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毛澤東主席指示吳晗、范文瀾組織點校“前四史”。9月13日，吳晗、范文瀾召集科學院歷史所尹達、侯外廬，中華書局金燦然和地圖出版社張思俊，研究落實點校“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歷史地圖的具體方案，會議形成了《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記錄》，“二十四史”點校的序幕徐徐拉開。

　　興許只是機緣巧合，就在9月13日這，“十年悔作杭州住，贏得頭銜右派來”（1958年3月詩）的宋云彬，從杭州奉調北上，來到中華書局，開始了他晚年的校史生涯。

一

　　1957年，花甲之年的宋云彬以他一貫的“骨鯁”秉性，一頭跌進了“右派”陷阱，因此而改變了他晚年的生活重心。從他1958年的日記看，突遭厄運的宋云彬，委屈懊喪之中，除了以酒澆愁，真正成為他寄托的是太史公的《史記》。著手《史記選譯》，草擬《史記集注》的龐大計劃，借閱、購置與《史記》相關的書籍，日記中在在皆是。這年3月，宋云彬將《史記集注》計劃油印并分別寄送浙江和北京、上海的友人，其中北京有葉圣陶、王伯祥、鄭振鐸、齊燕銘、傅彬然、金燦然、章錫琛、徐調孚、陳乃乾、邵荃麟、俞平伯、趙萬里、陳叔通等十數人，并請葉圣陶轉交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歷史分組及翦伯贊、胡繩。正是這份《史記集注》計劃，直接促成了宋云彬的進京。

　　9月16日，宋云彬開始到位于東總布胡同10號的中華書局編輯部上班，日記連續記錄了“二十四史”點校初期階段的種種情形，非常珍貴。當時的首要任務就是要統一“前四史”體例，按照新確定的點校全部“二十四史”的目標，來重新擬定標點凡例，并著手對顧頡剛《史記》標點本進行體例上的改造。這項工作就由宋云彬來承擔。宋云彬日記：

　　9月22日：余在（陳）乃乾之工作室草擬標點“二十四史”凡例。

　　9月23日：擬標點“二十四史”分段提行說明。據金陵局本《史記》校黃善夫本及殿本之異體字，以決定將來排印時能否統一字體。

　　9月25日：聶崇岐交回審閱的《史記》標點稿第一批。晚飯后，赴東四八條三十五號看葉圣陶，談標點《史記》問題，回來已十一時矣。

　　9月26日：上午與金燦然談《史記》標點問題，將顧頡剛所標點的和我所標點的式樣各印樣張一份，先寄聶崇岐等，然后定期開會討論。《史記》原定年內出版，作為一九五九年新年獻禮，但顧頡剛之標點問題甚多，改正需要甚長之時間，年內出版絕對不可能矣。

　　9月27日：寫好標點樣張交金燦然。

　　經過此番準備，9月30日下午，由金燦然召集在中華書局開會討論標點《史記》問題，出席者有：張北辰、顧頡剛、聶崇岐、齊思和、傅彬然、陳乃乾、章雪村、姚紹華和宋云彬。宋云彬在這一天的日記中詳細記錄了與會者名單，并記云：“余發言甚多。”另一個主角顧頡剛，上午剛剛隨政協考察團從武漢回京，接到通知下午即到中華與會，顧先生的日記記錄了會議的主要內容：

　　到中華書局，參加《史記》標點討論會，自二時至六時。與次君、筱珊同出。

　　標點《史記》，予極用心，自謂可告無罪。今日歸來，接中華書局來函，謂點號應簡化，小標題可取消，頗覺詫異。及往開會，乃知毛主席令在兩年內將廿四史點訖，如照予所作，則其事太繁，無以完成任務也。此事若在從前，予必想不通。今從集體出發，亦釋然矣。

　　10月16日，宋云彬完成七千字的《關于標點〈史記〉及其三家注的若干問題》長文，并作致金燦然信，交姚紹華轉呈。當時中華書局的“十月人民公社”剛剛成立，大煉鋼鐵運動如火如荼，宋云彬23、24兩天的日記生動記錄了當時煉鋼和標點《史記》交替進行的場面：

　　下午將下班時，忽得通知，有緊急會議，必須參加。六時，會議開始，主席報告本單位自二十六日起，每天須出鋼二噸。人民公社全部社員除年老病廢者外，皆編入煉鋼部隊。余被編入后勤第八組，組長凌珊如。會散后，匆匆回家吃飯。飯后即赴局參加劈木柴。十時半回家。

　　晨八時始到局辦公。十一時，忽得通知，第八組全部組員參加劈柴。下午，第八組全體組員繼續劈木柴，余以標點《史記》工作緊張，未參加，僅于下班前半小時參加十數分鐘而已。

　　11月6日下午，金燦然再次召集開會，宋云彬日記：“中華邀請顧頡剛、聶崇岐、賀次君、葉圣陶、王伯祥等座談標點《史記》及其三家注問題。余提問題甚多，大部分得到解決”。會議決定另選一個金陵書局本，由宋云彬參照顧頡剛標點本重新標點，以便按新的體例改造。

　　聶崇岐是標點《史記》的另一個重要參與者，他在點校本《史記》自存本第一冊扉頁前留下了一段題識，詳細記載了他參與《史記》審校以及出版的過程：

　　此書標校原出自賀次君之手，顧頡剛先生審校后交中華書局，時一九五七年也。去年，因毛主席指示整理“前四史”，《史記》其中第一部也。中華書局因即以賀標顧校之本充數，恐仍有不妥處，又委余覆校，時已九月中旬，而擬年內出版，俾作一九五九年元旦獻禮。余接受任務后，昕夕從事，至十月二十日校完八十卷。十一月初，中華書局召集小會，討論改訂標點體例，以作其他諸史標點時之準繩。又以此書尚有二十余卷顧先生并未看完，元旦絕難印完，因延期出版。在討論后，顧校者多應更改之處，于是交宋云彬負責。宋氏以就顧校原本更動，殊所不便，因另取一部，就顧校本隨錄隨改，作完后仍由余覆校。宋氏過錄時既有脫誤，而所改者亦間有不妥處，致余不得不又從第一卷校起。全部校完在五月初。至十月一日始行出版，作為國慶十周年獻禮。較原定計劃整晚十個月，但余收到此書已十一月四日矣。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四日

　　可見《史記》點校本成稿過程非常復雜，由賀次君初點，顧頡剛復點，宋云彬過錄重點，聶崇岐外審，凝聚了四位先生的辛勤勞作和智慧學識。

二

　　這段時間，宋云彬一直夜以繼日地超負荷趕工。1959年4月16日，《史記》全書點校完畢，他在次日記道：

　　日記中斷了兩個多月，其原因為標點《史記》工作緊張，每夜工作到十點鐘左右，筋疲力竭，無興趣寫日記了。

　　24日的日記：

　　下午一時半趙守儼來，將《史記》目錄及附錄交他，如此，全部《史記》校點工作已畢，只點校說明未寫。

　　宋云彬5月12日開始起草《史記》點校說明，到17日完稿，“萬六千言，甚愜意”。金燦然看后“建議改為兩篇，一為出版說明，一為點校說明”。宋云彬又用五天時間改寫，“較前所寫者有條理得多，自視甚滿意”，金燦然也甚滿意。又送給葉圣陶看并做修改，“圣陶謂予所寫《史記》出版說明及點校說明皆佳，且有必要”（7月10日日記）。這兩份蠅頭小楷謄錄的手稿保存至今，紙墨粲然。7月以后，點校本《史記》到了最后讀校階段，宋云彬13日日記：“《史記》校樣積壓甚多，今日校出百余頁。”14日：“《史記》校樣積壓千余面，今日校出百余面。” 23日、24日：“看《史記》清樣百余頁，又發現標點欠妥處不少，甚矣古書之難讀也！”“改正《貨殖列傳》斷句錯誤者一處，發見標題各篇排樣前后不一致，請趙守儼去函上海排版所更正。”從日記記載和檔案所存宋云彬、葉圣陶往返書信看，標點斷句的修正幾乎一直做到付印之前。

　　《史記》點校定稿過程中，與宋云彬切磋最多的是葉圣陶和王伯祥。王伯祥是《史記》專家，參與商討最多；在終校發現疑問時，葉圣陶則是主要請教對象。宋云彬與葉圣陶的往還信札至今仍保存在“二十四史”點校檔案中，其中一則討論《史記·汲黯傳》中“黯褊心不能無少望”一句的標點，宋云彬問：

　　我一向認為當以“黯褊”為讀，“心”字屬下為句，謂汲黯性子褊急，心里不免有點兒怨望。然而我講不來文法，不能說出所以然。同時《辭源》、《辭海》都有“褊心”條，《辭源》僅引《詩》“維是褊心，是以為刺”，《辭海》索性連《史記·汲黯傳》的“黯褊心”也引來作例子。伯翁《史記選》也以“褊心”連讀，且加注釋。頃讀楊遇夫先生《馬氏文通刊誤·自序》，說到馬氏誤讀古書，舉出許多例子，其中一個就是《汲黯傳》的“黯褊心不能無少望”，說“應以‘黯褊’為讀，而馬氏乃以‘褊心’連讀”。楊氏之言，實獲我心。弟意如果史公原意亦“褊心”連讀，則當作“黯心褊，不能無少望”，庶合古文文法。但我對于文法實在懂得太少，所以往往知其然而不能道其所以然。不知您的看法怎樣？

　　葉圣陶回信說：“今晨接惠書，燈下敬答所問，書于別紙。這類問題很有趣，我樂于想一想。”接著回答說：

　　“黯褊心……”一句，照我想，還是要讓“褊心”連在一塊兒。“褊心”二字是個形容詞性質的詞組，與“小器”“大度”之類相似。“黯褊心”等于說“黯褊急”。“黯不能無少望”，很完整。現在插入一個形容性詞組，說明“不能無少望”的原故。如果作“黯褊”，不知漢和漢以前有單用“褊”字的例子否。我猜想恐怕沒有。我又猜想太史公這兒的“褊心”就是從《詩經》來的。

　　從點校本《史記·汲黯傳》“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句（3109頁）的斷句看，宋云彬最終采用了葉圣陶的意見。

三

　　伴隨著點校本《史記》繁重的編輯工作，“右派分子”思想改造一直是壓在宋云彬心頭最重的一塊石頭。1959年1月5日，宋云彬在《一個月來學習工作思想情況》的匯報中說：

　　我來北京三個多月，心情一直是愉快的，工作勁頭也相當大。在工作方面（主要是標點《史記》）也感覺到尚能勝任。我一定要努力學習，努力工作，來加速自己的改造。希望黨和群眾嚴厲地監督我，鞭策我。

　　6月1日日記：

　　《史記》校樣源源而來，大有難于應付之勢，而《天官書》一篇問題最多，原來沒有標點得好，更難應付。有幾個問題想同王伯翁商量，他又不在家。……晚上，中華書局黨支部召集所謂“右派分子”開會，說要做總結，從明天開始到二十號為止。先要大家寫大字報向黨交心，然后每人起草書面總結，在會上當眾宣讀，再經群眾批判。據說，經過這次總結，對的確愿意悔改并且表現得好的可以減輕其處分，甚至可以摘掉帽子云。

　　在11月23日訂的改造規劃中他說：思想方面要“堅決拋棄過去那種個人主義的‘名山事業’思想，把整理古籍看著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一部分，明確認識做整理古籍工作就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是為了貫徹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文化工作的方針政策，而絕不是什么個人的‘名山事業’”；工作方面要“認真細致并按期完成領導上交給我的工作，不拖拉，不積壓，不向困難低頭，保證不出政治性的錯誤，盡量減少并進而消滅校對工作上的錯誤”。

　　1960年1月宋云彬參加書局1959年度“躍進獎”評選，獲得三等獎。他親筆填寫的“自報評獎條件”說，“領導上交給我的任務，能如期或者提前完成。去年一年的主要工作是重新標點《史記》和張文虎的《札記》。《史記》于建國十周年國慶紀念節前出版；《札記》早已發排，并且見到過排樣。……自問對工作有熱情，干勁也相當足”。

　　但是，《史記》出版后被指出存在標點失誤，因此他說：“《史記》點校的質量是不夠高的，已經發現了一些錯誤，而且有幾處錯得十分嚴重。本來這些錯誤，只要工作能夠細致一點，是可以避免的。我檢查所以沒有能夠避免這些錯誤的主要原因，由于我自高自大，不虛心的緣故。我將在總結中作詳細的檢討。但就這一點來說，我在改造思想方面進步的很慢。”幾個月后，宋云彬還為此做了書面檢討。《關于〈史記〉標點錯誤的檢討》寫于1960年4月26日：

　　去年我在參觀密云水庫的時候，見到顧頡剛先生，他告訴我，有位蘇聯專家正在翻譯《史記》，用中華書局新出版的《史記》作底本，發見好多處標點錯誤，而且錯得很不應該。我問他哪幾處有錯，他說記不清了，只記得“魯天子之命”的“魯”字不應當標。我當時聽了還有點不大相信，第二天一早到局里來，取原稿一看，果然是我在“魯”字旁加上了標號，而顧先生（賀次君先生）是不加標號的。我心里很難過，怪自己為什么會鬧出這樣的笑話來。

　　古語云“校書如掃落葉”，旋掃旋生，古籍整理實難畢其功于一役。客觀地說，如此一部大書，初版有一些標點錯誤是可以理解的。但這些本屬于點校和編輯范圍的問題，對當時的宋云彬來說，卻不是那么簡單。“起初我還只歸咎于自己太粗心大意，還想到當時要趕國慶獻禮，時間迫促，所以工作就粗糙了。后來又發見了上面所舉的另外兩處的錯誤，我才作進一步檢討”，“那時候，我驕氣十足，只看到人家的缺點，自以為對《史記》素有研究，標點分段不會出大岔子，而況還請聶先生復看過，還有什么問題呢？同時因為相信自己，看不起人家，所以口頭上說是在顧先生（賀先生）標點本的基礎上重新加工，實際卻沒有拿顧先生（賀先生）的標點本來細細對照，只在發生疙瘩的時候拿來看一下”。最后不惜對自己上綱上線，“我所犯的錯誤應該提到原則上來檢討，完全是思想和立場的問題”。

　　關于《史記》標點錯誤的檢討，另外還兩見于他的日記，4月26日：“寫關于《史記》標點錯誤之檢討書一份，交張北辰。”又前十天，4月16日：“下午，組務會議。《史記》標點有錯誤，余作檢討。蕭項平出言不遜，余報之以微笑。”從檢討書對自己的苛責唯恐不深，日記里“報之以微笑”的隱忍，到“離群孤立已三秋，喪氣垂頭一楚囚”（1959年除夕詩）的感傷，半個世紀后，我們仍不難體會當事人所受的政治壓力和內心的屈辱痛苦，不忍卒讀。

　　1959年9月《史記》點校本出版后，宋云彬繼續為《史記》再版做準備。1961年春夏間，對《史記》進行了重校，改正初版錯字，最終形成了附在1962年6月第二次印本中的《史記》勘誤表。1963年3月，《史記》又將重印，再復看一遍。1965年6月，準備印線裝本《史記》，因尚有多處標點錯誤，“趙守儼把應改正之處一一用鉛筆畫出，送來復核”。可以說，點校本《史記》，從標點到編輯出版，連同歷次重印及線裝本，宋云彬是自始至終的主事者。此后，宋云彬獨立承擔了《后漢書》點校，參與了《晉書》和齊梁陳三書的責編工作，直到“文革”開始，“二十四史”點校工作停頓。

　　宋云彬，是當之無愧的點校本“二十四史”責任編輯第一人。

徐俊（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