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系根據演講整理的南京大學教授潘知常的新著《誰劫持了我們的美感——潘知常揭秘四大奇書》中的第一講，該書已經由上海學林出版社出版。
大家好！今天開始講《三國演義》。
說到《三國演義》，大家一定很熟悉。但是，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我就更需要先講幾句題外的話。記得我有一次到南京圖書館去做報告，講的也是《三國演義》。我一上去，看到那么大的報告廳里面竟然人滿為患，當時我就說：“看到這么多的人在寒冬的上午趕來聽我的講座，這確實讓我十分感動。而且，我還看到有不少人因為沒有座位而只能站在后面甚至坐在臺階上，這就更讓我十分感動了。不過，在演講的開場之時我還是要先表示一點兒遺憾：我今天所要講的《三國演義》，仍舊是寒冷的，這當然是因為它恰恰是來自中國歷史上最最寒冷的時代之一——三國時代，也因為它本身也恰恰來自一種最最寒冷的美學。因此，我要首先向各位說一聲：抱歉！當然，我也非常希望能夠借助我的講座給那個寒冷的時代、這本寒冷的書和今天這個寒冷的上午帶來一點兒溫暖。”今天，我對你們也要這樣說。
大家知道，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新世紀的曙光已經照耀了我們整整七年。但是，只要我們回頭望去，就不難看到，在我們的身后存在著一個漫長的王朝，在我們的心中，也存在著一個漫長的王朝的陰影。這個王朝從公元前221年開始（就是我們所說的秦王朝），一直到公元1912年結束，一共歷時2132年。在這2132年當中，不用我去多加介紹，每個中國人都肯定知道，是經過了許多朝代興衰、也經歷了許多刀光劍影的，但是，假如今天我請聽課的你們回顧一下，然后說出自己所最為熟悉的朝代，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公元3世紀，選擇三國的時代。從公元184年“黃巾之亂”開始，直到公元280年“三國歸晉”止，一共歷時96年的三國時代，確實是我們所有在座的人，所有中國人所最為熟悉的。同樣，在中國歷史上的2132年中，一共有494個皇帝，當然，其中有73個是死后追封的，那也就是說，如果把這73個減去的話，應該是一共有421個皇帝，那么，假如我現在再請聽課的你們回顧一下，然后說出自己所最為熟悉的皇帝，各位會說出誰來呢？“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但是仔細想想，對這幾位我們大概也就只是經常聽說而已，例如，在毛澤東的詩詞里面。如果要論真正比較熟知的，那可能還是要數劉備、曹操、孫權了，當然，曹操生前并沒有稱帝。可是，96年的三國時代其實只是中國五千年文明史的一個瞬間，在中國的2132年的王朝史中也只有區區百年，劉備、曹操、孫權也只是中國的421位皇帝中的一個零頭，但是為什么就能夠家喻戶曉？為什么就能夠比中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代以及其他的皇帝都更引人注目呢？答案我就是不說各位也完全可以猜到，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為《三國演義》的影響啊。
《三國演義》在中國的影響實在是太大了。而要把這個影響講清楚，我覺得只要提到兩個排行榜就足夠了。中國古代曾經出現過兩次關于長篇小說的排行榜，第一次是在明朝末年，被稱為“四大奇書”，其中的第一本就是《三國演義》，接下來是《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第二次是在清朝，中國的文化人又重新再排了一次，結果是《金瓶梅》出局，《紅樓夢》上榜。不難看出，這兩個排行榜已經充分顯示了《三國演義》的不可撼動的地位，也充分說明了《三國演義》的重要性。
說到排行榜，我還要順便插幾句話，從美學貢獻的角度來評價，我倒一直竊以為在清朝的排行榜中應該出局的是《水滸傳》或者《三國演義》，我始終認為《金瓶梅》從美學水平的角度來看，其實是明顯高于《水滸》的，也明顯高于《三國演義》。當然，這是另外的一個問題，今天無法展開。還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人提出，歷史已經又過去了三、四百年，我們是不是應該再重新做一次四大名著的排行榜呢？我看到有人提議，可以把金庸的《鹿鼎記》置換進來，這是否可行？這當然可以討論。可是我覺得，經過了三四百年，尤其是經過了20世紀，經過了共和國的50年，卻偏偏至今也拿不出一部作品來與幾百年前的作品相媲美，就更不要說超過了，這實在令人臉紅，而這也才是最值得討論與關注的問題。不過，這也是題外話，起碼是后話，這里也同樣不去多多涉及。
前面說了這么多，無非是要強調今天我開講《三國演義》的重要性，下面還需要簡單說明的，是開講《三國演義》的必要性。各位都知道，易中天的“品”三國目前已經紅遍中國，既然如此，我還有必要再講三國嗎？盡管這只是我的課程中的一講，可是否也還是有人會認為我是在趕時髦呢？我要說，對我的美學同行易中天在中央電視臺“品”三國，我表示敬意。但是，我一直非常困惑不解的是：一個美學家為什么要放棄美學的眼光而在電視上去講故事、去說書？要知道，《三國演義》是一部文學經典，因此，從美學的角度看《三國演義》，不正是最必須也最正當的角度嗎？易中天有什么必要放棄自己已經十分嫻熟的美學武器？有什么必要放下自己的學術身段呢？更為重要的是，也正是因為易中天以及“易中天們”的“放棄”與“放下”，從美學的角度看三國，反而也就成為一個空白，成為一種必要。而這，也就是我今天開講三國的一個理由。也因此，各位應該能夠想到，在我的講座中，絕對不會沿襲目前盛極一時的講故事的套路，也絕對不會放棄美學的尊嚴。我要尊重你們的水平，不把你們當作兒童，也要尊重美學的品位，不靠出讓美學去貼近市場。簡單說，我，要堅持自己的風格！
下面，我想講四個問題：一、《三國演義》寫了什么？二、《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一個問題：導致“亂世”的原因是什么？三、《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二個問題：如何促成“亂世”的結束？四、《三國演義》回答的第三個問題：由誰來促成“亂世”的結束？
一、《三國演義》寫了什么？
“你最不想投胎在哪個時代？”
我首先要講的是：《三國演義》寫了什么？
對于這個問題無疑見仁見智，各有各的看法。例如，有人會說，寫了三國大戰，有人會說，寫了劉、關、張等“英雄”，確實，這樣說當然都有道理，不過，卻又都僅僅“登堂”，而并未“入室”。我們不妨追問，在中國，國與國之間、朝代與朝代之間的血雨腥風從未停止，但是為什么只有三國故事如此引人矚目？同樣，在中國，歷朝歷代英雄豪杰更是風起云涌，但是又為什么只有劉、關、張等“英雄”如此令人心動？其中的原因只有一個，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在“亂世”這個特殊的舞臺上展開的。三國是亂世的三國，英雄是亂世的英雄。而且，三國正是因為亂世而成為“三國”，英雄也正是因為亂世而成為“英雄”。
事實上，在“三國”與“英雄”的身上，“亂世”，是最為深刻也最為醒目的烙印。我曾經給我的學生提過一個問題：如果讓你再投胎一次，你最愿意投胎在哪個時代？我的學生一般都說，那肯定要選擇投胎在唐朝。我聽了很不以為然。我說唐朝固然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時代，但是，在中國還有一個更加偉大的時代，那就是春秋戰國。那是一個青春的中國，但是從秦王朝開始，中國就日益頹敗，也日益頹廢了。因此，如果讓我來做這道題，如果讓我再投胎一次，那我肯定選擇投胎在春秋戰國。當然，今天我不會再問你們這個問題，但是我要問你們一個相反的問題。我要問：如果讓你再投胎一次，你最不想投胎的是哪個時代？顯然，答案就是三國時代。我最不想投胎的，就是三國時代。
中國的帝國時代是從秦王朝開始的。在此以后，我們可以把中國的帝國時代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帝國，秦漢；第二帝國，隋唐宋；第三帝國，明清。其中，統一的朝代有九個，秦、漢、晉、隋、唐、宋、元、明、清。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其中就不存在動亂、戰亂，恰恰相反，事實上倒是“亂”多“治”少。例如秦末，從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的西漢建國初期，共歷十年。人口在秦朝末年是2000多萬人，到了漢初已經死亡了70%。再例如西漢末：公元2年全國人口是5959萬，到了東漢初的公元57年，人口只有2100萬了，死亡了65%。再如唐代的“安史之亂”，死亡人口也將近全國人口的二分之一。不過，這畢竟是局部的，只是動亂、戰亂，而不是亂世。真正的亂世，第一個就是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就是現在張藝謀和馮小剛們特別喜歡寫的《滿城盡帶黃金甲》與《夜宴》的年代）、南宋金、元末，等等。其中，以三國的建安開始的魏晉南北朝亂世最為慘烈，一共394年。我們想一想，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僅僅是十年動亂，我們就已經不堪忍受了；中國的抗日戰爭，開始說是八年，后來說是十四年，我們就更已經不堪重負了，但是，這發生在第一帝國結束期的亂世，也是中國的帝國時代所出現的第一次亂世，竟然持續了整整394年。當然，其間也不是沒有瞬間出現的戰時和平時期，但是只有多長呢？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統計說，只有十幾年。設身處地想想，如果我們不幸而生存于這個時代，我們將何以為生？又能夠以何為生？家國之痛，民族之哀，中國人說：“寧作太平犬，勿當亂世人”，這真是肺腑之言啊。我過去看過一部外國小說，是馮尼格寫的《第五號屠場》，小說里寫道，主人公所生活的人類社會也遭遇了一場兵荒馬亂的不幸，于是男主角就逃到了其他的星球。外星人問他：你認為什么最寶貴？這個男主角就說：和平地生活。這也同樣真是肺腑之言。
我們不難發現，《三國演義》的問世無疑與亂世密切相關。作為中國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偏偏從歷史題材開始，而且偏偏從亂世開始，顯然都不是偶然的。而且，《三國演義》定稿于明朝，元末四十余年的亂世無疑也給當時的文人留下了刻骨銘心的感觸。他們對于亂世的反映、反思與反省，也更是恰恰構成了《三國》的內在取向。
絕對現場與邊緣情境
我計算了一下，一百二十回的《三國演義》中，大多有近九成的內容是寫的亂世。至于這個亂世亂到了什么地步，我們不妨摘出幾段文字，各位自己看看：
先看第一個例子——
帝入洛陽，見宮室燒盡，街市荒蕪，滿目皆是蒿草，宮院中只有頹墻壞壁，命楊奉且蓋小宮居住。百官朝賀，皆立于荊棘之中。詔改興平為建安元年。是歲又大荒。洛陽居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出城去剝樹皮、掘草根食之。尚書郎以下，皆自出城樵采，多有死于頹墻壞壁之間者。漢末氣運之衰，無甚于此。[1]
皇帝出京逃難，又回到了首都洛陽，一看首都完全被兵燹焚毀。他的政府官員來慶祝他重返首都，是站在哪兒呢？“百官朝賀，皆立于荊棘之中”，就是全都站在荒草里。這就類似皇帝領著他的手下在一個荒地里開政治局會議，連個像樣的桌椅板凳都沒有，只有幾塊兒石頭。當時竟然已經亂到這個地步了。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洛陽的市民“僅有數百家，無可為食，盡出城去剝樹皮、掘草根食之”，洛陽是當時的大都市，是當時我們國家的首都，但是卻只剩下了數百家。而且這數百家的市民連飯也吃不上了，全靠剝樹皮、掘草根兒過活。
再看第二個例子——
當時叛將郭汜、李傕，張濟與樊稠出來造反，把皇帝圍在城里，皇帝就說，你們不要打了，你們想要什么官兒我給你們什么官兒，你們還是跟我組成一個統一戰線吧。這四個人同意了。我們看一看《三國演義》里怎么描寫的：
（郭汜、李傕，張濟與樊稠）四人各自寫職銜獻上，勒要如此官品，帝只得從之。（第10回）
（但是他們還不滿意，皇帝只好又封了二百多人）刻印不及，以錐畫之，全不成體統。（第13回）
更為惡劣的是后來郭汜與李傕起了內訌，李傕竟然說：“不須多言！我兩個各不許用軍士，只自并輸贏。贏的便把皇帝取去罷了。”（第13回）皇帝竟然成為政治的第一賭注，這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幕今古奇觀。
再看一個例子——
皇帝因為不堪董卓的勒索和威脅，寫了一首發牢騷的詩，我們看看董卓怎么說呢？“怨望作詩，殺之有名矣”。他竟然要對皇帝施加文字獄。大家知道，在中國只有對百姓和知識分子的文字獄，清朝文人的詩里還寫過“避席畏聞文字獄”，對皇帝我們卻極少看到，但是我們在《三國演義》里竟然看到了。
最后再看《三國演義》以外的一個數字以及兩首詩歌——
一個數字：公元156年時，中國的人口是5000萬，到了公元280年，三國時代結束與國家暫時統一時，全國人口就只剩下了1600萬。這是何其悲慘的景象，相當于我們現在的每一個三口之家都只有一個人能夠死里逃生啊！
兩首詩歌：一首是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余一，念之斷人腸”。我想，“生民百余一”大概不是曹操的文學想象，而應該其實就是三國時代的事實。還有一首是蔡文姬的《悲憤詩》，比較長，只要記住下面幾句即可：“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撐拒。馬邊懸男頭，馬后載婦女”；“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語。失意幾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不活汝！'豈敢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棰杖，毒痛參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可”；“城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縱橫莫覆蓋。出門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讀完這幾句，我想，你們就不難知道什么是亂世，也不難進入歷史的絕對現場。
顯然，《三國演義》寫的就是“亂世”。《三國演義》就是對于亂世的反映、反思與反省。而這無疑正是《三國演義》最為成功之處。也正是它能夠幾百年來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且沒有被排擠出局的重要原因。
為了幫助各位更加深入地理解“亂世”與《三國演義》的內在關系，我想引入一個重要的哲學、美學概念：邊緣情境。這個概念是德國的一個大哲學家雅斯貝斯提出來的，指的是當一個人面臨絕境——例如死亡、失敗、生離死別時的一種突然的覺醒，這個時候，與日常生活之間的對話關系出現了突然的全面的斷裂，賴以生存的世界瞬間瓦解，于是，人們不得不睜開眼睛重新認識這個熟識的世界。用雅斯貝斯的話說，人只是“在面臨自身無法解答的問題，面臨為實現意愿所做努力的全盤失敗”[2]時，換一句話說，只是在進入邊緣情境時，才會恍然大悟，也才會如夢初醒。應該說，雅斯貝斯的發現很有道理，也已經獲得了美學家們的普遍認同。而在文學創作中，我們也確實看到了很多類似的例證。例如曹雪芹的從“鐘鳴鼎食”之家淪入“待罪之身”，魯迅的“從小康之家墜入困頓”，都是他們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的重要保證。魯迅說：“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出世人的真面目。”這里的“迷途”，就也可以理解為我這里強調的“邊緣情境”。遺憾的是，在《三國演義》的研究中，我還從未看到“邊緣情境”概念的引入。其實，“邊緣情境”正是剖析《三國演義》美學的前提，因為在《三國演義》中“邊緣情境”是雙重的，不但作者是置身“邊緣情境”，而且小說描寫的也是“邊緣情境”。這，就是我在一開始就特別強調的“亂世”。
讓“三國”更有“人味”的演“義”
因此，《三國演義》實際也就是中國人在亂世中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這“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就體現在對于亂世的反映、反思與反省上。從這個角度再看《三國演義》，我們才會懂得，我們的前輩為什么要去“演義”三國。在這里，我們要注意這個“義”字。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一般是講“仁義”，是“仁”與“義”放在一切的，但是一旦進入“邊緣情境”，“仁”與“義”之間的對話關系就出現了全面破裂，處理私德的“孝”與處理公德的“忠”（“孝”的延伸）也出現全面破裂，這個時候，“義”，就成為亂世的精神動力。你看中國人在日常生活的對話關系全面破裂時講的“大義滅親”、中國人在社會生活的對話關系全面破裂時講的“起義”，甚至中國人在放棄了所有的正常的對話關系而被迫做了土匪上了梁山時所講的“俠義”，就會知道，這里的“義”就正是中國人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在“忠孝”之上，在“仁”之上，中國發現，還存在著一個更為深層、更為根本的“義”。在這個方面，最為典型的，就是關羽“義釋曹操”，這顯然不合“忠孝”的標準，因此往往為后人所困惑不解，甚至作為關羽的一個失誤來解釋，可是，如果看看后人對于關羽這一行為的津津樂道，再想想《三國演義》為什么要著意刻畫這個細節，就知道其實這正是《三國演義》所推崇的，這就是所謂的“義”。它強調的是：盡管由于主流社會的崩潰，由于國破家亡，“忠孝”已經無從約束每一個人，因為它已經失去了明確的指向性，但是卻還應該恪守一些基本的道德準則，所以“見義”還是要“勇為”，所以仍舊不能因為“背信”而“棄義”，更不能恩將仇報。也就是說，還是要有道德底線，還是要有“人味”。推而廣之，顯然，中國人正是從道德底線——“義”的角度也就是要讓歷史有“人味”的角度著手三國歷史的演繹的。張尚德寫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引》說，《三國演義》這本書是為了要“使天下之人，入耳而通其事，因事而悟其義，因義而興乎感。”就是這個意思。我記得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說過：“場上歌舞，局外指點，知三百年之基業，隳于何人？敗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不獨令觀者感慨零涕，亦可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我覺得，《三國演義》也是這樣，它也代表著中國人在“邊緣情境”中對于“義”的洞察，并且最終“恍然大悟”、“如夢初醒”，“知”中華帝國“之基業，隳于何人？敗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從而“懲創人心，為末世之一救。”
具體來說，《三國演義》的“恍然大悟”和“如夢初醒”表現在三個問題上。第一個問題是：導致亂世的原因是什么？第二個問題是：如何促成亂世的結束？第三個問題：由誰來促成亂世的結束？而且，《三國演義》還自問自答，對于上述三個問題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平心而論，我們必須承認，《三國演義》所做出的，也是中國歷史上的最好的回答。我想，這應該就能夠解釋《三國演義》為什么一直深受中國人的歡迎，而且一直雄居“四大”的排行榜而沒有被排擠出局了。不過，我不能不說，假如站在今天的美學立場上來看的話，那又必須強調，《三國演義》對亂世的反映、反思與反省實在是非常膚淺，從讓歷史有“人味”（“義”）的角度來反映、反思與反省亂世，其實又是遠遠不夠的。因此，它也仍舊沒有“恍然大悟”，也仍舊沒有“如夢初醒”。更為嚴重的是，《三國演義》對亂世的反映、反思與反省還有一些非常錯誤的地方。對此，魯迅精辟地概括為“三國氣”，他批評說：中國之所以盛行《三國演義》故事，就是因為中國人身上有“三國氣”。這里的“三國氣”實際就是指的它所推崇的“人味”（“義”）一旦被綁架到歷史的戰車之上，一旦被置身于“敵我”、“好壞”“是非”的價值語境之中，也就反而美丑不分，善惡混淆，不但往往成為罪惡的幫兇，不但往往因為自己的“義氣用事”而不惜將更多的無辜者拖入苦難的深淵，而且往往其自身就是最大的罪惡。遺憾的是，我們卻往往對此有意或者無意地視而不見。
而這，也就正是我在后面所要回答的問題。
注釋： [1]羅貫中：《三國演義》第14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3。以下凡引此書均只標示章回。
[2]雅斯貝斯：《悲劇的超越》，10頁，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198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