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古籍整理項目中，規模最大也最受人們關注的，就是點校本二十四史。隨著古籍整理事業的發展、學術研究尤其是斷代史研究的深入，點校本二十四史的問題也逐漸顯現。2006年起，中華書局開始著手規劃點校本二十四史的修訂工作，今年將出版《史記》修訂本。中華書局總經理徐俊先生全程參與了二十四史修訂本的組織與出版工作，他認為，由于現在的學術積累和便利條件，在程序保證質量的原則下，相對上一次的點校本，修訂本的質量會有顯著的提高。8月17日，徐俊先生將在上海圖書館做題為“《史記》點校往事”的講座。

　　先請您簡單介紹當年二十四史點校工作的情況。這項工作從規劃（1958年）到最終完成（1978年）花了近二十年。這么長的時間，有這么多的學者參與（其中還經歷了“文革”），是如何在具體運作中保持質量的？

　　徐俊：中國人重視歷史，這是傳統。毛澤東就特別重視古籍，好讀史書，因此新中國成立以后，整理出版一套“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二十四史（鄭振鐸語）成為很多人的心愿。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直屬國務院科學發展委員會。在古籍小組制定的第一個古籍規劃中，就有二十四史點校本。1958年9月13日，由吳晗、范文瀾召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尹達、侯外廬，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和地圖出版社總編輯張思俊，在歷史所三所（今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召開“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會議研究確定了前四史點校方案，還決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也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決定了二十四史和重繪楊守敬地圖兩個歷時彌久的學術項目的走向，重繪楊圖就是后來復旦大學譚其驤先生主持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這兩個項目，實際上是“文革”前后開展并相繼完成的中國人文學科最重大的成果。當時原本計劃是要把一部分地圖放到新的二十四史點校本中，在《史記》出版的時候，因為重繪楊圖的進度問題，才放棄了。

　　前四史原本是要向國慶十周年獻禮的，但是到1959年9月才出版了《史記》，12月《三國志》出版。前四史出齊已經到“文革”前夕的1965年了。起初有兩套出版計劃，一套標點集注本，一套標點普通本。集注本應專門研究之需，普通本供一般讀者之用。普通本就是現在通行的本子，當時是要給一般讀者閱讀用的，所以主要工作是標點，目標是做一個準確簡明的標點本。《史記》沒有校勘記，僅用方圓括號的形式來表示文字的改動，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列入集注本計劃的，《三國志》用盧弼《集解》，《漢書》《后漢書》用王先謙的《補注》和《集解》，《史記集注》則明確為新編。要新編的還有《南北史補注》，另外至今還沒有出版的王先謙《兩唐書合注》也在其中。但標點集注本，一本也沒做出來。原本為方便一般讀者閱讀的普通本，反倒成了半個世紀以來學術界最通行的本子。從這件事看，上世紀五十年代，雖然意識形態主導很嚴重，但是從領導人、主事者到參與者，都有非常明確的目標和深厚的功底，也有非常高的學術標準。

　　前四史主要由中華書局的編輯或外聘編輯完成，《史記》由宋云彬在顧頡剛點校本上加工而成，《漢書》由傅東華在西北大學點校本上加工撰寫校勘記，《三國志》《后漢書》分別由陳乃乾、宋云彬承擔。前四史的整理處于摸索階段，體例做法明顯不統一。其他各史雖然確定了點校者，但進度緩慢。到1963年，中華書局向中央寫信，要求把外地承擔點校的學者調進北京，集中在西郊翠微路中華書局大院辦公。像南開鄭天挺先生、武大唐長孺先生、山大王仲犖先生、中大劉節先生等，都是1963年被借調進京的。聶崇岐先生故去后，羅繼祖先生進京接替《宋史》的工作，北京參加的有陳垣、聶崇岐、翁獨健、馮家昇、傅樂煥、吳則虞等先生，留下了一段盛傳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話，直到1966年“文革”爆發。

　　1963年以后，結合前四史的經驗和教訓，對各史具體情況及問題作了全面研究，在校勘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除做好版本對校外，還要比較系統地進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證）和“他校”（以有關史籍及類書等比勘），并強調要汲取前人對本史的研究成果。為了使標點、分段更為合理，使各史點校體例大體統一，還重新擬訂了適用于《晉書》以下二十史的標點和分段體例，大大提高了各史的整理要求。南北朝兩史八書，大部分都是在那時候做的，體例規范，學術質量也高。這一階段的工作奠定了二十四史點校的學術基礎，1971年恢復工作，也是在此確定的標準下開展的。

　　在1967年中央“文革”小組戚本禹主持文化工作的時候，曾短暫恢復過點校，除了一部分原先的點校者，何茲全、卞孝萱等先生也在那個時候來中華工作了近一年。這段時間指導思想比較“左”，對之前成果的顛覆性很大，但對后來工作的影響很小，因為這些做法，并沒有被1971年恢復點校工作后所吸收。這段時間政治化非常厲害，標點也要講階級斗爭，檔案里有不少記載。有一位先生當時還寫了文章，舉例說，什么情況下要用感嘆號、問號，什么情況下要空行分段。當然，這些政治化的做法很荒唐，最后并沒有帶入正式出版的點校本中，這是需要特別說明的。

　　1971年，在北京召開了全國出版工作會議，姚文元在請示過毛主席后給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建議恢復二十四史點校，作為研究批判歷史的資料。周總理當天就作出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標點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請中華書局負責加以組織，請人標點，由顧頡剛先生總其成。”1971年到1978年，又有一批學者集中到北京，在中華書局參加點校工作。略有變化的是，其中的兩《唐書》兩《五代史》和《宋史》五種，交由上海學術界完成，此前沒有做完的底本、校本、校勘資料，都移交到上海。上海五史作為二十四史點校的一部分，體例的調整和確定仍由中華書局負責，具體編輯工作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后期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承擔，出版用中華書局名義。上海方面完成的情況非常好，五史出版后，部分編輯檔案，包括底本、校樣后來都移交給了北京中華書局。

　　二十四史點校本出來之后，不少人有個籠統的認識，認為上海五史質量欠佳。實際上，上海五史的點校體例、整體標準和后期編輯工作，與1963年確定的體例、1971年的北京中華的具體要求沒有大的不同，而且也是在北京已有的基礎上做的，包括陳垣先生主持的兩《五代史》初稿、王先謙《唐書合注》稿本，都提供給了上海參考。從現在能看到的上海五史的校勘長編看，做得非常規范、詳實，校點情況、校改意見、終審意見都在。《宋史》的原稿，每一本前面都有標校人、復校人署名，非常認真而規范。當然，校勘記的數量是不太一樣，《宋史》多，兩《唐書》的《地理志》也非常詳細，但總體而言校勘記出得簡單，這是受大環境影響。專業的校勘問題，其實各史都是相對存在的，往往有其獨特的歷史成因，比如《舊唐書》的底本問題、二史合校的問題等。總的來說，上海五史與整個二十四史的點校質量是相當的，尤其是后臺各環節的工作。這次修訂，《舊唐書》、兩《五代史》《宋史》依然由上海學術界承擔，另外還新增了《三國志》。

　　點校工作歷時二十年，先后參與其事的近二百人，客觀地說，點校本二十四史是國家意志與全國學術界、出版界，三方面力量協同完成的成果，是一座集體智慧的豐碑。其中尤其是點校者的付出，值得我們永遠記取。

　　當時點校工作既有便利的條件，也受到一些主客觀因素的制約，在您現在看來，這項工作有哪些缺憾？這應該也是這次修訂的主要原因吧。

　　徐俊：點校本的問題，總體而言是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制約，成書時間跨度太長，導致標準和體例不統一，整理深度也各有參差，有的底本選擇不夠精當，有的校勘過于簡略，標點也間有失誤。點校本一開始作為“普通本”的定位，確定了它簡明、通行的特點，但也同時留下了學術上的遺憾，比如“不主一本，擇善而從”的問題，比如校勘記過于簡略的問題。在后來長達二十年的時間跨度中，不同階段的整理標準也不完全統一，最明顯的是形式上的差異，就前四史而言，《史記》沒有校勘記，以張文虎《札記》代之；《三國志》校勘記集中在全書之末，僅標注頁碼卷數；《漢書》《后漢書》校勘記放在每卷之末，但校勘記用頁行標示次第，正文中不出校碼。再如文字校改方式，開始是用方圓括號來標示，方括號為正字、補字，圓括號為誤字、衍字，不出校記說明校改理由。后來各史都用改字出校的方式。當然，統一體例更重要的方面是整理標準要基本統一，包括校勘方式、取校范圍、取舍標準、分段及標點方式。

　　點校本二十四史大多采用“定本式”校勘方式，通常做法是根據校勘結果，改正底本衍脫誤倒，并出校說明校改依據。但是點校本部分采取“不主一本，擇善而從”，而且不一一出校的方式，有違“定本式”校勘規范，實際上形成了一個新的本子。“不主一本”的校勘方式，受到的爭議最多。究其原因，還是最初規劃時這套書“普通本”的定位。“定本式”是歷來使用最多的傳統做法，隨著現代學科意義的古籍整理的完善，“定本式”的體例也越來越具體。這種方式，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底本的面貌，文本更準確，又匯聚各本異文，一本在手，如對眾本，是現代古籍整理最通行的規范做法。因此這次修訂，全部采用“定本式”，所有重要改動都出校說明。

　　有些缺憾是時代使然，比如斷代史研究水平的差距。當年一批學養精深的史學家和文獻學家參與了點校工作，保證了整理的學術水準，顧頡剛、陳垣、鄭天挺、翁獨健、唐長孺、王仲犖等先生，都是斷代史頂級學者，當年的整理主要依靠學者個人的學術積累來完成。半個世紀之后，回過頭看，當時斷代史研究的深度和廣度還不夠，換句話說，現在各斷代史研究的深入遠遠超過當時。除了斷代史研究，還有與二十四史整理有關的專書研究、專題研究，深度和細節方面，都有大的進步。隨著斷代史研究和各項專題研究的深入，點校本的缺憾更加顯現。

　　再比如版本和文獻資料的使用，也不同程度地受到當時客觀條件的制約。部分史用書不充分，是另一個缺憾。《史記》因為顧頡剛之前已經開始三家注匯校的工作，由賀次君遍校北京圖書館藏本，校勘基礎相對充分。兩《漢書》和《三國志》版本校不夠，重點在標點，校勘主要采用清代以來成果。1963年以后強調統一校勘標準，各史用書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地區的藏書。當時用書得到中宣部、文化部、古籍小組等主管部門支持，甚至直接下令調書，解決了基本用書問題。為大家所熟知的張元濟、張森楷校勘記，都長期借在點校組參考。現存檔案中還有向南京圖書館借用張森楷校勘記的完整記錄。即使這樣，從現在國內古籍的善本以及海外回歸的善本情況看，有部分史所用版本和校勘用書是很不夠的。在點校本之前，通行了兩百年的是殿本，后來是百衲本，因此最初的考慮，就是直接拿殿本來點校，有些盡管版本更換了，但還留下了殿本的影子。如《漢書》雖然用王先謙《補注》作底本，但大量用字同殿本。對于宋元本，當時普遍依賴百衲本，百衲本依據宋元善本影印，是當時條件下使用宋元善本的最便捷途徑。但是百衲本校改修補嚴重，參考最多的也是殿本，其實是用影印的辦法整理出版的一個新的二十四史版本。這次修訂，我們大面積地使用和核校了百衲本及其祖本，明確了百衲本與其祖本之間的巨大差異。這一點學術界也有深入探討，比如杜澤遜先生就曾對百衲本《史記》的校改修補寫過專題長文。百衲本《宋史》用元至正本和明成化本拼合而成，《宋史》修訂組發現因為兩個版本行款不一，百衲本進行剪裱，無異于重排。總之，各史所用版本、善本情況不均衡。

　　最后一點，是當時文獻檢索途徑的單一。做古籍整理的人都會有這個體會，點校一部書，到最后總有一些問題是下不了手的，因為我們的知識有限，文獻查不到，無從印證，無從判斷。以前查一首詩是否佚詩，最早見于什么書，還見于哪些書，要想盡各種辦法查檢，有時還得靠運氣。現在科技發達，數字化帶來的文獻檢索的優勢是當時無法想象的。當時的老先生，主要靠自己讀書的積累標點下來，靠自己的學識判斷校異同、定是非，綜合質量全面深入、處理得體，但細節上難免掛漏。比如一些有版本異文的語詞，到底哪一個更接近史文，在同時期文獻中是否有大量的用例，現在用數據庫檢索，大大擴展了采樣范圍，提高了判斷準確性，當時不能解決的問題，現在比較多地能解決了。再如史書中有大量小地名，是隸屬關系還是并列關系，當時很難判斷，出錯在所難免。舉《明史·河渠志》中的一個例子，原文“筑海陽登云都云步村等決堤”，點校本標點作“筑海陽、登云、都云、步村等決堤”，看起來沒有一點問題，其實不但地名點破了，而且將隸屬關系誤成了并列關系。“云步村”隸屬于“登云都”，“登云都”隸屬于海陽縣（都是縣下村上的一級行政單位），看起來“二二二二”并列結構，實際應該是“二三三”的結構。類似還有各種渠塘湖堰、河閘堤壩的小地名，原來主要靠查各省通志，現在歷代地方志都可以利用，可以作更多的文獻比對，包括各地政府網站。所以這次《明史·河渠志》的標點改動比較多，這是研究條件改善造成的。

　　再有一些是當時的客觀情勢所迫，唯其如此，才能完成，如《史記》用顧頡剛、賀次君先生已經點完的金陵書局本，再比如《舊唐書》，復旦接受任務后首先是用百衲本作為底本從頭開始標點，可是時間緊，就改用陳乃乾先生已經點過的清道光岑氏懼盈軒本作為底本，再加工。

　　有些問題是純粹技術原因造成的。《宋史》宗室世系表有很多人名，這些宗室人名用字都是生造的，很多人在史書上沒有任何事跡記載，名字只見于宗室表一次。當時鉛字排版印刷，如果造字的話，刻字的工作量特別大，所以宗室表里比較后的人名都是用其他字代替的，沒有用原字。現在造字方便了，數字化技術的運用，可以解決很多原來的問題。

　　修訂本是原點校本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延續，這是我們對修訂工作的定位。修訂工作在原點校本基礎上展開，嚴格遵守適度、適當修訂和完善的原則，通過系統的版本復核、文本校訂，解決原點校本存在的問題，彌補不足，形成一個體例統一、標點準確、校勘精審、閱讀方便的新的升級版本。

　　有很多學者都對點校本提出各種意見和建議，除了具體標點的商榷之外，甚至有更換底本的說法，您怎么看待這些意見和建議？

　　徐俊：校書如掃落葉，二十四史點校本也不例外。當年《史記》剛出來，顧頡剛先生跟宋云彬說“魯天子之命”的“魯”加專名線是錯的，為此宋先生還寫了書面檢查。《史記》在重印和出版線裝大字本的時候，已經做過第一輪修改，1982年重排，改動更多一些。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點校本集中重印，各史都作過較大面積的挖改，挖改依據主要就是學者意見和點校者新提出的校改條目。

　　在這一次修訂啟動之初，我們集中做了兩項工作：一是全面清理點校工作檔案，了解當年點校工作過程、體例形成過程，和各史特點、點校本主要遺留問題；一是系統搜集梳理各史出版后有關點校本的意見，包括零星發表的札記，弄清問題類型，同時設立了“二十四史校訂研究叢刊”，集中出版關于點校本的校訂成果，作為修訂工作的學術支撐。

　　底本選擇是古籍整理的重中之重，所以點校本的底本問題，一直受到學者的關注。這次修訂涉及底本的，主要有兩類情況：一類是當時底本選擇欠當，或者近年有新見善本可以替代的；另一類是原來“不主一本”，這次要確定底本的。

　　先說第一類。比如《漢書》點校本以王先謙《漢書補注》為底本，剔除其余，只用正文和顏注。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漢書》版本的研究仍不充分，這次《漢書》修訂組在版本調研上做了大量工作，經過數次版本對校，最終確定以金陵書局本為修訂底本。《后漢書》原以百衲本影印南宋紹興本（所缺五卷配以靜嘉堂文庫本）為底本，但百衲本多有挖改，已非紹興本之舊，今改以國家圖書館藏紹興本為底本，所缺五卷以國圖藏北宋刻遞修本配補。再如大家關心的《舊唐書》，這次修訂就改回到百衲本影印宋刻殘本配明聞人詮本為底本，而不用清道光岑氏懼盈軒本。底本更換是一個非常慎重的選擇，因為底本的變動，文本面貌和校勘記都會有相應變化，考慮到點校本二十四史已經通行近半個世紀，最大限度地延續點校本的基本面貌，是必須考慮的。

　　第二類所謂“不主一本”，但當時實際操作中還是有底本的，即所謂工作本。點校本在說明中有的有明確交待，有的沒有。這次修訂，都要查考比對，找出工作本所用版本。比如《三國志》，點校本以百衲本（前三卷為紹興本，后六十二卷為日藏紹熙本）、殿本、金陵書局本、江南書局本四種版本互校，擇善而從，經過比勘查對，才知道實際工作本是金陵書局活字本。修訂本方案討論時，魏蜀吳三書擬區別對待，選擇不同底本，后來中華再造善本影印國圖藏舊題紹熙本出版，經過修訂組全面比對，與日藏紹熙本大體一致，于是確定為全書底本。

　　因為不同的校勘理念，在底本選擇上，是選擇早期宋元刻本，還是選擇明清甚至近代精校本，看法大有不同，各有各的道理。我個人覺得，底本選擇和整理方式一樣，最重要的是適合整理對象，適合這一個整理本的定位。比如《史記》，修訂工程開始之初，就有學者主張用三家注的最早刻本黃善夫本，認為最接近原貌。修訂組將三家注、兩家注、單注本系統的代表性版本，進行了全面對校，黃本既有早期刻本的優點，也有一般家塾刻本的缺點，存在大量的俗別字和訛字，勢必增加大量純技術性的文字校勘，而這些一般文字校勘，經過歷代校刻，大多已經得到改正，簡單重復這一部分工作，反倒稀釋了校勘記的價值。另外，金陵書局本在錢泰吉校本基礎上，系統吸收梁玉繩、王念孫、錢大昕等人的成果，廣校諸本，詳加考訂，審慎取舍，點校本出版說明評價金陵書局本“校勘相當精審，是清朝后期的善本”，是準確的。張文虎用單注本《索隱》替換了合刻本，因此盡管同屬三家注系統，金陵書局本與黃本的文本面貌也有一定差異，沿用原來的底本，也最大限度地保持了與已經流通半個世紀的《史記》點校本的一致性。

　　更重要的是點校本二十四史作為一個通行本的定位，需要得到延續。“通行本”和專書整理，應該有所區別。就《史記》的整理而言，作為專書整理，可以更深入更豐富，可以“校異式”、“底本式”、“定本式”多種校勘方式并行。顧頡剛先生當年的計劃，除了以金陵書局本為底本的標點本外，還包括以黃本為底本的《史記》三家注匯校本，甚至整理出《集解》《索隱》《正義》單行本，我認為都是必要的，有價值的。但是作為一個通行本，如果一定要退到宋本為底本，文本面貌和校勘記都會受到影響。簡單地說，點校本二十四史作為“通行本”的特質應該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和延續，同時我們也支持對二十四史進行全方位、多層次的專書整理，并且已經有相應的計劃。

　　《史記》的修訂本即將面世，想請您具體從這部書的校點上談談在哪些方面做了修訂？

　　徐俊：《史記》是最受各方面關注的一部書，關于點校本《史記》的成書和修訂細節，前面已經多處談到。《史記》點校本完成最早，當時處于摸索階段，不像1963年以后各史有規范的體例，再加上幾乎就是顧頡剛、宋云彬等幾位先生個人之力完成，比較多地依賴于張文虎的《札記》，與后來各史整理的標準做法有一定的距離，因此，《史記》修訂本在更新程度上，是比較大的。歸納起來，比較突出的有四個方面：

　　首先是廣校諸本。修訂組所用通校本、參校本達十種，宋元明清最有代表性的《史記》刻本都囊括在內，包括有“乙部之冠冕”之稱的臺灣傅斯年圖書館藏北宋景祐監本《史記集解》、被日本定為國寶的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南宋黃善夫三家注合刻本，還有日藏六朝鈔本、唐鈔本，敦煌寫本等。選用善本之精，校勘規模之全，超過此前各家。

　　其次是新撰校勘記。修訂組復核了點校本對底本所作的全部校改，包括方圓括號改補和暗改。已經厘正的從之，存疑的慎重斟酌，錯誤的予以糾正，統一撰寫校勘記，涉及增刪正乙的重要改動都出校說明。

　　第三是標點轉精。修訂組校核了三家注的所有引文，對于厘清三家注引文文本、完善引文標點等，有明顯的作用，使三家注標點更準確。

　　第四是匯聚前人成果。修訂組充分利用前賢時彥的校勘研究成果，適度參考出土文獻，同時我們約請天文、歷法、禮制、中外關系等專門領域學者參與修訂，一些爭議問題有了相對更準確的結論。

　　《史記》修訂工作涉及的面向太大，難以概括周詳。以南師大趙生群教授為首的修訂組，連續不斷地工作了六年多，解決了很多復雜的學術問題和校勘細節，成果豐碩。限于體例，有些很重要的內容難以在點校本中表達，校勘記也主要集中在結論層面，大量的基礎工作放在校勘長編中，待長編出版后，大家可以更全面地共享這次修訂的成果。

　　很多人都有疑慮，當時二十四史的點校是傾全國之力，史學界最好的學者幾乎都不同程度地參與了。現在可能不具備這樣的條件了，如何保證修訂的質量呢？

　　徐俊：應該說無論是上次點校，還是這次修訂，都是一次全國學術力量的集聚，沒有海內外中國史學、文獻學及圖書館界的大力支持和參與，不可能做到。上次點校，計劃經濟時代行政的作用比較明顯；這次修訂，重大項目學術資源的作用更加突出。國家教育、科研、出版等主管部門在修訂工程的立項、經費、人力等方面支持力度很大，承擔單位、主持人全力以赴，中華書局作為組織者和出版者，成立專門部門負責修訂的日常工作，保證了工作的有序進行。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對各史承擔單位和修訂主持人的遴選，我們綜合考量了原點校單位、專題文獻整理或斷代史研究積累、學者人力配備等諸多因素，堪稱一時之選。

　　關于如何保證修訂工作質量，最重要的當然是修訂原則和體例、修訂團隊、各史修訂方案等大關節。除此之外，貫穿于修訂全過程的是工作程序，因此我們提出“程序保證質量”的原則，要求每一步工作都可回溯，經得住覆案。工作開始的時候，有人建議直接在電子版上加工，我們覺得不妥。修訂要充分吸收點校本已經取得的標點校勘成果，不是一本新書。電子稿不能保留修訂痕跡，不能顯示改動過程，不知道哪些地方改了，哪些地方增加了，專家審稿和編輯審讀中無從比較，也無從衡量修訂的質量。所以在“程序保證質量”的原則下，我們制定了一套嚴密的工作流程。比如“工作本”制度，所有的工作都要在我們提供的工作本上進行。工作本出自我們開展多年的“中華古籍語料庫”，其底本是點校本，但錯誤率低于紙本，比臺灣“中研院”的數據庫本還要低。從底本復校到通校本、參校本的校勘記錄，都必須在統一印裝的工作本上進行，清晰記錄所有版本異文。這樣做的好處，是保證每一環節的工作都是可回溯的。同時，我們組織專業校對，對底本、點校本進行死校，提供給各修訂組。

　　另一個重要環節是“校勘長編”制度。史文的任何一處改動，都必須寫成校勘長編。校勘長編也有規定的格式，包括卷次、頁碼、行次、原文、校勘記錄、校改方案。點校本就是這么做的，這次是延續了以前的做法。一方面，規范了修訂組內部的工作流程，主持人通過校勘長編，有效地把握修訂標準和范圍深度的一致；另一方面，也滿足了整個審稿、定稿過程的可回溯要求。從修訂本最后的清本看，改動并不是那么多，但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每一處改動，可以復查每一處改動的依據。

　　此外，完善的專家審稿和編輯審讀制度也非常重要。一套完整的審稿程序，也是保證修訂質量的基礎。各史修訂方案、樣稿審讀，都有審定委員和外審專家參與。《史記》定稿前，我們約請了三十多位專家分別審讀，都反饋了詳細的意見，表現出高度的責任感。編輯小組則全程參與工作。以《史記》為例，除了書面審讀意見，修訂組和編輯組一起對每一條校勘記、每一處改動都進行過認真討論。

　　修訂工程到了中后期，最難的就是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保證進度。計劃經濟時代雖然有各種局限，但是可以集中最強的力量，唐長孺、王仲犖先生等，都在中華書局工作了十多年，天天跟大家一起上班，面對面坐著。那時當然有各種政治學習，宋云彬先生就是上午大煉鋼鐵，下午才能做點校工作。但是那時沒有現在的學術考評、教學任務、科研指標。這次修訂，為了保障各修訂組在現行的學術體制下，有更好的工作環境，教育部和新聞出版總署聯合發了文件，要求各承擔單位將此項目按照教育部重點項目對待。但是很多人在做修訂工作的同時，還有繁重的教學、科研任務，確實做得很艱難，時間很難保證。我非常能體會參與者的難處，現在的學術環境，對做長線的古籍整理項目很不利，更何況這是一個修訂項目。我們希望借著這個基礎文獻的整理工作，與教學科研相結合，對各承擔單位的學科建設起到一些積極的作用，事實上已經有很多學校借這個機會組成了班子、梯隊，把這個項目作為專題研究的一個平臺。

　　總體看來，各史原先的點校質量不均衡，現在的修訂工作相對規范、統一，從已經完成的情況看，基本質量都比較好。在原有基礎上，形成一個體例統一、標點準確、校勘精審、閱讀方便的新的升級版本的目標，有望實現。

　　除了《史記》，其他各史修訂本的出版計劃，您能否稍微透露一下？

　　徐俊：除《史記》之外，已經完稿的有四種，其他各史，包括篇幅比較大的《宋史》《明史》，都在陸續交稿。按照計劃，全部修訂工作將在2015年完成，今年和明年會集中交稿。《史記》是準備推出的第一種，很快就要與讀者見面了。《史記》是最受關注的一種，《史記》的情況也最復雜。我們希望通過修訂本《史記》，把各種復雜的問題都抓到，更有利于以后各史的編輯出版。但是從編輯加工的角度看，遇到的難度超乎我們的預計，所以，全部完成出版應該要到2017年。編輯小組臨淵履薄，會盡最大努力完成各史的編輯加工，早日呈現匯聚當代學人最新成果的修訂本二十四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