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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天挺，原名慶繰，字毅生，原籍福建省長樂縣，1899年8月9日生于北京。父母早歿，鄭天挺與其弟一起寄居在姨表兄張耀曾家，由梁漱溟的父親、其表舅梁濟(巨川)監護。1907年到1916年，鄭天挺先后就讀于北京閩學堂、江蘇學堂、順天高等學堂、北京高等師范學校附屬中學。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門。他發憤讀書，不敢有絲毫懈怠。據其《自傳》稱，當時，“每天除上課外，天天跑圖書館”，“并需每天熟讀史書”。與之同時，每逢周末，鄭天挺還與同學一起，到貴州 老學者姚華先生家受讀文章及金石文字。
作為一個青年學子，鄭天挺當時不只嚴格督責自己發憤學習，同時，還有著強烈的愛國意識。他在北大讀書期間，正值“五四”運動發生，鄭天挺即與廣大愛國青年一起，走上街頭，進行反帝愛國宣傳。在此期間，他還代表北大學生到天津南開中學聯系京津學生聯合行動事宜。同年11月，日軍在福州殘殺中國人民，并派海軍陸戰隊登陸威脅。鄭天挺又與在京福建籍學生一起組織聚會，到街頭講演，宣傳抵制日貨。當時出版了愛國刊物《閩潮周刊》，鄭天挺還以“攫日”筆名，撰寫文章，宣傳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二
1920年，鄭天挺大學畢業后，接受廈門大學聘約，參加了該校的籌建工作并在該校講授國文，兼任圖書部主任。1921年暑假，為了進一步深造，鄭天挺北上，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作研究生，研究古文字學。同年秋，鄭天挺與周女士結婚。由于建立了家庭，鄭天挺除讀書治學外，尚在一些大中學校教書，以補家用。1922年起，他還在法權討論委員會擔任兼職秘書。利用該會收藏文獻和檔案資料，鄭天挺撰寫了《列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志要》一書，于1923年正式出版。 1924年，鄭天挺研究生畢業，留北大擔任講師。1927年后，鄭天挺一度離京南下杭州、南京、廣州等地，先后擔任浙江民政廳秘書、浙江大學校長秘書、廣東建設委員會秘書、教育部秘書等職。1930年，教育部長蔣夢麟出任北大校長，鄭天挺遂應北大之聘，于當年年底，回到北大任教。
1933年，鄭天挺升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12月6日被任命為北京大學秘書長。1935年10月始任北大校務會議當然會員。其間，有時蔣夢麟作為教育部代表出席南開大學校董會，蔣無時間即由鄭天挺代去。從此，行政事務繁忙。即使如此，鄭天挺仍然利用晚上時間認真備課并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當時，他在北大中文系講授古地理學、校勘學等課程。為此，他親自動手，編成古地理學講義。他還利用晚上的零碎時間，每天校勘《世說新語》數頁，從不間歇。在授課的同時，他還使用傳統治學方法，寫出了《杭世駿〈三國志補注〉與趙一清〈三國志注補〉》及《張穆〈齋集〉稿本》等具有創見的學術論文。1936年，鄭天挺開始到北大史學系兼課，講授魏晉南北朝史。與此同時，他還應范文瀾等先生之約，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講授中國近三百年史。從此，鄭天挺的治學重點轉向清史，先后發表《清世祖入關前章奏程式》、《墨勒根王》、《多爾袞與九王爺》、《多爾袞稱皇父之臆測》等多篇論文，與孟森先生等共同挑起了研治清史的重任。
執教北大期間，鄭天挺不只為北大校務、教學和學術研究而費盡心血；同時，還對廣大青年學生反對北洋軍閥反動統治的抗暴斗爭和抗日救亡斗爭給予了有力的支持。早在執教北大之初，他即支持北京女師大學生反對北洋政府非法解散該校的斗爭。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后，鄭天挺又親自參加了為死難學生召開的追悼會并向制造流血事件的執政府提出抗議，同時，還參與發起了對死難家屬的募捐活動。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北平淪陷。這時，北大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胡適等均不在北平，學校其他負責人也紛紛南下，各項善后工作主要落在鄭天挺身上。當時一些漢奸文人，與日寇狼狽為奸，企圖阻止愛國師生南下，局勢異常嚴峻。這時，鄭天挺不顧夫人新喪，子女年幼，將其全部身心用于保護校產和組織師生安全轉移。他先是決定向因經濟困難而滯校學生每人發款二十元，促使他們迅速離校。而后，又不顧個人安危，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屬也安全撤離。直到11月17日，他才與留居北平的五個年幼的子女告別，與羅常培、陳雪屏等南下。幾經輾轉，到達由北大、清華及南開三校聯合建立的長沙臨時大學。這時，鄭天挺改任歷史系教授，講授隋唐五代史。不久，學校再度南遷，在昆明成立西南聯合大學，他與馬約翰、楊石先等任學生生活指導委員會委員。1939年，鄭天挺仍任北大秘書長，兼文科研究所副主任。1940年1月，鄭天挺被聘為聯大總務長。當時，鄭天挺不僅要應付日本飛機對校舍不斷地轟炸，而且要想盡辦法解決師生生活困難。他親自擔任教職員遭受空襲損害救濟委員會主席又兼教職員食米消費合作社召集人，派員到外地采購以解同仁饑餒之苦，同時竭力地幫助困難學生，或為他們介紹工作，有時還從自己微薄的薪俸中拿出錢來給予支持，以使他們渡過難關。在此同時，鄭天挺依然不忘教學與學術研究。在教學上，最初，鄭天挺講授隋唐五代史。從1938年暑假后，改授明清史。選修該課的同學有時多達一百數十人，盛況空前。此外，鄭天挺經常對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進行指導。在學術研究中，鄭天挺也多有創獲。先后發表《發羌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附國之地望與對音》、《〈隋書·西域傳〉薄緣夷之地望與對音》等數篇論文。1943年，其《發羌之地望與對音》獲教育部三等獎。1938年后，鄭天挺轉治清史。這時，東北已經淪陷，而且建立了偽滿洲國。針對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我國東北而制造的“滿洲獨立論”，鄭天挺集中精力，先后發表《滿洲入關前后幾種禮俗之變遷》、《清代皇室之氏族與血系》等重要論文，利用大量歷史事實，證明清代皇室包含滿蒙漢三族的血統，在入關前就和內地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是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員。他指出，“近世強以滿洲為地名，以統關外三省，更以之名國，于史無據，最為謬妄。”有力地批駁了日本侵略者的謬論。這一時期，他還撰寫了《清代包衣制度與宦官》、《清史語解》等，也都是清史研究領域中的重要著述。1946年，鄭天挺將自己十數年來清史研究論文匯為專集題名《清史探微》出版。
1943年3月，他偕雷海宗、姚從吾等赴重慶參加中國史學會成立大會。1944年6月，遵教育部令，北大聘鄭天挺主持本校人事工作，7月鄭天挺等應邀赴大理參加修志工作。
抗戰勝利后，鄭天挺擔任北大、清華、南開三大學聯合遷移委員會主席。1945年10月，奉北大之命，鄭天挺赴北平準備復校，并受教育部人事處聘請暫赴平津區協辦接收輔導事宜。他還擔任三校1946年度聯合招生北平區主任。回到北大后，鄭天挺積極開展復校工作，并多方奔走接受敵產。為北大返平順利開學卓著勞績。這一時期，鄭天挺作為秘書長，面對復校的百廢待舉，學生的反對美軍暴行及后來的反饑餓、反內戰等斗爭，實際上已無暇學術工作。從1947年起文科研究所建立明清史資料整理室，后又改設史學部，由鄭天挺代行主任，組織整理明清史檔案。經過數年整理，先后輯錄專題史料十種。其中《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宋景詩起義史料》、《太平天國史料》還于建國后公開出版。
蔣介石獨裁政權崩潰前夕，對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進行瘋狂的鎮壓。全校學生團結一致，針鋒相對開展斗爭，并得到廣大進步教師的支持，鄭天挺在師生正義斗爭的鼓舞下，開始認識國民黨統治的反動本質，對進步學生給予同情和支持。1948年12月，處于人民解放軍包圍中的北平形勢緊急。12月14日，校長胡適給湯用彤、鄭天挺留下便條，拜托他們維持校務，便匆匆南去，傅斯年、陳雪屏從南京電告鄭天挺等人組織人員南飛。面對這種情況，鄭天挺、湯用彤、周炳琳出面負責校務，廣大教授、講助會、學生自治會給予鄭天挺堅決支持，有的致函：“唯愿我兄以北大為重，毋輕于言去”，有的致函表示深信：“您一定永遠和我們在一起渡過這危難時刻”。鄭天挺在重大歷史關頭，表現了高風亮節，1949年1月他和北大師生迎來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和平解放后，1949年5月4日，北京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任命湯用彤為校務委員會主席，任命鄭天挺為北大校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仍兼史學系主任。次年5月8日，教育部批復，準鄭天挺辭去秘書長職務，專任歷史學系主任和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對于他在擔任北大秘書長十八年間的工作成就，學校常委會給予高度評價并予以表彰。
三
1952年7月，國家高等院校進行院系調整，鄭天挺奉調南開大學，經教育部同意，擔任歷史系主任，從而開始了他的執教南開三十年的漫長歲月。
鄭天挺到校后，首先努力抓好教學。按照學校推廣前蘇聯的教學方法，成立教研室。各系規定，教師上課，必須按教研室集體討論的教學大綱講授。講課前，必須寫成講稿并在教研室內試講，由教研室共同修改，然后再正式講課。在貫徹這一決定時，鄭天挺凡逢教師上課，都親自去聽課，不時指導。這些規定的制定與推行，使得學生在校期間能夠學到完整系統的知識，大大提高了南開大學歷史系的教學質量；同時，在全國高校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1953年全國綜合大學會議，1954年7月文科教學研究座談會，1956年6月教材會議，鄭天挺均代表南開大學出席。經過反復討論，由鄭天挺和唐長孺共同擬定《中國古代史教學大綱》，遂被全國高校普遍采用。1961年3月，教育部文科教材會議上又決定由翦伯贊、鄭天挺共同主編《中國通史參考資料》，由鄭天挺主編《史學名著選讀》，以供大學本科生閱讀參考之用，從而對全國高等教育產生了重要影響。
在加強教學管理、改進歷史教學的同時，鄭天挺堅持登壇授課。截止1961年他赴北京編書之前，先后為本科生開設過隋唐五代史、明清史、明清專題、清史專題、史料學等課程。他在授課中，極端重視備課。上課時，只是手執卡片，侃侃而述。不只傳授知識，同時也傳授治學方法。因而，受到了廣大師生的歡迎。不只歷史系本科生，而且外系學生，本系青年教師也紛紛趕來聽課。為此，從1956年起，鄭天挺開始招收研究生并接收外地大專院校教師進修，為全國高等學校教學和學術研究培養了大批人才。
作為一個著名學者，鄭天挺不只帶動全系師生積極進行教學改革，同時，也為南開大學歷史系學術研究事業的發展而多方運籌。首先是籌建明清史研究室。報經國務院批準，于1956年建立起全國高校系統第一個明清史研究機構——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室，從而為南開大學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建立了陣地，在此同時，鄭天挺還采取措施活躍南開大學歷史系的學術氣氛。歷史系建立了定期學術討論會制度。每逢學術討論之時，歷史系教師輪流講演，或就當時史學討論熱點如古代史分期、百家爭鳴、資本主義萌芽、土地制度、歷史人物評價、清官、農民起義及秘密宗教關系等問題發表個人見解，或將各人長期研究所得與同行進行交流。為了進一步活躍學術氣氛，開闊師生眼界，歷史系先后邀請北京大學和全國高校以及研究機關的著名學者來系講演。
對于圖書資料建設，鄭天挺也十分重視。50年代，他即主持建立起歷史系資料室并捐獻稿酬，購買全套《東方雜志》，供師生使用。除此之外，鄭天挺還鼓勵授課多年的教師對現有講稿進行修改，撰成專著，并主動為他們聯系出版社出版。在他的關心下，50年代，由南開大學歷史系教師撰寫的學術價值甚高的學術專著相繼面世，不少青年教師也發表學術論文。南開大學歷史系成為全國史學研究隊伍中的一支生力軍。所有這些，不只為建國之初全國史學研究繁榮局面的形成做出了貢獻，同時，也大大提高了南開大學歷史系的知名度。
在個人學術研究方面，這一時期，鄭天挺也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一是連續撰寫并發表十數篇學術論文，帶動了學術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其二是應邀標校《明史》，對《明史》成書后二百余年的流傳和研究情況進行了一番全面系統的歸納和總結。在這方面，足堪代表他的學術成就的是《清入關前滿洲族的社會性質》、1962年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講演清史而撰寫的《清史簡述》以及1957年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時發表的《關于徐一夔〈織工對〉》等文。
鄭天挺雖然身為系主任、國家一級教授，但是待人寬厚，慈祥和藹，從無疾言厲色。他作風簡樸，調至南開后，長期在職工食堂用餐；十數年間，一直只住一間宿舍。直到1963年其子媳調至南開，他才有了自己的家。他自奉甚簡，困難時期，和大家一起啃窩頭，吃咸菜，但是遇到其他老師有困難，他卻解囊相贈，毫不吝嗇。在歷史系內，他沒有門戶，不搞幫派，盡力團結全體老師，共同搞好工作。因此，他也受到了廣大師生的由衷愛戴。1963年，他被任命為南開大學副校長。1964年，他又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成為廣大師生學習的楷模和榜樣。
在鄭天挺和南開老一輩史學家的共同努力下，經過十余年的發展，南開大學歷史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然而，在此期間，由于“左”的傾向繼續發展，政治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知識遭到了貶低，知識分子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歷史系一些有聲望的教師和有才華的學生被錯誤地劃為右派。“拔白旗、插紅旗”、反右傾、批判白專道路又使絕大多數學生不敢讀書。對于友人和學生受到迫害，鄭天挺內心十分痛苦，但卻愛莫能助；對于歷史教學和研究中出現的偏差，鄭天挺則利用自己在教育界和學術界的影響，盡其可能地予以扭轉。這一時期，他針對史學研究中“以論帶史”、“以論代史”等左的傾向而堅持“論從史出”的學術主張；針對學生運動多、勞動多，上課少、讀書少的現象，而采取措施，給學生補課，并提倡學生“精讀一本書”。“文革”爆發后，打亂了學校的正常秩序，知識分子受到嚴重沖擊，他本人也被拋入了苦難的深淵。1966年6月，他與南開其他老一輩史學家一起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受到批斗。被關進“牛棚”，勞動改造，喪失人身自由。明清史研究室也被強行解散，在歷史系任教的兒子、兒媳被下放天津郊區勞動，年逾古稀的鄭天挺孤苦零仃的生活，每天一人到食堂用餐。但鄭天挺豁達開朗，“隨遇而安”，師生從內心敬佩這位史學界的泰斗。
十年動亂結束之后，鄭天挺獲得了解放。1978年2月，鄭天挺當選為五屆全國人大代表。1979年10月，經黨中央批準，又被重新任命為南開大學副校長。這時，鄭天挺雖已八旬高齡，但是卻以飽滿的熱情投入了重建歷史系的工作。經過他的努力，相當一批專業人員重新回到歷史系，明清史研究室也恢復了工作并充實了一批新的研究人員。1980年4月鄭天挺當選天津市勞動模范，不久又當選天津市九屆人大代表和天津市六屆政協委員。
從1978年開始，鄭天挺恢復招收研究生。1979年，他又接收教育部委托，在全國高校招收進修教師十余人，舉辦明清史進修班。為了傳授知識和治學方法，他以八旬高齡，親自登壇授課，講授清史概論、清代制度、明清史研究等課程，每周一次，每次二學時，有時還視情況增加講課時間和次數。迄至他去世前，一直沒有間斷。課堂講授之外，鄭天挺還不顧年邁，多次帶領研究生、進修教師和明清史研究室成員前赴清東陵、西陵、承德避暑山莊、明十三陵實地考察，開闊他們的眼界，豐富他們的感性知識。在此同時，鄭天挺還不知疲倦地投身于學術研究事業。一方面字斟句酌，對舊作進行修改訂正，出版學術論文集《探微集》(1984年獲天津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榮譽獎)和《清史簡述》；另一方面，則對明清時期的一些重要問題繼續深入研究。兩、三年中，先后撰就《清入關前滿族的社會性質續探》、《清代的幕府》等重要學術論文十余篇。他還應邀主編《中國歷史大辭典》，組織編修《明清史資料》、《清史》等書。鄭天挺還敏銳地察覺到一個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新時期正在到來，因而不失時機地與楊石先校長共同發起召開了首屆國際明清史學術討論會。1980年8月，中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瑞士、聯邦德國、民主德國、香港等八個國家和地區的一百多位明清史專家共聚南開，提交論文七十余篇，分別就明清時期的一些重要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
1980年3月，中國史學會恢復活動并在北京召開代表大會，鄭天挺當選為常務理事，主席團成員。次年5月，又接任主席團主席。1980年12月，中央同意鄭天挺任南開大學顧問，免去其副校長職務。1981年4月，鄭天挺當選天津市特等勞動模范。1981年7月，參加了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會議并被評為全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1981年10月，在校慶62周年之際，學校決定為楊石先、鄭天挺舉辦了執教業績慶祝大會。教育部及學校領導、北京大學、西南聯大、南開大學幾代學人數百人趕來參加，高度評價幾十年來鄭天挺哺育數代學人成長之功，感謝他對國家教育事業和史學研究做出的巨大貢獻。這使鄭天挺深受感動。他非常謙遜地表示自己做得還很不夠，他以更加忘我的精神投身于繁忙的工作之中。過度的勞累嚴重地傷害了他的身體健康，12月中旬，開完全國人大會返津后他即病倒。在醫院病床上，他仍拳拳以成立南開大學明清史研究中心，編寫《歷史大辭典》明清分冊，赴廈門出席鄭成功學術討論會為念。但是，急劇惡化的病情使得鄭天挺再也無法實現自己的愿望。1981年12月20日，在津門一場皚皚白雪之中，著名史學家，教育家鄭天挺教授溘然長逝，終年82歲。噩耗傳出，南開學子，全國史學界，教育界無不為失去這樣一位德高望重的學術前輩而同聲哀悼。教育部長蔣南翔發來唁電，高度評價鄭天挺對中國歷史研究的重要貢獻。教育部和衛生部負責人專程來津表示哀悼。1982年春，由北京大學、中國社科院、南開大學共同發起，在北京舉行了鄭天挺學術紀念會。而后，南開大學歷史系又委托鄭天挺門生先后編撰出版《鄭天挺紀念論文集》、《鄭天挺學記》等書，并在歷史系開設了鄭天挺講座課程，表達了各界人士和南開廣大師生對鄭天挺教授最深切的懷念。
說明：本文在寫作過程中，曾經得到鄭克晟先生的幫助并參考了鄭克晟《鄭天挺傳略》，常建華《歷史研究在于求真求用——鄭天挺先生與北大》兩文，特此一并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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