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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 “夏商周斷代工程”是“九五”期間國家重點科技攻關(guān)計劃項目。這一項目在1995年秋開始籌備，1996年5月16日正式啟動。經(jīng)過多學(xué)科的200位專家五年來的集體努力，目前已經(jīng)達到計劃預(yù)定的目標。今年9月15日，在科技部組織召開的“夏商周斷代工程項目驗收會”上，斷代工程順利通過了由有關(guān)專家學(xué)者組成的驗收組進行的驗收。《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和《夏商周年表》日前已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正式出版。為了滿足關(guān)心這一工程的廣大讀者的愿望，本刊今天開辟“夏商周斷代工程”專版，介紹這一工程所取得的成果。

西周年代學(xué)研究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11世12王。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
年表》給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紀年，是建立西周
年代學(xué)的可靠的基準點，所以“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學(xué)研究范圍為：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孝王—懿王—夷王—厲王—共和元年。

　　西周年代學(xué)以文獻研究為基礎(chǔ)，通過考古學(xué)文化的分期與測年，
建立年代學(xué)框架，同時構(gòu)建金文（青銅器銘文）歷譜并對有關(guān)天文材
料進行計算，排出列王年代。

　　與西周年代學(xué)相關(guān)的考古學(xué)研究，主要集中在北京房山琉璃河燕
國遺址和山西曲沃天馬—曲村晉國遺址。“工程”通過對琉璃河和天
馬—曲村遺址的考古分期研究，建立起系統(tǒng)的西周燕文化和晉文化編
年序列。對這兩個文化序列的14C測年研究，則能夠建立自周初開始
的比較完整的西周年代框架，并作為確定西周始年的重要佐證。在對
晉侯墓地所見晉侯世系證認和測年的基礎(chǔ)上，結(jié)合《史記·晉世家》
等文獻，還可以將西周列王與晉侯年代作橫向比較。

　　北京房山琉璃河遺址是西周燕國早期都邑遺址，總面積達3．5平
方公里，已發(fā)現(xiàn)西周早期城址及西周墓葬200余座，其中M1193等墓出
土帶有“��（燕）侯”銘文的青銅器。琉璃河遺址M1193是一座有四
條墓道的大型墓葬，其中出土有兩件銘文相同的青銅器克�琛⒖塌罚�
銘文記載了燕國的始封：“王曰：‘大保，……余大對乃享，命克侯
于��，……’”銘文中“大保”指召公。《史記·周本紀》：“成王
既遷殷遺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燕國之封，見于《史記·
燕世家》，召公被封于北燕，但未就國，而由其元子代之。可見，克
�琛⒖塌枫懳闹械摹巴酢敝赋赏酰琈1193的墓主人“克”，即召公之
“元子”，也就是第一代燕侯。M1193槨木保存良好，經(jīng)常規(guī)14C測定，年代為公元前1015—前985年，這為西周始年的推斷提供了參考。

　　1996年秋，在琉璃河遺址灰坑H108第1層和第3層中發(fā)現(xiàn)三片刻字
龜甲。其中，第1層出土的一片龜甲上刻有“成周”二字，具有重要
的斷代意義。據(jù)文獻記載，成周營建于成王初。因此，“成周”卜甲
的出現(xiàn)，表明H108的年代不會早于成周的建成，即其上限不得超過成
王時期。H108地層關(guān)系明確，是琉璃河遺址中時代最早的西周遺址之
一。通過對其出土器物特征的分析，H108的年代應(yīng)在西周早期的偏早
階段，AMS測年結(jié)果為公元前1053—前954年，可與M1193的測年對照。

　　位于山西曲沃的天馬—曲村遺址，是晉國的早期都邑，總面積達
8．75平方公里，是迄今所知山西境0內(nèi)規(guī)模最大的西周遺址。80年代
以來，在此發(fā)掘了大面積的周代居址和500余座西周初至春秋初的中
小型墓葬，90年代又在遺址的中心區(qū)發(fā)現(xiàn)了晉侯墓地。“工程”對晉
侯墓地的部分墓葬做了AMS測年，并對測年數(shù)據(jù)和《史記·晉世家》
所記的晉侯年代做了對應(yīng)研究。

　　“工程”通過對西周晚期金文材料歸納得出金文紀時詞語的涵義，利用66條年、月、紀時詞語、日干支確定的文獻和金文材料，排出西周金文歷譜。由于對西周歷法的若干細節(jié)目前尚有未能掌握之處，金文歷譜只能是一個西周王年表。

武王克商年的研究

　　武王克商之年是商、周的分界，確立這一年代定點，就可以安排
西周王年，并上推商年和夏年，因而是三代年代學(xué)的關(guān)鍵。

　　“工程”推求克商年的主要途徑：一是通過關(guān)鍵性考古遺址的14
C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研究，縮小武王克商年的
范圍；二是在以上范圍內(nèi)，通過金文的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xué)推
算，尋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選定最佳年代。

　　先秦文獻所載西周積年在270年至290年之間。《左傳》宣公三年：“成王定鼎于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傳》預(yù)言多為作者根據(jù)既有事實而造設(shè)，所以較為可信。自武王至顯王共30世、31王（不計哀王、思王）。自周顯王三十三年起，六國次第稱王，《左傳》此語當指是時。顯王卒于公元前321年，自此上溯700年，為公元前1020年，再加上定鼎以前的成王、武王之年，則西周積年約270年。另據(jù)《孟子·公孫丑下》和古本《竹書紀年》的記載上推，西周始年應(yīng)在公元前1020年以上。

　　此外，古今都有學(xué)者用古歷推求武王克商之年的，如劉歆用三統(tǒng)
歷推得的公元前1122年（西周積年為352年），漢代學(xué)者用殷歷推得
的公元前1070年（西周積年為300年），清代學(xué)者以顓頊歷推得的公
元前1066年（西周積年為296年）等。但上述各種古歷不早于戰(zhàn)國秦
漢，并非夏、商、西周的真實歷法。

　　為了縮小克商年的范圍，“工程”對灃西等遺址的系列樣品作了
14C測年，并通過對殷墟甲骨文月食年代的天文推算，下推克商年的
范圍。1997年發(fā)掘的灃西H18，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重要發(fā)現(xiàn)。灃西9
7SCMT1探方，由一組系列地層單位構(gòu)成，其中最底層的H18，由4個小
層構(gòu)成，包含內(nèi)容豐富，所出有木炭、獸骨和炭化小米等可供測年的
標本，屬先周文化晚期單位，與張家坡早期居住遺址時代大體相當。
疊壓在H18之上的，是T1第四層，時代相當于西周初期；疊壓或打破
第四層和H18的有H16、H11和H8、H3、T1第三層等。其中H16、H11屬
西周早期，H8、H3、T1第三層屬西周中期。以上單位均出土有各時期
典型特征的陶器群。作為先周文化晚期，即商代末期典型單位的H18
和作為滅商后西周初期文化典型單位的T1第四層，為從考古學(xué)上劃分
商周界限，提供了理想的地層依據(jù)，武王克商之年應(yīng)該包含在這一年
代范圍內(nèi)。

　　“工程”用常規(guī)法和AMS法對從這組地層中采集的系列含碳樣品
作了14C年代測定，并用1998年樹輪校正曲線對所得數(shù)據(jù)進行高精度
扭擺匹配，得到武王克商年的年代范圍為公元前1060—前995年。

　　與推定克商年范圍有較直接聯(lián)系的考古遺址樣品系列，除上述灃
西系列外，還有商后期的殷墟系列、西周的琉璃河系列和天馬—曲村
系列。經(jīng)14C年代測定，其年代范圍分別為：殷墟四期為公元前1080
—前1040年左右；琉璃河一期一段墓葬為公元前1040—前1006年左右；曲村一期一段為公元前1020—前970年左右。考慮到殷墟文化四期的年代有可能延續(xù)到西周初，故克商年范圍的上限取為公元前1050年。琉璃河遺址一期H108出土有“成周”甲骨，其年代不得早于成王，因此，其上界可以作為克商年范圍的下限。該遺址第一期墓葬中最早的年代數(shù)據(jù)的中值為公元前1020年，由此得出克商年的范圍為公元前1050—前1020年。

　　經(jīng)多學(xué)科合作，“工程”對賓組卜辭中五次月食的年代進行證認，并計算出五次月食的絕對年代，參照文獻所見商代積年和武丁及其后諸王年代的記載以及由周祭卜辭對商末三王年祀的研究，得出的克商年范圍也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之間。

　　由灃西等遺址分期與14C測年和由甲骨月食推斷的克商年范圍，
雖是各自獨立進行的，但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前1020年，與前述先
秦文獻研究所得武王克商之年的年代范圍基本趨同。

　　在克商年的可能范圍之內(nèi)，通過現(xiàn)代天文方法回推克商天象，得
到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1044年、公元前1027年等三個克商年的方案。天文推算的三個克商年，是各自獨立得到的。三個方案都在前述由相關(guān)系列14C測年以及由甲骨月食推定的克商年的范圍之內(nèi)，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無法滿足文獻所給出的全部條件，因此，只能根據(jù)其滿足的程度，以及與金文歷譜匹配的狀況來選定最優(yōu)解。

　　根據(jù)“工程”所定金文歷譜，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目前尚
未發(fā)現(xiàn)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時的青銅器，難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據(jù)
《尚書·金滕》，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經(jīng)周公祈告，
次日即病愈，又說武王死后，國中發(fā)生“管蔡之亂”，但沒有提及武
王的卒年，因此后世學(xué)者對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數(shù)有爭議。據(jù)梁玉繩
《史記志疑》統(tǒng)計，有二年、三年、四年、六年、七年、八年等異說。但文獻記述武王史事無超過四年以上者。東漢學(xué)者鄭玄在其《詩譜·豳風(fēng)譜》中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四年；日本學(xué)者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引日本高山寺《周本紀》鈔本，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
“后二年而崩”，與鄭說相合。取此說則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
而崩”，與鄭說相合。取此說則克商年為公元前1046年，天文推算的
公元前1046年說與此正相符合。此說與金文歷譜銜接較好，與《武
成》、《召誥》、《洛誥》歷日、《國語·周語》伶州鳩語等也能相
容，是三說中符合條件最多的一種，故定為武王克商的首選之年。

商代前期的年代學(xué)研究

　　建立商前期年代學(xué)框架的主要依據(jù)是商前期考古學(xué)文化的分期與
測年以及商前期都城的歷史地理學(xué)研究和古代文獻有關(guān)商年記載的研
究。

　　屬于商前期的遺址主要有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小雙橋遺址、洹
北花園莊遺址、邢臺曹演莊遺址和東先賢遺址等。“工程”以上述遺
址的發(fā)掘和分期研究為基礎(chǔ)，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商前期考古學(xué)文化序
列：第一期以鄭州商城C1H9、偃師商城宮城北部灰溝最底層為代表；
第二期以鄭州商城C1H17、偃師商城86J1D5H25為代表；第三期以鄭州商城C1H1、C1H2乙、偃師商城85YS5T1H3為代表；第四期以鄭州白家莊第二層、小雙橋遺址的主體遺存為代表；第五期以安陽洹北花園莊早段97G4、98AHDH11、99AHDM10和邢臺東先賢遺址一期98H15、H34為代表。

　　工程對鄭州商城、偃師商城、小雙橋遺址、花園莊遺址、東先賢
遺址出土的系列樣品進行了常規(guī)14C測年或AMS測年和擬合，得出了系
列年代數(shù)據(jù)。

　　根據(jù)先秦及漢代文獻關(guān)于商代積年的記載，商代總積年當為496
＋56＝552年（含1046），若將伐桀之年計入，則為553年。也有學(xué)者
認為“湯滅夏以至于受”可能是指從湯至帝辛即位，二十九王不包括
未立而卒的大丁和帝辛。如是，則商積年為496＋30（帝辛在位年數(shù)）＝526年。

　　夏商分界是商前期年代框架構(gòu)建的定點之一。目前關(guān)于夏商文化
的分界，有二里頭文化一、二期之間，二里頭文化二、三期之間，二
里頭文化三、四期之間，二里頭文化四期與二里崗下層之間等說法。
鄭州商城和偃師商城是已知最早的商代都邑規(guī)模的遺址，其始建年代
應(yīng)最接近夏商更替之年。“工程”根據(jù)14C測年數(shù)據(jù)，推斷鄭州商城
和偃師商城始建年代在公元前1610—前1560年之間。

　　參考文獻有關(guān)商代積年的記載，如取商積年576年說，由公元前1
046年武王克商上推576年，則為公元前1622年；如取商積年496年說，若依陳夢家的解釋，則當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52年為公元前1598年，若依另一種解釋，則由公元前1046年上推526年為公元前1572年。再參考14C測年數(shù)據(jù)，現(xiàn)取整估定商始年為公元前1600年。

商代后期的年代學(xué)研究

　　商代后期指盤庚遷殷至商朝滅亡，其間經(jīng)八世十二王。商代后期
年代學(xué)研究以殷墟文化的分期和14C測年為基礎(chǔ)，以甲骨分期和測年
與殷墟分期相印證，結(jié)合文獻記載、甲骨文天象記錄和歷法材料的研
究來完成。

　　位于河南安陽的殷墟是商后期都城所在。殷墟文化分為四期（根
據(jù)最新發(fā)現(xiàn)，洹北花園莊早段遺存早于第一期）。殷墟文化一期到四
期對應(yīng)的商王如下：殷墟一期約當盤庚、小辛、小乙和武丁早期；殷
墟二期早段年代約當武丁晚期，晚段尚未發(fā)現(xiàn)可以定年的材料，估計
與祖庚、祖甲時代相當；殷墟三期約當廩辛、康丁、武乙、文丁時代；殷墟四期約當?shù)垡摇⒌坌習(xí)r代。“工程”對殷墟各期采集的樣品作常規(guī)14C測年，經(jīng)樹輪曲線校正，得到24個系列樣品的日歷年代。

　　殷墟甲骨文目前已經(jīng)有了比較成熟的分期斷代標準。“工程”選
擇分期明確、有斷代價值的卜骨，用AMS法進行系列14C年代測定。甲
骨測年的目標，是用AMS法對各期、各組有字卜骨測年，對照高精度
樹輪校正曲線研究，將測得的數(shù)據(jù)轉(zhuǎn)換成日歷年代，進而排出武丁至
帝辛的年代序列。

　　目前已對37個有字卜骨樣品和9個無字卜骨樣品進行了明膠提取，其中31個有字卜骨樣品和8個無字卜骨樣品制備成石墨，用AMS法做了14C測量。31個有字卜骨樣品的測年數(shù)據(jù)，有22個在合理的年代范圍之內(nèi)，另外9個明顯偏老。8個無字卜骨樣品的測年數(shù)據(jù)，也有2個明顯偏老。專門的實驗研究表明，偏老的主要原因當是樣品受到老碳的污染。

　　除去分期尚有爭議的歷組卜骨等，將剩余的15片有字卜骨、6片
無字卜骨和2個層位清楚的同期骨樣納入擬合系列，用貝葉斯方法對
測得的14C年代數(shù)據(jù)進行系列樣品樹輪校正，所得日歷年代與既有的
商后期年代框架基本一致。

　　“工程”還對甲骨文中可能的日月食記載進行學(xué)科交叉研究，由
賓組卜辭中的五次月食，推得武丁在位年代。賓組卜辭五次月食記錄
的可信性，學(xué)術(shù)界沒有爭議。賓組卜辭屬武丁到祖庚時期。在3000多
年前、在這一不太長的時間范圍內(nèi)，竟有五次月食記錄，這是世界天
文學(xué)史上的奇跡。天文計算表明，在公元前1500—前1000年間只有一
組年代既符合卜辭干支，又符合月食順序：癸未夕月食，公元前1201
年；甲午夕月食，公元前1198年；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公元前1192年；壬申夕月食，公元前1189年；乙酉夕月食，公元前1181年。

　　根據(jù)《尚書·無逸》，武丁在位59年，由五次月食可大致推定武
丁在位的年代：①如果乙酉夕月食當武丁末年，那么，武丁在位的年
代約為公元前1239—前1181年。②如果壬申夕、乙酉夕月食下延至祖
庚，那么，武丁在位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250—前1192年。從甲骨分期
看，壬申、乙酉月食放在祖庚世比較好。因武丁在位的年代不會超過
公元前1400—前1160的范圍，而在此范圍內(nèi)，己未夕向庚申月食只有
公元前1192年、1166年兩種選擇，甲午夕月食最早為公元前1229年，
所以，即使不采用根據(jù)新的甲骨分期分類得到的五次月食的順序，武
丁在位的年代范圍也不會有大的變化。

　　商代晚期，商王用五種祭祀方法按固定順序輪流祭祀先王及其配
偶，一個祭祀周期稱為一祀，長度約等于一個太陽年，學(xué)者稱為周祭，有紀時作用。帝辛的周祭材料可靠，依之排出祀譜，可確定帝辛在位年代。利用周祭材料也可排出帝乙祀譜，與帝辛祀譜連接，確定帝乙在位的可能年代。在周祭系統(tǒng)中，帝辛元祀至十一祀祀譜有6件青銅器，聯(lián)系清楚，是商末三王祀譜最有根據(jù)的一段。由此排出帝辛元祀到十一祀祀譜，在歷法上符合陰陽合歷的原則，在周祭上祭祀與季節(jié)基本對應(yīng)，所以應(yīng)屬可信。經(jīng)研究，這段祀譜二祀正月初一日的干支應(yīng)是丙辰或丁巳。按照這一特征，再考慮當時歲首和月首的可能情況，得到帝辛元年可能的年代為公元前1085年、1080年、1075年、1060年等。因武王克商之年確定為公元前1046年，而周祭材料中記有廿五祀的青銅器應(yīng)入帝辛祀譜，沒有發(fā)現(xiàn)更多的祀數(shù)，所以帝辛元年以選在公元前1075年為妥。

　　商后期王年在《尚書·無逸》中有所敘述，古本《竹書紀年》亦
保存兩條。后世學(xué)者在利用文獻推定盤庚遷殷到商亡的總年數(shù)時，有
275年、273年、253年三說。現(xiàn)已推定武王克商之年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298年。因武丁元年確定為公元前1250年，考慮到盤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總年數(shù)的合理性，以253年說較妥，則盤庚遷殷在公元前1298年，今取整為公元前1300年。

　　 夏代年代學(xué)研究

　　夏代年代學(xué)研究主要遵循兩條途徑，一是文獻中對于夏年的記載，二是對夏文化探討的主要對象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頭文化進行14C測年，同時參照文獻中有關(guān)天象記錄的推算。

　　文獻所見夏代積年主要有471年和431年兩種說法。兩說相差40年
的原因，歷來有兩種解說：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無王”階
段，431年不包括“無王”階段；二是471年自禹代舜事起算，431年
自禹元年起算。“工程”采用前一種解說。

　　二里頭遺址是徐旭生1959年調(diào)查“夏墟”時發(fā)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界把以
二里頭遺址為代表，分布于豫西、晉南地區(qū)的一類遺存稱為二里頭文
化。二里頭文化主要有兩個類型，分布在豫西地區(qū)以二里頭遺址為代
表的稱為二里頭類型；分布于晉南地區(qū)以東下馮遺址為代表的稱為東
下馮類型。東下馮類型的起始年代略晚于二里頭類型。現(xiàn)在多數(shù)學(xué)者
認為二里頭文化屬于夏文化。“工程”對二里頭遺址采集的系列含碳
樣品進行14C年代測定、擬合，并對考古分期成果相整合，初步推定
出二里頭文化各期年代范圍。

　　河南龍山文化又稱王灣三期文化，是分布在豫西地區(qū)、在年代上
早于二里頭文化的一種考古學(xué)文化。有學(xué)者認為二里頭文化的延續(xù)時
間和文獻記載的夏代積年之間尚有差距，二里頭文化可能只是夏代中
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夏文化則要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中尋找。

　　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可分為三段：第一段以王城崗一期、煤山一期
為代表；第二段以王城崗二、三期，瓦店一、二期，煤山二期為代表；第三段以王城崗四、五期，瓦店三期為代表。“工程”對王城崗遺址的系列含碳樣品進行AMS14C年代測定并擬合，得出了各期、段的年代范圍。

　　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遺址一期之間，從文化傳承關(guān)系和
14C測年結(jié)果分析，仍存在缺環(huán)。有學(xué)者認為以河南新密市新砦遺址
某些單位為代表的遺存，早于二里頭一期，晚于河南龍山文化晚期。
1999年開始對新砦遺址的再次發(fā)掘，證實新砦二期上接河南龍山文化
晚期（新砦一期），下連二里頭一期，正填補了其間的空白。

　　河南登封王城崗古城、禹州瓦店都是規(guī)模較大的河南龍山文化晚
期遺址，發(fā)現(xiàn)有大型房基、奠基坑及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它們的發(fā)現(xiàn)
為探討早期夏文化提供了線索。

　　夏代有五星聚、仲康日食兩條天象記錄可通過天文推算考察夏年。有學(xué)者計算出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有一次很好的五星聚會。經(jīng)對夏代立國前后的五星聚合重新推算，也證實了這次五星聚會是迄今五千年中最難得的一次。公元前1953年2月中旬至3月初，在黎明時分的東方地平線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排成一列，在2月26日，五大行星之間的角距離小于4度。這種奇異壯觀的天象，很可能在古人記憶中流傳下來，因此可以作為估定夏代年代的參考。對文獻記載的仲康日食，根據(jù)現(xiàn)有條件進行推算還很困難。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兩點：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
年。關(guān)于夏代始年的推定，“工程”主要是依據(jù)文獻中有關(guān)夏代積年
記載的研究，并參考天文推算的結(jié)果及相關(guān)14C的測年數(shù)據(jù)。

　　關(guān)天夏文化的上限，學(xué)術(shù)界主要有二里頭文化一期、河南龍山文
化晚期兩種意見。新砦二期遺存的確認，已將二里頭文化一期與河南
龍山文化晚期緊密銜接起來。以公元前1600年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則夏代始年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龍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圍之內(nèi)。現(xiàn)暫以公元前2070年作為夏的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