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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挺

  鄭天挺(1899.8.9-1981.12.20)
  原名慶甡,字毅生,筆名攫日,原籍福建長樂,生于北京。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
  1907年入北京閩學堂,1908年改入江蘇學堂。1909年入閩學堂高小部,1911年考入順天高等學堂中學一年級。1912年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  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周末到貴州學者姚華家中聽講文章、金石文字。1919年“五四”運動,積極參加北大學生會工作。同年冬,積極參加抗議日本登陸福州的活動。1920年畢業,不久應聘為廈門大學國文教授,兼任廈門大學圖書部主任,1921年到任,同年夏辭職回京,任《京話日報》編輯,同年秋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學。1922年加入北大“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會”,參加明清檔案整理工作,奠定日后從事明清史研究的基礎。同年曾任“法權討論會”“秘書上辦事”,曾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同時兼職于北京法政大學、市立一中等校。1924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學預科講師,教授國文。1928年任浙江大學秘書兼文理學院文科講師。1930年任教育部秘書,同年底任北京大學預科國文講師兼校長室秘書。1933年任北大秘書長,后兼中文系副教授,講授古地理學、校勘學。1936年兼歷史系課程,講授魏晉南北朝史。  1937年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抗戰全面爆發后,不畏強暴,保護北大師生安全離校,后與羅常培、魏建功等輾轉至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至昆明,任北大歷史系教授兼秘書長,兼任西南聯大歷史系教授。1939年任北大文科研究所副所長。  1940年兼任西南聯大總務長。抗戰勝利后,奉北大命至北平籌備舊校址開學事宜,任北大史學系教授,系主任,并任秘書長。同時兼任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1949年北平解放后,任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委員、副校長,其他仍任原職。1952年院系調整,調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系主任,中國史研究室主任,1963年起任南開大學副校長。在南開期間創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點《明史》。1961年參加教育部文科教材選編工作,任歷史組副組長。1979年擔任《中國歷史大辭典》主編,1980年任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1年任中國史學會主席團執行主席。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歷史組負責人,中國檔案學會顧問等。第三、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政協副主席,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等職。
  鄭天挺教授治學嚴謹,精于比證。早年受老師黃侃、劉師培等的治學方法的影響較大。主張研究歷史應從客觀事實出發,學習歷史的目的在于求真、求用,認為只有更多地占有資料,才有說服力。畢生從事中國古代史等學科的教學與研究,主要研究方向為明清史,為明清內閣檔案的整理研究做出了貢獻。此外在隋唐史、魏晉南北朝史、音韻學、歷史地理等方面也有突出的成就,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也有突出的貢獻。
  主要著作有:《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清史探微》、《探微集》、《清史簡述》、《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與翦伯贊合編)、《史學名著選讀》(主編)、等;主要論文有:《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清世祖入關前章奏程式》、《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發羌之地望與對音》、《清代的幕府》、《清代的八旗兵和綠營兵》。

 

 

 

南遷歲月——我在聯大的八年

鄭天挺遺作,鄭克揚等整理刪節

原刊鄭天挺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文集,中華書局,2000年6月,368-373頁


   1937年,我度過了最不尋常的一年。時任北京大學秘書長、中文系教授。
   這年春節,別人都在愉快地過年,而我家卻出現了不幸:年三十晚上,愛妻周俽忽然病痛臥床。正月初五入北平德國醫院動手術,初七即去世。由于我思想毫無準備,因此悲痛萬分。妻子病逝不久,兩小兒又患猩紅熱,天天打針吃藥,弄得家中憂慮不安。

           (一)七七事變時的北大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時。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胡適等人都不在北平。不久,學校法學院長周炳琳、課業長(教務)樊際昌等其他負責人亦紛紛南下。于是北大的事情全由我負責。
   七七事變之后,北平各大學負責人幾乎每天都在北大開會,研究如何對付新的情況。北大幾位教授也時常找我,為保護學校及師生們的安全而日夜操勞。
   北平在日軍的包圍上,情況十分危急。而北大留下的學生都是經濟上極困難的。經人建議,在校中學生款內每人發給20元,以使之離校。所以到7月29日北平淪陷時,北大校內已無學生。但是蔣夢麟校長等離北平后久無來信,對學校下步如何處理,大家都不清楚,只能臨時應付。日寇進城、形勢更加惡化,當時教職工到校者寥寥可數,多數同仁都想早離危城,但又無路費。當時我仍每天到校辦公,解決職工教授生活、安全、校產保護等問題。未走教授如孟森、湯用彤、羅常培、邱椿、毛子水、陳雪屏等也多次開會,建議給低薪職工每人發30元維持費。并表示全力協助我共同支撐、維持學校局面。當時大家也常為我的安全憂慮。
   8月8日下午,表姐夫力舒東大夫忽來我家,說是日本憲兵隊要逮捕我,要我速走。之后,把我安置在西長安街他的尚志醫院三樓病房,并對護士有所交待。但我感到,此次我的突然離去,會使大家為我的安全擔心,況且次日上午還要與清華諸人商議要事。于是,次日一早,我瞞過護士悄然回家。在外奔波了一整天。
   8月25日,日本憲兵搜查北大辦公室,發現了抗日宣傳品。他們問是誰的辦公室?我說是我的。他們看看我,似乎不大信。因為當時各處的負責人,早已逃散一空。以后日偽人員經常來校糾纏,我只能沉著應付。8月底日偽漢奸地方維持會約北平各校負責人開會,我未去。9月3日日軍進駐北大一院及灰樓宿舍。以后直到偽地方維持會把查封布告貼到二院門口(這時我曾在門前攝一小照),我才不去上班。同仁有事改到家中找我。
   9月中旬,我收到胡適先生出國前在“九江”輪上的信,信是給我和羅常培、魏建功諸公的。他在信中要我們留在北平“埋頭閉門著書”。但我已感到,這么大的學校,在這戰亂歲月里,實在無法維持同仁的生活。自9月末雖陸續從多方得到一些南方信息, 到10月,方正式得知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已在長沙組成長沙臨時大學,假圣經學院上課。這使大家受到極大鼓舞,都想早日南去。不久,學校派課業長樊際昌北上接各教授南下。他到津住租界內不敢貿然來北平。后我托陳雪屏到天津與樊會晤,催長沙迅速匯款。10月底匯款到,我即分送給各教授,并與諸同仁陸續南下。
   11月17日,天氣寒冷。我離開了5個幼兒,只身與羅常培、魏建功等教授同車赴天津。到津后,住六國飯店,這是南下的交通站。當天下午錢稻蓀從北平趕來,勸我不要走,說一走北平就要垮,要為北大設想。我正詞拒絕,并與他辯論了很久(錢是北大日文系教授,與日人關系密切。后任偽北大校長)。20日,我們搭“湖北”輪南下,同行的有羅常培、羅庸、魏建功、陳雪屏、邱椿、趙乃摶、周作仁(經濟系)、王烈等人。船過青島,我們本想由膠濟線轉隴海到平漢路。直至下船訪問山東大學,方知膠濟線已斷,只好乘船一直到香港上岸。到香港,因粵漢路被敵機轟炸,乃乘船至梧州,取道貴縣、柳州轉桂林,由公路入湘。12月14日好容易經衡陽到了長沙,才知南京業已淪陷,學校又準備南遷。

             (二)長沙臨時大學

   1937年底抵長沙臨時大學后,我在史學系講隋唐五代史。當時長沙臨大在南岳設有分校,羅、陳、魏等教授在南岳上課。長沙的天氣與北方大不相同,雖已是12月中旬,但晴喧和暖,不似嚴冬。后陰雨十余日,雖然寒亦不似北方之勁風刺骨。
   1938年1月初,學校已內定遷往昆明,蔣夢麟校長即要我先往昆明,負責籌備。1月下旬,我為同仁詳詢入滇路線,并將所探詢之情況,開列入滇注意事項16項,包括路程、票價、鈔券、護照諸事。不料未過幾天,因教育部意見未能統一又讓緩行,于是計劃全部更改。
   1月30日為陰歷三十。是日晚北大同仁舉行聚餐,到有教授24人。當時除蔣校長夫婦及江澤涵夫婦外,其他人家屬均留北平。如果不是戰亂紛離,除夕是不會有此盛會的。就我個人說,這也是第一次只身在外過年,更何況這一年的國事、校事、家事遭受了多大的變故!
   2月中,學校師生決定南遷昆明。一些教授此前已乘車南下轉香港赴滇,我也決定由公路轉滇越路去昆明。臨時前,老友張怡蓀勸我到云南后,注意南詔史,我欣然同意。
   我們一行十幾人于2月15日晨乘汽車由長沙南下。周炳琳夫婦及子女、趙乃摶、魏建功等坐包車,我與章廷謙、姚從吾、張佛泉等坐公共汽車前往。經過半個月的奔波,經睦南關、諒山、河內乘滇越路于3月1日抵昆明。蔣校長夫婦及羅常培、陳雪屏等到站來接,當天在拓東路全蜀會館住。


           (三)聯大蒙自分校

   1938年3月,學校已改稱西南聯合大學。3月初,由于學校校舍不足,蔣校長曾先往蒙自視察校舍。14日蔣回昆明。次日下午即在四川旅行社開會,到有蔣校長、張伯苓、周炳琳、施嘉煬、吳有訓、秦纘及我。會上決定:文法學院設蒙自,理工學院設昆明,由北大、清華、南開各派一人到蒙自籌設分校。清華派王明之,南開派楊石先,北大派我。籌備完竣,我就留在史學系教課。此外,還負責蒙自的北大辦事處。
   蒙自為滇南重鎮。光緒十三年(1887)被辟為商埠,設有蒙自海關、法國銀行、法國領事館。清末時,法人修滇越鐵路,途經碧色寨而繞過蒙自,隨之經濟大受影響,商業一蹶不振。聯大文法學院遷至蒙自時,法國領事館、銀行及各洋行均已關閉。由昆明至蒙自,快車近5小時先至開遠,再坐車50分鐘始至碧色寨,然后換碧個(舊)鐵路車,半小時多可抵蒙自。因此,一般說由昆明至蒙自需用一天時間。如車慢或行晚,甚至須在開遠歇一夜,次日始到。我在蒙自半年時間,往返十余次,甚感不便。
   我于3月17日晚與沈肅文至蒙自,入縣北門承恩門,至早街館周宅(凡樓三層,后為女生宿舍)晤王明之、楊石先,知校舍籌備就緒。當晚即住此處。
   到蒙自主要事情是盡速安排校舍,迎接師生到來,以便盡快上課。校舍工程經緊張修復后,又與當地李縣長商議保安問題,因附近并不安寧。李答應增派保安隊40名駐三元宮,距學校甚近,治安可無問題。4月初,開始迎接學生,先后共5批。與此同時,文法學院諸教授亦陸續到來。
   我們師生來到蒙自,轟動了整個縣城,該地商人乘機提價。原來在長沙時,學生包飯每月僅5元5角,且午餐、晚餐都是三葷二素。及至蒙自,商人卻將學生包伙提至每月9元,且菜為一硬葷、二岔葷(肉加菜)、二素。教師包伙每月12元。是時云南本地各機關的三等辦事員,月薪不過12元(滇幣120元),教職員一月之伙食費已與該地職員一個月收入相等。于是初議未諧。
   當時的教授大多住在法國銀行及歌臚士洋行。歌臚士為希臘人,原開有旅館和洋行。臨街系洋行,此時早已歇業。我第一次去該處時,記得室內的月份牌為192×年×月×日,說明以后未再營業。洋行中尚存有大量洋酒待售,一些清華的教授見到,高興極了,當即開懷暢飲。我原住法國銀行314號,大批教授來到后,又重新抽簽。314號為羅常培、陳雪屏抽得,我抽至歌臚士洋行5號房,邱大年住4號房,于5月3日遷入。此外住在歌臚士樓上的尚有聞一多、陳寅恪、劉叔雅、樊際昌、陳岱蓀、邵循正、李卓敏、陳序經、丁佶等十幾人。
   寅恪先生系中外著名學者,長我9歲,是我們的師長。其父陳三立先生與先父相識。三立先生曾為我書寫“史宦”之橫幅,我鄭重掛于屋中。抗戰不久,因北平淪陷,先生乃憂憤絕食而死,終年85歲。寅恪先生到蒙自稍晚,未帶家屬。經常與我們一起散步,有時至軍山,有時在住地附近。當時他身體尚好,我們一起去過蒙自中學參觀圖書。臨離開蒙自時,大家曾去該地的黑龍潭游玩,往返15里,歷時數小時。
   在歌臚士洋行住宿時我和聞一多是鄰屋。他非常用功,除上課外從不出門。飯后大家散步,聞總不去。我勸他說,何妨一下樓呢?大家都笑了起來,于是成了聞的一個典故,也是一個雅號,即“何妨一下樓主人”。后來聞下了樓,也常和大家一起散步。記得一次與聞及羅常培相偕散步,途中又遇湯用彤、錢穆、賀麟、容肇祖等人,大家一起暢談中國文化史問題,互相切磋,極快慰。戰時的大學教師生活,雖然較前大不相同,但大家同住一室,同桌共飯,彼此關系更加融洽。記得當時我讀《新唐書·吐蕃傳》,疑發羌即西藏土名Bod對音,于是參閱諸書草成一文名《發羌釋》。寫完后隨即就正于陳寅恪、羅常培、陳雪屏、魏建功、姚從吾、邵循正、邱大年諸公。羅將文章題目改為《發羌之地望與對音》,并補充一些材料;邵又據波斯文正以譯文;陳寅恪又為訂正對音及佛經名稱多處,并對文中意見表示贊許。這對戰時只身飄零在外的我來說,真是一種極大的鼓舞和安慰,是平時極難得到的一種相互學習的機會。
   蒙自城內集市很多,一般6日一大街(即集市),3日一小街。街期,苗人悉至,以物交易。一日與魏建功趕集,適逢大集。西門內外苗人甚眾。見三婦女跣足著白色百褶裙,以白麻布三匹向布商易藍布,未諧。我們乃與之攀談,她們亦略懂漢語,最后以3元3角購買之。回后,熟習此地風俗之人,謂這些婦女系倮倮(彝族的舊稱——編者)人。但鳥居《苗族調查報告》中所述衣飾,則與今見略有不同。
   我在蒙自仍在歷史系講授隋唐五代史。當時北大史學系教授僅姚從吾、錢穆及我三人。史學系師生集會,多選擇在風景如畫的菘島舉行。是年5月,史學系師生茶話會,紀念孟森先生。是日大雨,姚張傘走在前,錢戴笠繼之后,擇路而行,我亦張傘沿堤緩行。四顧無人,別饒野趣,猶如畫圖中人。除菘島外,尚有軍山,亦是諸人飯后散步之所在。其地較菘島尤靜,青嶺四合,花柳繞堤。不意邊陲有此曼妙山川。
   當聯大教學秩序正常后,我即向蔣校長提出辭去行政職務之意,蔣表示諒解。當時我曾請魏建功代刻杖銘二根,其一曰“指揮若定”,另一曰“用之則行,舍則藏”。羅常培見后,以“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相譏,蓋即指我堅辭不任行政事務而言。言頗切直。
   1938年7月,學期即結束,昆明校舍亦陸續建造,于是蒙自之文法學院決定遷回昆明,蒙自校舍讓于航空學校。史學系亦決定,暑假后我講授明清史、清史研究、史傳研究等課程,并召開史學系畢業同學歡送會。7月22日,農歷為六月二十五,為云南之星回節,俗稱火把節,居民燃火把游行,亦有以荷花、荷葉裝燭,雜以火把游行田間或市街者。但晚飯后候之良久,僅見有持火把者,其余未見。是月底,學生考試完畢,師生乃陸續北上,回到昆明。

           (四)西南聯大及北大文科所

   1938年9月,蒙自分校的師生又遷回昆明。這里西南聯大已正式成立。學校沒有校長,由三校校長蔣夢麟、張伯苓、梅貽琦任常委,采取常委共同負責制。但張伯苓一直留在重慶;蔣夢麟亦不常在校,對一些事也不大管;學校一般事情多由梅貽琦處理,是西南聯大的常委會主席。
   1939年5月底,北大決定恢復文科研究所,由傅斯年主持。傅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這時史語所亦設在昆明,所以與北大形同一家。第二年史語所遷往四川李莊,傅也離昆至渝。傅事情很多,難以兼顧。他拉我作副所長,協助主持研究所工作。
   北大文科研究所設在昆明北郊龍泉鎮(俗稱龍頭村)外寶臺山響應寺,距城二十余里。1939年暑假正式招生,考選全國各大學畢業生入學,每月發給助學金,并可在所寄宿用膳。所中借用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清華圖書館圖書,益以各導師自藏,公開陳列架上,可以任意取讀。研究科目哲學、史學、文學、語文四部分,可就意之所近,深入探研,無所限制。研究各有專師,可以互相啟沃。
   寶臺山外各村鎮,有不少聯大教授寄宿,研究生可以隨時請教。清華文科研究所在司家營,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在落索坡,相距不遠,切磋有人。附近還有金殿、黑龍潭諸名勝,可以游賞。每當敵機盤旋,轟炸頻作,山中的讀書作業,從未間斷。這里確實是個安靜治學的好地方。英國學者李約瑟、休士到昆明,都曾在所內下榻。
   傅斯年除主持文科研究所外,還對研究明史有興趣。我當時正為同學講授明清史,涉及明史有關問題亦多。在閑談中,傅希纂輯《明編年》和《明通典》,我想別撰《明會要》,而毛子水教授勸我編輯《續資治通鑒》續集。過了幾天,傅又來找我,勸一起搞了東西,不叫《明通典》和《明會要》,而叫《明書》。遂共同擬二十四目。后增為三十目。此書原擬五年完成,后來因為戰爭緊迫,事務冗雜,傅又遷往重慶,無力組織,計劃擱淺。
   1940年,西南聯大總務長沈履去川大離校,清華梅貽琦諸人推薦由我繼任,讓湯用彤來探詢我意。我表示還是專心教書,致力研究明清史,行政事絕不就,湯亦以為然。羅常培也勸我不就,更堅定了我的決心。但聯大常委會議悄然通過,聘書已送來。梅多次找我,我盡力躲避。校方領導黃子堅、查良釗、馮友蘭、楊振聲諸人也來勸駕,且有‘斯人不出,如蒼生何'之語。我雖多次上書,希望專事學問。事情往返周旋多次,仍然無效,北大的領導又以照顧三校關系為由,力促上任,于是在是年二月,遂應允就職。
   1940年日軍進兵越南、河內、海防相續失守,中日戰爭緊張。暑假后聯大決定在四川敘永設立分校,由楊振聲負責籌建。1941年五月,梅貽琦約我和羅常培到敘永視察,并決定取消分校。我們三人曾在四川呆了兩個多月,先后到了重慶、瀘州、敘永、李莊、嘉定、峨嵋、成都等處,還參觀了武漢大學、四川大學及華西、齊魯、金陵大學。飽嘗了戰時‘蜀道難'的滋味。后來羅常培專門寫了《蜀道難》一書,就是敘述這次到四川參觀的情形。
   從1938年起,我在聯大即講授清史及清史研究、中國目錄學史等課程。當時年輕的學生激于愛國熱情,都要更多地了解中國的近世史,尤其矚目明清時期,每次選修該課的多達一百數十人,情況前所未見。清代的滿州發祥在于我國的東北,而此時東北早已淪陷,且建立偽滿洲國。為了針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三省制造的‘滿洲獨立論'等謬說,我在這一時期先后寫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1943)、《滿洲入關前后幾種禮俗的變遷》(1942)等論文。以后我又寫出十余篇清史方面的論文,合為一集,名《清史探微》,于1946年初在重慶出版。
   抗戰中期的昆明,日機時常轟炸,幾乎天天要跑警報。加以物價飛漲,民不聊生,多數教授入不敷出,更不必說職員和學生了。那時聞一多和我們這些人,曾聯名出示告白以賣字、刻印取酬,以補助生活費之不足。  1943年夏,我的長女鄭雯由北平遠道來昆明念大學,走到洛陽被困。我遂向獨立出版社盧逮曾借了一些錢,寄她以佐路費。《清史探微》一書的出版,也是為了償還這筆欠債。我在書中的敘目中,談到了抗日期間的昆明的情況,是我在昆明八年的真實寫照。

           (五)抗日勝利、北上復校

   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全國人民歡欣鼓舞,這給西南聯大的師生帶來了希望,昆明街頭的市民到處游行歡呼,鞭炮齊鳴。象我這樣遠離家庭八年只身來昆明的人,其內心之喜悅,更不待言。正在這里,北大人事上發生了一些變化。
   原來北大校長蔣夢麟在這年上半年曾到美國考察教育,北大教授們曾希望他到美國能采購洽商一些儀器、圖書,并物色新教授,以為勝利復員后的北大建設有所裨益。不料他這時卻被行政院長宋子文找去作行政院秘書長,并于6月就職。此事蔣事前未與同人商量,事后又不來信與教授們解釋,而且自美回國經過昆明也未下機而徑飛重慶。到6月末給我來信說他“仍可兼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事擬請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務擬請你偏勞”等語。因而引起北大教授的不滿。法學院長周炳琳對此事尤為憤慨,感情異常激動。月底教授會討論,多數教授主張,既然作官就不能兼任大學校長,應由在美國的胡適繼任北大校長。但胡適一時也不可能回國,必須有個代理校長。9月初,教育部正式發表胡適為北大校長,傅斯年為代理校長。此時,學校決定派我去北上籌備復員,負責北平復校及學校接收工作。教育部也設立平津區復員輔導委員會,由沈兼士領導,我也參加。那時交通工具異常緊張,我9月初達重慶,等候飛機,11月3日才到北平。這時北平各大學正在上課,不能接收。且北大與清華情況不同,原有校舍已全部被日偽所辦北大占用。因此我只能抓緊時間弄清北京各校情況,并大量呈送公文報告,以爭取在北大校址周圍和市內多接管一些日偽房產,以供昆明教授、學生回京之急需。但當時國民黨接收大員正在為個人爭搶房產,工作極難推進,這些工作直到傅斯年代校長抵平后多方疏通,才獲大步進展。1946年夏,昆明的北大師生陸續北上。7月30日胡適也達北平就職校長。10月復員后的北大正式開學。此時在傅斯年代校長及胡適校長等人多方努力下,北大乃由文、理、法三院擴建為文、理、法、農、工、醫六個學院。教師、學生校舍都得到成倍增長。北大從此真正成了門類齊全的綜合性最高學府。
   西南聯大的八年,最可貴的是敬業和團結精神。教師之間、師生之間、西南聯大三校之間均如此。在蒙自的半年,已有良好的開端。同學初到蒙自時,我與其它教授每次都親到車站迎接,悉心照料,協助搬運行李。北大考慮干部時,也以敬業、勤奮、團結為出發點,避免不必要之誤會。聯大師生敬業精神和友愛、團結的優良傳統,是能造就眾多人才,馳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戰期間,一個愛國知識分子,不能親赴前線或參加戰斗,只有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堅持謹嚴創造的精神,自學不倦,以期有所貢獻于祖國。西南聯大的師生,大部分都是這樣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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