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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世矚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歷時5年終于告捷，其重大成果《夏商周年表》近日向世人公布。主持這項宏大系統工程的工程首席科學家、專家組組長李學勤成為人們關注的人物，筆者最近采訪了他。
工程首席科學家
今年67歲的李學勤坐在他的書房里，周圍堆滿了書，書柜里放不下，用紙箱裝著擺在地上。他說起話來目光流露著睿智的神采，反應靈敏，且說話節奏較快，仿佛是為了節省時間。他目前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和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長、國際漢學研究所所長等數職。他詼諧地把自己比作一個多波段收音機，這么一擰是中波，那么一擰是短波。他做學術研究分秒必爭，常把最近正在研究的材料帶在身邊，開會休息時就拿出來思考研究。他練就了一種充分利用時間的本領，能隨時隨地地鉆進冷僻深奧的研究中去，又能隨時隨地地拔出來。演講時，他眼觀六路，耳聽八方，出口成章，旁征博引，古今中外，融會貫通。在學術思路上他也是能入能出，研古而不泥古，將微觀與宏觀相結合，將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相結合，論證問題嚴謹周密，又有極強的預見性。在學術界，他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集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獻學家于一身，是對考古發現利用最及時、探討最全面、成果最顯著的學者。他很早就提出研究古代文明最好采取多角度、多層次和中外比較研究的方法，這與夏商周斷代工程采取多學科合作的思路契合，也許這就是夏商周斷代工程選擇他作為首席科學家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工程始末
中華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學界的公認。在中國學者手里，五千年文明史也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按《史記》記載，我國古代可靠的編年史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從這一時間上溯，學者意見紛紜。從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朝代夏開始，往后約一千年的歷史年代模糊不清。自西漢末年的學者劉歆開始的兩千多年來，許多中外學者試圖解決這一學術懸案，由于探討三代的年代學涉及的學術領域相當廣泛，使得任何人的個人力量都難以取得突破。
1995年，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參觀了古埃及盧克索遺跡以后受到啟發：古埃及第12王朝共213年，是帕克據某王登位的第7年8月16日天狼星在東方升起的月相計算出來的，為什么我們現在的天文學家不根據中國豐富的天象記錄算出夏商周的年代呢？一個想法在他的心中形成，于是他提出：處于跨世紀之交的“九五”期間，應該組織社會科學家和自然科學家對這一重大歷史問題聯合攻關。1996年5月，夏商周斷代工程通過項目論證，正式啟動，成為我國“九五”期間重點科技攻關計劃項目。工程目標就是研究在中國古代文明的興起和發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夏、商、西周三代的年代學，制定有科學依據的夏商周年表，為中華文明尋根。這個科研項目，涉及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科技測年等學科，分9個課題，44個專題，直接參加的專家學者就有200人，開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的跨學科門類的合作研究。
據李學勤介紹，任何一個參加研究的學者，可能從來沒有與這么多不同學科的學者合作過，因此，開始時沒共同語言，這就要經常開跨學科研討會，互相之間進行磨合，逐漸找到共通點。以“武王伐紂”年代為例，海內外學者已有44種不同說法，年代的范圍就有112年的跨度。“工程”的文獻學家把有關資料和中外已有不同年數的學說加以搜集、整理和研究；考古學者則對有關考古遺址的遺存進行分期研究，提出系列樣品進行C14測定；天文學家用國際天文學界最先進計算軟件，對古籍中有關天象記載進行全面考察和推算……再經過反復選擇，多方討論，將武王伐紂的年代縮小到30年范圍內，最后選定了公元前1046年。這個工程的啟動和完成，為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結合積累了經驗。這種結合開創了新路，也將是21世紀有關科學研究發展的趨勢。
學者生涯
李學勤現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精通英語的他引用了一句英文俗語“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來說明自己的治學體會。“一些的一切”即學什么東西應對這個領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對其他領域的知識也都應懂一些。他讀書面很廣，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工作，涉及理科方面的內容，因有相應的基礎知識，他做起工作來不覺太困難。
李學勤從小就喜歡讀書，七八歲起就迷上了《科學畫報》，他把書攤上的《科學畫報》都買全了，每一本每一篇都認真地讀，那時只是出于好奇心。為了買書，他省吃儉用，經常不吃早飯、午飯。各種各樣的書他都愛看，新書買不起就看舊書。他還有一個特點，越是不易看懂的書越愛看。他的愛好影響了他的專業取向。讀中學時，他對科學書、哲學書都喜歡瀏覽，金岳霖的名著《邏輯》，他讀了好多遍，其中介紹數理邏輯的一章，和數學一樣充滿符號，大大激發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他不顧希望子承父業的醫學界的父親的反對，投考了清華哲學系。上大學的時候，他憑興趣讀英文小說，免修英語課，后來還自學了日、德、俄語。當時，甲骨文等富于神秘感的古文字又吸引了他，他經常跑到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專讀關于古文字的書，鉆研起殷墟甲骨文來。他在這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甲骨學家的賞識，應邀參加了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殷墟文字綴合》的工作，從此開始了古文字學、考古學、歷史學研究的學術生涯。
重寫《中國學術史》
也許是獨特的個性和豐富的學識使然，李學勤的研究多有創見，五十年代他成為第一個綜合研究戰國文字的人，隨后提出殷墟甲骨分期的“非卦辭說”與“兩系說”，一開始引起很大爭議，后來逐漸被學界所接受。近年來，他除了從事新出土的竹簡帛書的研究外，還到歐、美、澳、日等國任教講學，考察鑒定流散在國外的中國古代文物，寫成《四海尋珍》等書。他發展了王國維的“二重證據法”，突出表現在對無文字的考古資料的重視和對文化學理論的運用方面，他認為考古研究同認識古代、研究古代傳統的歷史研究相結合，是中國考古學的特色。通過對新出考古資料的研究運用，他提出“重新估價古代文明”、“重寫中國學術史”，他的倡議影響了一代學風。目前，他主編了一套10卷本《中國學術史》，他在研究竹簡帛書中發現的漢初法律和秦代法律即將公諸于世，此外，他還在進行國際漢學學術史的研究。
李學勤將知識帶來的快樂當作最大的快樂，他自言是個比較簡單的人，我卻覺得，簡單與豐富在他身上竟這樣奇妙地統一在一起。
《人民日報海外版》 (2000年11月15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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