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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海宗與吳于廑是我國兩位著名的歷史學家，特別是在世界史學科建設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名列《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
雷海宗與吳于廑年齡相差11歲，一北一南，共同的教育事業和歷史研究把他們聯結了起來。我有幸作為弟子和后輩與這兩位史學大師有過較多的接觸。現就個人所知，約略勾勒他們之間的學術淵源和成就，大概可以為我國的當代史學史研究提供一些素材和線索，對于熟悉他們的名字和關心史學發展的人也不無興趣。
雷海宗字伯倫，1902年生于河北省永清縣。1922年畢業于清華學堂，公費留美。1927年獲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學位，所著博士學位論文《杜爾閣的政治思想》深獲好評，時年25歲。畢業后，他迅即回國在南京中央大學史學系任教授和系主任，兼任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中國文化研究所研究員，講授西洋史和中國史的有關課程，并主編《史學》雜志，由上海光華書店出版，成為中央大學年輕的名教授[1]。
當雷海宗揚名于江南一帶時，吳于廑正在上海美有中學就讀（1926—1931年）。吳于廑原名保安，1913年生于安徽省休寧縣，自幼聰穎好學，在中學和西學兩方面都打下了扎實的根底。十幾歲的時候，就在家鄉閱讀了英國韋爾斯《世界史綱》的中譯本[2]，深有所得。1931年9月獲獎學金升入蘇州東吳大學歷史系學習，1935年畢業后在東吳附中任教。可是，雷海宗1931年秋就離開了南京，轉任武漢大學史學系和哲學教育系合聘教授，1932年又北上返任母校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看來，雷海宗和吳于廑在這個時期還沒有能夠會面和發生個人接觸。然而，雷海宗的名字及其學術思想對正在學習成長的吳于廑肯定是有影響的。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雷海宗隨清華大學南遷，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任教，講授中外歷史多種課程。而吳于廑也從蘇州來到大后方，1938年冬由西南聯合大學法商學院院長兼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主任陳序經教授推薦，免試進入南開經濟研究所為研究生，終于與雷海宗相會。當時，雷海宗每年都給西南聯大非歷史系本科生開設中國通史一課，備受歡迎，聲譽卓著。吳于廑已是南開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與此課毫無關系，但出于對雷海宗的仰慕和敬佩，作為旁聽生來到課堂，自始至終風雨無阻地聽完這門課程。
1941年，吳于廑撰寫了研究生畢業論文《士與古代封建制度之解體》，旁證博引，立論精辟，但未發表，手稿存南開大學圖書館。近年來，由于吳于廑先生的囑托，我從南開圖書館找出了這一文稿，并從中看到了雷海宗與吳于廑的學術聯系。
　　 吳文附注極其精詳，多為所據的史料出處，如《左傳》、《史記》等；但有時也列出當代知名學者的著作為佐證，如錢穆、張蔭麟、馮友蘭、郭沫若等，而雷海宗之名也赫然在目，茲舉數端。
　　 全文的第二個注（即第一章第一節注二）就是：“參看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一文，載《社會科學》二卷一期，清華大學出版”，吳于廑據此來說明其“商代自盤庚遷殷后的國家組織、即已具有封建帝國的形式”的看法。隨后在第一章第三節談到春秋時代的斷限時，在該節注二中特說明：“《春秋》一書，始于公元前722年，終于481年。但以一書概括一時代，未免太刻板。本文依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文中的劃期辦法，以春秋始于平王東遷終于勾踐滅吳，即由公元前770至473年。”其后，在第二章第一節探討士的身份與職務時，直接引證了雷海宗《中國的兵》文中的原話：“這些士大概都是世襲的貴族，歷來是以戰爭為主要職務的。”（該節注三）接下去在論及春秋戰國時代戰爭的性質時，又據雷海宗同文的觀點，主張春秋時代的戰爭“其性質為爭霸戰而非殲滅戰，遠不若戰國時戰爭的斬伐之眾”（該節注十三）。
　　 最后，在第四章第一節中，吳于廑對戰國時代的性質有所論述，不同意某些學者視六國為封建勢力的看法，明確寫道：“我們以為此說有未善處。所謂六國者，是指戰國時代的國家。依于本文之分析，戰國時代實非一封建時代，而系一諸君主集權國家并立之時代。此時代之中，社會及政治上的封建勢力，即已蕩析將盡，政治上雖有封君，但亦系建立于新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此時代又為各國奮戰的時代，各國皆訓練其農民為兵，兵民不分，皆于烽火之中，養成國家情緒。”這些觀點皆出自雷海宗《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中國的兵》、《無兵的文化》等論文（見吳文此節注一〇四）。
應該指出，吳于廑此時在宏觀上的史學方法論和整個世界史觀是深受施本格勒和雷海宗的形態學史觀的影響的。
吳文在引言中特別說明：“在方法上，本文不標新立異。我們只是避免因果律的看法，將史實的發生當作一種生長或演化來看而已。”這一思想正是當時風靡于西方的德國施本格勒的基本理論，而雷海宗則是中國最早接受并闡發施本格勒觀點的學者。對于西洋史的概念及其分期，吳于廑在第一章第四節注二中專門指出：“本文所用‘西洋歷史'一辭，專指公元五世紀后羅馬帝國滅亡，日耳曼人入侵以后的歷史而言。希臘羅馬史與日耳曼人入侵以后的歷史并非一系，不包括在內。此意發自德國O．Spengler，參看其所著 The Decline of the West第一卷引言。”這一看法，雷海宗在《斷代問題與中國歷史的分期》文中有專門的分析，他斷言“希臘羅馬文化與歐西文化關系特別密切，但無論由民族或文化重心來看，都絕不相同”，“推其究竟，仍是兩個不同的個體”，“不能把幾個不同的個體混為一談而牽強分期”[3]。綜上所述，我們完全可以認為，吳于廑當時與雷海宗的史學思想是有著一脈相承的淵源的。
1941年秋，吳于廑考取清華大學第五屆留美公費生，赴美為哈佛大學研究生。1946年獲哲學博士學位，1947年回國任武漢大學歷史系教授和歷史系主任。這時，雷海宗已隨清華大學返回北平，他們之間大概沒有更多的聯系。吳于廑在哈佛大學寫的英文博士論文，比較研究中外封建制度，據說乃精心杰作，惜未公開刊行，無緣拜讀，其中是否有提到雷海宗著作之處，不敢妄談，留待以后有條件時再探討。
新中國成立后，雷海宗仍在清華大學執教，1952年院系調整，調任天津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主要從事世界上古史的教學和研究工作。吳于廑這時在武漢大學歷史系也主要講授世界上古史課程。教育部數次召開全國高等學校世界上古史教師會議，討論和交流關于世界上古史教學大綱、教材、教學參考資料以及科學研究等方面的向題與經驗。雷海宗和吳于廑作為兩個重要大學的主要任課教師與專家，再次相遇，建立了聯系。
雷海宗在南開大學講授世界上古史一課，后編印出講義，高等教育部定其為全國高等學校交流講義，并準備正式鉛印出版。吳于廑和武漢大學歷史系是看到并具有這一交流講義的。
雷海宗在這部著作中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世界上古史做了系統闡述，其特色在于有自己的體系，既擺脫他原來發揮的施本格勒的文化形態史觀的框架，也不完全沿用蘇聯教科書的一般結構，特別重視各地區、各民族之間的相互聯系和影響，從整體上把握世界史。在開宗明義的第一章“總論——中國與世界”中，把中國史包括在世界史之內，專門概述了上古中國的歷史，強調中國人學習世界史，要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世界。在全書最后又專設第十三章“上古中晚期亞歐大陸之游牧世界與土著世界”，集中論述了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6世紀亞歐大草原的游牧部族及其與中國、希臘和羅馬等地區國家的關系與遷徙。以后又將這一章專門寫成學術論文在《南開大學學報（人文科學）》1956年第1期上發表。
雷海宗在交流講義中突出地考察了世界上奴隸社會和奴隸制度的整個歷史，分析了奴隸社會的三種不同地區和奴隸制度的兩種不同類型，認為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之間的差別遠不如與其他社會相差之大，奴隸社會轉入封建社會的具體過程在各地區的時間遲早大不相同，情況交錯復雜，多有歧異。這些都是上古史中的疑難問題，仍待歷史學者徹底分析研究。1957年，他在《歷史教學》雜志第7期上發表《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的一些問題》一文，進一步提出原始社會以后，資本主義社會以前，依生產工具而論，有銅器和鐵器兩大時代，依社會性質這兩大時代可分為兩個或三個階段：部民社會、古典社會、封建社會。后兩者屬于鐵器時代，實際都是封建社會而稍有不同。世界歷史上并沒有一個奴隸社會階段，雅典、羅馬的短期特殊發展，只能作為封建社會的變種發展。
1957年。雷海宗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受到批判，停止了教學活動和發表文章，健康急劇惡化。吳于廑與雷海宗之間不可能再有接觸。
1961年春，北京召開全國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寫會議，吳于廑負責主編《外國史學名著選》一書，其中《希羅多德<歷史>選》和《李維〈羅馬史>選〉兩分冊的選譯任務由南開大學歷史系承擔。這時，我恰好由南開大學農場摘掉右派帽子后歸來，在歷史系資料室工作，接受了這一翻譯任務，由雷海宗校閱。雷海宗先生抱病認真負責地進行了指導和校改，我們較好地首先完成了《李維〈羅馬史〉選》的選譯工作，在當年6月末將稿子寄給了吳于廑。考慮到雷海宗與我當時的政治身份與狀況，我們在譯稿上以南開大學世界古代史教研室具名。但是，吳于廑先生收到稿件后，即來信詢問具體譯、校者的姓名。我據實給以答復，說明情況。吳先生認為，應該承認和尊重校、譯者的工作，盡管處于當時的政治條件下，仍決定在該單行本出版時列上校、譯者雷海宗和我的名字，充分顯示了一個著名學者的胸襟和氣魄，表現出他對雷海宗的尊敬和對我這個后學晚輩的提攜和愛護。這是雷海宗生前最后一篇具名出版的作品。
1962年，吳于廑應邀來南開大學講學，做有關希臘化時代的學術報告。報告之后，歷史系教師與吳于廑舉行了座談。此時，雷海宗身患不治之癥，全身浮腫，嚴重貧血，步履艱難，但還是出席了會議。這是吳于廑與雷海宗最后一次相會。從他們兩人默默的握手與目光中，我看到了兩位史學大師的深重情誼和共同心聲。不久，雷海宗即于該年末逝世，時年60歲。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撥亂反正，解放思想，改革開放，全國形勢一片大好。歷史學和其他學科一樣，取得巨大的進展，呈現欣欣向榮的新形勢，吳于廑發表了一系列重要的術論文，將世界史學科建設大大推向前進。
吳于廑在《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一文中，提出“要使世界史這門學科真正是以世界全局為歷史考察對象”；他從放大觀察廣度上著眼，探討了亞歐大陸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形成與并立，游牧世界對農耕世界的三次大沖擊以及三次大沖擊對于歷史成為世界史的作用及其歷史限度等問題[4]。不難看出，吳于廑的這篇文章，是繼雷海宗之后，胸懷世界全局，對世界歷史上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的關系做了新的突破，站得高，看得遠，說得透。
為《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卷，吳于廑撰寫了《世界歷史》一文，明確界定說：“世界歷史是歷史學的一門重要分支學科，內容為對人類歷史自原始、孤立、分散人群發展為全世界成一密切聯系整體的過程進行系統探討和闡述。”[5]他回顧了古今歷史學家對世界歷史的不同認識，深刻精辟地分析了世界歷史的縱向發展和橫向發展，高瞻遠矚地概覽了世界歷史古往今來的全局發展。在談到世界歷史上劃分奴隸制階段和封建制階段時，指出“前資本主義的兩個階級社會即奴隸制社會與封建制社會，都很難以某一地區歷史實例作為典型，也很難以某一實例所達到的發展階段作為世界歷史上劃分兩個社會形態的標準”，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仍然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必須深入探討的重要課題”[6]。顯然，吳于廑此處是考慮到雷海宗關于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一些觀點的。1981年秋，中國世界中世紀史研究會在北戴河召開的學術會議期間，吳于廑先生曾與我談到，關于這個問題他是持有某種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想法的。
雷海宗和吳于廑這兩位史學大師的研究領域不盡相同，史學思想亦未必完全一致，學術成就各有千秋，但其學術淵源確有脈絡可循。兩人對我國世界史學科建設畢生做出貢獻，齊心協力，鞠躬盡瘁，功不可沒。雷海宗開拓于前，吳于廑奠基于后，發揚光大，青出于藍；更甚于藍。1985年夏，由呼和浩特赴大同途中，我請吳于廑先生寫一篇紀念雷師和評述其史學成就的文章，他欣然慨允，語重心長地告訴我，在西南聯大時自己曾慕名旁聽雷先生中國通史的課程，深受啟發，獲益良多。由此，我才恍然知道他們四五十年前的往事和關系。由于工作忙，事情多，后又患病，吳先生未能寫出關于紀念雷海宗的文章，但他一直惦記在心，念念不忘，不久前還在給我的信中談及此事。
　　 吳于廑先生突然仙逝，我以崇敬的心情試寫此文，冀略遂先生遺愿，并緬懷雷海宗和吳于廑兩位大師的業績，以表紀念。



[1] 已故著名史學家蔣孟引1929年入中央大學，為雷海宗的弟子，在其遺稿《雷海宗先生給我的教益》中寫道：“那時雷先生還很年輕，卻是全校宣揚的名教授。”
[2] 吳于廑：《世界史學科前景雜說》，《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第4期。
[3] 雷海宗：《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商務印書館1940年版。
[4] 吳于廑：《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耕世界》，《云南社會科學》1983年第1期。
[5] 吳于廑：《世界歷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0版，第1頁。
[6] 吳于廑：《世界歷史》，《中國大百科全書·外國歷史》，中國大百科出版社1990版，第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