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由誰促成“亂世”的結束？
靠得住的“無賴假設”：“主公”是靠不住的
下面我們來看《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三個問題：由誰來完成統一？
由誰來完成統一呢？《三國演義》的回答非常簡單：“有德者”。《三國演義》里面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就是：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這也就是說，在這場“搶椅子”的游戲中，誰應該“搶”到最后一把椅子呢？誰應該是那個廝殺到最后一個的人呢？“有德者”。《三國演義》里著名的詩句你們都很熟悉：“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有德者”，顯然就是《三國演義》推崇的英雄。
可惜，我要說，這種概括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只是一個美學的欺騙。或者是一個美學的自我欺騙。因為連羅貫中自己也被自己陶醉了，自己也被自己忽悠了。他覺得他找到了一種走出亂世的道路：在有德者的帶領，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事實上這是完全錯誤的。為什么呢？前面我講了國家的原罪。國家的產生是因為人類太壞了而不得不以國家的方式來約束自己，可是這種約束卻不可能因此就成為最好的東西。恰恰相反，它是最壞中的不壞，也是最壞的選擇中的最好的選擇。但無論如何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好的選擇。不過，這還不是問題的結束。西方還有一個說法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那就是“無賴假設”。西方人發現：除了國家有“原罪”之外，領導者也有“原罪”。任何一個領導人，你是把他假設成“堯舜”呢？把他假設成“圣賢”呢？還是把他假設成人類最壞的壞蛋？中國人的選擇肯定是前者，但是，西方人的選擇卻是后者。所以，西方所有的法規，所有的法律，都是意在限制這些人的，而不是再給這些人以自由。為什么呢？因為手握權柄的他最有可能成為壞人。人有了權力最有可能變壞。如果這個權力是不加約束的，那任何一個人都會是壞蛋。而且，這種人一旦變壞，他就會無敵于天下。
這樣，如果有人說好人如果當政，社會就不會亂，壞人如果理事，社會就會亂，我們就要馬上意識到，這是完全沒有根據的。而且，這種解釋一旦進入美學，我們就會失去美學的眼光。也就是說，失去在文學作品里深刻地洞察人性，深刻地認識人性的可能。本來，我們可以在文學作品里發現：任何一個人只要他在領導崗位上就很可能成為壞人，于是，我們就去呼吁一種根本的東西，呼吁人性的覺醒，呼吁愛與美的回歸。如果你這樣做，你就會走到《戰爭與和平》的道路上去，但是如果你不這樣做，你偏偏假設說，在領導者里有好人和壞人，我們跟著好人就行了，好人就永遠是好人，壞人就永遠是壞人，那你就會落到《三國演義》的地步。
尤其是我們中國人，口唇期的人格、生存的恐懼，對于有限資源的拼搶，諸如此類的特點使得所有的中國人都不是對上帝負責，更不是以愛的名義行動，而是只對自己的小團體負責。一旦進入現實，所有的中國人犯錯誤的幾率無疑是太大、太大了。因為不可能得到更多的東西，因此就更擔心失去手里本來已經很少的東西。所以，任何一個中國人都可能會出于保全自己的目的而去迫害別人。因為不會失去手里本來已經很少的東西的前提是：先下手為強。我實在不知道別人會不會害我，我實在不知道別人會不會給我使什么陰謀詭計。在這種情況下我能夠做的是什么呢？能夠做的就是首先置別人于死地。因此，實際上歷史上中國人的很多很多的人際矛盾其實都是誤會。但是作為一個中國人卻不得不“弄假成真”。因為只要有一次錯誤地相信了別人，他就會喪生。怎么辦呢？唯一的辦法就是先消滅別人。《三國演義》中有曹操的非常著名的各種各樣的“殺人”，殺呂伯奢一家、殺管糧官、殺吉平、殺貴妃等等，其實說穿了就是他不得不采取先下手為強的方式來保護自己。意識到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知道，在中國的文明的土地上，實際上長滿了野蠻的叢林。這種生存環境的殘酷，使得任何一個中國人連瞬間的人性的清醒都成了一種奢望。每天需要重復的就是一件事情：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本來，這種整天算計如何去吃人和如何提防不被人吃的人性環境是應該在《三國演義》里受到批判的，遺憾的是，偏偏沒有。不但沒有，《三國演義》還煞有介事地在這些人里面勉強區分出一些“有德者”，供我們膜拜和景仰。這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
更有意思的是，《三國演義》還不惜在身高上大做文章，“有德”的劉、張、關一出場，身高分別是“身長七尺五寸”，“身高八尺”，“身長九尺”，呈逐漸上升狀態，但是曹操一出場馬上就把身高降低到了“身長七尺”。這真有點像是兒戲。似乎如果“有德”的話，那就會連個子都在長高。當然，我們如果說得更根本一點兒，那就還應該說，這個“有德”的“德”，事實上還是無德。為什么呢？我們來簡單看一下中國的歷史就知道了。其實《三國演義》里面主要是兩種人，一種人我在前面把他們叫做“袁紹們”。就是以袁紹為代表的人們。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干部子弟，因為當時在三國的環境下，你如果不是干部子弟，你是根本沒有當官兒的機會的。它都是世襲制。“袁紹們”都是世襲來的，并且當到了各省的省長、軍區司令和各市的市長、軍分區司令。這批人的基本特點是什么呢？“渾水摸魚”。這批人的傳統道德約束都比較多，盡管當時已經是天下大亂、黃巾起義了，但是他們從來就沒有想到過要去奪取國家政權，而只是想在里面漁利，他們想的就是打著維護中央的旗號，起兵鬧事，然后好再升官和多發財。這就是當時的“袁紹們”。其中甚至也包括董卓。袁紹當時曾經建議董卓說“挾天子以令諸侯”，結果董卓當時就拒絕了。為什么呢？他認為這個事太不道德。董卓那么壞，他都不敢。袁紹做聯盟的總司令，但是卻連顏良、文丑都沒有帶來，可見他并不太認真。你再看袁術和呂布打仗的樣子，就更會明白，他根本就不是一個想去篡奪國家政權的人，他完全就是個花花公子：“身披金甲，腕懸兩刀”（第17回），看看那陣勢，不完全就是一個丑角形象？難怪李漁評點《三國演義》時也為他這身打扮而大加譏諷：“形容呆腔甚好”。“腕懸兩刀”？刀吊在手腕上，請問：這是武器還是裝飾？而當時的十幾路諸侯去反漢獻帝，除了曹操一路以外，其他的基本上都是無能之輩，以致曹操發失所望，道理也在這里。
還有一種人，我在前面講了，他們可以說是當時的少有的“清醒”者，這就是“曹操們”、“劉備們”。你們都熟悉這首詩詞：“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確實如此。而曹操青梅煮酒時僅僅引劉備為“英雄”，也確實是獨具慧眼。宋人葉適認為漢末的敗亡不同其他朝代，其顯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后所無也。”（《習學記言序目卷二七》）曹操和劉備所扮演的，就是“此前后所無也”的“吏士大夫先叛”的角色。
曹操的“奸雄”盤算：“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清醒”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知道了中國歷史最深刻的奧秘。這個“吾折長子、愛侄，俱無深痛”（第16回）的戰爭發起者之所以成為“英雄”，不是因為他有德，而是因為他“失德”。也就是說傳統的道德他都完全丟掉了。他是干部子弟，但是卻沒有人承認。因為盡管說起來他父親也是個宦官，但是他父親的宦官是花錢買的。那個是不算數的，而且當時的人都知道他父親的官兒是買的，因此都看不起他。所以實際上沒有人認為曹操是什么干部子弟。順便介紹一下，當時三公九卿都可以待價而沽，“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后倍輸”（《后漢書卷五二·崔骃傳》）。例如你想做個郡守的話，就要拿出二千萬。當時的換算標準是每石一萬錢，據說，其中還有折扣：“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后漢書卷八·靈帝紀》）。曹操的父親曹嵩，據說就是向西園花錢一億，才做了太尉的。可是也正因為這個原因，曹操也就最不受傳統道德的束縛。這使他得以第一個看清了中國社會的奧秘：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什么叫“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呢？無非就是“皇帝輪著坐，明年到我家”。而袁紹們卻認為，皇帝就是該他劉家人坐的，我只能是多分他劉家一杯羹。而曹操卻最早意識到了，誰手里有軍隊，誰手里有武器，誰就可能得天下。最早的時候，有人評價曹操，說“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安天下者必此人也”。如果袁紹聽見這個話肯定很高興，如果董卓聽見這個話也會很高興，因為他們會覺得這樣挺好，以后我不就可以輔佐皇帝了嗎？但是曹操聽到這句話卻并不高興，后來有人就猜透他的意思了，于是給他送了這樣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亂世之奸雄”。這樣的話，如果是別人，那肯定是很不高興了，可是他反而很高興。為什么呢？因為他已經意識到了“皇帝輪流坐，明年到我家”。
曹操的最后一次和袁紹們的合作就是十八路諸侯的向中央請愿。是曹操發起的這件事，但是，他覺得他不是真正的干部子弟，當不了總司令，就讓給了袁紹。結果他發現這十幾路諸侯根本就不行，于是他就和這些人決裂了。臨走時說了那句著名的話：“豎子不足與謀”（第6回）。那么，他去干什么了呢？跑到了山東的一個偏遠的地區，自己出錢組織了一個武裝，而且發明了歷史上很出名的練兵方法——“屯種”。我不要你皇帝的錢了，我也不要你皇帝的什么委任狀了。我自己干，我自己招兵，我自己養活自己。這是一只體制以外的自食其力的地方武裝，曹操能夠這樣去做，正是他的清醒。你們還記得嗎？荀文若棄袁紹去投奔他，他說：“此吾之子房也”，這充分表現了他以漢高祖自詡的野心。再往后，就是官渡之戰。《三國演義》寫曹操，可以分成幾個時期。第二到第九回那是曹操的覺悟期，那時候曹操到處聯絡各路諸侯，想辦事又辦不成。后來發現“豎子不足與謀”。第十回到第三十回是他的成熟期。其中官渡之戰是一個決定性的環節。他自己獨立操盤，以幾萬兵就打敗了幾十萬。從此他就開始奪取全國政權了。而他也很不客氣。他說：“天下唯有能者居之”。這個時候的曹操，只要能夠得到天下，什么道德他都是根本就不放在眼里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就是他的座右銘。屠城，殺俘，坑降，縱火，擄掠，奸淫，以殺戮為樂，以殺戮為功，都是出自他手。“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曹操語），則是他眼中的英雄。
劉備的“道德”招牌：把假仁假義偽裝到底！
第二個“清醒”者是劉備。對于劉備，歷史上一般都稱他為“有德者”。實際上，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劉備這個人根本就不是一個“有德者”。跟曹操一樣，他之所以成為“英雄”，不是因為他有德，而是因為他“失德”。呂布臨死前痛斥劉備的：“大耳兒，不記轅門射戟時耶？”“是兒最無信者！”（第19回）應該是可信的。劉備一開始確實強調道德，說：“吾寧死，不為不仁不義之事。”（第36回）而曹操一開始就想清楚了：“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第4回）但是這只是不得已。原因在哪兒呢？原因在于他始終是站在別人后面的。今天他們弟兄三個投降這個人，明天他們弟兄三個投降那個人，然后每次都是站在人家身后，動輒從別人身后閃出來。例如從公孫瓚的身后閃出來。袁紹賞他一個座位，還要外加說明，“非敬汝名爵，吾敬汝乃帝室之胄也！”（第5回）打“道德”招牌，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劉備一開始很膽小，他的老師魯植犯了錯誤，然后被紀委“雙規”了。張飛要去救他，他就說：絕不能救。他可不像曹操，一開始就動不動抄刀殺人。后來張飛要殺董卓，劉備也說不能殺。顯然，那時的劉備只是想進入主流社會。很關鍵的是在第二十回。朝廷給劉備任命了一個縣級干部的官職。劉備總算“具朝服拜于丹墀。”（第20回），也就是說，劉備終于能夠穿上中山裝去開干部會議了。所以，當時劉備已經很滿足，覺得自己的人生已經成功了。而他的勸說曹操殺掉呂布，很明顯的就說明他還并不成熟，實際如果他已經想自己打內戰的話，讓呂布，采取養虎遺患的方法牽制曹操，才是上策，可是他卻主動替曹操著想，再看他后來叮囑關、張“勿犯曹公軍令”（第19回），說明他還沒有覺悟，而且也非常懼怕曹操。
劉備的“覺悟”是從哪開始的呢？荊州。他在荊州時，荊州的蔡夫人和她的兒子要害他，他騎的盧馬飛渡檀溪，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這件事情以后，他發現，原來曹操的路數是對的。也就是說：我今天靠這個，明天靠那個，可是都靠不住。當他的馬從澗上飛過去的時候，他的境界也“飛升”了。所有的舊道德都束縛不住他了。他發現，我也可以自己去建立一支武裝，自己去奪取政權，而不要今天站在誰誰誰后頭，明天又從誰誰誰身后閃出。這個時候，他就最終越過了自己。但是我們一定要知道，這個時候已經是什么時候了？已經是他參加反黃巾起義的二十年以后了。確實，他的“覺悟”是很晚的了。順便說一句，就在劉備“覺悟”的時候，，曹操也已經到了長江邊上，但是曹操卻放過了劉備去打孫權。因為當時曹操看不起劉備，他認為小子就會站在人家身后，就會假仁假義。但是沒想到劉備這個時候已經變壞了。結果，曹操犯了大錯誤。當時曹操如果把劉備滅掉，也就沒事了。這樣，也就從這時開始，我們發現劉備就開始不要道德了。他就開始“搶”了。而他后來所有的所得也都是“搶”的，都是“無德”的成果。荊州他是搶的，益州也是。人家遇到困難，讓他去幫忙。他就帶著兵進去了。可是進去以后，他就想盡辦法搶了益州。
劉備一生有三次失態。這三次失態都是他“覺悟”的表現：當初甚至曹操說他是個英雄的時候，他都沒失態。可是后來他卻三次失態。在荊州是他第一次失態，他跟劉表說了一句很不該說的話，他說：“備若有基本，天下碌碌之輩，誠不足慮也。”（第34回）很明顯，他是在打荊州的主意了，那人家當然就要殺他，結果他逃跑了。第二次、第三次是在奪益州的時候。他開始假惺惺地說，我幫你打張魯，結果劉璋就把他請去了。可是去了以后，他就壓抑不住了。因為他本來就是想滅劉璋的。后來劉璋只給了他一點兒糧草和兵馬，所謂米一萬石，老弱軍兵四千。劉備就不愿意了，他說：我幫你打張魯，你就給我這點兒錢和人？不行！于是他就拍了桌子。（第62回）嚇得龐統趕緊說：你不能拍啊，你一輩子都裝得這么像，這一次還是要裝下去，你怎么能拍桌子？！結果劉備馬上就意識到了，就掩飾說：哦，剛才喝多了，給得少了就少吧。還有一次是攻打成都攻到了城門下頭，劉備跟手下怎么說呢？他說，還有什么比今天更快樂呢？（第65回）結果他的手下又趕緊跟他說：不能這樣講啊，還是要假仁假義地裝到底。于是，劉備就又開始裝了起來。由此，我們看到，劉備的成功就在于他的“失德”，而不在于他的“有德”。
劉備的帶百姓逃跑。這一點曾經讓我們中國的后人很感動，說劉備不簡單，每天只逃5公里，盡管曹操以每天100公里的速度追。但是我今天一定要說，中國歷朝歷代的皇帝從來就沒有愛民的皇帝。劉備此舉也不是因為愛護老百姓。坦率地說，這是因為劉備太小器。劉備的小器是經常會表現出來的。例如他得了荊州、南郡、襄陽以后，覺得比周旋于下邳、小沛，亡命于新野、樊城好多了，就曾經心滿意足地想洗手不干了。建安十四年冬十月，他去東吳結親，一住就是一年，也是又想刀槍入庫，馬放南山。作平原相時，孔融派太史慈去請他出兵救陶謙，他又小器起來，馬上就問：“孔北海知世間有劉玄德耶？”（第11回）李漁曾經用六個字諷刺他：“自負語，骯臟語。”至于他帶百姓逃跑的事情，仔細看看中國歷史你就知道了。漢代時候軍事管理者稱為“州牧”，古代的省長市長，實際就是牧羊人，而老百姓就是他賺錢和賣命的工具。在中國歷史上，我們要知道，中國總是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孟子時候就開始講了，“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說明什么呢？說明在中國當皇帝的人，他手里的財產有兩個，一個是土地，一個是人口。有了土地就有了財產，土地可以生產出財富。可是有了土地以后還要有人口，因為要有人耕種。所以，中國古代真正的財富就是兩大標志。劉備一開始什么也沒有，后來意外地得到了十萬百姓，這就是他的生財之道、他的銀行。我們逃跑的時候能不帶錢嗎？他的錢就是這些老百姓。這是他一生中第一筆意外之財。好不容易才得了一筆錢，能不帶走嗎？因此劉備帶百姓逃跑不能說明他的愛民，只能說明那個時候他的眼界還沒有那么高。如果是其他的政治家，就不會這樣，就把這些錢扔了算了，逃命要緊。可劉備就覺得，我逃了命沒有錢，這個“命”還有什么可以逃的呢？所以，他要帶著百姓一起逃。
這樣看來，事實上，真正能夠拯救中國的亂世的只有一種人，就是“有愛者”。尤其是站在文學的角度。當文學去寫內戰的時候，當文學去寫亂世的時候，它都只能去贊美一種人，就是“有愛者”。這種人當然不能直接地拯救老百姓于水火，但是這種人可以使一個民族、一個國家長治久安。也就是說，他能夠從根本上解決一個民族的困惑。所以，只有這種人才是真正的三國英雄。也才是我們這個社會的英雄。“天下唯有愛者居之”應該是我們評價三國的一個真正的正面的基本思路，所謂“愛心英雄”。但是，在三國，在中國歷史上，我們從來就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愛心英雄。我們在中國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靠廝殺起家而且拼到了最后的人，那些最沒文化、最沒愛心而且最殘暴的人，那些戰爭屠夫，我們就把他稱之為：“英雄”。
西方精神天空的愛心英雄：摩西、耶穌、特雷莎
但是，當我們再一次把目光轉向西方，我們就會發現，西方人在面對亂世、面對動蕩的時候，又是怎么去推崇自己的英雄的呢？他們的英雄從來就不是戰爭領袖，而是愛的響應者，或者說，是為愛而戰，為愛而生，為愛而死的人。只有這樣的人才可以被稱為英雄。所以，只有對百姓充滿了愛心的人——他可能不是軍事首領，可能也不是什么總司令，也不是什么三皇五帝——才有可能是英雄。這說明，中國社會在很長時間內還是生存在“叢林法則”中，還是生活在一種動物法則之中，弱肉強食，強者就是英雄。而在西方，卻已經進入了一個現代文明的世界里，在現代文明的世界里，靠的不是弱肉強食，而是愛心。
我們來看幾個例子。一個是特蕾莎修女。她一輩子就是為人類貢獻愛。令人難忘的是，她得了世界大獎，一出門就問，哎，這個獎牌到哪兒可以賣啊？我要去買鞋，送給那些連鞋都沒有的受苦的人，可她自己卻一生都不穿鞋。因此，她到哪個地方去，那個地方對她都非常崇敬。她曾經去過南斯拉夫，當時不是科索沃在打仗嗎？她去了以后，兩邊一聽說她來了，就都馬上停戰，讓她安全走過。因為兩邊都尊她為愛的圣女。一直等到她把婦幼兒童都帶走以后，兩邊才又開打。她死的時候是在印度，印度所有的人都當場下跪，包括總理。她的遺體抬過大街的時候，兩邊兒的樓上的印度人都飛奔下樓，因為哪一個人都不敢站得比她高。沒有人敢站得比她高，因此都飛奔下樓，統統跪在地下，在西方，這樣的人就是大英雄。但是在中國，可能很多人都會看不起她。想想中國的武訓的下場，就不難想象特蕾莎修女在中國的結局會是什么了。
還有一個是摩西。在西方，阿喀琉斯曾經是英雄，在《荷馬史詩》的時代，阿喀琉斯是當時西方的“天下第一殺手”。相當于我們中國三國時代的呂布和趙云。但是，看一下西方歷史，我們就會發現，《荷馬史詩》的時代畢竟只是西方人的童年時代。那個時候，好勇斗狠，充滿了殺氣，也是有可能的。但是當西方人進入了一個成熟時代，進入中世紀以后，我們就發現，阿喀琉斯的影子已經沒有了。這種類似于中國的呂布和趙云的影子，在西方文學里基本上也找不到了。被誰取代了呢？摩西。他是《圣經》推出的第一英雄。摩西是手無寸鐵的。摩西是不帶兵器的。他帶領猶太民族出埃及的時候，是憑借愛心，而不是兵器。不提青龍偃月刀，也不騎赤兔馬。可是，摩西如果是在中國的三國，他又會是什么命運呢？
第三個。西方有兩個人是很有名的。一個是尼祿。古羅馬晚期的最后一個“愷撒”。另一個是耶穌。我們可以發現，西方人非常一致地推崇耶穌，而不推崇殘暴的統治者尼祿。這就是西方人對于英雄的一種選擇。但如果是中國人，那么他會推崇誰呢？耶穌只是個木匠，一生沒有什么作為，只是拯救了一些人的心靈；而尼祿是羅馬皇帝。如果是中國人，他會推崇誰呢？我想，肯定是尼祿。所以，我們可以看出東西方在英雄觀上的一個很巨大的差異。這個差異就是：中國人只承認一種英雄，就是戰爭英雄，也就是“暴力英雄”。這一點孟子在戰國的時候就已經看到了，他說：今夫天下人物，未有不嗜殺人者。而西方人也只承認一種英雄，那就是愛心英雄，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我們在三國時代看到的，正是這樣一批“嗜殺人者”。這批“嗜殺人者”最后形成了魏蜀吳三家鼎足而立。然而這三家鼎足而立后還是要刀兵相向，毫無寧日。強者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弱者呢？寧為雞口，不為牛后。強者殺人，弱者也殺人。于右任，大家知道，是國民黨的精英人物。他曾經寫過一首七絕詩：
風虎云龍也偶然，其人青史話連篇。
中原代有英雄出，各苦生民數十年。
三國英雄不就是這樣嗎？“各苦生民數十年”。而我們現在還在拼命地贊美他們，還在電視上大講特講：曹操是怎么成功的，諸葛亮是怎么像炒股票一樣經營自己的。這樣的英雄到底是越多越好，還是越少越好？我想我們每一個人心里都應該真正有了答案。我最近在看一本書，就是唐德剛先生寫的《晚清七十年》。這本書寫得很不錯。他說，“——我們寫歷史的人，都是英雄崇拜者，坐在皮椅之上，香煙繚繞，滿口大話。你可知道革命功成萬骨枯？制造一個革命英雄，和三、兩個瀟灑風流的高干子女，要多少斛無辜者的鮮血來加以灌溉？”[1]這是一個老歷史學家的心聲，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具體來看，《三國演義》所歌頌的英雄，首先無非是殺人。不過這里的殺人又與《水滸傳》不同，不是因為打抱不平而殺人，而主要指的是為戰爭而殺人。《三國演義》第七十四回有一個細節，相當于武松故事，寫的是龐德。龐德過去在故鄉時，“與兄同居，嫂甚不賢，德乘醉殺之。”這是一個典型的《水滸傳》里的故事，如果是在《水滸傳》里面，是肯定要濃墨重彩地寫上幾回的，可是在《三國演義》里卻算不了什么，一筆帶過。《三國演義》的英雄都是為戰爭而殺人，而且要殺人如麻，要鐵石心腸。在長板坡大戰里：張飛帶病殺開一條血路，救玄德望東而走。卻被曹將文聘當先攔住，玄德罵曰：“背主之賊，尚有何面目見人！”文聘羞慚滿面，引兵自投東北去了。這是《三國演義》里面少有的一個真實場景。文聘能夠知道“羞慚滿面”，真是難得。可惜，《三國演義》并不以這樣的人為英雄。它推崇的英雄，恰恰都是從來就不“羞慚滿面”的。大家一定都知道一個關于《三國演義》里武將排名的順口溜：“一呂二馬三典韋，四關五趙六張飛，七許八黃九姜維”，后來又改為“一呂二趙三典韋；四關五馬六張飛”。但是不論如何排名，以殺人為主要業績，則是其中的關鍵。可是，人的腦袋并不是西瓜，并不是說砍就砍的。所以，無論如何，以殺人來論英雄是沒有道理的。因此，我不希望看到他們的殺人，而是希望看到他們的因為殺人而“羞慚滿面”，可惜，我沒有看到。可是，在西方的文學名著里，我卻會經常看到。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他在小說里就描寫了一個大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他稟賦著拿破侖式的理想，為此，他不惜殺死放債的房東老太太和她的妹妹。可是，我們看到的是殺人之后的人性震撼，而不再是“手起刀落”、“提頭領賞”。拉斯科爾尼科夫精心設想了殺人的全部細節，沒有任何的疏漏，但是還有最最重要的一點，他卻沒有想到：在殺害別人之前，他已經先殺死了自己。殺人的屠刀斬斷了自己與人類之間“愛”的聯系，殺人這一行為已經證明了他不再是人類而只是動物，從此他的靈魂再也得不到安寧。甚至，他突然發覺：一切美好的東西都離自己而去，也都與自己再無關聯。在殺死他人之前已經先殺死了自己，這，才是最大的也才是真正的“不幸”。我要說，這才是美學大家！沿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學思路，你們再對比一下《三國演義》，相信已經不難發現其中的根本不足了。
“運籌帷幄”的英才：他們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
《三國演義》所歌頌的英雄，其次無非是耍陰謀詭計。有人說，戰爭是流血的陰謀詭計，陰謀詭計是不流血的戰爭，確實是這樣。可是《三國演義》所歌頌的就是這樣的“運籌帷幄之中”的英雄。《三國演義》主要寫的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陰謀詭計的力量。其實《三國演義》寫暴力寫得并不多，寫暴力寫得多的是下面我馬上要講的《水滸傳》，而在《三國演義》里，它主要寫的是陰謀詭計的力量。有時候我會覺得十分奇怪，中國人特別喜歡講“人才”，動不動就呼喚人才。到了龔自珍還說“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這可是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的事情啊。為什么會呼喚人才呢？西方為什么從來就不呼喚？后來我發現，關鍵就是中國的官場迫切需要。說得更明白一點，中國的官場需要耍陰謀詭計的人。需要非常熟悉官場規則的這些人。而這些人不“呼喚”是不可能出來的。所以，只有在中國這種情況下，才需要這種“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用陰謀詭計的“材料”制成的人。因為中國是一個“人治”社會，所以，它特別需要這些人才。而中國的動亂更需要這樣的耍陰謀詭計的人才。中國有一句話叫“老不看《三國》”，很有道理。“老不看《三國》”的意思就是說，一個人到了老年，他肯定已經學到很多陰謀詭計了，你再去看《三國演義》，那就應了中國的四個字——老奸巨滑。所以，到了老年就不能再看《三國演義》了。這說明，中國人也知道《三國演義》里面突出的甚至也不是暴力的力量，而是陰謀詭計的力量。勾心斗角，陰謀詭計，它是亂世之因，也是亂世之果。當然，“陰謀詭計”作為一種軍事謀略，也并不應一概反對，然而，我們在《三國演義》里面看到的卻是作為生存態度、生存理念、生存觀念的“陰謀詭計”，這無疑是必須加以反對的。我們看到，《三國演義》里的英雄沒有一個有人味，沒有一個有愛心，他們都是靠陰謀詭計起家，也是靠陰謀詭計誤國的。比如說曹操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細節，有一次打仗，他到陣前叫囂說：你們不是想看看我曹操什么樣嗎？我鼻子眼睛跟你們都一樣，只有一條跟你們不一樣，就是我的陰謀詭計比你們多。這真是實話。我覺得曹操這個人倒是盡說實話。他不像劉備那么虛偽。再看孫堅的例子。他得到了皇帝的玉璽，結果被其他軍閥陣前追索。我們來看看他的表演：
堅指天為誓曰：“吾若果得此寶，私自藏匿，異日不得善終，死于刀箭之下！”（第6回）
你不服還真是不行，這些英雄說起假話來就是這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啊。黃石公的《軍勢》說中國政治只用四種人：“使智，使勇，使貪，使愚”。看看《三國演義》，我們就可以知道，他總結的完全正確。所以，在《三國演義》里，從一開始就公開強調不要光明正大，而要耍陰謀詭計。因此，《三國演義》里所有的“英雄”都是鬼頭鬼腦的，沒有一個不是這樣。你們一定都還記憶猶新，《三國演義》里的第一計就是“王司徒巧使連環計”，這是陰謀詭計的第一計：美人計。“美人計”是利用了人類最本能的本性去施展陰謀詭計，也就是性競爭的意識。動物之間你挑逗它們一下，大王、二王之間也會殺得鮮血淋漓。我覺得，這是不是象征著《三國演義》一開始就從重演動物的人性倒退開始呢？至于那形形色色的陰謀詭計，《三國演義》里每頁都是，我看到網上有人做了個歸納，我把它下載在這里：
反間計，二虎競食計，驅虎吞狼計，疏不間親計，聲東擊西計，攻其不意計，苦肉計，糧草誘敵計，驕兵計，空城計等。實例如，李肅說呂布，謀董賊孟德獻刀，匿玉璽孫堅背約，王司徒巧使連環計，呂奉先乘夜襲徐都，賈文和料敵決勝，吉太醫下毒遭刑，劫烏巢孟德燒糧，決漳河許攸獻計，郭嘉遺計定遼東，郭夫人隔屏聽密語，玄德用計襲樊城，荊州城公子三求計，蔡夫人議獻荊州，諸葛亮火燒新野，孔明用智激周瑜，孫權決計破曹操，群英會蔣干中計，用奇謀孔明借箭，獻密計黃蓋受刑等。
具體的我也不去一個個介紹了。反正大家知道，在《三國演義》里，除了陰謀詭計，除了砍腦袋像砍西瓜一樣，我們也看不到別的。那么，我們也就會知道，在《三國演義》里，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英雄。
要講陰謀詭計，我不能不再講諸葛亮，諸葛亮是陰謀詭計的大師。諸葛亮實際上就是靠耍陰謀詭計出家的。諸葛亮一出來就先用“水”，后用“火”。中國有首著名詩歌，叫做：“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幸虧作者跟諸葛亮不在同一個朝代。諸葛亮一出來，不但要“國破”，而且連“山河”也要“破”了，叫他這樣一弄，生態環境肯定是很糟糕啦。我過去一再說過，在中國打仗要帶軍師，這是世界奇聞，全世界哪個地方打仗要帶軍師呢？大概只有中國吧，可是中國為什么要這樣做呢？就是因為這種陰謀詭計會使得戰爭成本更低。也會使得戰爭更為經濟。因此中國才發明了這種東西。美軍到越南打仗，美軍總司令回國以后看到了中國的《孫子兵法》，不禁感嘆說：我要是在去越南之前看了《孫子兵法》，我就知道怎么對付越南人了。說到底，無非是誰最壞，誰的人性喪失得最多，誰的詭計就越多。徐庶就比不了他的朋友諸葛亮。為什么呢？徐庶對他的老母還講點兒人性。如果是諸葛亮，他肯定不去。如果是劉邦，他還會說：哎，我跟你拜過把子兄弟，你要把我老爸煮了來吃，那你也分我一碗肉。劉邦就這么耍賴。可徐庶就輸在他還有點兒人性。如果一點兒人味兒也沒有了。曹操還能弄到他嗎？你看看諸葛亮多狡猾，徐庶多笨。跑到劉備的陣營里去了，還不知道把老媽帶去，結果被程昱抓住了這個弱點，諸葛亮跑到劉備的陣營里，第一件事就把他全家九族都弄走了。曹操打到諸葛亮的家鄉，第一件事就是要誅諸葛亮的九族，可是一族也找不著。諸葛亮的陰謀詭計就是這么厲害。
說到這里，我要為呂布說幾句公道話。《三國演義》不以他為英雄，可是我倒并不覺得他是個壞人。“人中呂布，馬中赤兔”，這個來自草原的“天下第一殺手”實在是太天真了，他曾說：
“誓當殺此老賊，以雪吾恥！”允急掩其口曰：“將軍勿言，恐累及老夫。”布曰：“大丈夫生居天地間，豈能郁郁久居人下！”（第9回）
這樣的口吻，讓我們感受到了他的坦率。而且，后來李、郭破關的時候，他也沒有扔下王允逃命，而是喊上他一起走，并且還是一通“苦勸”。這也讓我們看到他的人性。像關羽那樣嘴上說把什么都還了，但是赤兔馬卻不還的事情，我想象，呂布畢竟是干不出來的。像劉備那樣幾次把老婆都丟掉的事情，我想象，呂布也是干不出來的。當然，他先后投靠過七位主人：丁原、董卓、王允、袁術、袁紹、張楊、劉備，給人的感覺是見人就恨不得拜為義父，而且給人的感覺是到處投靠，但是劉備就不是這樣嗎？他也投靠過呂布、曹操、袁紹、劉表、孫權，而且幾次拋棄妻子家室。陳壽評價說：“呂布有眾虎之勇，而無英奇之略，輕狡反復，唯利是視。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輕狡反復，唯利是視”，當時的人無不如此，倒是有“勇”無“略”說到了要害，說白了，就是他這個人還不夠壞，還太誠實，還沒有學會虛偽，而且只想憑本事吃飯，沒有想打內戰，沒有想到要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更沒有想過問鼎九五，自以為用在草原上的那一套就可以馳騁中原，可惜，這里是中原而不是草原，“自古及今，未有若此不夷滅也”，結果身敗名裂。
德國哲學家舍勒認為：就整個人類而言，將‘狡詐'、‘機智'、‘工于心計'的生活方式發展到無以復加的，總是那些內心最為恐懼，最為壓抑的人種和民族。[2]這個總結實在精辟！《三國演義》里面的英雄，就正是“那些內心最為恐懼，最為壓抑的人”。而這些陰謀詭計的英雄給我們民族帶來的，也主要是負面效應。剛才我說到了歷史學家唐德剛，還是在《晚清七十年》里，他說，慈禧太后這個人不怎么識字，但是她把《三國演義》背得滾瓜爛熟，為什么呢？因為這里面有一整套的陰謀詭計。還有她的前輩多爾袞，在進關的時候，他也不怎么識漢字，但是他的教科書就是《三國演義》。再看我們的東鄰日本，甚至把《三國演義》捧為商界圣經。這種商界圣經能夠用于商業競爭，用于經濟實踐，但是，我就要追問一個問題：為什么日本人沒有用它來做愛的圣經？為什么日本人沒有用《三國演義》來進行愛的實踐？原因很簡單，在《三國演義》里面的任何一行，任何一個字，任何一個標點符號，都與愛無關。我在很多場合都說過，一個民族只能用愛的乳汁哺育這個民族。這個民族的教育一定要是愛的教育。但是我們在《三國演義》里看到的偏偏是仇恨的教育。這真是太遺憾、太遺憾了！
“問天下誰是英雄？”一個有待重新追問的問題
我們知道，英雄應該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他是制造規則的人，也是打破規則的人，但是不論是“制造”還是“打破”，他都應該代表著人性的向前與向上，都應該給人類以愛的激勵、給人類以美的慰藉。剛才我講到了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戰爭與和平》里有一個知識分子叫比埃爾，他不是戰爭中的英雄，但是他卻代表著人類的良心，因此在人們的眼里，他才是一個真正令人敬重的英雄——愛心英雄，并且能夠給人以愛的激勵和美的慰藉。小說里有一個美女娜達莎就曾這樣跟自己的朋友介紹他：
“我說，瑪麗，”娜塔莎說，突然從她臉上露出瑪麗亞公爵小姐好久沒看見的頑皮的笑容。“他變得是那么干凈，光彩，新鮮，就好像剛從浴室出來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3]
我不想掩飾自己的感覺，我必須說，每次看到這句話，我就會哀嘆不已。我在《三國演義》里翻來覆去地找，顛來倒去地找，字里字外地找、行里行間地找，但是最后我還是只能痛苦地宣布，在《三國演義》里我找不到這樣“干凈，光彩，新鮮”人，找不到這樣“就好像剛從浴室出來似的”人，找不到這樣能給我們帶來清新的感覺的人。我們在《三國演義》里只能學到陰謀詭計，只能學到殺人如麻，只能學到對于人類尊嚴的蔑視、對于人性本身的蔑視。“動物兇猛”，這就是我們在《三國演義》里面所看到的所謂英雄的真實面貌。
魯迅先生說過：“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而這奴隸又分為“暫時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可得”[4]兩種，這話確實精辟。從表面上看，《三國演義》所歌頌的都是威名顯赫的“帝王將相”，可是一旦揭開他們的面紗，我們所看到的真實面孔卻是：“奴隸”。而且還只不過是“暫時做穩了奴隸”。遺憾的是，他們對此卻渾然懵懂不知，竟然還自以為已經從“奴隸”成為“將軍”，更遺憾的是，我們也對此渾然懵懂不知，竟然也世世代代詠嘆起“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
還是再聽聽魯迅先生是怎么說的吧：“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成奴隸以后還萬分歡喜。”[5]
《三國演義》，就是那些“暫時做穩了奴隸”者在“變成奴隸”以后“還萬分歡喜”的自白。
“問天下誰是英雄？”看來，對于《三國演義》來說，這還是一個有待重新追問的問題！
注釋：
[1]唐德剛：《晚清五十年【貳】》，163頁，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8。
[2]轉引自劉小楓：《這一代人的怕和愛》，115頁，華夏出版社，2007。
[3]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劉遼逸譯，123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
[4]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212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魯迅：《魯迅全集》第一卷，211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