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導致“亂世”的原因何在？
頂缸替罪的“十人幫”和壞心辦壞事的“憤怒英雄”
下面我們來看《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導致“亂世”的原因是什么？
前面我已經講過，對于亂世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是《三國演義》的一個重要美學特色。其實，這個特色在《三國演義》的開篇就已經清楚無誤地顯露了出來：“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边@是所有的中國人都非常熟悉的那句話，也是《三國演義》的第一句話，而且，在我看來，這也還是《三國演義》的最最重要的一句話。在這里，“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是《三國演義》所把握的“邊緣情境”。它無疑正是中國人所面臨的“自身無法解答的問題”，也是中國人所面臨的“為實現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盤失敗”。
說起來非常奇怪，在全世界的歷史中你都很少看見這樣的現象：分分合合，合合分分，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假分真合，真分假合……而中國歷史上的二十四個朝代卻偏偏就是如此，它使得漫長的中國歷史就類似于一連串的勞而無功的建筑工程，剛剛建成又拆毀，剛剛拆毀又去搭建……把一座高樓大廈建建拆拆反復了二十四次。在2132年里，中國人的所有努力實際都被付諸東流，中國人的全部熱血實際上也都被虛擲、被浪費了。時間雖然不斷向前，但是一切都只是在循環往復、原地踏步。因此，這分了又合、合了又分的分合之道，實際就蘊涵著中國歷史發展的全部秘密。中國歷史的“好看”就在于此，中國歷史的“悲慘”也在于此。而《三國演義》能夠由此起步，無疑就體現出它的遠遠超出前人與后人的美學眼光。遺憾的是，當《三國演義》代表中國人來睜開眼睛重新認識這個熟識的世界，卻沒有能夠給出正確的答案。
導致“亂世”的原因是“失德”，這是《三國演義》所給出的第一個答案。
從歷史的角度看，這個答案無疑是膚淺的；從今天的角度看，這個答案無疑是錯誤的。面對亂世就把責任推給貪官污吏，到了盛世就把原因歸于清正廉明，這實際是中國人的一個非常傳統的看法，讓人想起中國的鬼總是要尋找替身、尋找替死鬼這一“中國特色”�？磥怼度龂萘x》雖然置身“邊緣情境”，但是它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卻仍舊未能免俗。結果，歷史的真相被再一次地掩蓋起來，這使得《三國演義》既深刻但又不太深刻，既好看但又不太好看。
以《三國演義》的開頭為例：《三國演義》開始于“英雄的憤怒”，這憤怒來自于兩個方面，社會外部的黃巾軍起義，社會內部的“十常侍”的腐敗。由此，引出了天下的“英雄”。先是劉關張，然后是曹操，然后是孫堅，等等。應該說，這個開頭蘊涵著《三國演義》對于中國歷史的洞察，還是非常深刻的。以黃巾軍起義為例，正如《史記》所說：“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1]其中，“土崩”是指農民起義，“瓦解”是指政府內部的腐化和敗壞。意思是說，最重要的憂患就是農民起義。而《三國演義》恰恰就看到了農民起義對于封建王朝的摧枯拉朽的作用。再如“十常侍”的腐敗，大家知道，中國歷史上有幾次宦官時代，“十常侍”的腐敗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宦官掌權的時代。從公元159年十三個宦官封侯，到公元189年這些宦官一起被殺，一共三十一年。這里的“十常侍”，仿照我們“文革”時期的“四人幫”的叫法，也可以把他們叫做“十人幫”。《三國演義》能夠把亂世與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宦官掌權的時代聯系起來觀察，應該說，是很有眼光的。再聯想一下，在《三國演義》之前中國人就已經寫過一本書，《三國志評話》，它的開頭也是寫“英雄的憤怒”，但是卻非常糟糕。它寫的是劉邦建國以后濫殺開國功臣，結果到了三國時代，那些開國功臣就托生為曹操、劉備和孫權等人回來報仇。這就把歷史完全恩怨化、宿命化了。相比之下，《三國演義》揭示，是現實的原因導致了“英雄的憤怒”，已經非常深刻了。不過，如果站在美學的立場上看，那么我必須要說，這還是非常不夠的。為什么這樣說呢？我們不妨把目光轉過去，看一看在西方文學中同樣出現的一次“英雄的憤怒”。
我要舉的西方文學作品是《荷馬史詩》。各位都知道，《荷馬史詩》所記載的特洛伊戰爭打了十年之久，但是，當荷馬寫特洛伊大戰之時，卻只選擇了其中的五十多天去寫。這確實是一個文學大師的非常卓越的美學眼光。因為在他看來，透過五十多天就完全可以穿過歷史的煙云，把特洛伊大戰的根本的原因寫清楚�？墒牵幢闶侵粚懫渲械奈迨嗵煲策�是有一個開場的問題。那么，他是從哪里開始的呢？很有意思，和我們的《三國演義》一樣，他也是從“英雄的憤怒”開始。這就是“阿喀琉斯的憤怒”。可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阿喀琉斯的憤怒既不是因為國家的貪官當道，也不是因為“敵人”的兇殘暴戾，也不是因為江湖恩怨，而只是因為人性的“尊嚴”。他的參加戰爭并不是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也不是為了匡復正義，而只是因為神預言他會在這場戰爭中喪生，而他偏偏要以自己的自由選擇來向命運挑戰，顯然，這是在呵護人性的尊嚴；他的出場決斗，也仍舊不是為了要與摯友“同年同月同日死”，而是為了呵護人性的“尊嚴”；同樣，他最后同意赫克托爾的老父把兒子的尸體帶回去，還是為了呵護人性的“尊嚴”。這意味著：西方的荷馬在兩千年前就沒有從戰爭的正義與非正義的角度來寫人，更沒有落入“精忠報國”之類的拙劣圈套，在他看來，重要的不是戰爭，而是人在戰爭中的表現。在戰爭中人距離愛與美更近還是更遠？這才是他所密切關注的。因此，“阿喀琉斯的憤怒”實在是一個非常典范的開場�！鞍⒖α鹚沟膽嵟保谖铱磥�，也實在是一次人性的憤怒、美學的憤怒，更是一次不朽的憤怒。但是，中國的《三國演義》是不是呢？我坦率地說：不是。
我們再回頭來看中國的《三國演義》的“英雄的憤怒”。大家可以注意到，《三國演義》中第一個“英雄的憤怒”的細節是寫了誰呢？“張翼德怒鞭督郵”。督郵是一個什么官兒呢？各位不要一看“郵”就以為是郵政局的官兒，不是的。它相當于市紀委的一個到下面來檢查工作的干部。張飛認為這個人欺行霸市，尤其是拿劉備太不當一回事，因此就把他痛打了一頓。這個“張飛怒打督郵”的細節十分典型，因為他把黃巾起義的原因和“十常侍”的腐敗都折射了出來�？墒歉逗神R史詩》的“英雄的憤怒”一比，就不難發現，《三國演義》的“英雄的憤怒”明顯地不如《荷馬史詩》的“英雄的憤怒”水平高。與人性無關，也與美學無關，因為，它把“英雄的憤怒”非人性化、非美學化了。貪官污吏只是動亂的結果，但是《三國演義》卻把貪官污吏看做了動亂的原因；因此誤以為“殺盡不平方太平”，于是便大打出手；然而“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貪官污吏偏偏越殺越多，甚至，想殺盡貪官污吏者往往自己就比貪官污吏還貪官污吏；最后，“英雄的憤怒”就演變成一場為殺人而殺人，以“統一”之名行“分裂”之實、五十步笑一百步、小貪官污吏殺大貪官污吏、未來的貪官污吏殺現在的貪官污吏的軍閥混戰。在我看來，這樣的“英雄的憤怒”恰恰就是國家從“動亂”淪入“亂世”的原因之所在，與其說是“好心辦壞事”，不如干脆就說是“壞心辦壞事”，而且，以后的綿延了394年的亂世告訴我們：這樣的“憤怒”還不如不“憤怒”！
其實，出現亂世的原因應該從兩個根源的角度去把握。一個是現實的根源，一個是人性的根源。
“搶椅子”的千年游戲
現實的根源是指三國亂世的現實根據。在這方面，我的看法可能會讓各位大吃一驚。在我看來，貪官污吏以及它所導致的黃巾起義確實是亂世的導火索，但是卻并非導致亂世的真正原因。導致亂世的真正原因，事實上是因為當時軍閥混戰的各方沒有一方是真正希望和平的。恰恰相反，他們統統都是希望混水摸魚，都是希望借助戰爭圖謀不軌，都是希望發戰爭財、國難財的。換言之，三國之所以打成這個樣子，甚至發展到后來又延續了幾百年的軍閥混戰，以至于竟然在394年以后才最終實現和平，是因為當時的所有的軍閥都只想“統一”在自己的手上，而不想“統一”在別人的手上，結果當時的中國就被迫落入了一種誰也不敢先放手而且也絕對不甘先放手的“囚徒困境”，這，才是動亂的根源。至于什么“有德”，什么“失德”，什么“貪污”、什么“腐敗”，我說一句不客氣的話，那都是狗屁！那些東西只不過是發起戰爭的借口。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不貪污的官吏實在太少太少，夸張一點說，沒有哪一個官不貪污的，因此，往往都是為了整他才把他弄出來并且說他“貪污”，如果不整他那就根本不會有人說他“貪污”了。再說得更清楚一點，其實中國社會就正是一個產生貪官污吏的社會。對于這個社會來說，產生貪官污吏是必然的，不產生貪官污吏則是偶然的。產生海瑞這樣的人是偶然的，產生“十常侍”這樣的人則是必然的。因此，真正導致亂世的應該是這個社會本身，而不應該是貪官污吏以及它所引發的黃巾起義。何況，我們在小說中已經清清楚楚地看到，在軍閥混戰之前，宦官就已經被整肅掉了，黃巾軍也已經被平定了，即使是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經被處死了。亂世顯然還有其更為深層的、更為深刻的原因。要我說，這個原因，就是當時軍閥混戰的各方沒有一方是真正希望和平的。
為了更有助于說明這個問題，我推薦你們去看一本書，就是錢穆先生寫的《國史大綱》。在中國，除了司馬遷的《史記》獨步天下，無人可及，我一直都認為，20世紀的中國歷史教科書，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應該名列第一。各位不妨置諸案頭，經常拜讀一下。相信絕對不會空手而歸。我們這里所討論的導致三國亂世的原因就是一個例子。在《國史大綱》里，錢穆先生用了“離心勢力的成長”這幾個字，告訴了我們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東方的黃巾，乃至西方的邊兵，均已逐次消平。若使當時的士族有意翊戴王室，未嘗不可將已倒的統一政府復興，然而他們的意興，并不在此”，“當時士族不肯同心協力建設一個統一國家”，是因為“他們已有一個離心的力量，容許他們各自分裂”。錢穆先生把這樣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就概括為：“離心勢力的成長”[2]。
當時軍閥混戰的各方沒有一方真正希望和平，就正是這“離心勢力的成長”的寫照。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離心勢力的成長”這樣一種情況呢？我們有必要回過頭來看看中國社會。
我們對中國社會的了解實在太少了。盡管我們的中學也開歷史課，盡管我們的每一屆高考的文科考生也都要考歷史，但是我們對歷史的了解卻真的太貧乏。而目前的清宮戲、明朝熱以及以五代十國為背景的大片等等，更是把我們弄得摸不到東南西北�？墒钱斘覀冋娴娜ッ鎸ι埢罨�、活色生香的中國歷史的時候，就會發現：自己實在是非常茫然，比如說，我們在中國歷史的教科書里經常講階級，也經常講階級斗爭，還經常講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尖銳矛盾與沖突。可是，當我們用這樣的眼光去看中國歷史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這一切實際都是“屠龍術”。結果是，你不說我倒還明白，你一說我反倒糊涂了。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什么時候有過階級呢？所謂“階級”主要是在經濟關系的基礎上所產生的政治概念。經濟上首先要獨立然后才有可能產生“階級”，可是，中國哪一個時代的哪一個階層，哪一個人在經濟上曾經獨立過呢？從來沒有啊。其實中國歷史從來就沒有什么“階級”，而只有“等級”。所謂“等級”，是在政治關系的基礎上所產生的政治概念，也是一個最適合于中國的概念。也因此，在中國一個人的實際地位，也就完全決定于他的“等級”也就是他在政治關系中的地位，這就是我們中國經常講的，他“有權”還是“沒有權”。
“等級”的例子非常有助于我們深刻理解中國社會。長期以來，我們經常錯誤地以“封建社會”來定義中國社會，然而實際上中國根本就與“封建”無緣。事實上，古代中國只能被稱之為“專制社會”。什么叫“專制社會”呢？就是“天下一家”。也就是說，這個社會的奧秘就是一個字：“搶”！大家你爭我奪，大打出手，玩“搶椅子”的游戲，直到天下歸“一”為止。對此，我們不妨聽聽著名專家的意見：
中國的祖先發展到群雄角逐，即由混沌狀態步入文明社會，相當于文獻記載中的黃帝到夏禹這一時期，它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充滿了血腥的戰爭。
這些戰爭的結果，就是在戰爭中逐漸形成了暴力中心——逐漸形成一個凌駕于整個社會之上的支配力量——政治統治權力和這個政治統治權力能夠絕對支配的穩定的地理區域。
表面看來，戰爭的結果是勝利者一方征服了失敗者一方。實質上，當勝利了的人民從慶賀勝利的歡呼與狂熱中冷靜下來的時候，才發現自己也同時被征服了，甚至在還未征服他人之前就已首先被征服了。
“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于湯而三千余國。”（《呂氏春秋·用民》）西周初年封國400，服國800，到了秦始皇統一全國，已經全部并滅干凈。
全世界的人類在其成長過程中都必不可免地經過一個英雄崇拜時代——一個崇拜英雄的歷史階段，但是如同中國這樣受到最高崇拜的都是專以制服同類著稱的，卻是極為罕見的。[3]
十分明顯，作為最高統治者，皇帝無不起源于強權、暴力和殺戮，而且，誰當皇帝，天下就是誰的家產，誰當皇帝，百姓就是他的臣民。正如孟德斯鳩所說：“權力越大，安全越小”，“剝奪者必然有被剝奪的恐懼”，因此他絕對不會允許大權旁落，所謂“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司馬遷已經說得很清楚了，他說：“天下之事無大小皆決于上”[4]。明朝的大學者黃宗羲也說得非常清楚：皇帝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实圩约簩τ谶@一點就看得更清楚了。各位都知道梁武帝，這個人和南京關系密切。他是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高壽的皇帝，高壽在歷代皇帝中排名第二，而且八十歲還出去帶兵打仗�？上ё詈笏赖煤軕K，是餓死在我們南京的臺城的。這也是南京歷史上非常厚重的一頁。可是各位是否知道梁武帝在滅國的時候說了什么嗎？他說：“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江山丟掉了，可是他說沒關系，這個國家不就是我自己的財產嘛，小偷偷了就偷了，強盜搶了就搶了，有什么了不起呢，沒什么好遺憾的。而另一方面，既然國家是皇帝的私有財產，那么皇帝之外的所有人，則顯然都沒有國家的財產份額。那么，他與皇帝是什么關系呢？我們知道，古代的官員被稱為“牧”�！澳痢�，《說文解字》中寫“養牛人也”�！痘茨献印ぞ裼枴贩Q：“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币虼�，他與皇帝的關系也就是主子與禽獸的關系。也因此，百姓沒有任何的權力，而只能向皇帝租了他的土地去耕種，然后再以四種方式去回報。第一種是稅，也就是給皇帝納稅，比如說按照收入的十分之一來納稅，這叫做“什一稅”，這是中國最流行的；第二種是役，也就是給皇帝服徭役，到了農閑的時候，就去修長城，挖運河，還要自己帶干糧，是白干的。在這里我要插一句，中國歷史上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這個“徭役”，孟姜女哭長城，實際上就是哭徭役。第三種是賦。皇帝遇到過生日之類的事情，就要向民間下一道圣旨，叫百姓給他送禮。就像現在干部往往利用“住院”、“生日”來暗示下級送禮一樣。第四種是貢，有時候你還得想辦法拍拍他的馬屁，主動給他點兒土特產之類，這就叫做“貢”。不難看出，不論是“稅”、“徭役”、“賦”還是“貢”，其實就是明火執仗地掠奪、明火執仗地搶。那么，百姓可以從皇帝那里得到什么呢？其實什么也得不到。即使是盛世，也只是“民享”，也就是享受一點兒安定而已，至于“民治”、“民權”，那是根本連想都不要去想的奢望。在這個國家里，根本就只有私權沒有公權，只有皇權沒有民權。
皇帝永遠算不清的賬：搶多少算多？
那么你們一定會問：我已經等不及了，你講了這么多的關于中國社會的分析，究竟跟中國頻繁出現的“亂世”有什么關系呢？跟“離心勢力的成長”又有什么關系呢？我要說：很有關系。“專制社會”的這個特征，使得皇帝這個中國社會的掠奪者從來就不關心社會財富的生產與再生產，也不關心社會財富的交換，而只關心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再分配�？墒牵烤孤訆Z到什么程度才是社會所可以承受的？究竟掠奪到什么程度才不至于導致“土甭”和“瓦解”的亂世？應該說，這實在是一個再高明的政治家也無法回答的問題。一方面，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欲壑難填”，皇權的權力是無限權力，專制社會是一個無限政府，他們的掠奪欲望是沒有辦法克制的。你只有不斷地滿足他。一方面，則是百姓的民不聊生。戰國人李悝在魏國主持變法時，曾算過一筆帳，這筆帳在中國歷史上非常有影響：一夫挾五口，種田100畝，畝產1.5石，計150石�？墒牵唧w的開支是什么呢？李悝接下來又列出了一份開支表：租稅：十分之一，15石；剩余135石；口糧：每人每月1.5石，全家全年90石；衣服：每人每年300錢，全家全年1500錢，折合糧食50石；祭祀：每年300錢，折合糧食10石。結果，開支缺口為15石。（《漢書·食貨志》）當然，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情況各有不同，但是，說當時的百姓生活水平大體是在15石上下浮動，我想，應該是可以接受的。這樣，問題也就十分明確了。掠奪得少了，皇帝及其家族無疑絕對不能接受，可是，掠奪得多了，百姓又明顯無法承受。我們知道，中國歷朝歷代的官員的工作無非就是給皇帝在“稅”、“徭役”、“賦”和“貢”上出主意而且設法把“稅”、“徭役”、“賦”和“貢”收上來。至于怎么發展生產，怎么幫助百姓解決生產中的困難，那根本就不是他們所關心的�？墒�，他們無法真正左右皇帝及其家族的掠奪。中國的皇帝及其家族往往貪得無厭，但是又永遠計算不出掠奪多少才是合適的。百姓手里有多少錢他不知道，他從百姓手里最多能拿多少錢他也不知道。中國有一個極為昏庸的皇帝，都已經國破家亡了，他的手下跟他匯報說：老百姓沒飯吃了。他說，沒飯吃，那為什么他們不喝肉粥呢？就是這么昏庸啊。因此，中國的亂世與盛世其實也很容易判斷：搶得少，就是盛世，搶得多，就是亂世，就是這么回事。因此，橫征暴斂，例如秦始皇時期的阿房宮、驪山陵墓、長城這三大徭役，就可能導致天下的動亂，甚至導致亂世。
一個相反的例子是西方，我們在西方很少看到中國這樣的亂世頻仍，也很少看到中國這樣的動蕩不已，像中國這樣的由一個最落后最貧困的小國——秦國統一中國的情況，更是無法想象。拿破侖、希特勒都嘗試過，但是卻都失敗了。為什么呢？就因為在西方國家不是皇帝的，國家是國家的。因此它有聯邦制，也有地方自治和分權制衡。多元的力量被用各種各樣的權利去加以制衡。而且，國家向百姓掠奪多少是老百姓能夠接受的，這是可以科學地計算出來的。何況，百姓和國家之間也并非掠奪與被掠奪的關系。這樣的社會，我們就把它叫做民主社會。當然，專制社會與民主社會都不涉及價值判斷，也沒有必要去權衡高低，因為這都是東西方各自的歷史選擇，但是，中國的專制社會比西方的民主社會更容易出現動亂，卻是顯而易見的。
不過，實際的問題還要更加復雜。從表面上看，中國的歷史往往表現為：首先是有那么一個人通過暴力奪取了全國政權，然后他就要全國人養他自己及其全家。后來由于橫征暴斂（也可能是由于天災人禍或者外族侵略使得百姓無法承受正常的“稅”、“徭役”、“賦”和“貢”），百姓實在承受不了了，于是天下大亂，不過，中國的專制社會容易倒塌但是也容易修復，只要有一個人出來以暴力蕩平天下，社會就可以“歸一”，只是，他又要穿新鞋走老路，逼迫全國百姓養他自己及其全家。這就是中國的“二十四史”。
可是，問題并不如此簡單。因為你們很容易想到，如果只是皇帝及其家族的橫征暴斂，那么，危機畢竟還是可以預測的，因此也是可以預防的。而中國社會的危機的不可預測以及無法預防之處在于：在中國，這個所謂的橫征暴斂就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橫征暴斂。換言之，在中國，誰能夠致富，誰不能致富？誰過得快樂，誰過得不快樂？誰過得要風得風、要雨得雨，誰過得要風沒風、要雨沒雨？只有一件事決定，就是——搶。這就是說，在中國歷史上所有的人都意識到了一個事實：搶劫資源，掠奪社會資源，是唯一的生存選擇。它的成本最低，利潤最高。掠奪社會資源而不是想辦法生產社會資源，是這個社會成本最低，利潤最高的方法。
我們看幾個在中國發家致富的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劉邦，劉邦是我們江蘇的一個普通百姓。他一家在《史記》上都沒名字。父親叫劉大爺（劉太公），母親叫劉大娘（劉媼），他自己也沒有名字，叫劉季，“季”不是名，是在兄弟里的排行，就是劉老三。劉邦是他后來的名字，為什么叫劉邦呢？朕即國家啊。他不叫劉邦誰叫劉邦呢？整個漢室江山都是他的嘛，他當然應該叫劉邦。這樣一個連《史記》都考證不出名字的人實際只是個“無賴”，可是后來他奪了天下以后卻跟他父親說：你看，你從小就教訓我，說我“無賴”，連一份家業都掙不了，不如我二哥，現在看怎么樣？是我的家業大，還是我二哥家業大？這個例子，應該能夠讓我們懂得很多東西。
第二個例子是呂不韋。我希望大家一定要記住《戰國策》里呂不韋那個著名的關于生財之道的分析。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聰明人，我認為非呂不韋莫屬。呂不韋是個商人，他用他商業的投機學算了一筆投入產出的細賬，他跟他父親說：如果我耕田種地，收益是多少呢？是十倍；如果我做生意呢？收益是多少呢？是百倍；可是如果我要是能夠把一個國家搶到手呢？那收益就是無數倍了。于是呂不韋說：那我就去搶一個國家。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的生財之道。
第三個例子，中國古代有一個學者叫宋翔鳳，他說過一句經典的話：“三代以下，未有不仕而能富者”。也就是三代以下沒有不當官兒就能發財的。明朝有部小說《醉醒石》，它的第八回里，主人公也說了一句話，可以作為前面那句話的注腳，他說：中國的地主因為權力而致富的“十之七”，由于勞動而致富的“十之三”。各位如果到江浙皖一帶去看一看，就會發現，那些深宅子大院兒，都是當官兒者退休回來買的。天天靠從雞屁股后頭摳蛋來發財的，有誰聽說過呢？所以，中國有兩句話，我覺得非常形象：升官—發財，爭權—奪利。先爭了權才能奪利，先升了官兒才能發財。而毛澤東總結中國歷史的時候，也有一句話說得非常準確，他說中國的地主都是“官僚地主”。中國的地主在前面一定要加“官僚”，先當“官僚”，后當“地主”。
這樣一來，中國歷史的根本奧秘就開始暴露出來了：一個人對所有人的橫征暴斂或許還可以控制，但是所有人對所有人的橫征暴斂呢？結果，中國社會就成為一個無底的黑洞。而在這當中，官員的腐敗尤其值得注意。在中國歷史上，有兩種人最可怕，一種人是皇帝，他通過戰爭暴力的方式掠奪了全國的社會資源。這我們在前面已經剖析過了。但是在中國還有另一種人，就是政府官員。從表面看，官員只是皇帝的御用工具，但是實際上他們之間是一種利益博弈的關系。打個比方，就是虎狼關系。對于皇帝來說，天下都是他的財產，他想要多少就要多少，他要的太多了，天下就會完蛋，他要的不那么多，天下就多維持幾天；政府官員呢？他當然深知“搶”的奧秘，因此他也深知，要想賺錢就只有想辦法狐假虎威，假借皇帝的權勢來搭車向老百姓伸手。他本來是幫皇帝辦事的，可是他卻同時也為自己辦事，趁機把自己的掠奪也搭在皇帝的“稅”、“徭役”、“賦”和“貢”之中。
結果，我們看到，在皇權以外，在中國歷史上政府的官員都根據自己的利益關系結成了不同的博命集團，也就是掠奪集團。以三國所在的漢代為例：
第一種是宦官集團。在羅貫中看來，桓帝時是“禁錮善類，崇信宦官”，靈帝時是“中涓自此愈橫”，（第1回）也就是宦官的權力越來越大�；鹿偌瘓F利用皇帝的年幼弱小，不了解外面的世界，謊報國情、謊報軍情，然后想辦法騙取權力，進而掠奪國家財產。這個集團在中國歷史上基本上沒有做過好事。為什么呢？因為它是皇權中最病態和最丑陋的東西的無限放大的結果。而且當宦官的心態都不太正常，見了男人就恨，見了女人更恨，所以最容易出問題。前面我們已經說了，三國的問題就起源于此。東漢的十三個皇帝，有十一個是兒皇帝。有十二個沒有活過四十歲。這就必然導致宦官的干政。而宦官的橫征暴斂，無疑會大大加重百姓的負擔。
第二種是外戚集團。外戚就是皇帝的母族和妻族。母族是母親家的人，是血緣關系；妻族是妻子家的人是姻緣關系。因為重用宗族可能會導致皇位被取代的危險，而重用外戚去不存在這一危險，加之漢代多為小皇帝，是皇太后主持朝政，重用娘家人，顯然并不奇怪。我們在《三國演義》里也不難看到，靈帝死后少帝即位，就出現了外戚何進的輔政。外戚集團的橫征暴斂，無疑也會大大加重百姓的負擔。
第三種是世族集團。三國是個世族大家林立的時代,國家的大部分力量也都控制在各地的諸侯、豪門等世族集團的手中,大部分的人才也來自世族集團，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三國演義》總結說，當時造成亂世的主要是宦官集團，實際并非如此，造成亂世也與世族集團有關。
我已經講過，皇權的權力是無限權力，專制社會是一個無限政府，無限政府的擴張欲望、掠奪欲望是沒有辦法克制的。那怎么辦呢？你只有不斷地滿足他。而不斷滿足的過程當中，那些不同的博命集團又把他們擴張的欲望附加在皇權之上（其實還要加上水滸集團這樣的體制外的博命集團，他們也要對百姓大肆掠奪，這里暫且不論，參見我的第二講《〈水滸傳〉：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在中國歷史上，我們會發現一種非常奇怪的現象：皇帝越到民間橫征暴斂，國庫的銀子就越少，為什么呢？就是半路打劫的太多了�；实墼绞菦]有錢，他就越要到民間去搜刮盤剝，可是他越是到民間去搜刮盤剝，他就越發覺得國庫里的銀子少，為什么呢？各路官員都把它盤剝走了。這種情況就造成了中國政治非常奇怪的一個情況。誰都搞不好，誰都無法阻止中國社會的崩潰。最典型的，就是朱元璋。其實我們現在真的應該為他一灑同情之淚。朱元璋是中國歷史上最典型的平民皇帝。他只要聽說有誰欺壓百姓，就怒火滿腔（在保護百姓這方面，他和毛澤東的特點很像。所以，毛澤東很喜歡朱元璋）。但是我們發現朱元璋所有的反腐敗措施都失敗了。要知道，他為了反腐敗而搞的運動的規模超過了我們當代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啊。他對腐敗分子的懲罰嚴厲到只要你貪污幾十塊錢，就要把你“剝皮實草”，就是把你的皮剝下來，里面放上草，你是縣長我就放在縣政府門口兒，你是市長我就放在市政府門口。一放就放很長時間�？墒羌幢氵@樣，中國的官吏仍舊前赴后繼地貪腐。朱元璋最后也糊涂了，他說：我已經給你們工資啦，而且還用這么殘酷的刑罰懲治貪腐，可是為什么還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繼地貪呢？他到死也找不到答案。實際上，答案就在于：在專制社會之下的中國社會、中國政府就是一個貪污、腐敗的社會和政府，不貪污、不腐敗就不可能發財。何況，“升官”就是為了“發財”，“爭權”也就是為了“奪利”�；实廴绱�，官員如此，所有的人都如此。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就出現了一個我把它稱之為“塔西佗陷阱”的怪現狀，“塔西佗陷阱”是什么意思呢？古羅馬的執政官塔西佗說過一句話，他說：當政府不受歡迎時，好的政策和壞的政策同樣會得罪人民。一個專制社會也是這樣，當它從根本上逆歷史潮流而動不惜以掠奪作為立身之本的時候，這個政府不論做好事和做壞事，其結果最終也都是一樣的，就是：亂世。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一治一亂”的分合之道也就最終得以形成。
孫、劉、曹的獨得之秘：“搶”才是硬道理！
弄清楚了在中國頻繁出現的“亂世”的原因，我們接下來再看“離心勢力的成長”。
在我看來，“離心勢力的成長”與當時的庶族集團擁兵自重有著直接的關系。前面我已經講到，當時出現的世族形成了特定的世族集團，并且組成了不同的地方豪強。這些豪強類似于各位比較熟悉的文革時期的軍管會的首腦（這就是所謂的改“剌史”為“州牧”）�；实圩屗麄儗Ω鞯貙嵭熊姽�，本來是為了遏止動亂，但是他們卻領頭帶兵搗亂。當時因為大多是少年皇帝，國家的最高統治出現失控；由于銅錢的貶值又導致了賦稅的大大加重，于是，動亂也就應運而生。然而在他們看來，動亂的局面，又正是他們可以大撈一把的天賜良機。因此，他們又希望能夠不斷地亂下去。所以，才會出現曹操和袁紹打仗時的一幕鬧�。翰懿僖簧详嚲托肌拔峤穹钤t討汝！”袁紹一上陣也宣布“吾奉衣帶詔討賊！”顯然，他們都是在以皇帝的名義趁火打劫。最典型的例子是十八路諸侯討董賊。十八路諸侯討董賊，意味著所有諸侯都開始意識到：舊王朝的秩序已經不復存在。動亂真正開始了。于是，新一輪的勢力新分配拉開了序幕，天下開始了毫無秩序可言的弱肉強食。不過，這些人作為當時漢王朝的精英中的精英，腦子還比較僵化，他們還只是想到你這個皇帝不給我更多的特權，不讓我更多地橫征暴斂，因此我要跟你這個皇帝要權。但是，他們卻并沒有想到自己要當皇帝。在這方面，可以以袁紹為代表，他出身四世三公的家庭，是高干子弟�？墒且舱驗槿绱�，他也就只想到要跟皇帝要權。但是卻并沒有想到自己要當皇帝。這樣的人在當時不在少數。我們可以把他們稱作“袁紹們”。
不過，這時還有一些人，例如曹操、劉備、孫權，作為冷眼旁觀者，已經領悟到了中國歷史的奧秘：皇帝輪流作，明年到我家。過去以為皇帝是天子，現在才恍然大悟，其實也無非就是皇帝打仗打得比我厲害，結果把天下奪走了。既然這樣，那么我為什么還要幫著皇帝打天下呢？我為什么不能自己出來打天下呢？“竊國者侯”，原來誰的權力大，誰擁兵自重并且能夠得到天下，誰就是皇帝。五代十國的后晉時代，有位節度使安重榮先生說了一句話：“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這想必正是這些“冷眼旁觀者”的獨得之秘。
在這方面，曹操應該說是一個代表。嚴格說，曹操應該是庶族集團的代表，庶族是一般的中小地主，所謂“寒門”。庶族集團是當時宦官集團、外戚集團、世族集團之外的新興集團。除了曹操，孫堅、董卓、公孫瓚等等也名列其中。這個集團的人與平民相比，受過更多的良好教育，但是與世族集團的人相比，出頭的機會相對較少，例如曹操的老爸，就只好花錢去買官。而且，世族與庶族絕不來往，頑強地保持著“士（世）庶天隔”的界限。但是也正因此，庶族也就更少條條框框，更不受那些虛假的傳統道德的約束。在亂世的血泊中，面對十八路諸侯們的推諉不前，曹操曾經說了一句著名的話：“豎子不足與謀！”（第6回）仔細想想這句話，不難猜測到曹操的內心。由此開始了他試圖建立自己的獨立武裝的嘗試、“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的嘗試，這意味著一個奸雄的產生，一個分裂天下、陰謀亂中奪權的奸雄的誕生。確實，在這個方面曹操是很聰明的，最先一下子就看透了中國歷史的這個公開的秘密。而在官渡之戰之后，世族集團也就正式退出了歷史舞臺，曹操也從此登上了歷史舞臺。
當然，劉備也不是世族，也不屬于擁兵自重的豪強。他名為宗室，實為寒門，從小“與母販履織席為業。但是在亂世的血泊中，他也艱難地開始了自己的與虎謀皮的“分一杯羹”的嘗試。也因為如此，《三國演義》的“桃園三結義”在歷史上才格外引人矚目，而且因為給后人以極大啟發而為后人所津津樂道。“桃園三結義”在歷史上是沒有的。如果按歷史上人物的真實年齡排序，關羽應該排老大，當時他們三個年輕人，關羽25歲，劉備24歲，張飛20歲。但是《三國演義》卻把“桃園三結義”隆重推出，這實在是小說的一大發明，也是《三國演義》對中國歷史的一大總結。我不知道你們是否看出了其中的奧秘？《三國演義》要揭示的是，為了掠奪皇權，如果你已經是省長、市長了，當然可以擁兵自重，圖謀把江山搶到自己手上。但是假如你既不是省長也不是市長，假如你連個村長也不是。劉邦不還是個村長嘛？那你怎么辦呢？《三國演義》的回答是：可以通過“結義”的方式達成政治聯盟，去掠奪天下。所以，劉關張開的這個頭，從表面上看是兄弟情誼，實際上卻是中國人政治結盟的特定方式。所以，對這個劉關張三結義我們不要太看重所謂的兄弟情誼。這完全是一個政治聯盟，所以才會以“死”相邀，強調“同年同月同日死”。而且，我們還可以聯想，劉備這個人特別喜歡結婚，結了一次又一次，而且從來都是政治婚姻。為什么呢？因為曹操本來就是高官后代、干部子弟。但是劉備卻出身貧寒，因此他要不斷進行政治結盟啊。還有劉備的到處吹牛，所謂劉家后代，實際上已經差了幾百年了，DNA早就稀釋到千分之幾、萬分之幾了，但是他還是要利用，就是因為他要為自己積累政治資本。當然，他的真正開竅還有待時日，要一直等到被荊州兵馬追殺他不得不馬躍檀溪為止。
除此之外，還有孫權。孫家也是庶族。他的前輩孫堅一直是堅持國家統一的，在諸侯聯盟中他也與曹操一樣，始終是最積極的，而且自稱“破虜將軍”。撿到玉璽之后，他也如獲至寶。到了孫策就大不一樣了，他非常果斷地拿這個玉璽去換了兵馬，擁兵自重，開始走上分裂中國的道路。而在孫權時代，他最初也還是藕斷絲連地保持著與國家政府的聯系，魯肅就與他討論過輔佐漢室的問題，魯肅認為：“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而且曹操“北方多務”，因此可以“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然后建號帝王以圖天下”，可是當時的孫權卻不同意，他說：“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也�！�(《三國志·魯肅傳》)直到赤壁大戰，孫權才抓住吳蜀聯合這一“救命稻草”，徹底走上了分裂國家的道路。
另外，三國時代也為當時的不同軍事集團提供了一個掠奪國家資源甚至爭霸天下的基礎，這就是中國的三大經濟中心的開發：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西南地區，各位知道，除此以外中國的經濟中心還有四個，但是當時都還沒有開發，一個是蒙古地區，一個是東北地區，一個是西北地區，一個是沿海地區。而黃河中下游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西南地區這三個地區恰恰就是三國時期三國大戰的經濟基礎，也為不同軍事集團擁兵自重提供了經濟可能。
而這一切，也就集中體現為“離心勢力的成長”。這樣，我們終于可以斷言：“離心勢力的成長”，就正是三國亂世的現實根源。黃巾軍已經被平定了、如虎如狼的董卓也已經被處死，但是那些世族集團卻希望混水摸魚，那些庶族集團更是渴望亂中獲利。也因此，我們千萬不要再在三國之間強分是非善惡，更不要再在三國大戰中強分正義與非正義，無非就是一些人通過軍事暴力的方式來掠奪國家政權，然后再通過合法政權的方式來加倍地掠奪老百姓，無非就是權力之戰。因此，三國無義戰，曹操、劉備和孫權都是戰爭狂徒。這樣看來，《三國演義》認為中國的亂世是因為“失德”才造成的，就無疑遮蔽了歷史的真相。事實上，中國的亂世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專制體制所使之然，是因為這個社會的專制體制決定了：有權就有一切，沒權就沒有一切。結果，認識到這一點的人越多，中國就越是動亂不已。如果這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那么，中國的亂世也就無可遏止了。這，就是中國三國時代亂世的總根源。再說得遠一點，中國394年的動亂史，其實也就是這樣一個中國歷史的公開秘密的淋漓展現。
國家：應該站在鐵籠里發話的權力
討論了現實的根源，下面再來討論人性的根源。
其實，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性的根源。因為《三國演義》是一本文學巨著，而不是類似于錢穆先生的《國史大綱》那樣的《三國大綱》，因此我們還要關注：《三國演義》從美學的角度是怎么看待三國的亂世的？這樣一來，我們如果還是僅僅從現實關懷的角度來看待亂世，那就遠遠不夠了，我們還要進一步從終極關懷的角度來看待亂世。如果前面是從對社會有利還是有害、是推動社會進步還是阻礙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待亂世，那么這里就是要從對人性有利還是有害、是推動人性進步還是阻礙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待亂世，這樣，也就必須去考察亂世的人性根源。三國的亂世和人性之間存在什么關系？三國的亂世是人性的覺醒還是人性的迷失？顯然，作為一部文學巨著，這是一個必須面對也必須回答的問題。
遺憾的是，《三國演義》在這個問題上交的是一張白卷。一部中國的著名小說，而且是一部始終高居于“四大奇書”與“四大名著”這樣兩個最高級別的排行榜之中的著名小說，竟然在美學考察剛剛開始的時候就交了白卷，這很有點尷尬，也很有點無奈。但是，這畢竟就是事實。人性的根源的準確把握，是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進入美學殿堂的起點，《三國演義》在這個地方戛然止步，說明他只是從現實的根源來看待亂世，而且誤以為這就是文學作品的使命。但是，我們卻不能止步于此。下面，我就從人性的根源的角度對三國亂世再做討論。我希望借助這樣的討論，能夠反過來讓你們看到，因為在這個問題上交了白卷而給《三國演義》帶來的美學失誤是多么的令人痛心。
從人性的根源來看待亂世，首先要弄清楚的問題是兩個。第一個問題是：國家是怎么產生的？中國有一個傳統的看法，認為國家機器的產生是人性進步的結果。具體地說是因為人類產生以后，隨著文明的發展，所有人都逐漸意識到了要團結起來，于是就有了國家，并且通過國家來進行管理。但是這其實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想象。在西方，這種烏托邦式的想象也曾經存在。比如說在古希臘的時候，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他們就是這樣看的。他們曾經說：不在城邦中生活的人是動物。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說，沒有在國家的管理下生活的人就不是一個文明的人。反過來，也就是說，國家是人類文明的精華。但是經過將近千年的思考，西方人在國家的產生這個問題上終于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們不再把國家的產生看作人性進步的結果，而是看作人性罪惡的結果。這就是西方最著名的關于國家產生的“原罪”假設：人性的原罪是國家產生的必要條件，這就是結論。也就是說，因為人性的罪惡，人類沒有辦法去自己管理自己，以至于不得不借助“國家”這樣的工具來限制自己。所以，西方甚至有這樣一種說法，國家是什么呢？人性的恥辱。它是上帝的一個不情愿的賜物，也是對人性的罪惡的補救。當然，一說到“罪”，你們就有點兒緊張，覺得自己怎么會跟“罪”沾上邊兒？國家又怎么會跟“罪”沾上邊？不可能的。要解釋一下，這里說的“罪”不是指的犯法，而是指的“過失”。每個人都生活在有限的世界當中，他沒有辦法了解全部的信息，他也無法預知自己的未來，因此，他就只能事事以自我為圓心來考慮問題，也就是說，每一個人都是自私的。這樣，就難免犯下種種“過失”。這就是所謂“原罪”。可是，這樣就勢必造成混亂，怎么辦呢？只有用一個公共的規則把大家都限制起來，從而設法避免這一結局。這就是國家產生的人性根源。布什當選總統后發表總統致詞，他說：從此我就被你們關在國家機器的鐵籠子了，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里和你們講話。這就是國家的作用，它要把所有的人都關在國家機器的鐵籠子里。那么，國家的作用又是什么呢？國家是工具——一個有用的工具，這才是人類的國家所產生的真實原因。國家的作用是確保社會的和平和秩序。它用外在強制的方式，要求人們必須做什么和無論如何都不能做什么。所以，如果要問國家的本質是什么？我們的回答只能是：正義。任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都必須保證所有的人在追求的過程中的在“起點”上的平等、在規則上的平等和在機會上的平等。
不過，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如果再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那我們又必須說，國家也有“原罪”。國家盡管非常重要。但是卻畢竟是人類不得已而為之的一個東西。用限制和干預的放肆來實現了它的國家權力。可是，這種方式畢竟是“以惡治惡”。是以“惡”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預“惡”。這也是國家的“原罪”。所以，人類又要限制國家的作用，不能讓它從有限的工具變為無限的工具。國家只能行使為人民在公共生活所必需的底線權力。人民讓渡少部分的權力給國家，是為了得到更多的權力。比如說每個人碰到紅燈的時候要等一等。這是這個國家對你的限制。但是這個國家不能任意設置紅燈，更不能永遠是紅燈。
更為重要的是，既然國家只是人類不得已而為之的一種“以惡治惡”的方式，因此也就不能允許任何人以任何方式來借助它限制和干預個人。個人的權利神圣不可侵犯。個人的權利是國家所絕對不能干涉的。在這個地方我要強調，我們中國人理解起這個問題來往往比較困難，我們中國人往往會以為國家的利益大于一切，個人的利益微不足道。實際上不是這么一回事。我看到有學者介紹說，從表面上看，西方在談到國家時也不討論個人，因此這就給我們造成一個誤解，以為西方的看法與我們彼此一致。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西方人在談到國家時不涉及個人，完全是因為他們認為個人權利是一個不用討論的前提。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侵犯個人權利。就好像你要“拆遷”，我不愿意“拆”，那你就不能強迫我“拆”。個人權利對于國家來說，是一個不可越過的障礙，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前提。個人是國家得以可能的圓點與基石。是國家的出發點，也是國家的歸宿。個人的權利是不證自明的。但是國家的權力卻需要證明。個人必然是原因，國家只能是結果。也許正是這個原因，有一句名言，我們中國人聽起來往往不以為然，但是西方人卻往往奉為鐵律，有人甚至說，這是幾千年來在西方人的生活中產生影響最大的一句名言。這就是：把愷撒的還給愷撒，把上帝的還給上帝。這句話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愷撒的國家只能管理我們的公共生活，但是，我們的個人權利，我們的精神生活是絕對不能交給它管的。那么，由誰來管呢？上帝的天國。這是西方的一個很重大的貢獻。這樣一來，它就把王冠跟圣壇區別開了。把城堡和教堂區別開了。把騎士和圣徒區別開了，也把靈魂和肉體區別開了。我們在西方經�？吹�，所有的東西都是二元的。也就是說，它把這些東西都區別開了。至于區別的結果，則是一方面憑借國家有限地限制了自己的欲望，另一方面又憑借上帝無限地敞開了自己的精神。
第二個問題是：國家是如何可能的？國家是用來限制原罪的，但是它自己也構成了新的原罪。以惡治惡的方式，無疑是以新的罪惡代替舊的罪惡。今天將國家作為拯救手段，天也很可能將國家作為奴役鎖鏈。換句話說，國家機器是一個自然的東西。以自然的力量來遏制自然的力量。就像靠瞎子來帶領瞎子走出黑暗。這樣做的結果就只能是在遏制惡的過程中又造就出新的惡和更大的惡。這樣來看，如果放縱國家權力，那肯定就是人類之禍。人們經常說：絕對的權力會導致絕對的腐敗，確實很有道理，濫用自由就會喪失自由，濫用權力也會喪失權力。如果權力被絕對化，權力的以惡治惡就會成為社會的首惡。最終導致的結果是什么呢？在人間建立天堂的努力變成了地獄就是人間的現實。
那么，國家是如何可能的？人性的向善使國家的產生成為可能。要遏止絕對的權力，遏制國家的那些罪惡的因素的宣泄，就要靠人性的向善，也就是說，要靠人的不斷向前向上的那種人性的力量來推動國家向前向上。黑格爾曾說過：“東方從古到今知道只有‘一個'是自由的；希臘羅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體'是自由的�！�[5]“一個”是自由的、“有些”是自由的、“全體”是自由的，這里的區別在那里呢？就在于人性的向善。對于一個國家來說，人性的向善就是必須要使人成其為人，要讓“全體”自由，無論如何不能只讓“有些”自由，最差的是決不能讓“一個”自由。這樣，一個國家就必然難免人性的監督、人性的推動、人性的制衡。至于人性的向善的動力與保證，那無疑是來自于宗教。
人性向惡的鼓勵機制：施虐者與被虐者的明推暗就
弄清楚了國家是怎么產生的和國家是如何可能的這樣兩個問題，我們就有可能回過頭來思考從人性的根源來看待亂世的問題了，顯然，在中國，亂世的出現與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斷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關。由于宗教的缺席，在中國并不存在西方那樣一種人性向善、那樣一種不斷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耶穌受難的時候，有一句話讓人倍感親切，他說：我的國不屬于這世界。可是任何一個中國人臨死的時候都說不出這句話，因為在中國人看來，“人死如燈滅”。可是，佼佼者易折，出頭的椽子先爛，人性這樣一種奢侈品、易碎品，沒有宗教的強大支持，肯定是行之不遠的。至于對于國家的人性的監督、人性的推動、人性的制衡，那就更加談不上了。“使人成其為人”，這樣的理想，那更是聞所未聞。真實的一幕是：所有人的放棄自由推動著“一人”之自由的出現。國家權力由于失去了人性的監督，失去了人性的推動。也失去了人性的制衡，結果就從有限的工具轉變為無限的工具，也從有限的權力變成了無限的權力。而無限權力會導致什么呢？當然是無限的政府，這就是我們在中國看到的“一人之天下”。它意味著“天道”與“天子”的統一，也意味著無限權力和無限政府，其結果，就是永遠的“亂世”與暫時的“盛世”。
“合久必分”與“分久必合”曾經令世世代代的中國人莫名困惑，而永遠的“分”與“暫時的”合“則更曾經令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困惑莫名。亂世，實在是世世代代的中國人心中永遠的痛。而從人性根源的角度，我們不難看到，無限的權力，不但必然導致無限的腐敗，而且必然誘發無限的人性的惡，我在前面已經分析過，國家也有“原罪”，國家是“以惡治惡”，是以“惡”的方式去限制和干預“惡”。國家一旦擁有了無限的權力，國家的以惡治惡就會成為社會的首惡。中國的亂世，正是因此而應運誕生。人性的向善一旦化為泡影，人性的向惡就會成為現實。而假如說人性的向善是行善之淵，那么人性的向惡就是作惡之源。所有的人都用殘暴來肯定自己，所有的人都在作惡中尋求快感，所有的人都是屈辱的活著，所有的人都是滿懷敵意地看待世界。弱肉強食，“以殺止殺”、“以暴易暴”，為暴力而暴力，為破壞而破壞，為殺戮而殺戮，貪官淘汰清官，劣幣淘汰良幣，壞人淘汰好人。這個時候的中國，就只能“腳踩西瓜皮，溜到哪里算哪里”，如果有一個強人或者強力集團出現，就會出現“分久”之后的“合”甚至“盛世”——不過實際上還仍舊是使人不成其為人的“一人”之世，如果沒有一個強人或者強力集團出現呢？那當然就會出現“合久”之后的“分”甚至“亂世”——這是一個無“人”（人民、人性）之世。而無論是“一人”之世，還是無“人”（人民、人性）之世，都絕對不是“有些”之世，更不是“全體”之世。
這就正是我們在三國時代所看到的真實一幕。人性向善的缺席，導致了國家的無限權力，而國家的無限權力，又誘發了人性向惡的出場。而且，這是所有人的人性向惡。不僅僅是統治者的人性向惡，而且被統治者的人性也同樣向惡。統治者的人性向惡，這很容易理解。無限權力的存在已經使得他們的人性逐漸泯滅。就以漢家王朝的兩個老祖宗為例，呂后擅自做主，把漢家的第一功臣韓信殺掉，劉邦的反應是什么呢？司馬遷這個人文筆非常厲害，形容他是“且喜且哀”。好好的一個人以“莫須有”的罪名給殺掉了，他卻是“且喜且哀”，首先是“喜”，然后才是“哀”，可見坐上了九五之尊的寶座，他的人性已經被向惡的取向占據了上風。王莽篡權的時候，殺掉了自己的三個兒子，還有一個是早夭，如果不是早夭，很可能也要被殺，此外，還殺死了一個孫子、一個唯一的侄子。趙翼在《二十二史札記》評價說：“其意但貪帝王之尊，并無骨肉之愛”。這句話，其實可以看作對于所有統治者的評價。確實，無限的權力需要的無限的向惡，越是人性向善，就越是無法存身。五代十國時候，我們南京的李后主就是輸在了這個問題上。而無限權力的爭奪，那更是比足球場上對于那個滿場滾動的足球的爭奪要殘酷得多，不到最后一人一槍一彈，是絕對不會停止的。而即便是幸運地遇到了“停止”，那也不過是臨時的“叫停”，只是新的一輪無限權力的爭奪之前的靜場。
不容易理解的是被統治者的人性也同樣向惡。一般的看法，往往是把亂世的責任推到統治者的頭上，并且會認為只要把他們“除掉”，就會從“天下大亂”走向“天下大治”。可惜，這并非歷史的真實。心理學家告訴我們，虐待狂和被虐狂之間存在一種共同合作的默契關系。統治者作為虐待狂是因為被統治者都是被虐狂。甚至統治者不虐待他還會很不舒服。所以，在亂世中正是被虐狂和虐待狂之間的相互依存導致了統治者無不把“殘忍”當作力量。
在這里，我要順便解釋一下歷史上所謂的“渴望統一”的問題。這是一個美麗的陷阱。千年之后，還是連我們的大導演張藝謀都身陷其中，而且樂不思蜀嗎？看看他的影片《英雄》，就知道他對中國歷史的了解是多么的膚淺。事實上，在歷史上中國老百姓的渴望統一，只是希望統一于“一人”，而不是統一于“全體”。因此這統一實現的只是“一人”之自由，而并非“全體”之自由。�！じヂ迥酚幸槐竞苤臅�，名字就叫做《逃避自由》，在歷史上中國老百姓的渴望統一，就正是在“逃避自由”。因此這樣的選擇實際上還是一種人性的向惡。只不過是自己無力為惡，因此就只好借助于他人之手來實施而已。而這種“逃避自由”的努力，無疑極大地縱容了統治者之間對于“一人”之自由的爭奪。而且，這種爭奪還因此而尤為慘烈。就像黑社會的老大。你可以發現，凡是寫黑社會的電影的，那個老大都特別厲害，特別兇殘。動不動就“把他砍了！”“把他耳朵割下來！”“把他的手剁下來！”。你會非常困惑：他為什么會如此兇殘呢？其實，對他來說，這是必須的。他越是殘忍，就越是有力量，而所有的被領導者其實也在下意識里都希望他越殘忍越好。為什么呢？因為大家都要跟著他混嘛。他要是鎮不住局面，大家全完蛋。何況，對于其他團伙的兇殘，可以使自己所在的團伙間接受益；而對于自己團伙內部的兇殘，則可以穩定隊伍。這對于一個已經完全放棄了自己的自由而依賴于他者的人來說，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
當然，我這樣說，有不少人會不服氣。他們會說，畢竟還是好人多啊，難道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中就沒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之樂而樂”的人嗎？確實，我也并不否認好人的大量存在，更不否認好人在亂世中所做的努力，但是問題在于，哪怕是這些好人，當他們進入中國社會的渠道，并且不得按照中國社會的潛規則來行事的時候，他們實際上也還是在不知不覺的作惡——盡管他們并不希望后自己的人性向惡。因為他們對于公平正義的期待就算沒還有喪失但也已經被扭曲了。我就舉個張愛玲的例子吧，有一次，在街上，張愛玲看到警察在隨便打人，她特別氣憤，但是很奇怪的是，她卻沒有去制止，而是幻想說：我一定要想辦法嫁一個大官兒，當個官太太，然后我就可以去“扁”這個警察（《打人》）。張愛玲的幻想其實很有代表性。不是自由的意識，而是權力的意識，已經深入到了每一個人的血肉和靈魂。每一個中國人都在想，自己要擁有權力，然后就去消滅對方�？墒敲總�中國人都沒有想到，正是自己的這一想法。導致了無休無止的動亂。因為事實上每個中國人在下意識里所想的解決辦法都是一個——那就是“我要比你更壞”。例如我們現在所看到的三種電視�。好骶⑶骞俸蛡b客，實際上就都是代所有的好人實現了他想實現但是卻無法實現的愿望。總之，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更為暴戾，更為強大，都希望通過讓自己更為暴戾和更為強大的方式來消滅惡。但是卻沒有人想到：自己是——在“惡”上加惡。而這樣的惡上加惡，也就導致了惡的惡性循環，或者是你“迫害”我，或者是我“迫害”你，但是種種的改變卻沒有改變一個東西，那就是“迫害”本身；或者少數人“統治”多數人，或者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可是“統治”的事實卻從來就沒有改變。而這個從來就沒有改變的“迫害”與“統治”，就正是亂世的人性根源。
還回到我們正在討論的《三國演義》，現在我們已經不難看清楚，《三國演義》作為一部文學作品，它本應解釋的，就是上述那些作為亂世的人性根源而存在的種種社會的病態、人性的病態，遺憾的是，我們看到，它交的是一張白卷。更為嚴重的是，它不但交的是一張白卷，而且還在以扭曲的方式引導著世世代代代的后人對于這一亂世的誤讀。以記憶的方式消滅記憶，以歷史的方式消滅歷史，以思想的方式消滅思想。這就是我們所看到的《三國演義》。它所熏陶出來的讀者，也無非都是一些亂世的繼承者與接班人，起碼都是一些亂世的阿諛者與追星族，但卻從來就沒有亂世的批判者與掘墓人。
現在，我想我們的結論就很清楚了，《三國演義》認為，造成三國的亂世的根源是“失德”，而在我看來，造成三國的亂世的根源卻是：失愛。亂世的出現與人性向善的缺席、不斷向前向上的人性力量的缺席密切相關，也與對于國家的人性的監督、人性的推動、人性的制衡的缺席密切相關，更與在作為無限權力的“天下”的誘惑下粉墨登場的人性向惡密切相關。
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問題。
注釋：
[1]司馬遷：《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2956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
[2]錢穆：《國史大綱》，214-216頁，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
[3]劉澤華、汪茂和、王蘭仲：《專制權力與中國社會》，26-29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4]司馬遷：《史記·秦始皇本紀》，258頁，北京：中華書局，1982。
[5]黑格爾：《歷史哲學》，220—222頁，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