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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海宗先生是馳名中外的歷史學家，并是《歷史教學》雜志的早期編委。在紀念《歷史教學》創刊50周年的時刻，回顧雷海宗在《歷史教學》發表的文章，以緬懷他對《歷史教學》雜志和歷史教學事業的重視和支持，顯然是很有意義的。
　　 1952年10月，雷海宗根據高等學校院系調整的安排，從清華大學調至南開大學歷史系任教，此后不久，就兼任《歷史教學》編委�！稓v史教學》是新中國誕生后，全國創辦的第一個專業性史學刊物，雷海宗對之高度重視，在清華大學任教時，他已在《歷史教學》發表文章，擔任編委后，更積極為刊物撰稿。從1951年8月至1957年7月，他先后在《歷史教學》共15期上發表了13篇作品，平均每年占兩期以上，數量可謂不少。按發表時間順序，它們是：《今日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簡介》（1951年8月），《近代史上的羅馬教》（1951年9月），《有關馬克思的兩篇文件》（1953年5月），《關于世界上古史一些問題及名詞的簡釋》（一）、（二）、（三）（1953年10、11、12月），《答“容克”兩字的含義》（1954年4月），《世界史上一些論斷和概念的商榷》（1954年5月），《歐洲人的“教名”及一般取名的問題》（1954年9月），《關于公元紀年各種西文名詞的意義及中文譯名問題》（1956年6月），《關于公元紀年問題的補充說明》（1956年7月），《讀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1956年7月），《歷法的起源和先秦的歷法》（1956年8月），《基督教的宗派及其性質》（1957年1月），《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1957年7月）。以下，我們按內容、性質、形式和意義，對這些文章分類做簡略的評述和分析。
　　 第一，宣傳馬克思主義，介紹和翻譯兩篇國內尚未刊載過的有關馬克思的文件：《達爾文致馬克思書》（1873年10月1日）和《恩格斯致索蓋書》（1883年3月15日）。
　　 馬克思和達爾文是同時代的兩位偉人。1849年后，馬克思長期在倫敦居住，與達爾文生活在同一個國家，在基本相同的時間內，各自發表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馬克思顯然讀過達爾文的作品，達爾文也不可能不知道馬克思的名字。然而，兩人是否相識?曾否有過往來?這是人們頗感興趣、也是很有意義的問題。雷海宗在《有關馬克思的兩篇文件》一文中指出：“自1859年達爾文的第一本經典一出，立刻在英國以及全歐洲，甚至包括美洲，引起翻天覆地的論辯。馬克思雖然沒有參加這場論戰，他對于論戰的發展必定密切注意，所以達爾文在他的心中必定印象很深，然而他們兩人似乎向未見過一面。他們只有過一次人與人間的接觸。當1873年《人類原始》出版后的兩年，《資本論》第二版印出時，馬克思曾贈予達爾文一本。達爾文收到贈書后立即寫信致謝，這封信是我們今天所僅有的兩人之間直接交往的一篇歷史文件。” 該信并不長，至今未被選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附錄的致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書信，雷海宗的譯文如下：

　　　　 1873年10月1日
　　　　 閣下：
　　　　 承你惠贈你的大著《資本論》，謝謝！我衷心希望我能更多地了解
　　 政治經濟學這一深奧重要的科目，使我更有資格接受你的贈書。雖然我
　　 們所研究的是如此地不同，我相信我們兩人都熱烈地希望知識領域的擴
　　 展；長久看來，這是一定會增進人類的幸福的。
　　　　　　　　　　　　　　 查理·達爾文

　　 從這封信中，我們不難看出，馬克思和達爾文不僅有過交往，而且達爾文認為他和馬克思都熱烈地希望擴展知識的領域，并確信他們的共同努力一定會增進人類的幸福。歷史證實了達爾文的這一信念。
至于恩格斯致索蓋書，現已收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索蓋（Ｓｏｒｇｅ）之名譯為左爾格。該信是恩格斯在馬克思逝世后第二天寫給左爾格的，比較長和重要。雷海宗指出：“馬克思逝世后的次日，恩格斯就給索蓋去了一封長信，把馬克思最后一次生病的前后經過與逝世的情況，詳細報告一番，在信中并對馬克思在當時工人運動中的樞紐地位，予以透徹的說明，同時在信的末尾對于馬克思死后工人運動可能發生的錯誤路線，他也有一針見血的預見�！贝诵乓讶�文收入馬恩全集（譯文與雷譯略有不同），不贅述。
　　 以上情況表明，雷海宗主動收集和譯出有關馬克思的文件，加以較為詳細的說明，他是尊敬馬克思，重視馬克思主義的。
　　 第二，針對美帝國主義和梵蒂岡教廷的反共反華活動，寫出系列文章，對羅馬教廷和耶穌會的反動面目進行揭露和批判。
　　 從1951年7月到12月，雷海宗在《近代史上的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的總標題下，連續發表《今日梵蒂岡與世界羅馬教簡介》、《近代史上的羅馬教》、《中國近代史上的天主教與梵蒂岡》和《二十世紀的羅馬教廷與帝國主義》四篇文章。前兩篇刊登于《歷史教學》第2卷第2、3期；后兩篇刊載于1951年11月10、16日和12月14、21日《進步日報》的《史學周刊》第44、45、49、50期上。雷海宗首先對當前的梵蒂岡國、世界羅馬教信徒的數量狀況和羅馬教的傳教機構做出總的概述。隨后，對近代以來羅馬教與耶穌會組織的反動作風、封建剝削方式、與殖民主義侵略相配合的傳教活動，以及其反科學的愚民教義的宣傳發揚展開論證和批判。接著，再專門對自明清到20世紀40年代，天主教會和梵蒂岡教廷在中國活動中的惡劣方面，進行了系統的揭露和剖析。最后，集中論述了20世紀期間羅馬教廷與法西斯的結盟，對美帝國主義的投靠與勾結，以及最新的反動措施，如1949年公布開除一切共產黨員教籍的命令，宣布1950年為“圣年”和規定圣母不只靈魂升天而且肉體升天的信條，等等。
　　 此外，雷海宗還在1951年8月17、24日《大公報》的《史學周刊》第32、33期，發表《耶穌會——羅馬教廷的別動隊》和《耶穌會的別動隊活動》兩篇文章，特別對耶穌會的產生經過、根本性質和實際作用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雷海宗的這六篇文章互相配合，渾然一體，最后得出結論認為：羅馬教是人類歷史上政治性最濃厚的宗教，今日世界上反共反華反進步的最大的有織組的勢力，除美帝國主義外，就是梵蒂岡教廷，而耶穌會由成立到如今都是教廷最頑固的別動隊。
　　 第三，關心中學歷史教學事業，接連撰文對世界史領域的名詞和問題做出簡釋與解答，對中學世界史教科書發表看法。
　　 直到1952年，雷海宗寫過數以百計的文章，但多為學術論文和時論性雜文，自擔任《歷史教學》編委后，才專門為中學歷史教學寫出供教學參考的文章與資料。1953年，雷海宗發表《關于世界上古史一些問題及名詞的簡釋》長文，分三次在《歷史教學》當年第10～12期連載。該文分埃及、兩河流域、兩河流域以外的亞洲西部國家、印度、希臘和羅馬六個地區，包括84個名詞和問題，涉及世界上古史上這些地區的地理、種族、國家、人物、制度、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個方面。大部分名詞解釋比較簡短，但都概念明確，一語中的，清晰易懂，便于掌握，解決問題，頗為實用。有的問題則做較詳細的解說，聯系古今中外，既說明問題的來龍去脈，又幫助糾正誤解和偏見，顯示出大學者的真知灼見。
　　 例如，關于“木乃伊”，雷海宗指出，一般人以為“木乃伊”是古代埃及人使用的名詞。其實，古代埃及人既無“木乃伊”一詞，也無與它意義（指“薰香保存長久的枯尸”）相同的名詞。中古時代，阿拉伯人相信由古埃及薰尸中能熬煉出一種蠟質或膠質作為藥材使用，遂借用原意“蠟質”的波斯字mumiya（中文音譯“木蜜亞”）一詞來稱這種蠟質和藥材，后為歐洲人所援用。后來，“木密亞”這個藥名又引申為此藥來源的薰尸的名稱，最后無人再相信此種江湖藥材，“木密亞”始成為埃及薰尸乃至枯尸的專名至今。元代末，中國已知西方這一醫藥現象，陶宗儀著《南村輟耕錄》第3卷中有“木乃伊”一條，系根據半正確半錯誤的傳聞附會寫出，但抓住以尸體為藥材的環節�！澳灸艘痢敝�譯音大概是在橫亙亞歐兩洲多民族多語言的大元帝國中，經過多次轉譯而發生的對“木蜜亞”的音訛的結果。
　　 又如，在“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條目中，雷海宗提出在亞歷山大里亞這個古代文化中心，先后有兩個圖書館，并分別說明其被焚毀破壞之經過。特別指出，直到晚近各種歐洲文字的史書都說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是在公元7世紀中期為阿拉伯人征服埃及時所故意焚毀，這是基督教會對伊斯蘭教所造的謊言，毫無事實根據。
　　 1954年，雷海宗還對《歷史教學》的讀者和中學教師提出的關于容克地主和歐洲人取名等問題，在《歷史教學》該年第4期和第9期做系統說明和專文解答。前者具有理論和政治意義，后者甚有實用價值。
雷海宗又重視中學歷史教科書的編寫工作，在《歷史教學》1956年第7期刊載《讀高級中學課本〈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一文，認為編寫課本，尤其編中學課本，在很多方面比編寫專門著作更困難，因為它在思想性、科學性和藝術性三方面都同樣有高度的要求。他表揚李純武主編的《世界近代現代史》上冊的顯著優點在于思想性強，而在發揮思想性中又能經常注意到科學的嚴正要求，這表現在通過對于重要歷史事實的正確敘述和解釋分析，使學生對于資本主義國家的性質和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地位，獲得明確的認識。而在藝術性方面，該課本文字描述繁簡適中、活現生動，還能適當引用文學材料，加上豐富插圖，加強教材的感染力，給予學生形象化的教育。
　　 第四，在掌握淵博學識和貫通古今中外的基礎上，對歷史教學中常碰到的一些不正確的論斷和比較復雜的問題，寫出深入淺出的帶普及性質的文章，既通俗易懂，又有重要學術價值。
　　 繼《簡釋》之后，雷海宗進一步在《歷史教學》1954年4月號專文就世界史領域內流行傳抄的四個混亂失真的論斷和概念提出商榷。
　　 首先，關于蠶桑業由中國傳入歐洲的問題。西方相傳，據拜占廷資料中國不準養蠶法外傳，波斯的兩個基督教傳教士受拜占廷皇帝委托，從中國將蠶卵藏于竹筒中偷運出境傳入拜占廷。雷海宗指出，中國對養蠶法從不保密，日本及所有遠東國家的養蠶業都傳自中國。拜占廷如何由中國學得此術，當時中國并未注意及此，中國任何方面不反對外人學習養蠶法，也無人主動向外傳播養蠶法。此事在拜占廷恐怕也只有少數人知其內幕，他們編造這個故事，目的在于故作神秘，以抬高蠶桑的地位，并且賊喊捉賊，是“他們學得飼蠶術后，立即定為國家的秘密，禁止外傳，以便拜占廷政府可以壟斷”。雷海宗的這一看法，受到季羨林的注意，齊思和亦持此說 。
　　 其次，所謂土耳其人阻塞西歐人東方貿易的商路問題。一般西方史書都說，西歐人急于尋求由海洋直通遠東的航路，是由于土耳其人征服近中東后，故意阻塞了原有的東方貿易商路。雷海宗按時間先后擺出具體史實，說明實際真相是西歐人開辟新航路后有計劃地堵塞阿拉伯人的舊商路，而阿拉伯人及土耳其人一切重開舊路的努力都因西歐人的阻撓而未能成功。他特別指出，西歐各國曾不止一次地歪曲歷史，誣蔑伊斯蘭國家，商路問題不過是其中流傳特廣蒙蔽世人特久的一個歪曲例證，我們今日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應揭露謬論，予以肅清。
　　 再次，關于“地理大發現”一詞。雷海宗認為，“地理發現”一詞出自純歐洲的立場，且含有濃厚的侵略及輕蔑的意味，把歐洲以外的地方看為發現、開發、剝削的對象。他建議今后在世界史中只用“新航路的發現”或“新航路的開辟”一類詞句，不能將“地理發現”一詞作為世界史中一章一節的題詞。
　　 最后，關于“法蘭克”、“法蘭西”、“佛朗”和“佛朗機人”各詞的歷史概念。雷海宗對這些名詞的拉丁文名、法文名、德文名的含意與演變，阿拉伯人對“法蘭克”一詞的理解和使用，以及中國元代、明代與今日對這些詞的翻譯和用法做出了條分縷析的說明，消除了誤會和混淆。
　　 歷史離不開年代，而歷史上各國紀年就有多種制度、方法和名詞。現通用公元紀年，但其中某些名詞和計算方法仍存在問題。例如，公元21世紀究竟始于何時?是2000年還是2001年?迄今人們尚有疑問。更麻煩的是“十年”這一單位的名稱與計算問題。一般用“幾十年代”這一說法。然而，2000—2009年或2001—2010年，2010—2019年或2011—2020年這些“十年”應如何稱呼呢?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雷海宗在《歷史教學》1956年6月、7月號接連就公元紀年及中文譯名撰文說明自己的見解。他以20世紀為例，指出20世紀第一年為1901年，末年為2000年，寫20世紀的起迄年代當為1901—2000年；但一般作品為整齊簡單都寫為1900—2000年，若咬文嚼字，這當然是錯誤的，可是這已成公認的習慣寫法，不必從嚴改正。至于十年單位問題，雷海宗將英、俄文的有關名詞與包括的年數以及中文譯名列表排出，加以說明，建議將意為“十年”的英文decade和俄文десятилетие一詞譯為“旬紀”，與百年單位“世紀”和千年單位“仟紀”取齊，用第一旬紀、第二旬紀等來稱每個世紀中1—10年的單位。其他的看法和意見，這里從略。
　　 歷史上中外各國使用的歷法和基督教的發展及其各支宗派等問題，是歷史教學中時常遇到、比較復雜而人們頗感興趣的問題。1956年8月和1957年1月，雷海宗在《歷史教學》發表文章對這些問題做了全面系統而簡單明了的闡述和說明。限于篇幅，不贅述。
　　 第五，總結教學和研究心得，對“亞細亞生產方式”和世界史分期問題發表專門的學術論文，提出自己的看法。
　　 雷海宗來南開大學后，主要講授世界上古史，并編寫出《世界上古史講義》一書。1957年6月2日，雷海宗根據五年來的講課心得，按照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結合具體的事實與歷史發展，在天津各社會科學學會學術講座會上做了《世界史分期與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問題》的學術報告，并在《歷史教學》該年7月號刊登。他強調生產力，特別是生產工具的作用，認為人類迄今的歷史，依生產工具而論，可分為石器時代、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和機器時代。從社會性質來說，石器時代屬于原始社會，銅器時代屬于部民社會，鐵器時代包括古典社會和封建社會，機器時代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奴隸制在雅典和羅馬的短期特殊發展，只能看作封建社會的變種發展。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生產方式屬于銅器時代，是普遍于世界的一個大時代，并非亞洲所特有，可考慮使用中國和日本歷史上指半自由民身份的“部民”一詞稱這個時代為“部民社會”。鐵器時代的前一階段，馬克思稱為古典社會，“古典時代”的意識是有世界性的。古典社會和封建社會屬于同一鐵器時代的前后兩個階段，實際都是封建社會而稍有不同。
　　 這是雷海宗在《歷史教學》刊載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一生中面向全國公開發表的最后一篇學術論文。
　　 綜上所述，雷海宗在解放后主要寫關于世界史方面的文章，其中大多數都在《歷史教學》發表。通過《歷史教學》，雷海宗介紹了當時中國國內尚未公布的關于馬克思的文件；揭發批判了梵蒂岡教廷和耶穌會的反動本質；為歷史教學，特別是中學歷史教學提供教學參考資料，解答疑難問題，糾正混亂不清的概念與論斷；并將自己的教學心得和研究成果公之于世，求教于學術界。雷海宗在指導筆者學習寫作時，曾說：寫文章包括研究內容和表達形式兩個方面。最好是深入淺出，即文章內容應有研究深度，而文字表達與文章結構宜簡潔清晰，明確易懂，一目了然。若內容復雜，不易一下子說清，則只能深入深出以求其次。若無深刻內容，淺入淺出尚可。最要不得的是淺入深出，內容貧乏，卻咬文嚼字，故弄玄虛，借以嚇人。雷海宗在《歷史教學》發表的文章，是深入淺出的典范。
　　 1957年8月，雷海宗被錯劃為右派（1979年得到改正），健康迅速惡化，停止了講課和在《歷史教學》的兼職工作。但他一直關心著《歷史教學》的發展，仔細閱讀《歷史教學》刊登的文章。1962年12月初，雷海宗最后一次去醫院看病時，仍對陪伴在旁的筆者說，《歷史教學》（該年11月號）最近發表的徐中舒關于《左傳》作者與成書年代的文章寫得不錯。幾天后，雷海宗即病重住院，約三星期后逝世。
　　時光流轉，萬象更新。人類已進入了21世紀。社會主義中國改革開放，空前繁榮昌盛�！稓v史教學》雜志已度過了五十個春秋，為歷史教學和歷史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雷海宗泉下有知，當感到無比的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