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樂樂，與眾樂樂，孰樂”？自從孟子提出這個著名的命題以來，“與人樂樂”幾乎成了不二法門，而“獨樂”則幾乎成了“自私”的同義語。

　　其實，“獨樂”何嘗不是一種境界，特別是身處逆境之時，“獨樂”更是一種品格和胸懷的體現(xiàn)；它是對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超越，也是堅持既定操守的一種形式。孔子稱贊顏回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另外，“獨樂樂”和“與眾樂樂”也不是冰炭不同器，水火不相容，一個人既可以與民同樂，也可以同時保持愉悅的個人心態(tài)，就像杜甫在《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中所表現(xiàn)的那樣：既為內(nèi)亂平息、百姓免遭戰(zhàn)亂之苦而高興，也為自己能結(jié)束漂泊、返回故鄉(xiāng)而放歌。

　　這樣的人物在文學史上也絕非杜甫一人，在蘇軾身上表現(xiàn)得也很充分。他的《喜雨亭記》和他弟弟蘇轍寫的《黃州快哉亭記》，就分別表現(xiàn)了集于一身的這兩種“樂”。

　　《喜雨亭記》寫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蘇軾在鳳翔府任簽判之時。文章記敘了他修亭得雨的經(jīng)過和以雨名亭的原因，表現(xiàn)了他與百姓憂樂與共的情懷；《黃州快哉亭記》則寫于元豐六年（1083）蘇軾被貶于黃岡之時，文章通過贊揚張夢得不以貶謫為意的曠達樂觀情懷，來表達蘇軾兄弟在逆境中“獨樂樂”的人生態(tài)度。

　　《喜雨亭記》在情感上突出一個“喜”字。

　　文章一開始就列舉古人如何以喜名物，自己以雨作亭名也是“志喜”；接著便敘述自己建亭的經(jīng)過及亭成之日落雨之喜。文章通過鋪排：“官吏相與慶于庭，商賈相與歌于市，農(nóng)夫相與忭于野”，強調(diào)這是“眾樂”，因而自己的“志喜”也就非“獨樂樂”而是“與人樂樂”。

　　在此基礎之上，作者以雨為契機，在“己樂”與“眾樂”的關(guān)系上大發(fā)議論：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就會造成年歲薦饑，獄訟繁興，盜賊滋熾。一旦出現(xiàn)這種局面，作者和他的同僚們就不可能“優(yōu)游而樂于此亭”。

　　最后的結(jié)論雖然是“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yōu)游而樂于此亭者，皆雨之賜也”，但從中亦可看出作者此時對“獨樂”與“眾樂”之間關(guān)系的認識：只有年歲豐饒，才會有社會安定；只有社會安定，才有官員的優(yōu)游——“眾樂”是“己樂”的基礎和前提。這種觀點，實際上是孟子“與人樂樂”觀的繼續(xù)和延伸。

　　《黃州快哉亭記》在情感上也是突出“快哉”二字。

　　首先交代乃兄蘇軾將張夢得在黃州所建之亭命名為“快哉亭”的原因，是因為登此亭可以居高臨下，飽覽山川美景；然后再由自然之樂轉(zhuǎn)入人生之樂，借宋玉對楚襄王“快哉此風”的解釋，得出一個愉快人生的處世結(jié)論：“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

　　但與《喜雨亭記》強調(diào)“眾樂”有所不同，盡管它也談到了大王之雄風與庶人之雌風兩種不同的憂樂觀，但作者強調(diào)的是逆境中的“獨樂”，是蓬戶甕牖中的無所不快，是一種不以謫為患、自放山水之間的人生領(lǐng)悟與曠達，它與前面提到的孔子的“一簞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屬于同一種內(nèi)涵。

由此看來，兩文雖同是寫樂，也都肯定首先要有眾樂，但兩文的立足點是不同的：前者強調(diào)的是“與眾樂樂”，后者的側(cè)重點則是“獨樂樂”。

上述差異的產(chǎn)生與作者的人生經(jīng)歷和作品的創(chuàng)作背景有關(guān)。

　　蘇軾的《喜雨亭記》寫于宋仁宗嘉祐六年，時年二十六歲。嘉祐二年，蘇軾應進士試，“以春秋對議居第一”，但因母親去世而未就職。到了嘉祐六年，又由歐陽修舉薦，應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其對策判為三等，這是個極高的榮譽，因為自宋朝開國以來至嘉祐年間的九十多年中，只有他和吳育二人獲此殊榮。

　　入選后，蘇軾被任命為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jié)度判官，此是他踏入仕途，一生事業(yè)剛開始之時，此時的蘇軾，胸中滿懷儒家的積極入世精神，他在寫給弟弟蘇轍的詩中就說：“丈夫重出處，不退當要前”，甚至鼓勵蘇轍“千金買戰(zhàn)馬，百寶妝刀環(huán)”，去奔赴抗擊西夏的前線。（蘇軾《和子由苦寒見寄》）他自己在任上則是不辭辛勞、東奔西走去蘇解民困。例如到任不久，他就到下屬的寶雞、虢、郿等四縣作調(diào)查，以“減決囚禁”；當時鳳翔一帶由于元昊作亂，民貧役重，尤其是輸南山之木入京，水工們常搞得家破人亡。蘇軾“訪其利害，為修衙規(guī)，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宋史?蘇軾傳》）。

　　蘇軾在當時為“鳳鳴驛”所寫的題記，很能表現(xiàn)他此時的克己以厚民的苦樂觀。當時的鳳翔太守宋公為了方便公人食宿，到任后，不是先替自己治官舍，而是先整修鳳鳴驛。整修中又不擾民，“五十有五日而成”，“而民未有知者”。

　　就此，蘇軾曾發(fā)議論說：“古之君子，不擇居而安；安則樂，樂則喜從事；使人而皆喜從事，則天下何足治歟？”（蘇軾《鳳鳴驛記》）這與他在《喜雨亭記》中所說的“余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亭于堂之北”，以及先有民之樂，才有官吏之樂的民本思想完全可以相互印證、互為表里。都是他此時的積極用世精神和一心安邦定國之志所決定的。

　　但在蘇轍寫《黃州快哉亭記》時，蘇軾的政治環(huán)境和人生態(tài)度都發(fā)生了巨大的逆轉(zhuǎn)。宋神宗熙寧二年（1069），蘇軾守父喪期滿入京，改任殿中丞、直史館、差判官誥院。此時正是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也正是遭到保守派極力抵制之時，蘇軾也卷入了這場斗爭。他在改任開封府代理推官時兩次上書反對新法，并將新法比作“毒藥”，“小用則小敗，大用則大敗。若力行不已，則亂亦隨之”。

　　蘇軾如此的政治態(tài)度當然會遭到新派的反擊，王安石的連襟侍御使謝景溫出面彈劾蘇軾在守喪期間販賣私鹽，事后雖查無實據(jù)，但蘇軾已感到朝堂險惡、風波莫測，因而力求外任，終于在熙寧四年被任為杭州通判。

　　在密州、徐州等地的八年外任生活中，蘇軾也更接近了民眾、更了解了民情，因而也更看清了新法的流弊，所以他在這個時期所寫的抨擊新法的一些書信和政論，如《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等也更能擊中要害，因此也必然招致新派人物更厲害的打擊。

　　元豐二年（1079）七月，御使舒亶、權(quán)御使中丞李定等先后四次上章彈劾蘇軾“愚弄朝廷”“指斥乘輿”，神宗下令御使臺審理。七月二十八日，蘇軾被從湖州鎖拿至京，押于御使臺獄。舒亶等人羅織罪名、嚴刑逼問，與將蘇軾置之于死地。但由于仁宗妻曹太后、退職宰相張方平以及范鎮(zhèn)等元老重臣的營救，連已退居鐘山的革新派領(lǐng)袖王安石也站出來為其說話：“豈有圣世而殺才士者乎？”于是，“一言而決”，蘇軾被“從輕發(fā)落”，貶到黃州任團練副使，開始了為期五年的貶斥生活。

　　黃州之貶和接踵而來的一系列打擊，對蘇軾的人生目標和處世態(tài)度不可能不產(chǎn)生影響，早就潛藏在蘇軾性格深處的老莊思想此時逐漸浮出水面，成為蘇軾人生態(tài)度的主導，使他在逆境之中仍能處之坦然，在大多數(shù)場合仍能優(yōu)游自得，所謂“禍福苦樂，念念遷逝，無足留胸中者”（蘇軾《與孫志康書》），做到“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蘇軾《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

　　但另一方面，這番貶謫也使他不會再向昔日那樣的熱情和張揚，對自我、對交游都有一番審視和更張，他在到黃州后寫給參政章子厚的信中說自己過去對章的告誡是“強狠自用，不以為然”，此刻是“深自感悔，一日百省”，此時的蘇軾“惟佛經(jīng)以遣日，不復近筆硯”（蘇軾《與章子厚書》），“遮眼文書原不讀”（蘇軾《侄安節(jié)遠來夜坐三首》），而把目光更多地轉(zhuǎn)向大自然，更多地去追求內(nèi)心的自適和自快。他在此時寫的《前赤壁賦》中勸客曰：“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茍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不禁、用之不絕，是造物者無盡藏也，而吾與子所共適。”

　　以上這番話是對人生虛幻感的“客”的勸慰，又何嘗不是自己排解？這與他在《黃州快哉亭記》徜徉于山水之間以求其“快哉”，與記中的一段議論——“士生于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更是異曲而同工。

　　至于蘇轍，他在政治上、文學上乃至生活上是一步步追隨乃兄。元豐二年，蘇軾因“烏臺詩案”被捕入獄，蘇轍義無返顧，上書營救結(jié)果被貶往筠州監(jiān)鹽酒稅。蘇轍到筠州后不久，便沿贛水、入鄱陽、溯大江，到黃州探望乃兄，“千里到齊安，三夜語不足”。（蘇轍《黃州陪子瞻游武昌西山》）

　　弟兄倆一道游覽了包括快哉亭在內(nèi)的武昌西山勝跡，共同抒發(fā)了貶斥之中對自然、對人生的種種思考。“惟我與兄，出處昔同”（蘇轍《再祭亡兄端明文》）。所以，《黃州快哉亭記》中蘇轍對乃兄以“快哉”名亭所作的詮釋，不僅在披露乃兄的襟胸，也是蘇轍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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