爾是中亞歷史名城之一，在東西文明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高永久《喀什噶爾地名考辨評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期）認為，喀什噶爾以確切名稱的表達方式出現在歷史上的時間是公元10世紀喀喇汗王朝時期，具體地說是公元982年以前。
關于這方面的文章還有蘇北海《西突厥初期王庭位置考》（《西北史地》3期）、戴良佐《唐渠犁即阜康考》（《新疆文物》2期）等。
在探討地名與民俗的關系方面有牛汝極《地名與新疆民族風俗》》（《語言與翻譯》3期），認為新疆地名中含有黑、蘭、白色之意者甚多，這與新疆一些少數民族的色彩崇尚有關。許多與伊斯蘭教、喇嘛教有關的地名皆由地方民簇宗教信仰而產生。新疆地名中還有許多反映漢民族習性的地名。
六、文化史
1、總論
本年度有關文化史的論文很多，研究課題大致可分為中原文化與中亞、北亞文化的相互關系，中亞區域、族別文化及相互影響等幾個方面。
中原文化對西域的影響源遠流長，王東平《先秦至唐漢文化在西域的傳播》（《新疆大學學報》1期）一文指出，西域同內地的文化聯系自秦漢時代就已存在，漢文化在西域的傳播自先秦經西漢、魏晉南北朝至唐達到高潮，豐富和發展了西域文化。
中亞、北亞文化對中原文化影響也很大。宋新潮《匈奴文化及其對兩漢的影響》（《中央民族大學學報》1期）認為，匈奴文化是北亞草原地區游牧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以游牧、狩獵為主，隨水草而遷徙的經濟生活是匈奴文化特征形成的基礎和最實質的內涵。匈奴帝國的建立正是游牧文化的產物，而它的迅速解體也是這種文化的必然結果。這種文化對兩漢的影響表現在政治經濟、思想觀念以及語言服飾等多方面。
對區域、族別文化的研究相當深入。吳楚克《北方游牧文化的源起和獨特性》（《內蒙古社會科學》5期認為，從游獵到游牧的生產方式是決定游牧文化的物質基礎，游牧文化的獨特性是游牧的生產特性和游牧意識結合的產物。北方草原巖畫、英雄史詩、鄂爾多斯青銅器、圖騰崇拜和薩滿教等文學和藝術遺存生動地反映了北方游牧文化的獨特性。彭樹智《阿富汗與古代東西方文化的交往》（《歷史研究》2期）認為，阿富汗在古代世界史上是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希臘文化、印度文化、中國文化以及原始宗教、祆教、希臘宗教、佛教、印度教直到伊斯蘭教等宗教輻射傳播的交匯地區。因阿富汗特殊的地理環境，特殊的民族構成、人口分布、社會結構和經濟形態，故有著與四鄰不同的文化特征。
段石羽《塔吉克族文化特征及其傳統風俗》（《新疆大學學報》3期）指出，塔吉克文化在新疆眾多少數民族文化中占有獨異的重要地位。理順塔吉克族文化特征及其傳統風俗之間的關系，對研究中亞各族的文化很有意義。
歷史上，西域各族之間的文化聯系也是十分密切的。石羊、明星《回鶻與吐蕃的文化聯系述論》（《西北民族學院學報》3期）認為，在7至12世紀乃至13世紀的回鶻與吐蕃關系史中，雙方在文化領域的交流尤為重要。由于長期頻繁地接觸，兩族之間的語言、文字、宗教等方面相互產生了很深的影響，豐富了回鶻與吐蕃兩個民族的文化內涵。李瑛國在《蒙古西征對維吾爾族文化的影響》（《蘭州大學學報》3期）一文中則指出，蒙古的西征對維吾爾族語言文字、音樂舞蹈、文學藝術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響。
除上述幾個方面外，侯燦《新疆在漢魏時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的幾個問題》（《新疆師范大學學報》3期）從地域的角度研究了新疆在東西文化交流中的“中繼”作用和地位。認為這里的先民在傳播東方和西方的文化的同時，還把這些文化與自己所創造的文化結合起來，吸收、融合、發展著來自東西方的文化。
2、宗教
王樾《“馬祖”崇拜與亞洲古代民族關系》（《新疆文物》2期）認為，公元前一千年，馬祖崇拜觀念，馬祀求子與巫術曾流行于從伊朗、印度直到中國新疆、蒙古這一廣大的地域內，說明古代民族之間存在過相當密切的聯系，有過頻繁的交往及思想文化觀念的交流。
吳景山《突厥人的圖騰崇拜》（《西北民族學院學報》3期）認為，突厥人與烏孫、鐵勒人都曾先后生活在同一區域，所處的自然環境相同，從事的游牧經濟生活相同，因此“狼”成為他們共同的圖騰。然而狼在他們各自的傳說中的具體身分不同，反映了各民族之間文化承傳的損益揚棄過程。
田衛疆《試論古代回鶻人的樹木崇拜》（《新疆大學學報》2期）認為，“狼”圖騰文化是古代北方草原游牧地區眾多部落或部落聯盟共有的，而“樹木”崇拜則是古代回鶻人最早的圖騰崇拜。“樹”圖騰反映了回鶻人早期狩獵經濟的狀況，“狼”圖騰則是回鶻人游牧生活時代的寫照。
關于薩滿教的研究。王建新《試論維吾爾族薩滿教與日本薩滿教異同及國外薩滿教研究的幾個問題》（《新疆師范大學學報》3期）認為，在古代日本和維吾爾族中，薩滿教是當時部族社會全體支配性的宗教。日本薩滿的最高神是日神，維吾爾薩滿教的最高神是天神。在現代社會中，維吾爾薩滿教包容于伊斯蘭教中，受其支配，而日本薩滿與其它宗教流派并列成為日本宗教結構中的一環。日本薩滿教以女性為多數，巫儀繁縟，維吾爾薩滿教為男性，巫師種類少。日本薩滿教是極端靜態的，而癲狂狀態是維吾爾薩滿的重要特征。
周菁葆《西城景教文明》（《新疆師范大學學報》2期）認為，景教于公元6世紀末葉廣泛流傳于西域，后隨伊斯蘭教的傳入，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景教的醫術、繪畫、音樂、舞蹈，對西域醫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影響。為數眾多的景教徒對中西文化交流起了積極的作用。
朱英榮《論龜茲石窟藝術的宗教職能》（《新疆大學學報》）認為，龜茲石窟藝術是一種宗教藝術，它的特點是創造賦有意識和意志的超自然物的虛幻形象。其宗教職能有：膜拜職能、教育職能和審美職能。
3、語言文字
中亞是多民族、多語言、多文字地區，對這一地區不同語言文字的研究也是歷年學術論文的一個重點。林梅村《中國所出佉盧文研究目錄》（馬大正等主編《西域研究與考察》）介紹了流散于倫敦、巴黎、柏林、斯德哥爾摩、圣彼得堡、新德里、京都各地及收藏于國內和田、烏魯木齊、北京、西安和旅順等地的佉盧文資料。他在《祁連與昆侖》（《敦煌研究》4期）一文中探討了“昆侖”一詞的來源，認為它是吐火羅語kily
oun一詞最早的漢語譯名，是漢語詞匯中最早的印歐語詞匯。侯爾瑞《“可汗”一詞源流》（《語言與翻譯》4期）認為，“可汗”一詞為北魏初期統一了漠北的柔然政權最先使用。在古代和現代各民族語言中“可汗”的讀法并不一致，含義也各有其說。哈比毛拉在《哈薩克古文字與天山北麓石刻》（《新疆大學學報》3期）一文中指出，哈薩克先民曾經使用過突厥文和錫爾河文，這兩種文字的字母在天山北麓的石刻中大量出現。
維吾爾語在突厥諸語的研究中論文居多、涉及面廣。李瑛國《維吾爾文的發展與明清時期的運用》（《語言與翻譯》3期）指出，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的維吾爾文，從元代的“‘察哈臺文”發展到清初已完全取代古回給文，廣泛運用于文學、史學、經濟、天文、地理等學科中，成為維吾爾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阿不都魯甫·包拉提的《察哈臺語在維吾爾語詞匯中的作用》（《語言與翻譯》2期）一文則進一步指出，察哈臺語在現代維語中仍保持著強大的生命力，現實生活中仍被繼續使用。研究維語的文章還有劉平《19世紀末清朝在新疆的語文政策及其實踐》（《西域研究》2期）等。
從語言比較的角度研究中亞民族語言的文章有海木都拉·阿不都熱合曼的《淺談日語與突厥語的部分結構類型》（《語言與翻譯》2期）認為，日語和突厥諸語在語言構詞方面有其相似之處。日語和突厥語均屬粘著語，二者除具有粘著語的特點要素外，日語有屈折語及分析語的特點和要素，而突厥語具有分析語的類型、特點和要素。此外還有劉珉《漢維語對比說略》（《語言與翻譯》3期）、高爾鏗《塔吉克語語態結構剖析——塔漢語系對比芻議》（《語言與翻譯》3期）等。
4、文學
本年度研究有關中亞各民族文學遺產的成果很多。
維吾爾族的《福樂智慧》仍是學者們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題目，而且研究角度越來越廣。劉志霄《11世紀維吾爾社會思想與“福樂智慧”》（《西域研究》1期）指出重法規的制約力、強調精神的制約力是11世紀維吾爾社會思想的主要特點，也是喀拉汗王朝一系列政治、經濟措施頻遭破壞之后的必然產物。代表這一時期維吾爾社會思想的主要人物是優素甫·哈斯·哈吉甫，他集11世紀維吾爾社會思想之大成，寫下了哲理長詩《福樂智慧》。有關的文章還有劉賓《福樂智慧與東西方思想史背景》（《西域研究》1期）、劉魁立《福樂智慧的象征體系》《西域研究》1期）、吳冶的《“福樂智慧”的喜劇藝術特色》（《絲綢之路》6期）、張雪蓮的《“福樂智慧”中的日出王形象》（《新疆大學學報》4期）等。柯爾克孜族的史詩《瑪納斯》是我國少數民族三大英雄史詩之一，對它的研究也是每年度中亞文學研究的重點。郎櫻《我國三大英雄史詩比較研究》（《西域研究》3期）從三大英雄史詩的比較出發研究了《瑪納斯》。她指出，三大英雄史詩是典型的東方史詩，它們有別于西方史詩的共性，同時由于分屬不同民族，流傳于不同地域，三大史詩又各具特色。共性表現在：“征戰”是三部史詩的主要構成部分，每部史詩都塑造了一位貫穿于史詩始末的主要英雄；規模上的宏偉性也是三大史詩的共性。三大史詩在美學特征、人物形象塑造、傳承形式、敘事結構和發展結構等方面存在著差異。另外研究《瑪納斯》的文章還有王仲明《論“瑪納斯”的英雄主義精神》（《西域研究》3期）、李紹年《“瑪納斯”是一部語言文化淵源的詳解辭典》（《語言與文字》4期）、張彥平《瑪納斯的語言藝術》（《西域研究》3期）等。
關于西域文學史的研究。郝延霖《論西域散曲作品的喜劇色彩》（《西域研究》3期）認為，西域散曲家的作品比起傳統的詩歌在形式上有較多的自由；語言上不避俚言俗語；內容上，市井生活、莊稼人的思想，調笑的故事，皆可入曲。加上西域少數民族所具有的智慧和幽默、豪放、開朗的性格，使得他們的散曲作品具有濃郁的喜劇色彩。黎薔《西域文學藝術的戲劇化》（《敦煌研究》1期）認為，印度佛教傳入西域與中原地區后，佛教文學藝術也隨之傳入。其古老的文學藝術形式（文學指印度語言文字、佛教詩歌、神話傳說、寓言故事等；藝術則指印度佛教音樂、舞蹈、雜技、美術與建筑）移植于西域豐腴的文化土壤，逐漸融匯貫通而化合為一種嶄新的表演藝術形式，即西域戲劇。
此外縱橫《“敕勒歌”辨誤》（《內蒙古大學學報》3期）指出，《敕勒歌》是敕勒人創作的民歌。斛律金是《敕勒歌》的演唱者而非作者。它產生的時期為5世紀中后期。
本年度關于中亞研究還有一些綜合性的著作。如馬大正、王嶸、楊鐮主編的《西域考察與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內容包括國內外學者對19—20世紀西域考察活動及其學術遺產的評估和學者們對西域歷史、考古和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吳玉貴的譯著《中亞史綱要》（加文·漢布里著，商務印書館）等。
本綜述旨在為中亞研究者提供方便，因論著的覆蓋面廣、內容繁多，在摘錄和介紹時不免有疏漏和欠妥之處，還望方家指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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