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樂樂，與眾樂樂，孰樂”？自從孟子提出這個著名的命題以來，“與人樂樂”幾乎成了不二法門，特別是在六、七十年代的大陸，“獨樂”幾乎成了“自私”、“反動”的同義語。其實，“獨樂”何嘗不是一種境界？特別是身處逆境之時，“獨樂”更是一種品格和胸懷的體現；它是對現實環境的超越，也是堅持既定操守的一種形式。孔子稱贊顏回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1]另外，“獨樂樂”和“與眾樂樂”也不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一個人既可以與民同樂，也可以同時保持愉悅的個人心態，就象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所表現的那樣：既為內亂平息、百姓免遭戰亂之苦而高興，也為自己能結束漂泊、返回故鄉而放歌。這樣的人物在文學史上也絕非杜甫一人，在蘇軾身上表現得也很充分。他的《喜雨亭記》和他弟弟蘇轍寫的《黃州快哉亭記》，就分別表現了集于他一身的這兩種“樂”。

　　《喜雨亭記》寫于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蘇軾在鳳翔府任簽判之時。文章記敘了他修亭得雨的經過和以雨名亭的原因，表現了他與百姓憂樂與共的情懷；《黃州快哉亭記》則寫于元豐六年（公元1083）蘇軾被貶于黃岡之時，文章通過贊揚張夢得不以貶謫為意的曠達樂觀情懷，來表達蘇軾兄弟在逆境中“獨樂樂”的人生態度。下面將兩文加以比較，借以看出“獨樂樂”和“與眾樂樂”在同一個人身上的所表現出的不同和共通，以及由這種不同和共通所帶來的文章結構和手法上的相似和差異。

　　一、兩文的情感基調皆是“樂”，但在內涵上有差異

　　《喜雨亭記》在情感上突出一個“喜”字。文章一開始就列舉古人如何以喜名物，自己以雨作亭名也是“志喜”；接著便敘述自己建亭的經過及亭成之日落雨之喜。文章通過鋪排：“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忭于野”，強調這是“眾樂”，因而自己的“志喜”也就非“獨樂樂”而是“與人樂樂”；在此基礎之上，作者以雨為契機，在“己樂”與“眾樂”的關系上大發議論：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就會造成年歲薦饑，獄訟繁興，盜賊滋熾。一旦出現這種局面，作者和他的同僚們就不可能“優游而樂于此亭”，最后的結論雖然是“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但從中亦可看出作者此時對“獨樂”與“眾樂”之間關系的認識：只有年歲豐饒，才會有社會安定；只有社會安定，才有官員的優游——“眾樂”是“己樂”的基礎和前提。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孟子“與人樂樂”觀的繼續和延伸。

　　《黃州快哉亭記》在情感上也是突出“快哉”二字。首先交代乃兄蘇軾將張夢得在黃州所建之亭命名為“快哉亭”的原因，是因為登此亭可以居高臨下，飽覽山川美景；然后再由自然之樂轉入人生之樂，借宋玉對楚襄王“快哉此風”的解釋，得出一個愉快人生的處世結論：“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但與《喜雨亭記》強調“眾樂”有所不同，盡管它也談到了大王之雄風與庶人之雌風兩種不同的憂樂觀，但作者強調的是逆境中的“獨樂”，是蓬戶甕牖中的無所不快，是一種不以謫為患、自放山水之間的人生領悟與曠達，它與前面提到的孔子的“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屬于同一種內涵。由此看來，兩文雖同是寫樂，也都肯定首先要有眾樂，但兩文的立足點是不同的：前者強調的是“與眾樂樂”，后者的側重點則是“獨樂樂”。

　　上述差異的產生與作者的人生經歷和作品的創作背景有關。蘇軾的《喜雨亭記》寫于宋仁宗嘉祐六年，時年二十六歲。嘉祐二年，蘇軾應進士試，“以春秋對議居第一”，但因母親去世而未任職。[2]到了嘉祐六年，又由歐陽修舉薦，應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其對策判為三等，這是個極高的榮譽，因為自宋朝開國以來至嘉祐年間的九十多年中，只有他和吳育二人獲此殊榮。入選后，蘇軾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此是他踏入仕途，一生事業剛開始之時，此時的蘇軾，胸中滿懷儒家的積極入世精神，他在寫給弟弟蘇轍的詩中就說：“丈夫重出處，不退當要前”，甚至鼓勵蘇轍“千金買戰馬，百寶妝刀環”，去奔赴抗擊西夏的前線。[3]他自己在任上則是不辭辛勞、東奔西走去蘇解民困。例如到任不久，他就到下屬的寶雞、虢、郿等四縣作調查，以“減決囚禁”；當時風翔一帶由于元昊作亂，民貧役重，尤其是輸南山之木入京，水工們常搞得家破人亡。蘇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4]。他在當時為“鳳鳴驛”所寫的題記，很能表現他此時的克己以厚民的苦樂觀。當時的風翔太守宋公為了方便公人食宿，到任后，不是先替自己治官舍，而是先整修鳳鳴驛。整修中又不擾民，“五十有五日而成”，“而民未有知者”。作者就此發議論說：“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5]這與他在《喜雨亭記》中所說的“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于堂之北”，以及先有民之樂，才有官吏之樂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相互映證、互為表里。都是他此時的積極用世精神和一心安邦定國之志所決定的。

　　但在蘇轍寫《黃州快哉亭記》時，蘇軾的政治環境和人生態度都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蘇軾守父喪期滿入京，改任殿中丞、直史館、差判官誥院。此時正是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也正是遭到保守派極力抵制之時，蘇軾也卷入了這場斗爭。他在改任開封府代理推官時兩次上書反對新法，并將新法比作“毒藥”，“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亦隨之”。蘇軾如此的政治態度當然會遭到新派的反擊，王安石的連襟侍御使謝景溫出面彈劾蘇軾在守喪期間販賣私鹽，事后雖查無實據，但蘇軾已感到朝堂險惡、風波莫測，因而力求外任，終于在熙寧四年被任為杭州通判。但在密州、徐州等地的八年外任生活中，蘇軾也更接近了民眾、更了解了民情，因而也更看清了新法的流弊，所以他在這個時期所寫的抨擊新法的一些書信和政論，如《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等也更能擊中要害，因此也必然招致新派人物更厲害的打擊。元豐二年（1079）七月，御使舒亶、權御使中丞李定等先后四次上章彈劾蘇軾“愚弄朝廷”、“指斥乘輿”，神宗下令御使臺審理。七月二十八日，蘇軾被從湖州鎖拿至京，押于御使臺獄。舒亶等人羅織罪名、嚴刑逼問，與將蘇軾置之于死地。但由于仁宗妻曹太后、退職宰相張方平以及范鎮等元老重臣的營救，連已退居鐘山的革新派領袖王安石也站出來為其說話：“豈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6]于是“一言而決”，蘇軾被“從輕發落”，貶到黃州任團練副使，開始了為期五年的貶斥生活。黃州之貶和接踵而來的一系列打擊，對蘇軾的人生目標和處世態度不可能不產生影響，早就潛藏在蘇軾性格深處的老莊思想此時逐漸浮出水面，成為蘇軾人生態度的主導，使他在逆境之中仍能處之坦然，在大多數場合仍能優游自得，所謂“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7]做到“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8]但另一方面，這番貶謫也使他不會再向昔日那樣的熱情和張揚，對自我、對交游都有一番審視和更張，他在到黃州后寫給參政章子厚的信中說自己過去對章的告誡是“強狠自用，不以為然”，此刻是“深自感悔，一日百省”此時的蘇軾“惟佛經以遣日，不復近筆硯”[9]，“遮眼文書原不讀”，[10]而把目光更多地轉向大自然，更多地去追求內心的自適和自快，他在此時寫的〈前赤壁賦〉中勸客曰：“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絕，是造物者無盡藏也，而吾與子所共適”，這番話是對人生虛幻感的“客”的勸慰，又何嘗不是自己排解？這與他在《黃州快哉亭記》徜徉于山水之間以求其“快哉”，與記中的一段議論：“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更是異曲而同工。

　　至于蘇轍，他在政治上、文學上乃至生活上是一步步追隨乃兄。元豐二年，蘇軾因“烏臺詩案”被捕入獄，蘇轍義無返顧，上書營救結果被貶往筠州監鹽酒稅。蘇轍到筠州后不久，便沿贛水、入鄱陽、溯大江，到黃州探望乃兄，“千里到齊安，三夜語不足”。[11]弟兄倆一道游覽了包括快哉亭在內的武昌西山勝跡，共同抒發了貶斥之中對自然、對人生的種種思考。“惟我與兄，出處昔同”。[12]所以《黃州快哉亭記》中蘇轍對乃兄以“快哉”名亭所作的詮釋，不僅在披露乃兄的襟胸，也是蘇轍的夫子自道。

　　二、結構上，兩文皆以“喜”為經，但導入和表達的方法不同

　　《喜雨亭記》是以喜為經，以雨為緯，交織著作者與百姓憂樂與共的情懷；《黃州快哉亭記》則圍繞乃兄將亭題名為“快哉”來解析自己對此的理解，借以抒發兄弟倆在貶斥之中自適、自愉的曠達樂觀情懷。

　　兩文的情感基調雖相近，但導入和表達的方法卻各不相同。

　　首先，兩文的導入方法不同。《喜雨亭記》開篇即點題：“亭以雨名，志喜也”，然后以古證今，列舉古人古事如何以喜事名物，以示不忘：“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其名年；叔孫勝狄，以名其子”，然后得一結論：“其喜之大小不齊，其示不忘一也”。一番議論之后，再敘述建亭的經過和亭成落雨之喜。《黃州快哉亭記》開篇即描敘赤壁之下，大江“波流浸灌，與海相若”的氣勢，然后引出張夢得謫居齊安，為觀覽江流盛景而建“快哉亭”，并扼要交代快哉亭的地理位置和得名的由來，接著再描寫憑亭遠眺所見的江山美景，以及由此而引發的所思、所感，寫足了“快哉”。

　　其次，兩文情感表達的渠道也不盡相同。《喜雨亭記》給人的感覺是議論風生，文章中雖有敘述和描寫，但只是為議論作好鋪墊和提供前提。全文四個層次：第一層是列舉古人古事，來說明自古以來人們皆是以喜事命物名，自己以雨名亭也是“志喜”；第二層則是積建亭經過和亭成雨落之喜；第三層則大談雨在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借以表現雨落之喜和“與眾樂樂”之志；第四層是慷慨高歌，表面上看是抒情，實則在議論，推許大自然的造化之功。這段議論，使本文的主題更得以深化。因為傳統之說祈雨之功，是太守的德政感動了上蒼，更是皇恩浩蕩的結果。而本文卻說：“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最后歸結為大自然的造化之功。這與后來在《黃州快哉亭記》中所表現的對大自然的熱愛和從中所得到的愉悅、快慰，在本質上是一脈相連，只不過由于處境的不同，前者表現為兼濟天下，后者表現為獨善其身罷了。由此看來，四層之中只有第二層是敘事描景，其余皆是議論；而且敘事描景也是為議論提供張本的。

　　《黃州快哉亭記》則是以描景敘事為主，內中雖有議論抒情，也是寄情于景、因物著議。全文分為三層：第一層先敘述長江出西陵峽后在赤壁一帶“奔放肆大”之壯偉之景，然后交代貶謫之中的張夢得為觀覽江流勝景而修建“快哉亭”，以及亭的位置和得名之因。第二層更是集中寫景，描繪了憑亭遠眺，所見的“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云開闔”江山美景，以及“晝則舟楫出沒于其前，夜則魚龍悲嘯于其下”讓人“動心駭目”的倏忽變化。其中對赤壁之戰“流風遺跡”的描敘，更將“快哉”的內涵由山川景物拓展至歷史人事。第三層則由今到古，借宋玉隨楚襄王游蘭臺對“快哉此風”的解釋，指出人雖有遇與不遇之別，但只要“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就能“何適而非快”。然后以張夢得不以貶謫為患為例，贊揚了超然物外，不以榮辱為懷的曠達樂觀情懷。者層以議論抒情為主，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但與《喜雨亭記》的直接發論不同，它是因物著議，建立在上兩層大量的描景、敘事之上的。

　　再次，兩文的結構方式也不同。《喜雨亭記》采用主客問答的方式。用主人的接連發問和客人的一一回答來雨在農業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就連“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這種結構方式起到了兩個作用：一是強調了“雨”是主人、客人乃至萬民“樂”的根源，皆因雨而喜，緊緊扣住《喜雨亭記》的“喜雨”二字；二是把作者要議論的主旨集中而又反復地提及，以引起人們注意，同時又活潑多變。

　　作者在進行主客問答時，還采用了漸進層深的反推法：“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一旦無麥無禾，歲且薦饑，就會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而一旦“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包括作者在內的大大小小官員就不可能“優游而樂于此亭”。這樣就使作者所要得出的結論：“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更具有說服力。

　　《喜雨亭記》中漸進層深的結構方式，不僅表現在反推法中，還表現在前后句相蟬聯的頂真格上。文章最后的喜雨歌就是如此：“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這樣不但使文意漸進層深，把作者由喜雨而引發的思考一步步推向更深更廣的空間，而且也使文章環環緊扣，既活潑又緊湊。

　　《黃州快哉亭記》在思理上也是漸進層深，但采取的結構方式卻不同于《喜雨亭記》。作者被亭前遠眺所飽覽的江山美景所觸發，由眼前之景所包含的歷史往事所牽動，圍繞“快哉”二字開始思索：“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得以盡情地觀風賞景，“其所以為快哉者也”，這是其一；回顧歷史遺跡，“曹孟德、孫仲謀之所聛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鶩，其風流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這是其二；如果一個人能做到“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那么，即使在貶謫之中，也會自放山水于之間，“將何適而非快”？即使是生活清苦，“蓬戶甕牖”，也會“無所不快”，這是其三。本文就是這樣由自然到人生，由古到今，由人及己，從事業到生活，漸進層深，出色地表達了作者兄弟自放于山水，超然物外，不以榮辱為懷的曠達樂觀之情。

　　《黃州快哉亭記》在構思上還采用了以實寫虛之法。如上所述，本文的主旨是要表達作者兄弟自放于山水，超然物外，不以榮辱為懷的曠達樂觀之情。但在文中處處寫的則是張夢得：亭是張夢得建的，贊揚的也是“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有以過人者”。但實際上，卻是借寫張君來寫乃兄，因為謫居齊安的不僅是張夢得，還有蘇軾；建亭者是張夢得，名之曰“快哉”的則是蘇軾。因此，贊揚張夢得不以謫為患，而自放山水之間，更是對乃兄的揄揚。另外一，正如前面所指出的，蘇轍對乃兄以“快哉”名亭所作的詮釋，不僅在披露乃兄的襟胸，也是蘇轍的夫子自道。由此看來，此文寫張夢得是為了寫蘇軾，明寫蘇軾又在暗寫自己。

　　三、兩文都采取了比較的方法來突出題旨，但比較的對象有所不同

　　蘇軾兄弟的散文都喜歡采用比較之法。例如蘇軾在黃州所寫的兩篇文章《前赤壁賦》和《方山子傳》就都采用了對比之法來突現主題。在《前赤壁賦》中，作者運用大量的對比來表現自己曠達的處世態度：主人的超脫和客人的沮喪，古代的一世之雄與今日的漁樵之人，天地的闊大與世人的渺小，明月江水的永恒與人生的短暫。《方山子傳》更是通過作者與方山子的兩次相遇形成強烈的對比：前一次相遇，方山子是少年任俠、意氣風發；十九年后相遇，方山子是隱而不仕、心境恬然；前者為俠士，后者為隱士，一前一后，判若兩人。作者有意通過這種強烈的對比，顯示人物性格的變化，突出方山子“異人”的特質。蘇轍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中，以嵩華之高、黃河之浩瀚、天子宮闕之壯麗與韓太尉的人品聲望形成比襯；在《孟得傳》中用深山的虎狼毒蛇與孟德的浩然之氣形成對比，也都有力地突出了主題。在《喜雨亭記》和《黃州快哉亭記》中，更是多用對比之法：《喜雨亭記》中的雨與不雨，五日不雨與十日不雨，雨與珠玉，未雨之憂與得雨之喜，萬民之樂與“吾與二、三子之樂”等；《黃州快哉亭記》中的遇與不遇，古與今，自然與社會，大王之雄風與庶人之雌風，其中不自得與其中坦然，何適而非快的張夢得與悲傷憔悴而不能勝的騷人思士等。蘇軾兄弟著意通過這些對比來強化主題，突出作者所做出的人生選擇。

　　但是，兩文的比較對象、范疇和手法卻有所不同。《喜雨亭記》比較的基點是“雨”和“不雨”，在自然范疇之內分為六個層次：其占為有年然而實際上彌月不雨，這是第一層；不雨時“民方以為憂”與大雨三日后的“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忭于野”的萬眾歡騰，這是第二層；“五日不雨則無麥”與“十日不雨則無禾”，這是第三層；雨麥與社會的安定、官吏的優游之樂；這是第四層；一雨三日與雨珠雨玉，這是第五層；太空造物之功與太守天子之功，這是第六層。從以上六層對比中，可以看出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敘事與議論結合。一、二兩層對比在敘事中進行，三至六層對比雖皆在議論之中進行，但方式又有所不同：三、四層用對話、問答的方式；五六層用詠歌的方式，顯得活潑多樣。二是采用反比，即如果不雨則會如何，如“五日不雨則無麥”與“十日不雨則無禾”；“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等，以此來加深對雨重要性的認識。三是作者與民同樂的“與眾樂樂”觀以及關心國計民生的政治進取意識，文章中并沒有點破或特別加以說出，而是通過他的以雨名亭和對大雨三日的喜極而歌流露出來的，或者說是讀者感受到的。

　　《黃州快哉亭記》中的對比則不同于此。它完全集中在第三段的議論之中，而且以人的“遇”和“不遇”為基點，在社會的范疇中分為四層：第一層引用古事，用宋玉從楚襄王游蘭臺之宮，關于大王之雄風和庶人之雌風的一番議論，指出“玉之言蓋有諷焉”；第二層緊接上文，由古到今，指出風雖無雄雌之異，但人卻有遇與不遇之變。然后將兩種士大夫的兩種處世態度和兩種不同結果作一鮮明對比：“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第三層則由對士大夫的泛泛而論轉入對具體人物張夢得的贊譽，與悲傷憔悴而不能勝的騷人思士形成對比，而對張夢得的贊譽又分為兩點：一是其政治操守，“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有以過人者”；另一是生活態度，“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以上三層是明比，實際上還有一層暗比，即蘇軾兄弟的政治操守和人生態度與張夢得的類比，與悲傷憔悴而不能勝的騷人思士的反比。這種手法，在討論本文結構時已經論及，不再贅述。由此看來，小蘇的這段在議論中展開的對比，由古及今，由泛論到具論，由明到暗，由人及己，漸進漸深，比起乃兄，雖手法不及其多樣，但似乎更謹嚴和深入一些。劉熙載在比較二蘇文章異同時說：“大蘇文一瀉千里，小蘇文一波三折”[13]。可見曲進層深，正是蘇轍散文的特色所在。

注釋：

[1]《論語·雍也》。

[2]《宋史·本傳》。

[3]《和子由苦寒見寄》見《蘇東坡全集·前集卷一》。

[4]《宋史·本傳》。

[5]《鳳鳴驛記》見《蘇東坡全集·前集卷三》。

[6]周紫芝《“詩讞”跋》。

[7]《與孫志康書》見《蘇東坡全集·續集》卷11“書”。

[8]《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見《東坡樂府》。

[9]?《與章子厚書》見《蘇東坡全集·續集》卷11“書”。

[10]〈侄安節遠來夜坐三首〉見《蘇東坡全集·前集》卷12“詩”。

[11]《黃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見《欒城集》。

[12]《再祭亡兄端明文》見《欒城集》。

[13]《藝概》卷一。

附

喜雨亭記

蘇　軾

　　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于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木，以為休息之所。是歲之春，雨麥于歧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雨，三日乃止。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夫相與忭于野，憂者以樂，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

　　于是舉酒于亭上以屬客，而告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賊滋熾。而吾與二、三子雖欲優游而樂于此亭，豈可得耶？今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游而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歌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襦；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繄誰之力？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不；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

黃州快哉亭記

蘇　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于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云開闔；晝則舟楫出沒于其前，夜則魚龍悲嘯于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幾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

　　至于長江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聛睨，周瑜、陸遜之所騁鶩，其風流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于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

　　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為患，竊會計之余功，而自放山水之間，此其中有以過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云，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

　　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睹其為快也哉！元豐六年十一月朔日，趙郡蘇轍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