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08-13 09:52:59

　　一批原本日日與古書為伴、恍若生活在唐宋的古籍整理人士，倏忽之間又被拽回到了現代。

　　“本來，我們有筆有紙有古書，生活也就夠了，可日漸猖獗的數字盜版，已經控制我們的根了！誰都可以掃描我們的東西，我們就甭想生存下去了！”談及慘遭盜版侵襲的古籍整理行業，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顧青揪心地說。

　　經典古籍成盜版重災區

　　中華書局新整理的古籍圖書，遭遇數字盜版的方式無外乎兩種：有人將圖書掃描成PDF文件，上傳到網站上，供人隨意下載和使用；更有甚者，一些文化公司未經書局授權，便將其圖書錄入或掃描成電子版，做成光盤、數據庫、數字圖書館等不同形式的數字產品，進行公開銷售。

　　顧青不無憂慮地說，中華書局幾乎所有的新整理古籍，目前都能在網上找到PDF版本。另外，在這些數量達兩千多種的古籍整理作品中，約有30%的圖書，未經中華書局許可，均已被一些文化公司改頭換面，做成了數字產品。

　　在各類新整理古籍作品中，經典古籍是數字盜版的重災區。點校本“二十四史”、《論語》、《孟子》、《莊子》、《全唐詩》、《楚辭》等經典圖書，銷量最大，盜版問題也最為嚴重；相對生僻的古籍，由于只有專業人士閱讀，盜版公司還未涉足。

　　據記者電話調查，除了中華書局，包括中國書店出版社、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鳳凰出版社在內的20多家古籍出版社，都不同程度地遭遇盜版侵襲。“這種情況自2001年起就開始出現，近年來，隨著數字、網絡技術越來越普及，數字盜版現象愈演愈烈。”中華書局長期關注數字盜版現象的法律顧問任海濤說。

　　數字盜版硬傷多

　　對于古籍整理作品的版權歸屬，《著作權法》第十二條有明文規定：“改編、翻譯、注釋、整理已有作品而產生的作品，其著作權由改編、翻譯、注釋、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權時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權。”

　　“盜版古籍圖書不僅侵犯了整理者的權益，而且硬傷還特別多，對讀者也不負責任。”任海濤指出，古籍原本篇章較亂，且并無標點，整理者為其重新編定秩序，并進行標點、注釋和翻譯，這些都帶有很高知識含量。然而，很多文化公司為規避盜版嫌疑，在制作數字產品時擅自改動底本，反倒將善本變成了劣本。他舉例說，在《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第一》中，正版原文是“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子遠，卿來，]吾事濟矣。’”其中圓括弧內是原文，方括弧內是整理者校后內容。“‘二十四史’近4700萬字，我們不敢保證處處都檢校得完美無瑕，所以才正誤并排。但盜版作品卻刪掉原文，只保留校后內容，這種擅動底本的做法，違背了古籍整理的基本規律。”

　　任海濤還透露，在正版作品中，整理者總會在文后附上校勘記，介紹校勘依據、出校原則及對校文處理情況等方面的內容。“這就好比解應用題，不能只寫答案、不寫解題過程，但所有的盜版作品都拿掉了校勘記，這樣一來，后人讀到這里，只能知其然卻不知其所以然。”

　　維權支出遠超盜版賠償

　　雖然古籍整理作品版權受法律保護，但要借此與盜版抗衡，其實并不容易。“一個尷尬的事實是，我們的維權支出，要超過我們從盜版方所獲得的賠償。”任海濤說。

　　在向法律機關尋求司法保護時，他們通常會貼進去三筆費用：發現侵權產品后，首先得購買它們，而這些產品定價都非常高，動輒千元、萬元；緊接著，在請公證處做證據保全時，網絡證據保全的花銷約在1萬元左右，實物證據保全，也在1500元到3000元之間；而訴諸法庭、外聘律師時，一起最普通的知識產權案件，律師收費也在1萬元以上。

　　“2010年，《康震評說蘇東坡》被盜版侵權一案，我們維權的實際支出就在2萬元左右，而盜版公司最后的賠償，卻只有1.5萬元。”任海濤介紹，自2002年起，中華書局勝訴的數字盜版案件有37起，其中大多數收支持平，收不抵支的情況也不時發生。顧青指出，違法成本過低、執法成本過高，是很多公司敢于明火執仗地盜版古籍整理作品的重要原因。

　　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圖書盜版的賠付標準主要有三：權利人的實際損失、侵權人的非法獲利以及法官在0至50萬元之間的自由裁量。“前兩條或難以計算，或是不會被如實披露；第三條也只是‘填平式賠償’，也即，你若受損1萬元，便只判侵權公司賠付這1萬元的損失。”

　　任海濤介紹說，目前正在修訂的《著作權法》草案，把法定賠償數額的上限由50萬元提高到100萬元，從而將“填平式賠償”變成了“懲罰性賠償”，算是一大進步。

　　雖然數字公司的盜版行為有望得以抑制，但對于掃描成PDF文件上傳網站的盜版行為，他們仍然“疲于應付”，“根據現行法律，給這類文件提供上傳和下載空間的網絡服務商，只有接到通知后刪除文件的義務，并不需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而出版社又很難尋找到作為侵權主體的上傳者本人，若真將所有的上傳人都告到法院，維權成本太高，所以只好聽之任之了。”任海濤說。

　　小知識

　　百余文史專家20年整理點校本“二十四史”

　　古籍整理是一項專業性非常強的工作，它通常由文史界最為資深的專家學者皓首窮經完成。

　　以點校本“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為例，從1958年開始到1978年完成，歷時20年，匯集了包括顧頡剛、陳垣、王仲犖、鄭天挺、吳則虞、白壽彝、羅爾綱、唐長孺、聶崇岐、劉節、柴德賡、劉乃和、羅繼祖、鄧廣銘、馮家昇、傅樂煥、翁獨健等人在內的全國百余位文史專家。“這一串人名，幾乎代表了整個當代文史學界。”顧青笑言，現在各大高校搞文史哲的教授，可以說都是他們的“徒子徒孫”。

　　已故北大教授張岱年就曾評價，“校點‘二十四史’，是一項艱巨的工作。”這些文史專家夜以繼日，逐句逐字，精加校點，最終才將點校本打造成海內外學術界最權威、最通行的版本，并享有“國史”標準本美譽。

北京日報記者　韓亞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