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人類歷史，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能夠脫離外界而孤立地存在，它必定要在與其他國家的不斷交流中生存和發展。當不同民族精神之河的洪流奔涌到一起的時候，它們必將相互碰撞并不斷匯合。十九世紀末的中國社會正是處于這樣一個中西文明沖撞交匯的特殊時期，不僅有西學東漸的浪潮，也有東學西漸的暗流。在這兩股潮流的碰撞中，翻譯始終發揮著它不可替代的橋梁作用--讓中國人放眼世界，讓西方人了解中國。但每當人們談起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中國譯壇，想到的只是嚴復、林紓這些致力于翻譯西學，向國人傳輸西方文明的譯界名人，而往往忽略了還有一些竭力向西方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們。清末民初，中國人之將漢籍譯成外文者，比較聞名的有辜鴻銘、張慶桐和蘇曼殊。其中最有影響力的無疑是辜鴻銘。
作為我國近代少有的精通中西文化的著名學者、翻譯家，辜鴻銘傾畢生精力于闡揚傳播東方文化，在當時的國際上享有盛譽，西方人對他甚為推崇，尊之為東方文化的"圣哲"。但由于他的著譯多為英文且行事守舊狂放，因而國人對他亦或不甚了解，亦或心存偏見。事實上，他在我國翻譯史上的貢獻，特別是他把中國古籍經典譯成外文的成就，絕不亞于近代任何一位翻譯家 ，理應在中國的翻譯史冊上留下一筆。
傳奇一生
辜鴻銘，名湯生，字鴻銘，號漢濱讀易者、讀易老人，后以字行。歐洲留學期間以Koh ( Kaw ) Hong Beng 為名，辜鴻銘的閩南語發音，回國后改用Ku Hung-Ming 立身著說。辜氏祖籍福建同安，1857年出生于馬來西亞檳榔嶼一個華僑世家。其曾祖父辜禮歡曾為英屬馬來半島的第一任華人首領。父親辜紫云在檳榔嶼一英國橡膠園內擔任司理，母親為葡萄牙人。橡膠園主布朗先生與辜紫云交誼深厚，并認辜鴻銘為義子。辜鴻銘 13歲時，布朗夫婦回蘇格蘭老家，攜之同行，帶他到英國讀書。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辜鴻銘開始接受系統而正規的西洋教育。先是在當地的英國學校就讀，后于1873年至1874年間考入愛丁堡大學文學院攻讀西方文學專業。1877年春，他以優異成績通過拉丁語、希臘語、數學、行而上學、道德哲學、自然哲學和修辭學等多門學科考試，榮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接著，他到德國留學，入萊比錫大學，學習土木工程，獲工科文憑。之后又赴巴黎，在巴黎大學學習法文。1880年，他學成歸來，返回檳榔嶼，不久到新加坡英國海峽殖民政府輔政司任職。
三年后，辜鴻銘巧遇歸國途徑新加坡的馬建忠，兩人一見如故，長談三日。在馬建忠的勸說鼓勵下，辜鴻銘決定做一個真真正正的中國人，旋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回到檳榔嶼老家，剃發蓄辮，開始"中國化"的第一步，并開始補習中文，學習中國文化。
1885年，辜鴻銘正式回國，并應邀入張之洞幕府，擔任洋文案，深得器重，閩粵相隨二十年。1905年，上海"黃浦浚治局"成立，辜鴻銘被聘為督辦，在職三年。宣統復辟時，任外交部侍郎，晉郎中，后擢左丞。1910年1月，清廷列其為"游學專門一等"，賞給文科進士，位僅次嚴復，列第二。同年，他辭去外交部職務，就任上海南洋公學監督。
辛亥革命后，他表示效忠清王朝，辭去公職，前往北京。1915年，北大聘之為教授，主講英國文學。1917年張勛復辟，他出任外交部次長。復辟失敗后，他回到北大教書。"五四"前后，他和林紓一樣屬于保守派，主張尊孔敬道，并用英文撰文反對新文化運動。1924年他應日本大東文化協會的邀請赴日本講學三年，講述東方文化，其間曾應辜顯榮之邀到臺灣講學。1927年秋，辜鴻銘從日本回國。1928年4月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學貫中西
辜鴻銘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個出名的怪人，不僅在于他不平常的身世經歷，乖張偏頗的奇行怪論，還在于他的學貫中西，"生平長于西學，而服膺古訓"。
辜鴻銘天生聰穎，勤學好思，有極高的語言天賦。他在歐洲游學十一載，精通英語、德語、法語、拉丁語、希臘語、意大利語等多種語言文字。其中，英、德、法三種語言掌握得尤為精湛嫻熟，能說能寫一樣流利。其英語造詣更是登峰造極，令人仰止。辜鴻銘一生主要用英文著述，他的英文文章寫得很漂亮，純粹的維多利亞風格，連英國人也點頭贊嘆，認為可以比英國的文章大家卡萊爾、阿諾得等。林語堂在《辜鴻銘集譯《論語譯英文》序》中曾這樣稱道辜鴻銘的英語水平："英文文字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選詞、用字，皆屬上乘。"這種語言上的高深造詣不僅為辜鴻銘了解西方文化而且為他日后的譯著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辜鴻銘在愛丁堡大學學習期間師從英國文化保守主義的領袖--托馬斯·卡萊爾（ Thomas Carlyle），深受其影響，成為浪漫主義的忠實信徒，厭惡歐洲工業革命造成的種種社會弊病，慨嘆于歐洲道德的淪喪，文明的衰退。辜鴻銘在歐洲求學期間，閱讀了大量西方著作，涉及文學、哲學、宗教、自然科學、政治等諸多方面。他對彌爾頓、莎士比亞、歌德卡萊爾、愛默生、阿諾得等人的作品和思想深入的了解。后來，辜鴻銘常在文章中或與人爭辯時引用這些人的言論，一則增強說服的力度，二則表明中西文化乃有相通之處。此外，辜鴻銘還遍游英、法、德、意、奧等國，認真詳細地考察歐洲的政治、經濟、文化，體驗各國的風物人情、社會習俗。對于西方文明的種種弊端，可謂頗多了解。正如德國著名教授奈爾遜（H.Nelson）所說的那樣："……他廣泛地集西方文化于一身并加以了消化吸收；這個人熟悉歌德就像一名德國人，熟悉卡萊爾、愛默生和別的盎格魯·撒克遜作家就像一名盎格魯·撒克遜人；這個人他通曉《圣經》就像一位虔誠的基督徒……"正是緣于這種精湛的西方文化修養，辜鴻銘在后來對比中西文化、批判西方的中國學和漢學家時才能得心應手，從容不迫。
雖然辜鴻銘一生的前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國外度過，但他后來的中文水平也不可小覷。在回國之前，辜鴻銘幾乎是個中國文化盲。他只在歐洲留學期間讀過一些由傳教士或漢學家寫的或翻譯的作品，而這些極為膚淺的作品并不能使他窺見中國文化的精妙之處。辜氏對中國文化第一次真正的接觸感悟是通過與馬建忠的晤談。學識淵博的馬建忠為他講述祖國的文物典籍，剖析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喚醒了他內心深處的中國情結。辜鴻銘深受鼓舞，決定回到傳統文化的懷抱中。他先回到檳榔嶼，從衣食住行各方面進行中國化的初步調整。1882年，他轉往香港，在那里住了三、四年，繼續學習中文，閉門苦讀經史子籍。其間，他還專門到上海拜師學習古籍經典。經過幾年的認真學習鉆研，辜鴻銘進步神速，中文已有相當基礎，但還無法參透深奧的古代典籍，談不上把握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他第一次真正系統地研習中文是在當了張之洞的洋文案之后。在傳統文化氛圍極濃的張府里，聚集著一批國學根底深厚的幕僚，張之洞本人也是個舊學造詣很深的學者。辜鴻銘充分利用這一有利條件，認真請教。他從查中國字典，讀《論語》開始，二十年勤學不輟，博覽經史子籍，詩歌詞賦，"沉酣寢饋其中，積有歲年，學以大成"。盡管辜氏日后承認"大成"是過譽之言，但是此時他的中國水平已今非昔比，并著有兩本中文著作：《張文襄幕府紀聞》（1910）和《讀易草堂文集》（1922）。此外，他還輯有《蒙養弦歌》并自費刊行。羅振玉在《讀易草堂文集》序中就贊他的漢語文章為"天下之至文，沈疴之藥石，非尋常學者可以等類齊觀者也。"他對儒家經典更是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在這之后的幾十年里，他一直浸淫于儒家學說的研究，并且最終成為一代儒學大師。
在研習儒家經典的過程中，辜鴻銘發現傳統儒教與卡萊爾倡導的浪漫主義有相通之處，他認為中國文化中包含著可以治療西方現代化社會弊病的良方，只有中國文明才能力挽西方文明于既倒。于是乎，他滿懷熱情、孜孜不倦地向西方社會大力弘揚中國數千年的悠久文化，為溝通中西文化作出了功不可沒的貢獻。
著書立說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談，他一生事跡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于溝通中西文化并訴諸于翻譯事業。為了讓西方人了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于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于使西方人了解，并通過了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辜鴻銘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于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于《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系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這些文章分析了義和團運動產生的原因，指出義和團運動完全是外國傳教士的不正當活動和西方列強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鴻銘還在書中公開對西方文明及其沒落進行大肆的評價。該書出版后，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說："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于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并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為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 Newman），把張之洞領導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代歐洲高度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并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德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導論闡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論"中國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論"中國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論"中國語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論"約翰 ·史密斯在中國"(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論"一個著名的漢學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兩章論"中國學"(Chinese Scholarship)；附錄論"崇拜群眾的宗教"或名"戰爭與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郵報》（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報》（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華北正報》（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報》（The 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
辜鴻銘的文章發表之后，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了解這位東方圣哲的思想和學說，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著述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的論文集Vox 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于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集結成《辜鴻銘講演集》于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
翻譯實踐
作為翻譯家，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我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癡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向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
中國四書五經的翻譯最早始于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易經》、《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譯本。要把中國古代經籍譯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時精通對譯的兩種語言，能夠透徹理會兩國文化，并非一般人所能擔任。而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只是粗通漢語，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著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到了近代，翻譯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屬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個有名的漢學家，漢語造詣很高。在王韜的協助下，他把中國"十三經"中的十部經書譯成英文，統稱為《中國經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聲譽，到現在，仍被許多西方人視為標準譯本。但由于英漢兩國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著巨大差異，因此理雅各的翻譯雖較之以前的譯著相對準確，仍不免有誤解曲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的現象。辜鴻銘早在1884年發表的《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不過是應時之需，雖然數量驚人，但并不都令人滿意。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曲了儒家經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并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產生種種偏見。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決定自己翻譯儒家經典。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譯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后來他又翻譯了《大學》（Higher Education），但是沒有正式出版發行。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只想在此表達一個愿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后，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并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于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系的態度。
今天，當我們重讀辜氏的翻譯作品時，我們仍可以從中領略到他翻譯的特殊風格，理解到他的翻譯方法、翻譯態度和翻譯觀點。
辜鴻銘翻譯儒經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意譯法，即采用"動態對等"的方法，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換。在《論語》譯序中，他就明確指出他的翻譯目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冊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談話方式，就像有教養的英國人在表達與這些中國俊杰同樣的思想時一樣。"在《中庸》譯序中，他進一步闡明他的翻譯觀點："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原作的風格。"辜鴻銘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確實努力實踐著這一翻譯宗旨。例如：
1．《論語·學而第1》中子貢與孔子的一段對話。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辜鴻銘譯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諂"字譯得尤為精彩，servile 遠比flatter 更能表情達意。而且整個譯句簡潔明了，既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又與原句語體風格相互呼應。
2．《論語·子罕第9》中記載顏回贊嘆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話："仰之彌高， 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辜將之譯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這段譯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簡意賅的特點。"仰之彌高，鉆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譯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對仗工整，用詞洗練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則將顏回慨嘆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語氣栩栩如聲地傳遞出來，讓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辜氏將"欲罷不能"譯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內涵和神韻并將之生動地再現出來。
辜氏再現原作風格的努力還體現在以詩譯詩，即把《論語》、《中庸》等中出現的詩歌片段同樣用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由于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譯得頗為成功。如《論語·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輿之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辜氏是這樣譯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詩分為三節，共7行，每行8個音節，雙行押韻，讀后瑯瑯上口。全詩的關鍵"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輿對于孔子沒有于亂世之際隱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達出來。
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氏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近代中國于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注釋法對于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還在注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圣·約翰，子路比作圣·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于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氏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于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于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于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
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由于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
辜氏譯經最大的缺點在于過分意譯。其表現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容。如對"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第1》）一句的翻譯。辜氏的譯文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內容。表現之二 是將譯文中出現的大量中國人命、地名刪掉。如在《論語》中，他只保留了顏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則直接翻譯為"孔子的一個弟子"或"另一個弟子"。雖然他這樣做的動機是好的："為了進一步除去英語讀者會產生的古怪感和奇異感，只要有可能，我們就刪除其中的專有名詞。"（見《論語》譯序）但對于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這一點，并沒有好處，因為儒經中出現的中國人名、地名往往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容，刪掉之后就會改變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論語》譯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這種做法只會使刻畫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論語》的引人之處。
對于辜氏英譯儒經，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贊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只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了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語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于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態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并著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后》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干條，認為辜氏的翻譯嘗試乃一大失敗。
不管人們對辜氏譯經活動的評價如何，我們都應該承認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泰西購者近萬部，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性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譯事年表
1.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論語》，1898年，上海
2.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中庸》，1904年，上海
3. 《華英合璧：癡漢騎馬歌》，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Linen Draper，20世紀初年，商務印書館
參考書目
1． 黃興濤，《文化怪杰辜鴻銘》，中華書局，1995年
2． 張明高、范橋，《林語堂文選》，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
3． 趙爾撰等，《清史稿》，中華書局，1977年
4． 朱維錚，"辜鴻銘生平及其它非考證"，《讀書》，1994年第4 期
5． 劉成禺，"辜鴻銘遺事"，《洪憲紀事詩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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