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５年中亞史研究綜述
賈依肯
本年度的中亞史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有新的突破。出版的專著、譯著約２０多種，學術論文３００余篇。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民族、文化等方面。各方面的側重點與往年的不盡相同。現擇要介紹如下。
一、政治史
中原王朝與西域關系的研究是我國中亞史研究的重要部分。
余太山著《兩漢魏晉南北朝與西域關系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對有關原始史料作了較全面的梳理，考述了六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原與西域關系，并就一系列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崔明德著《隋唐民族關系探索》（青島海洋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從不同的角度對隋唐時期的民族關系進行了探討。
論文以探討唐朝時期的有關問題為主。楊圣敏《論回紇與唐朝的關系》（《中亞學刊》第４輯）認為，７４５年以前，回紇與唐之間是一個部落或一個地方政權與中央王朝的關系。之后，回紇控制漠北，雙方關系成為國與國之間關系。這種關系依雙方力量的消長可劃分為三個時期：唐朝的屬國時期（７４５－７５６年）、平等抗衡時期（７５６－７８７年）、父子國時期（７８７－８４０年）。樓勁《漢唐的外事體制與絲路古道上的外交模式》（《敦煌學刊》１期）認為，漢唐的外事體制表現為一套淵源流長的大一統世界秩序觀的實踐和發揮。它是以內政為本，外事為末；以羈縻不絕式控馭為主要方略，輔以攻守戰備；通過內外體同用異的行政建制和禮法規范來具體處理外事的體制。漢唐在絲路上展開的外交活動，是上述外事體制逐漸充實和定型的關鍵及其具體運作的一個最重要領域。朝聘往來之制，是漢唐王朝規范和衡量絲綢之路中外關系幫交的基本模式。李大龍《回紇派往唐朝使者述論》（《西域研究》４期）、陳國燦《唐開元西州曹符帖目中的西域“警固”事》（《西域研究》１期）等都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探討。王思治、呂元聰（香港）《１８世紀前夜西北邊疆局勢述論》（《清史研究》１期），則論述了康熙皇帝處理西北邊疆復雜局勢的舉措和平定噶爾丹民族分裂勢力的烏蘭布通戰役。
這方面的研究，本年度從職官制度和行政機構、建置角度論述的文章也較多。韓香《試論“使匈奴中郎將”的來源及演變》（《新疆大學學報》１期）認為，該官職起源于秦。東漢時正式設置，魏晉時演變為“護匈奴中郎將”。鄭炳林、馮培紅《唐五代歸義軍政權對外關系中的使頭一職》（《敦煌學輯刊》１期）指出，使頭是歸義軍政權派出通使周邊的使團最高首領，是唐五代歸義軍政權為處理錯綜復雜的周邊關系而專門設置的官職。
田衛疆《蒙元時期新疆建置述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１期）指出，蒙古時期的軍政管理機構和職官設立，體現了內地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的管轄統治，是漢代以后歷代中央王朝對天山南北各地進行管轄統治的延續。吳福環《我國邊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舉措——論新疆建省》（《新疆大學學報》４期）認為，１８８４年新疆建省，將邊疆與內地劃一治理，是國家統治方式近代化的標志之一。這對其后建立臺灣行省和東北三省及議設蒙古行省產了深遠的影響。
西遼史是中亞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方面的論文有，拜合提亞·吐爾遜《耶律大石與喀喇契丹帝國的建立》（《歷史論集》，厲聲、安尼瓦爾·阿布里米提主編，新疆人民出版社，以下簡稱《論集》），對耶律大石西行前的經歷及其創建喀喇契丹帝國時，在政治、軍事、外交等諸方面所起的作用和表現出的非凡才能進行了論述。紀宗安《耶律大石治西遼國策述論》（《西北民族研究》２期）認為，耶律大石建西遼帝國，在行政軍事方面執行高度的中央集權制。經濟上薄賦輕稅。對各屬國因具體情況而治，并給予一定的自治權，從而使西遼中央政權的統治建立在堅實可靠的基礎上。較高的軍隊素質和賦有特色的戰略戰術，使西遼軍隊成為１２至１３世紀之間，中亞地區最完整強大的軍隊。
關于新疆建省后的有關問題的探討，陳國光、徐曉光《清代新疆地區的法制與伊斯蘭教法》（《西北民族研究》１期）認為，新疆地區作為清朝政府行政轄區的一部分，行政體制管理方式由清政府專門規定。因維吾爾社會普遍信奉伊斯蘭教，在刑事法律和民事法律關系方面基本運用伊斯蘭教法和維族習慣法。司法審理方面，嚴重者由國家司法機關管轄。王東平《清代新疆馬政述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２期）、《晚清新疆馬政述論》（《西北民族研究》２期），系統闡述了清代新疆的馬政。前者認為，清統一新疆后，出于軍事、屯政、交通、郵驛的需要，對新疆的馬政很重視。一方面同哈薩克等游牧諸部進行絹馬貿易；另方面在新疆的伊犁、巴里坤、塔爾巴哈臺等地創辦了官營馬廠。這對新疆的政治、軍事、和社會經濟產生了重要影響。后者指出，晚清新疆馬政處在近代社會的變革時期，是清代新疆馬政演變的重要階段。
對新疆現代史的研究，側重抗戰時期。論文有朱培民《抗日戰爭在新疆》、陳超《新疆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貢獻》、紀大春《抗日戰爭勝利前后的時局與新疆和平的實現》（《西域研究》２期、３期）、魏長洪《辛亥塔城和談鉤沉》（《論集》）、羅紹文《楊增新、馮玉祥之間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變》（《西北史地》４期）等。
二、軍事
與以往相比，本年度這方面的論文較多。楊銘《吐蕃時期河隴軍政機構設置考》（《中亞學刊》第４輯）指出，節度使制是吐蕃統治河、隴地區的最重要、根本的制度。吐蕃先后設置了青海、鄯州、河州、涼州和瓜州五節度使，并以大臣駐蹕河州等地，指揮河、隴五節度使。楊銘、何寧生《曹(Tsar)——吐蕃統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級基層兵制》（《西域研究》４期）認為，本世紀以來在敦煌、若羌、和田等地出土的大量吐蕃文書中的藏語術語Tsar,源于漢文的“曹”。&127;它反映了吐蕃統治敦煌及西域的一級基層兵制。此兵制乃吐蕃占據這些地區后，對唐兵制“曹”的承襲。張國慶《遼朝軍隊的軍事訓練和后勤制度述論》（《內蒙古大學學報》４期）指出，遼軍以狩獵代軍訓，增加了物質又訓練了軍卒的射殺技能；以畜牧漁獵經濟為主，造就了以騎射為特色的，強大而頗具戰斗力的軍事武裝力量。遼軍前中期的軍隊出征，不備糧草，實行現行抄掠的軍事后勤制度，有利有弊。１３世紀蒙古的崛起、成吉思汗的西征，對中亞乃至世界的歷史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巴音圖《關于成吉思汗的戰爭觀》（《內蒙古社會科學》４期）認為，以戰止戰，以戰強國，以戰擴疆，以戰養戰的戰爭觀貫穿其整個戰爭生涯。王勁、蘇培新《試論西北諸馬軍閥的幾個特點》（《蘭州大學學報》４期）認為，西北諸馬軍閥具有濃厚的封建性。
三、經濟史
殷晴主編《新疆經濟開發史研究》（下冊）（新疆人民出版），收錄了關于新疆牧業、水利、紡織、種植、石油、交通、貿易等方面的２０多篇論文。
從宏觀上探討的文章有：李清凌《魏晉十六國各民族政權競爭下的西北經濟》（《甘肅社會科學》５期）指出，私家地主所有制與小自耕農所有制兼并與反兼并、強奪與反強奪的矛盾斗爭，和它們要求國家政權保護其經濟、政治利益的一致性，是當時歷史運動的本質。魏晉南北朝包括西北的我國社會動蕩的根源是有巨大經濟、武裝實力的世族地主所有制發展的結果。劉迎勝《蒙古時代中亞社會經濟研究》（《中亞學刊》第４輯）認為，從西遼時代至元末的二百余年，中亞處于以游牧、農耕混合類型經濟為主導的統一政權控制下。整個中亞東西部之間經濟上有明顯的差異，不具備形成統一市場的條件。這種經濟上的差異，以及地理上的距離是最終造成察合臺汗國分裂的根本原因。蒙古的統治對中亞經濟文化的破壞極為嚴重。潘志平《清季俄英殖民主義勢力對新疆的經濟侵略》（《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３期）指出，在殖民主義特別是沙俄殖民主義侵略下，清末新疆的中心市場基本上為俄商壟斷資本把持。總體上，新疆商業貿易已半殖民地半封建化。有關論文還有管守新《劉錦常恢復和發展新疆經濟的重大措施》（《西域研究》４期）、魏長洪、孫波辛《試論新疆三區革命后期的經濟建設》（《新疆大學學報》３期）等。
關于農業經濟。樊志民《秦霸西戎的農史學觀察》（《敦煌學輯刊》１期）認為，秦霸西戎是初秦農業發展的重要時期。秦與諸戎的斗爭，對保衛關中農區先進農業傳統具有重要意義；而秦與諸戎的融合，為調整周秦傳統生產結構，建立新的富國強兵體制創造了條件。盧向前《唐代西州土地的管理方式》（《唐研究》第１卷）探討了唐平高昌，立西州后，力圖把西州田制納入“均田”軌道的問題。指出唐代西州部田授受數處分布與當地的土質、水利有關。榮新江《〈唐開元二十九年西州天山縣南平鄉籍〉殘卷研究》（《西域研究》１期），對出土而未公布的戶籍文書進行了初步整理，認為該文書為研究西州田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資料。伊力哈木.&127;托合提《維吾爾族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１期）則指出了維吾爾社會經濟落后的諸因素：地理區位和交通條件不利；體制與政策的原因；資金投入嚴重不足且布局不合理；人文、文教、衛生落后等。并提出發展維吾爾社會經濟的對策與建議。
關于商業貿易。姚繼榮《明代西北馬市述略》（《清海民族學院學報》２期）指出，明初對蒙古族的封鎖政策是導致蒙古族對明朝沿邊“寇抄不已”的重要原因。明隆慶以來開設馬市，其初衷在于維護邊防，控制蒙古。客觀上促進了區域間和民族間的經濟聯系與文化交流，緩解了明蒙之間長期尖銳對立的矛盾。潘志平《清季新疆商業貿易》（《西域研究》３期），依據鄉土志資料，從商業城鎮的發展和私商的崛起、商貿活動特點和市場結構幾方面，探討了清季新疆的商業貿易。此外，還有杜常順《清代丹噶爾民族貿易的興起和發展》（《民族研究》１期）、莊鴻鑄《新中國初期中蘇三大合營公司始末》（《新疆大學學報》２期）等文章。
關于貨幣經濟，專著有穆淵《清代新疆貨幣史》（新疆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論文有張新革《試論王樹枬的貨幣思想及造貨活動》（《新疆大學學報》１期）和陳延其《新疆三區政府貨幣的歷史考察》（《西域研究》３期）等。
四、民族史
本度年這方面的專著頗多。主要有吳景山著《突厥社會性質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從生產力發展水平、民族性格、政治制度、婚姻形態等方面入手，對突厥不同歷史時期的社會性質進行了全面的考察與分析。楊富學、牛汝極著《沙州回鶻及其文獻》（甘肅文化出版社），利用新發現的回鶻文書，結合漢籍史料的記載與敦煌壁畫，對沙州回鶻史進行了新的研究。拓和提著《維吾爾族歷史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就維吾爾族史研究中，族稱、族源、歷史上所建國家及地方性政權的性質、特征和文學藝術等問題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西仁·庫爾班、馬達力汗、段石羽著《中國塔吉克》（新疆大學出版，１９９４年），全面論述并介紹了我國塔吉克的歷史、生活環境、民俗、信仰、語言、文學藝術和其它一些文化現象。樊保良著《中國古代少數民族與絲綢之路》（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論述了中國北方、西北少數民族對于開發、經營、維護絲綢之路，溝通中西經濟文化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及以絲路為紐帶所形成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共同發展的民族關系。
論文方面，綜合研究的有：魏良弢《關于加深西北民族史的幾點具體意見》（《民族研究動態》１期）認為，少數民族古籍的漢譯、出版是民族史研究的基礎。其中三部書應先譯出，即沙·馬合木·楚刺思的《編年史》、《１５至１８世紀哈薩克史料》、《吉爾吉斯史料》。王宗維《秦漢及其以前我國西北民族活動的特點》（《西域研究》３期）認為，西北區域諸民族絕大部分屬于阿爾泰語系和漢藏語系，蒙古人種。先秦時期，阿爾泰語系民族占優勢。周秦建立后，漢藏語系民族占優勢。在原始社會，其生產以畜牧業為主，逐水草而居，流動性大。奴隸社會時期，特別是中原王朝統治力量加強時，其遷移活動往往與中原的興衰相聯系。。續建宜《中世紀早期游牧民族社會發展規律》（《西北師范大學學報》４期），通過對７－８世紀中亞和東歐草原游牧民族社會發展史的綜合考察，指出游牧民族社會發展的共同規律：從沒有土地和定居的全游牧到有相對固定營地和道路的半游牧，再到農耕與定居并行發展的半游牧。于是具有統一的經濟條件和生活方式，統一的政治機構和正規軍隊以及統一文化的草原帝國的出現。錢伯泉《從血紅蛋白病基因，看西北民族的淵源及遷徙》（《西北民族研究》１期），對西北漢、回、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塔吉克、蒙古等民族的歷史淵源和變遷從遺傳基因角度進行了探討。長期以來史學界對西北地區，尤其是新疆地區古代居民的人種所屬紛論不一。鄭曉瑛《西北地區古代居民人種成份研究》（《考古與研究》３期）對本世紀以來我國西北地區的人類學研究進行了總結，認為在敦煌以東的河西地區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至秦漢以前的各種古代文化類型的居民，都屬蒙古人種支系類型。而在新疆境內，秦漢以前的已知屬高加索人種居民的古代文化遺址則向東分布到現在的哈密地區，未越過新疆甘肅的交界區。指出西北地區人種成分的研究至今仍處在資料積累和初步研究階段。
族別史研究豐富多彩。
１、中亞古代民族史的研究。王宗維《盧水胡和小月氏》（《西北民族研究》２期），探討了二者的族屬及其相互關系，認為二者最初是獨立存在和發展的民族，直至十六國時期仍有各自的名號。兩族后來融合于漢族，其過程是同步的。月氏由北狄變成西戎，而盧水胡屬西戎。盧水胡與小月氏為匈奴說、西羌說或同族說均不能成立。李志敏《支胡考——兼談秦胡在史冊消失問題》（《西北民族研究》１期）認為，“支胡”即“秦胡”之異稱，指塔里木盆地土人，與大小月氏無關，與塞種有一定的淵源關系。余太山《第一貴霜考》（《中亞學刊》第４輯）考述了第一貴霜王朝的建立及其存在的時間。榮新江《龍家考》（《中亞學刊》第４輯），考述了９世紀后半葉、１０世紀初次登上歷史舞臺的龍家部族的淵源、形成及其興衰，并就有關問題作了進一步分析。
５世紀稱霸大漠南北的游牧奴隸制國家柔然汗國重視西域經營，大量西徙原居漠北的高車、丁零、鐵勒部落。薛宗正《柔然汗國的興亡——兼論丁零、鐵勒系族群的西遷與崛起》（《西域研究》３期）認為，柔然汗國的西域經營和統治是丁零、鐵勒系族群定居和主宰西域的歷史序曲。
關于吐谷渾。楊茂盛、郭紅衛《試論宗族部族汗國吐谷渾》（《民族研究》４期）認為，吐谷渾部族的形成和國家的建立，并未經歷氏族——部落——部落聯盟的途徑，而是走了一條宗族——部族的發展路子。楊茂盛《試論吐谷渾長期存在的原因》（《北方文物》３期）則探討了吐谷渾汗國長期存在的諸因素。
關于粟特人。劉波《敦煌所出粟特語古信扎與西晉之際敦煌姑藏的粟特人》（《新疆文物》３期）討論了4世紀前后粟特人在敦煌一帶絲綢之路上的貿易情況。王尚達《唐代粟特人與中原商業貿易產生的社會作用和影響》（《西北民族研究》１期）認為，粟特人與唐朝內地的商業貿易由于各自生產力的發展，及唐朝強大的政治統一和軍事保障，便利的交通和友善的民族政策而達到高度繁榮。這對當時中原及西域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產生了深刻的作用和影響。
關于突厥的論文較多：許序雅《突厥人在薩曼王朝中的地位和作用》（《中亞學刊》第4輯）結合9至10世紀中亞整個歷史形勢，論述了突厥人在薩曼王朝不同時期的地位和作用的變化及其原因，以及突厥人在政治上戰勝伊朗族人的進程。揭示了十世紀中亞突厥化廣泛開展的原因及特點。本文對薩曼王朝的歷史分期，在史學界尚屬首次。吳玉貴《貞觀年間西突厥歷史考述》（《中亞學刊》第4輯）認為，貞觀年間的西突厥歷史，實為西突厥內部各派系之間及西突厥與其屬部之間混戰的歷史。西突厥的長期動亂，嚴重破壞了西突厥及西域各國的經濟發展，妨礙了東西之間正常的政治、經濟、文化交往。唐太宗平定西域，結束了西域的混戰局面，為唐高宗進一步經營西域打下了基礎。為盛唐繁榮的東西交通創造了一良好的開端，同時對我國多民族的國家形成，也起到了積極作用。劉錫淦《關于西突厥“十姓部落”演變之我見》（《新疆大學學報》３期）認為，西突厥十姓部落并非固定不變，而是有其演變過程。這種演變體現了部落的社會地位。護雅夫《突厥之君主觀》（朱悅梅、白牛譯《西北民族研究》２期）認為，鄂爾渾碑銘中的qut&127;一詞為“天神賜予人類，特別是君主們的神力”之意，而非學界所云“君王之運”、“好運”、“命運”等意。qutlu
一詞為“天神所賜神力”。進一步得出結論：突厥人相信他們的君主（可汗）身懷上天的神力（qut），&127;突厥人之君權神授觀點在匈奴人中早有反映。
２、維吾爾（回鶻）史。薛宗正《回紇汗國的創建及其盛世的形成——兼論回紇對唐關系的歷史推移》（《新疆大學學報》２期）認為，回紇汗國狂飆式的崛起是8世紀中葉漠北、中原政治形勢大變動的歷史產物。骨力裴羅稱汗建國乃乘后東突厥汗國覆亡之機；葛勒可汗武功盛世的形成則恰值唐朝內亂、國勢中衰。回紇三次遣兵助唐平叛，并與唐建立了馬絹互市關系，開創了游牧民族政權與農業民族政權之間互補關系的先例。但隨兩國強弱的變易，這種邦交關系也隨之發生了微妙的位序顛倒。牛汝極《英國和土耳其所藏維吾爾文獻及其研究》（《新疆文物》３期），拓和提《日本對我國維吾爾歷史的研究》（《民族研究》３期）介紹了國外學者的研究情況。
３、塔塔爾族。周泓《我國塔塔爾族歷史來源略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５期）認為，塔塔爾族是中國古代突厥汗國的塔塔兒部，即韃靼本部，經與蒙古及金帳內的欽察人、保加爾人等融合而成。塔塔爾人遷徙新疆始于19世紀20、30年代。主要從喀山、烏法、齋桑、突曼、斜米列齊、西伯利亞等地，經哈薩克斯坦進入新疆北部的塔城、霍城、吉木乃等地。只有少數經中亞過塔什庫爾干至新疆南部。
４、土庫曼人。許濤《關于土庫曼人的歷史性大遷徙》（《新疆大學學報》２期），論述了16世紀末17初至19世紀的土庫曼斯坦北部的土庫曼族向南部的大規模遷徙及其原因，認為這對近現代土庫曼族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５、哈薩克族、柯爾克孜族。何星亮《哈薩克族的制度文化》（《甘肅民族研究》２期）、《柯爾克孜族的制度文化述論》（《西北民族學院學報》２期），從社會組織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和親屬制度等方面探討了兩個民族的制度文化。
６、裕固族史。高自厚《論裕固族源流的兩大支系》（《西北民族研究》１期）指出，研究一個民族的族源，不應有一元論、二元論、多元論的定式，應從一個民族的歷史實際出發，堅持實踐第一的觀點。裕固族全部歷史和今日狀況，有力說明裕固族源流中的兩大支系：古代回鶻和古代蒙古。二者相互融合構成了新的民族特征。黃民興《阿富汗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與抵抗運動》（《西域研究》１期），分析了五十年代的阿富汗政局，認為當時阿富汗知識分子建立伊斯蘭教原教旨主義組織，以反對王室的現代化政策。親蘇勢力上臺后，尤其是蘇聯入侵后，上述組織開始了抵抗運動，同時內部也出現了意識形態、種族及宗教上的分化，加上支持前王室的伊斯蘭傳統力量加入抵抗運動，派別分歧愈演愈烈。因此，蘇聯撤軍及納吉布拉垮臺后，抵抗運動各派開始了內戰，給阿富汗國家的重建帶來了巨大的困難。
五、考古
新疆地區的考古發現為深入研究該地區古代歷史文化、探析東西方文明交流，提供了有價值的實物資料。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新疆文物考古新收獲》（新疆人民出版社），匯集了１９７９－１９８９年十年間新疆田野考古調查發掘工作的重要成果，收入田野考古報告６６篇，涉及新疆地區石器時代、青銅時代、漢唐時期乃至喀喇汗王朝等不同階段的各個領域。孟凡人著《樓蘭鄯善簡牘年代學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系統地梳理了簡牘群，探討了佉盧文簡牘的年代，為學者們研究西域有關問題，正確使用簡牘文書創造了便利條件。
陳光祖（美）《新疆金屬時代》（《新疆文物》１期）認為，新疆金屬時代的十個文化分期有其空間上、年代上和文化內涵上的界限，大致相當于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文章還探討了中國中亞地區各考古文化之間及這些考古文化與鄰近地區考古文化之間的相互影響。王炳華《近年新疆考所見唐代重要史跡》（《唐研究》第1卷），通過考古資料和文獻記載對新疆地區存留至今的一些古跡進行了考證，認為，位于哈密地區巴里坤縣東北的大河古城實為唐伊吾軍地。塔什庫爾干石頭城是古揭磐陀國都城，亦是唐蔥嶺守捉之所在，其歷史文化價值不容輕估。察吾呼文化是近年來新疆地區發現的一支考古文化，它的發現為研究天山南麓一線的考古文化譜系提供了重要資料。周金玲、劉學堂《察吾呼文化的物質生活之探索》（《新疆文物》３期）指出，察吾呼文化是亦牧亦農的雙重“混合型”經濟形態的民族創造。另外，《察布查爾縣索布墩布拉克古墓群》和《阿克奇縣庫蘭薩日克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寫《新疆文物》２期）都反映了與塞人有關的考古文化遺存。
銅鍑是從歐洲多瑙河流域一直到我國黃河流域的古代草原居民使用的炊器和祭祀用具，是草原文化的代表器物之一。王博《亞歐草原青銅鍑及其相關問題》（《新疆大學學報》４期），介紹了鄂爾多斯、南西伯利亞、塞人、斯基泰和薩爾馬特的青銅鍑特征及其相關年代。認為青銅鍑存在地域性差異，并構成了地域內的器物特征，推測它的族屬很有意義。李肖、黨彤《準噶爾盆地周緣地區出土銅器初探》（《新疆文物》２期）認為，準噶爾盆地周緣的青銅文化，早期受南西伯利亞青銅文化的影響較深，發展到中期才開始同鄂爾多斯、中亞地區發生較密切的聯系。這些聯系同盆地周緣的民族遷徙，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貿易分不開。
近幾年，學者們試圖從不同角度揭示巖畫所反映的歷史內涵。魏良弢《巖石淺雕絕非原始社會作品》（《西域研究》３期）則指出，在研究中不能輕率地將巖石淺雕命名為“巖畫”，并把它視為原始社會的作品，當作史料來解說和證實人類遠古的歷史活動及其心理狀態。要使巖石淺雕的研究真正科學化，應先正其名。
新疆考古學是我國考古學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呂恩國《論新疆考古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新疆文物》２期）對新疆幾十年的考古研究進行了總結。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具體見意。認為新疆至今末發現象樣的石器時代遺址的原因是：客觀上，新疆處于我國北方草原地區，石器時代的遺存表現形式是細石器文化，這種文化難以形成地層，更談不上聚落形態。故雖在新疆發現很多，分布較廣，但多是采集品，沒有絕對依據，因此時代上無把握。主觀上，缺少規劃，沒有系統的調查和發掘。
六、歷史地理
張廣達著《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內容涉及西域史地、敦煌吐魯番學、民族史、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全書集中了作者１９９０年以前的學術成果精華。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1、2卷 商務印書館），收入了原書1至9編的內容。滿達人根據日本《世界歷史事典》“中亞”篇，編譯了《中亞史地文獻綜述》（蘭州大學出版社）。收錄了中亞地區特別是中國西部（包括內蒙古、西北諸省、區和西藏等地區）的文獻史料。
論文內容涉及古代的交通地理、地名地望和清代邊界等問題。李崇新《〈穆天子傳〉西行路線研究》（《西北史地》２期），介紹了本世紀有關專家的各種觀點，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已的看法。張志坤《張騫出使西域路線辯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３期）認為，張騫兩次出使西域的時間分別為公元前１３８年到公元前１２６年和公元前１１９年。兩次的路線不同。徐伯成、程鴻運《淺論唐代絲綢之路過天山路徑》（《西北史地》４期）認為，唐代絲路即絲綢之路總稱的北道。其過天山的路徑為：經伊州、西州，走白水澗道，過天山溝谷帶，經達板城、輪臺出天山。過張保守捉、烏宰守捉繼續西行，該路在遠古即已開通，在歷代商貿活動中得以運用。李軍《唐代“銀山道”》（《新疆文物》１期）認為，今之國道３１４線即唐代連接古代高昌與焉耆王國的“銀山道”。即由高昌經托克遜穿越蘇巴什山谷到達焉耆的路線。高永久《中亞地名“馬維蘭納赫爾”考證》（《蘭州大學學報》１期）認為，該地名是隨阿拉伯對中亞的入侵而出現于穆斯林文獻的新術語。意指阿姆河右岸的區域范圍，后用于指“兩河間”——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的地區。該詞由最初表示地理概念，演化為具有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文化區域概念的專有名詞。樓蘭國都城是當今樓蘭考古的一大疑案之一。林梅村《樓蘭國始都考》（《文物》６期）認為，樓蘭國最早的都城——樓蘭城非斯文赫定在羅布泊西岸發現的那座古城，而是斯坦因在羅布泊北岸發現的另一座古城。戴良佐《唐庭州西海縣方位初考》（《新疆文物》２期）認為，額敏河北岸的唐之古城有可能是西海縣治之城鎮，也是清海軍駐軍之地。是當時庭州西往碎葉路赴中亞各國的驛站之一。為《元史.&127;耶律希亮傳》中的葉密里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錄》中也迷失城。在《唐渠梨今地考》（《西北史地》１期）一文，作者指出渠梨在今阜康市內。
清代中俄邊界劃分問題在學術界爭議較多。呂一燃《圖理琛〈異域錄輿圖〉托訥山碑非中俄邊界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３期）指出，〈輿圖〉中的山碑是為紀念康熙三十五年皇帝親征噶爾丹的功績而建的紀功碑。位于外蒙克魯倫河上游北岸僧庫爾河（今蒙古國境內臣赫爾河）東，塔爾集爾集河（蒙古國境內木倫河）西，巴彥赫附近。樊明方《“布連斯奇界約”與唐努烏梁海北境中俄國界的確定》（《中國邊疆史地研究》２期）指出，１９２７年８月簽定的《布連斯奇界約》，對唐努烏梁海北境的中俄國界作了具體規定，并載入了兩國全權大使簽定的國際條約之中，使唐努烏梁海作為中國神圣領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得保證。
七、文化史
１、總論
關于中亞區域文化和族別文化的研究，專著有鐘進文著《裕谷族文化研究》（中國民航出版社）。論文有，陳戈《新疆遠古文化初論》（《中亞學刊》第4輯），介紹了迄今為止在新疆境內已發現的所有遠古文化遺址和墓葬，并將其劃分為九種文化，十三種類型和一處遺址，分析了它們的時代屬性和絕對年代。在《新疆史前文化》（《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５期），作者對過去的研究情況進行了回顧和反思，并對新疆史前文化進行了重新估計。阿合買提江·艾海提《對新疆古代文明的再認識》（《新疆師范大學學報》３期）認為，根植于新疆的具有幾千年悠久歷史的古代文化，在與其周圍古文明中心發生聯系之前，就已形成了具有自身特征的經濟——文化類型，從而決定了發軔于此，并延續發展到近代的整個文化的基本特征。傳統的那種過份強調各古文明對新疆古代文化的影響，忽視新疆古代居民所創造的自身具有明顯的地區或民族特征的文化，會導致研究走向“外因論”的誤區。茆永生、茆永福《新疆的民族文化與社會發展》（《西域研究》３期），分析了影響新疆民族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內外因素。
探討中原文化與中亞、北亞文化的相互關系，仍是這一領域不可或缺的課題。肖瑞玲《匈奴文化與中原文化價值觀之比較》（《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３期，揭示了兩種價值觀形成的不同社會、經濟、歷史根源，探討了二者的精華及現實意義。鐘年、孫秋云《宋元時期游牧與農耕文化的沖擊毀傷》（《史學月刊》４期）指出，游牧與農耕的對壘乃亞歐大陸數千來未易之基本格局。這是由自古存在的兩種特征迥異的經濟類型所導致。在中國，兩種文化的沖突、互補及交融在宋元數百年間表現得尤為突出。
2、宗教
馬良駿著《考證回教歷史》（新疆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論述了伊斯蘭教的發展史及信仰該教的民族歷史。楊富學著《西域敦煌宗教論稿》（甘肅文化出版社），闡述了西域、敦煌歷史上的宗教問題。
襖教在新疆地區的傳播始于公元４世紀。高永久《西域襖教考述》（《西域研究》４期）指出，隨著伊斯蘭教的傳入，襖教在新疆地區逐漸消亡。但襖教的遺風在柯爾克孜、哈薩克、蒙古諸民族中，作為風俗習慣保留至今。哈密屯、牛汝極《泉州出土回紇文也里可溫（景教）墓碑研究》（《學術集林》第5卷）認為，元代泉州景教聲勢浩大，教徒眾多。其中有隨軍的畏兀爾人，也有南下的來自北方的汪古部人。他們的社會地位較高，受元朝的恩待，其景教信仰因受元政府的保護而迅速發展。陳國光《清朝統一新疆后對穆斯林民族與宗教的態度和政策》（《甘肅民族研究》２期）認為，清政府對新疆伊斯蘭教的政策是從乾隆統一新疆初期確定實行的。嘉、道、咸、同各代因情勢變化而有所改。總的來說，清政府允許新疆各民族保持其正常的宗教生活，限制和取締違反清政府法令的各種活動。但上述政策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
３、語言
王遠新著《突厥歷史語言學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出版），介紹了國際阿爾泰語言學的研究情況，探討了突厥語的歷史發展，進一步總結了現代突厥語演變的特點。此外，胡振華編著《柯爾克孜語教程》（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一書。
在我國史籍中，古代柯爾克孜有“隔昆”、“堅昆”、“契骨”、“紇骨”、“結骨”、“黠戛斯”等稱謂。加拿大學者E.G.Pulleyblank&127;在《柯爾克孜族稱考》（《阿爾泰學論叢》第１輯，１９９４年）一文中，從語言學的角度考證了這種變異，認為搞清這一問題對研究古代突厥語言具有重要意義。
本年度出版的專著還有，林梅村著《西域文明——考古、民族、語言和宗教新論》（東方出版社）。該書是作者十年來研究西域文明史的成果，共收入論文３０余篇。穆舜英、祁小山、張平主編的《中國新疆古代藝術》圖冊（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１９９４年），收錄了文物圖版４５０幅，其中包括流失于德、英、日、俄、韓國的大量文物及近幾年田野考新出土的遺物。論集有，陳高華、余太山主編的《中亞學刊》（北京大學出版社），收錄了有關中亞歷史研究的論文１０篇。李詳瑞、牛汝極主編的《阿爾泰學論叢》第一輯，９４年），內容以國內外學者對阿爾泰語言學研究的論文為主。譯著有，吳玉貴《唐代外來文明》（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耿升《古代高昌王國物質文明史》（中華書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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