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師百年誕辰將要到來，我收到南開來函，知道紀念活動正在籌備之中。近此時來，鄭師的高大形象，常在腦中浮現(xiàn)。過去有過幾次紀念鄭師的活動，想寫點紀念文字，都沒有成功，始終感到遺憾和愧疚。歲月不居，當年鄭師的學生也都趨老，往事的印象越來越模糊。所以這次一定要就記得起的有關鄭師的事情，哪怕是一些瑣事，也要寫下來，以志我對鄭師的懷念之情。
我同鄭師，個人接觸并不多，但有的接觸對我影響較大。1946年，學校剛從昆明遷回北平，當時鄭師是北大秘書長。史學系主任陳受頤先生不在國內，鄭師還代理系主任職。我頭一回跨進秘書長辦公室，是為了請求同意我轉入史學系的事。我陳述了自己的請求，心里有點緊張。因為此前我已在大學讀過兩個系，而且各在不同的學院，很怕鄭師責怪我心猿意馬，見異思遷，不是真正“鐘情”于史學。我作了碰釘子的準備。但是出乎我的意料，鄭師對我并沒有什么懷疑。他注視我，聽取我的陳述，問我讀過什么歷史書，然后看了看我以往修過的學分，就簽字同意了。鄭師須臾間定下了我的“終身大事”，我的感激之情，自然是不言而喻。
早聽說鄭師是北大挑重擔的領導人。近來我從鄭師《滇行記》一文得知，“七七事變”驟發(fā)之時，鄭師已是北大秘書長，那時蔣夢麟校長、胡適院長都不在北平，而且聯(lián)系不上，學校一切應急措施，都要鄭師拿主意，苦撐了數(shù)月之久。那年鄭師還不到四十歲。但是我以前并不知道這些具體事情，又不曾有機會與鄭師接觸，無從獲得直接印象。這次在鄭師辦公室里可能只有短短十來分鐘的停留，說是須臾間，卻讓我對鄭師挑重擔有了一點理解。鄭師辦公桌上有幾部電話，容不得我把一句話說完，電話鈴就響了。他剛拿起話筒，另一個鈴聲又起。從鄭師回復的話語中，好象談的都是棘手的事。那時胡適校長對具體校務管得不多，繁難事務都是鄭師處理，而集中在孑民堂的各部門，總共并沒有多少辦事人手，鄭師負擔之重，我算是有了一點直接印象。鄭師對學生，哪怕在百忙中也不拒絕求見。他即使你感到師長的尊嚴，又使你感到父親般的親切，這種印象，也是我一輩子不會忘懷的。
鄭師的教學工作，并沒有由于行政負擔太重而有所減免。他的明清斷代史課程年年照開。有一年，向達師休假赴南京作研究工作，向師的隋唐史課程又不能停，我們猜不著誰來講隋唐史。結果到開學時課程表公布出來，代替向師課程的竟是最忙的鄭師。鄭師用卡片講隋唐史，與講明清史辦法一樣。那時學生們只知道鄭師是清史名家，而對鄭師以前發(fā)表在《史語所集刊》和北大《國學季刊》上有關《三國志》杭趙二人《補注》和《注補》研究論文以及有關隋唐古地理研究論文都沒有讀過，更不知道鄭師曾長期講授隋唐五代史，到昆明后為了完成孟森先生未競之業(yè)，轉而鉆研清史這一事實。鄭師由于知識淵博，學養(yǎng)深厚，研究面廣，所以不但在校務工作上挑重擔，在史學系教書工作中也挑重擔。五十年代初，系里缺中國近代史教授，好像鄭師又不得不頂起中國近代史教學的事，后來院系調整，情況才有改變。
鄭師由于學識、品德與才干，從年青時就是工作負擔沉重，用后來的術語說，是“雙肩挑”。比起同輩教授來，他要付出雙倍精力才行，個人研究工作自然要大受影響。鄭師八十壽辰之時出版《探微集》，在后記中說：“我五十歲以前，忙于生活，沒有認真讀書”。我讀了，感慨很深。“沒有認真讀書”當然是自謙之詞。但把為公務操勞而付出巨大精力說成是“忙于生活”，無居功的意思，無追悔情緒，這種高尚情操，特別令人敬佩。鄭師為人處世的一貫態(tài)度都是這樣，“忙于生活”四個字掩蓋了鄭師的多少奉獻。
鄭師以他自己謙虛為學的言行，為學生們樹立了楷模。鄭師在明清史課堂上常常提及孟森先生的見解和成就，特別推崇《明元清系通紀》。讓我們讀一讀。他還推薦美國近出的《清代名人傳記》，說是有不少著名學生參加了編寫工作。但是鄭師對他自己的著作《清史探微》卻不曾提及，我也未見到過。我趁給鄭師拜年機會，問到此書，并貿然向鄭師索求，鄭師果然賜給我一本，我都細細拜讀了。鄭師的精微創(chuàng)獲之處，我不具備完全領會的水平，但我多少習染到一點探微的方法。鄭師后來編定論集，仍以“探微”為名。以探微稱，古人有之，但是以此作為一種研究歷史的方法進入我自己的思想之中，都是從鄭師學來的。多年以后我把自己的論文集冠以探微之名，確實是鄭師給我在腦子里留下的烙印。鄭師所賜著作，我珍藏了十年，五十年代人人缺書，為了物盡其用，我把鄭師的書鄭重地轉送給教明清史的一位同人，他從此書汲取的養(yǎng)分，一定比我大得多。
我在北大文科研究取得助教時，鄭師兼所內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有時能見的到。鄭師調南開后，見面就少而又少。文革前一個冬天，我在南開拜望鄭師，他下鄉(xiāng)去了。我見到克晟，得知鄭師所住樓房不供暖氣，原因是住戶普遍貧困，寧愿領一點烤火費自己生爐取暖。那時鄭師已是望七之年，生活竟是如此。后來，文革中，我聽到鄭師受到折磨，非常憤慨，非常難過。鄭師謙謙君子，一生寬厚，自處恬談，就我所知，對人從不說一句重話。50年代初，在思想改造運動中，鄭師由于他在老北大的地位，是受重視的人物。但據(jù)回憶，鄭師作思想檢查時誠懇從容，給人以坦蕩蕩的印象，在壓力下不亂方寸。對同人提意見，也是平和務實，沒有留下一句過火的言辭。鄭師這種爐火純青的人格修養(yǎng)，至今還是學生們談及的話題，影響既深且久。
在鄭師百年誕辰紀念時草成此文，作為我獻上的心香一瓣，讓鄭師知道，他的遺澤將永遠留在學生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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