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旅美學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國際影響的歷史學家。在這篇文章中，他滿含深情懷念他的老師、已故著名史學家雷海宗先生，并提出，首位考證出武王伐紂之年為公元前1027年的學者是雷海宗，而非史學界一般認為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此文亦收入香港商務印書館新近出版的何炳棣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
——編者
回想起來，連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海宗師影響至深且巨，而事實上只正式讀過他的惟一一門必修的中國通史。正式讀雷之課如此之少有二原因。一、在北平的三年我專心于為將來的留學考試奠基，時間和精力上都擠不進雷先生的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二、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任清華歷史系助教以后，先忙于教西南聯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隨后忙于解決終身大事，投考第五屆（1940年8月）清華留美公費考試失敗（1941年夏始揭曉），遲遲因父喪不得不回淪陷區料理家務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聽雷師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羅馬帝國制度史等課。這些西史的課都是雷先生的專長，戰亂中完全錯過是我終身憾事之一。北平清華二、三年級時課外雖不無向雷師請教的機會，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聯大期間與他的經常接觸和專業內外的交談。
據我一生觀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學人。他律己極嚴，終身踐履先人后己的原則。他對人的感情和關切從不輕易外露。我對雷師高尚品德有親切的體會。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學初試失敗后數月，遲遲始獲悉父親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師在聯大圍墻外非常平靜地對我說：“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從公從私的立場我覺得不能不向你一問，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學校做講師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聯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當多，你雖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學，輪不上你教。如果旁處有機會教西洋史，你是否考慮？”我的回答很堅定，我不在乎名義和待遇，昆明究竟師友相處融洽，學術空氣和圖書設備還是比較好，我無意他就。雷師這才說出心里的話：“你這樣決定，我很高興，不過因為職責所在我不得不問你一問。”三個月后因家務回金華，我在浙贛路上遇見九級歷史系王文杰學長回福建奔妻喪，他告我路費的極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給他的。
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過人的“容忍”，而這種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學術和道義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間全系師生茶會后的晚間，同屋黃明信告我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會中明明聽見陳寅恪先生相當高聲地和一位同學說，何以目前居然有人會開中國上古史這門課；當時雷先生不過幾步之外決不會聽不見這種諷刺的。同時清華歷史及哲學系合聘的張蔭麟備受陳寅恪師的贊揚，已著手為教育部寫撰《中國史綱》第一輯。清華校園之內，新秀吳晗對雷之通史已有諷議。我通檢《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史料》“教學，科研卷”，發現1938－1939年錢穆的中國通史列為甲組，雷的通史列為乙組；自1939－1940年起吳晗授甲組中國通史，雷師的通史列為乙組；1942－1943年，吳晗、孫毓棠、雷海宗分別講授甲、乙、丙三組中國通史。當時的理由是甲組較詳于史實與制度，最適合人文社科學生的需要，乙組史實及制度稍為簡略，宏觀視野及分析綜合比較適合理工及不以歷史為專業學人的需要。
當時雷先生為歷史系主任，始終踐履先人后己的原則。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釋過何以他在中國通史故意略于制度：
著者前撰“中國的兵”，友人方面都說三國以下所講的未免太簡，似乎有補充的必要。這種批評著者個人也認為恰當。但二千年來的兵本質的確沒有變化。若論漢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續《通考》中也有系統的敘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難事。但這樣勉強敘述一個空洞的格架去湊篇幅，殊覺無聊。反之，若從側面研究，推敲二千年來的歷史有甚么特征，卻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探求。
對歷代宰相制度、內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師也采取類似的簡化處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態文化史觀把國史分成兩大“周”，當然不免引起少數同仁的明譏暗諷。前臺北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憶，“在西南聯大的一次談話會中，我就聽見吳先生表示譏彈之意。”
但可喜者有三。一、當時聯大助教學生求知若渴，胸懷開朗，決無門戶之見。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則良學長即興奮地告我，年前錢穆先生的中國通史，尤以唐宋間經濟重心之南移，甚為精彩，其《國史大綱》即將問世，不可不讀。錢氏之長無傷于我們對雷氏通史的服膺。我們那時吸取各家之長還來不及，怎會盡先去挑剔老師們的短處。
二、當時助教學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國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須略知人類史上其他文化的同異與盛衰興亡的各個段落，否則難免井蛙之識。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間即接受我的請求，對雷師的通史作一扼要憶評。他強調指出雷師為介紹當時風彌世界的文化形態史觀“到中國之第一人。雖形態史觀之價值尚無定論，且施本格勒、湯因比（Arnold Toynbee）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無譯本，但開風氣之功，實舍雷先生莫屬”。再則，“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講義既依形態史觀架構編制，其影響及于清華聯大后學之任歷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數。就所知丁則良學兄授西洋史即沿其體制，弟去國前濫竽授中國史亦復循其規模……”三十多年后應該補充的是武漢大學吳于廑教授。我個人在海外講授中國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師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糾正施本格勒對兩漢以后中國文化長期停滯，喪失生命力的錯誤看法。甚至當時聯大學生方面，歷史系最優秀的劉廣京和任以都都是選雷師的乙組通史。廣京近年通信曾幾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黃子孫先后同出雷門者已寥若晨星，所以這種共同師承關系彌足珍惜。他甚至還記得雷師閱世知人智慧之偶爾流露于課堂內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記得雷伯倫師曾云：西洋史家過了中年，著作雖精而罕能維持‘火氣'，而今則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動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駁斥美國亞洲學會、原日籍女會長1996年卸職演講詆毀國史，攻擊“華化”觀點的一篇頗有“火性”卻使她無能回答的長文。事似瑣碎，但反映雷師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對弟子輩影響的深遠。
三、盡管六七十年前雷師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沒落》理論架構應用于國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評譏，但經雷師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態史觀，確頗有裨于中國通史的宏觀析論。蓋兩河（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歐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與風格，此即所謂的形態之異；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標示彼此之間確有類似的發展階段、歷程，以及最后大一統之出現、崩潰、沒落的共同之處，此即所謂的形態之同。因此，僅置中、西兩文化于一個視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異的最有效方法。遍觀二十世紀治史或論史對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國的湯因比，德國的雅斯波斯（KarlJaspers），中國之雷海宗，美國與我同僚及學術關系久而且深的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等無一不預覺到世界之進入“大一統”局面，無一敢深信這行將一統世界的大帝國（及其盟屬）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義、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長期控御無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規模大一統帝國繼續發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沒落與崩潰，正是關系全人類命運不能預卜的最大問題。治中國通史不能僅憑傳統經史的訓練，必須具有近現代世界眼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回憶清華和聯大的歲月，我最受益于雷師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傳統中國文化消極面之“深”。當時我對國史知識不足，但已能體會出雷師“深”的背后有血有淚，因為只有真正愛國的史家才不吝列陳傳統文化中的種種弱點，以試求解答何以會造成千年以上的“積弱”局面，何以堂堂華夏世界竟會屢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蠻”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間雷師成為國內學術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對象之一，因為其他學人幾乎不可能有雷師的膽識，公開聲言共產及社會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自從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入長期停滯。雷師所受精神打擊之外，物資生活亦陷入困境，工資立即減到半數以下，每月僅領人民幣150元。直到1959年冬我的《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佛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春把此書及其他發表的論文單行本一并寄呈雷師，聊充舊日弟子海外初步作業報告。
兩年半后我終于接到雷師的回信。世事往往有偶合。我遲遲于1962年圣誕前一日下午才收到十本我的新著《明清社會史論》（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2）。半個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師母的信，才知道雷師已于1962年圣誕日歸道山。按時差推算，當我忐忑疾越山坡將此書付郵之際或正當大洋西岸雷師彌留之時。
師恩難報。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親觀其成雖不可知，然當努力為之。將近三十年前應香港中文大學創校校長李卓敏先生之約，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議”一文以恭預《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3，No.1）創刊之慶。拙文主要結論之一是：
近代學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記·魯世家》《左傳》·《孟子》等資料證明《竹書紀年》1027B.C.之說之可信。遲至1945年，瑞典漢學名家高本漢教授，在一篇論商代某類武器和工具長文，才放棄了劉歆1122B.C.之說，發表了與雷文幾乎方法全同的對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國、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響甚大，一般稱《紀年》武王伐紂之年為“高本漢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C.在東亞、在西方被普遍接受為絕對年代，從學術公道的立場，我們有義務稱之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如今不是像南開大學雷門弟子王敦書教授所說，雷師這一極端重要的年代考證已“得到當時著名史學家洪煨蓮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重視與贊同。”洪先生僅在他轟動西方漢學界的《春秋經傳引得序》（1937）的一個底注，指出按照《古本竹書紀年》“則武王滅殷當在前公歷1027”。高本漢根本無一字解釋何以最后放棄一向接受的劉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紀年》1027B.C.之說。即使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老友勞干（貞一）先生兩年前神志尚清時，雖在電話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紀年》西周積年之重要，《尚書·武成》篇紀日根本無法利用——仍是以1027B.C.歸功于西方漢學家，而不公開承認雷師是近代1027B.C.說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須嚴肅論辯。雷師國史宏觀諸論固已不朽；我仍須就純粹史學方法，參照近年國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積累的多學科資料，進一步努力，冀能為雷師贏得更大的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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