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科舉制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中華文明產物，賢能治國說或精英統治理論為科舉考試制度的出現奠立了理論基礎。在一定意義上，科舉制可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科舉制的實質，是一種開放報名、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考試制度。廢止科舉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西方文明沖突的必然結果和典型事例，實際上科舉是廢于時而不是廢于制。科舉制在清末被時代和歷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著這一制度應該永遠被否定。盡管科舉制有許多局限和弊端，但它在歷史上曾起過重大的作用，對人類文明進程作出過重要的貢獻，是中國不應忽視的一份文化遺產。

　　關鍵詞：科舉；考試；文明沖突

　　1905年廢止科舉是中國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它關系到儒家文化的消退、精英政治的轉換和傳統社會的終結，甚至標志著東亞古代文明的衰弱。百年過后論科舉，我們不僅要看到為興學堂而廢科舉的歷程和現象，還應探尋這一重大歷史事件背后的深層動因。用更為廣闊的視野，站在東亞全局，或者從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的科舉停廢，便會看出一些僅僅從清末廢科舉本身觀察不到的東西。盡管具有明顯的局限和弊端，但科舉制是中華文明的產物，而科舉停廢是東西方文明沖突的必然結果。科舉制在清末被時代和歷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著這一制度應該永遠被否定。

一、科舉制為中華文明的產物

　　科舉制是具有世界影響的中華文明產物，是在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化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先秦時期的賢能治國學說為科舉制的出現奠定了理論基礎。中國自春秋戰國時期便產生了“舉賢才”的理念，儒家理論主張精英治國，《論語·子張》載孔子的弟子子夏所說的“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典型地反映了孔門師生主張賢能治國的理想。按照中國古代最通行的解釋，“學”指學習，即受教育，“優”指優秀，“仕”即做官，也就是學習優秀者便去做官。反過來理解，就是做官要經過教育和學習，學業才能不優秀者則不應為官。這種讀書做官論的標準在于學識之優劣，而不在于出身高貴與否。

　　《論語·衛靈公》還記有孔子另一句關于讀書做官的名言：“學也，祿在其中矣。”一心向學、學業優秀就會有祿位官職。在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人，也是春秋戰國時期倡導以賢任官的儒家代表人物。《荀子·王霸》還說：“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于禮義，則歸為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于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的觀點，則更是明確地提倡政權開放、社會階層上下流動。中國傳統社會奉儒學為經典，尊孔子為圣人，科舉制正是將“學而優則仕”的儒家政治政府付諸侯實踐的結果。

　　除了儒家以外，春秋戰國時期其他諸子百家也有一些人提出過賢能治國的思想，其中最突出的是墨子的“尚賢”理論。在《墨子·尚賢》篇中，集中收集了他關于尊尚賢才的觀點，如：“古者圣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在墨子看來，尚賢舉人的標準不能依據一個人的血統和家庭背景，有才者可以從貧賤的下層進入社會上層成為政府官員，無才者則使其抑廢為下層民眾。從此觀點出發，墨子提出了一個頗具民主色彩的“尚賢”主張：“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這種認為人人生而平等，依據才能高下作為社會定位的標準的觀點，將賢能治國說直接明白地宣示出來，達到了尚賢思想的極致，為后來賢能治國理論付諸制度實踐作了充分的輿論先導。[1]這些思想家關于賢能治國的學說，也有助于打破世襲貴族體制，他們主張人們生來具有為官或為民的各種可能，國君必須任用賢才來治理國家。這種賢能治國說或精英統治理論為科舉考試制度的出現奠立了理論基礎，也是科舉制產生的思想文化根源。

　　正是因為有“舉賢才”、“尚賢”和學優則仕的觀念，從漢代開始，實行了察舉制度的實踐，并在考察推薦中逐漸加入了考試的因素。而為了防止選舉人才中的弄虛作假，杜絕“人事因緣”和“屬托之冀”，[2]考試在選士中的成分越來越大，最終導致科舉制的出現。自從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建立進士科舉之后，經過發展和逐步完善，到宋代，科舉制已成為一種“至公”的制度。在明代，人們甚至認為：“我朝二百年公道，賴有科場一事。”[3]而清代科舉制度為保證考試公平、防止作弊，其復雜嚴密程度更是登峰造極，可以說沒有研究過科舉制的人無法想象它的嚴密精巧，研究過科舉制的人無法忘卻它的嚴密精巧。

　　這種不分貧富貴賤的考試競爭制度，在16至19世紀來華的西方人看來十分神奇和先進，也被許多西方學者所肯定。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國環行記》一書中，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在談到科舉時說：科舉是“中國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欽佩，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緩慢演進；但它需要（就如它將要的那樣）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適應變化了的現代生存環境。”“盡管有其缺陷，科舉制對維護中國的統一和幫助它保持一個令人尊敬的文明水準，起到了比任何其它制度更大的作用。”[4]日本學者原勝郎在20世紀初也認為：中國千余年來進行科舉考試，歷朝逐次加以改良，決非可以嗤笑之物。就通過公開考試廣泛選拔人才而言，中國文明可以說遠遠領先歐美各國，科舉制度造就了中國文明，它是中國文明的頂峰。[5]科舉制是中華文明的產物，或者說是中華文明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又對整個中華文明產生過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在《世界文明史》一書，在談到中國的科舉制時說：“這些官員是經由人類所發展出的選擇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贊賞的方法所選舉出來的。這個方法柏拉圖將會很感興趣；雖然這個方法已經失敗，今天已不再采用，但是柏拉圖一定會因為中國有這套辦法而喜愛中國。就理論上來說，這個方法最能調和貴族政治和平民政治：人人皆有平等作官的機會，但只有那些適合作官的人才有機會作官。事實上，這個方法實施一千多年來，給中國帶來許多好處。”[6]他還指出：“這個制度是有缺點的，凡由人類所構想和推行的政府機構有那個沒有缺點呢？所以，這個制度的缺點是人為的，而不是制度本身的；至于世界其他各國的，則比中國的還差呢！”[7]

　　科舉制的影響是世界性的。據李約瑟夫婦和顧立雅的研究，科舉制甚至可能還在十二、十三世紀傳到阿拉伯世界，影響到中東醫師職業考試制度的建立。[8]正是因為考試選才具有合理性和先進性，所以近代以后，歐美許多國家借鑒科舉建立了文官考試錄用制度。西方漢學家中一般都贊成科舉西傳說。例如，美國學者賈志揚在其《宋代科舉》一書的中譯本中指出：“宋代考試的重要性超出中國之外，因為中國考試本身具有相當的世界史的意義。西方傳統諸如民主、人權和自由的中心在歐洲和美國現時在世界各地一再被確認。很少有人認識到現代社會的另一個普遍特征——學校和考試不但用于教育青年人，并且在選擇員工和區分地位中起關鍵作用——發源于中國，并非西方。拜耶穌會員和其他晚明和清朝的觀察家之賜，‘精英政治’的中國模式為啟蒙哲學家們提供了有力的模式，并幫助鑄造了現代西方社會。”[9]

　　1972年，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與日本創價大學創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紀的對話中曾談到：“實際上現代英國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國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羅馬制相比較，中國的這種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約在兩千年的時間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統一中國和鞏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樣是有限度的。鴉片戰爭時，在侵略中國的英國人心目中，當時的制度是極為優越的。英國人曾考慮以后英國是否也要采用。各種議論的結果，同樣在英國也確立了通過考試選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經廣泛普及。”[10]他也明確肯定英國文官考試制度曾效仿中國的科舉制。

　　近代以來，在西學東漸的大潮中，中國人不斷學習西文、西藝、西政、西學（西方思想學說），中國許多現代制度都是學習西方的產物。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基本上是由西向東的單向傳播，而科舉制被西方文官制度所借鑒，是少有的反向傳播的例外，是中國古代制度文明的對世界影響的最突出的事例。有的西方學者認為，科舉制西傳歐美并影響世界，是中國對世界的一大貢獻。我認為，從對世界文明進程的影響而言，在一定意義上，科舉制可稱為中國的“第五大發明”。[11]

　　對于否定科舉制是中國古代一大發明的懷疑，我們可以提出這樣的追問：中國在精神文明領域的發明，除了科舉，誰還能舉出其他被西方或世界所廣泛取法的制度？如果舉得出，那我將感到很高興并為我們民族的歷史更加自豪，并很樂意改變自己的看法。舉不出么？那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一些西方學者的說法：科舉考試制度的發明，是中國在精神文明領域中對世界的最大貢獻。

二、科舉考試的內容與制度實質

　　什么是科舉？科舉就是一種通過考試來選拔人才的制度或方式。科舉制度非常復雜，1300年中國科舉史上也有諸多變化，它可以是唐代選拔數學和法律人才的明算科和明法科，也可以是考經學和文學的明經科和進士科；它可以是明清以八股文為主要考試內容的古代考試制度，也可以是1902到1904年間主要考中西政治經濟內政外交知識的近代考試制度；它可以是李自成大順政權以策論為主要考試形式的考試制度，也可以是太平天國以《舊約》《新約》和《天王詔書》等為主要考試內容的考試制度；它既可以是以滿蒙文字為考試內容的翻譯科，也可以是清末以內政外交理財等為考試內容的經濟特科……。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有一點始終不變的是，科舉制的實質，就是一種開放報名、公平競爭、擇優錄取的考試制度。你不能說明清考八股文的科舉才是科舉，而唐宋時期考《九章算術》等內容的明算科和1901年以后改革考試內容以后的科舉就不是科舉。因為考試內容和題型可以變化，它不是科舉制度的實質所在。通過考試來競爭擇優，這才是科舉制的根本特征。

　　為了讓人們理解科舉的概念，我們可以用船來做比喻。什么是船？船就是一種漂浮于水上的運載工具。不過，具體的船是各種各樣的：有獨木舟，有古代的木制帆船，有近代以蒸汽機為動力的鐵甲船，也有現代的萬噸巨輪和航空母艦……然而，船最根本的共性，就是無論其大小、形狀、動力如何變化，都離不開在水中漂浮行駛這一特征。

　　“中華帝國后期的科考制度并非是逆時代潮流而動的頑石，它是一個有效的文化、社會、政治和教育系統，滿足了明清官僚政治的需要，有助于社會結構的穩定。”[12]只是到了20世紀初，中國社會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整個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都遇到了空前難于應付的強有力的挑戰，面臨著生存的危機。科舉制這艘自漢代開始建造的航船，從隋代起錨揚帆后，歷經云詭波譎的唐代河段、波濤起伏的宋代流域、跌宕洶涌的元代河谷，進入波瀾不驚的明清水域，經過500余年平穩航行之后，整艘船的復雜精細的結構和部件已經變得老化失靈，行駛至清末，船破恰遇頂頭風，在強勁的歐風美雨和堅船利炮的沖擊之下，已是搖搖欲墜。科舉制在20世紀初雖也作過一些改革挽救措施，但就像木制帆船再大再好也終有腐朽的時候，在蒸汽機船時代只能落得被淘汰的命運，更新部件已來不及，終于無法阻止其最后沉沒。不過，人類借鑒科舉制的結構和機制，打造出了新的鐵甲船——現代文官考試制度和教育考試制度，一直沿用至今。因此，科舉制在脫胎換骨之后，實際上還以替身的形式活動于現代社會。

　　本來科舉只是一種考試選才的方式，但到后來，科舉制承載著選拔治國人才、促進民間教育、維護社會公平、維系社會秩序的重任，利害關系重大，因而成為各種矛盾的集合點和焦點。當科舉競爭過于激烈之后，各種弊端日益突出，終于“載不動，許多愁”，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然而，我們不能說船體已經開始腐朽的船（正如清末的科舉）才是船，而其他各種功能齊全的新船（如唐宋的各種科目）不是船。科名中包含著“黃金屋”與“顏如玉”，利益所在，許多人趨之若騖，沉迷于其中。由于過度擁擠，導致科舉這艘大船甲板磨損加快，加上年久失修，到清朝末年時，古老的科舉制終于腐朽沒落了。但是，我們不要忘了，人類社會還是離不開船，離不開考試制度。

　　說到底，科舉就是一種通過考試競爭來選拔人才的途徑或工具，怎么用、誰來用效果可能不一樣。這有點像船，既可以為廣大善良的百姓所乘用，也可能搭載強盜。但不管其被誰使用，最早采用或制造船作為水上的運載工具，就是一大發明。科舉制也類似，既然中國在世界上最早采用科舉考試（至少是筆試）選才的方法，而且為后來許多國家所借鑒，因而就是一大發明創造。

　　科舉是一把鋒利的雙刃劍，其的利弊和影響是復雜而多方面的：它既有鞏固統一與維護公平的作用，又有鏟除異端與壓抑個性的后果；既有規范入仕與澄清吏治的一面，也有做官第一與片面應試的一面；既有普及文化與鼓勵向學的功能，也有影響科技與知識偏狹的弊端……。確實是科舉制的局限和缺點誰都無需否定，確實是科舉制的貢獻和優點誰都無法否定。

　　磨刀恨不利，刀利傷人指。劍在發揮其作用的同時，也可能造成嚴重的后果。科舉制的局限和消極影響十分顯著，但其功能和積極作用也十分強大。只看到一面而忽視另一面，會造成很大的問題。對科舉制的利弊得失，應本著冷靜客觀的態度，實事求是地加以評價。只是過去一味地將科舉視為可惡的、腐朽落后的取士制度，對科舉弊端的批判連一般受過義務教育的都已耳熟能詳，我們現今要糾正人們根深蒂固的偏見，因此有必要對科舉制的正面意義強調得多一些。說到底，科舉通過考試選才，遵循的是能力本位或才學本位，代替以往的權力本位或家庭本位，具有足以讓人稱道的先進性，所以考試在中國古代才會被稱之為“量才尺”。

三、文明沖突背景下的科舉革廢

　　由于清末廢科舉時對科舉的評價以偏概全，科舉制在一般中國人的心目中已形成了壞印象，現在要還歷史本來面目，需要澄清許多誤解。一個世紀之后，我們應該認識到，科舉并非傳統社會的萬惡之源。科舉被廢，主要不是因為其制度太壞，而是因為后來科舉考試內容不適應時代的需要，特別是八股文拖累了整個科舉制度。但是，經過1901年的洗心革面，科舉制的考試內容和文體幾乎是脫胎換骨了，以往人們認為很壞的八股文已不存在，要說科舉制很壞的主要理由也已消失。只是由于科舉的向心力太大，阻礙了新式學堂的興辦。在清末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中，在西學東漸和外來勢力強力介入的情況下，科舉制的廢止實際上是清末時代背景下的必然結果。

　　在主張為科舉制平反的論著中，我雖然引用過從梁啟超到現代學者不少否定廢科舉的言論，但自己卻從未直接否定過廢科舉這一歷史事件，且向來認為科舉制在近代的衰廢，是因為社會環境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科舉制已無法適應新的時代，因此，科舉制的終結是是當時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必然。現在，我更進一步認識到，廢止科舉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東西方文明沖突的必然結果和典型事例。具體地說，當時這種文明沖突包含基督教文明與儒教文明的沖突，[13]以及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沖突。

　　在近代以前，東西方本是兩個各自獨立運行的文明體系。如果沒有外來因素的介入，中國可能在相當長的時期中都很難走出古代的歷史空間，可能很久都不會發明蒸汽機或自動產生共和政體。到19世紀，無論是技術還是學術方面，中國與西方已有相當大的差距，存在著相當大的文明落差。科舉被廢，不僅是時代變遷的緣故，實際上也是文明的不同與落差所導致的結果。

　　處在清末“數前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中國許多傳統的制度在歐風美雨的沖擊之下都逃脫不了被徹底否定的命運。例如，書院的命運便與科舉十分類似。書院在其存在的一千多年歷史上，大部分時間都是進行教育活動的場所，雖然也有其局限，但總體而言，書院的積極意義還是主要的。但是，到了清末，多數書院都變成應舉的預備機構，也被人們視為與學習西學為主的學堂相對立的舊學的堡壘。在當時特定的時代背景中，似乎學堂代表進步，書院代表落后，盡管有些新式書院實際上是在教育新學。在戊戌變法期間，康有為不僅奏過《請廢八股試帖楷法改試策論折》，而且也上過《請飭各省改書院淫祠為學堂折》。當時許多有識之士也對書院的弊端大加抨擊，例如熊希齡等人所呈《湘紳公懇撫督院整頓通省書院稟稿》，[14]便詳細列舉過清末湖南眾多書院的各種積弊。到1901年9月，朝廷發布上諭，令所有書院一律改為學堂，宣告了書院這一中國傳統的教育組織形式退出了歷史舞臺。

　　書院被徹底否定之后相當一段時間，在多數中國人的心目中也是一個負面的名詞。1949年以后直到“文革”期間，書院在大陸基本上也是被否定的舊事物。只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人們才逐漸認識到書院其實是我們的國粹之一，它在清末被西式學校所取代，并不意味著總體上應該被否定。理解了這一點，我們也就較易理解為什么科舉制被廢止，并不意味著科舉制就該徹底否定。在1300年中國科舉史上，有大約1240年左右的時間，科舉制是適應當時的時代和社會的。只有當西學東漸、國門被迫打開之后，科舉制才日益與時代脫節。將科舉說成是落后腐朽的封建制度，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文化的最大冤案之一。

　　科舉制被廢止的時代，不僅是西方文明與東方文明發生劇烈沖突的時代，實際上也是傳統的農業文明逐漸被現代工業文明所取代的時代。在社會進化的過程中，許多傳統的事物都逃脫不了被淘汰的命運，例如，馬車被動力機車所取代、線裝書被西式印刷書所取代、犁被拖拉機所取代……等等，因為在時代飛速發展的情況下，傳統社會原有的許多事物已變得落后了，被淘汰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今天我們在看待馬車、線裝書、犁等東西的時候，應該歷史地看其價值與作用。

　　在傳統社會，教育和考試以人文知識為主要內容，西方的中世紀大學和東亞的書院、科舉皆然。只有到文藝復興，特別是工業革命之后，教育的內容才逐漸轉移到自然科學方面來，注重自然科學的內容，即所謂的實科，是工業文明時代教育的重要特征。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著堅船利炮強勁東來的西學代表的是先進的工業文明，已十分強調科技的重要性。而當時的中國還處于農業文明的時代，科舉考試內容基本上還停留在古代的古典人文知識，自然逃脫不了被停廢的命運。正如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便指出：“當這個制度以及由這個制度而帶起的整個文化，被那無情的進化和歷史破壞推翻時，這實在是一件最大的不幸。”[15]產生于古代中國的科舉制又像一艘專門為在江河（古代社會）中行駛而建造的大船，并不適合在大海（近代社會）中航行。一旦它駛入海域，遇到大風大浪，結果便遭到滅頂之災。

四、重新認識科舉制

　　重新認識科舉制，并不是主張在當代恢復科舉制——實際上時過境遷之后科舉制也不可能被恢復，而是要還科舉制的本來面目，還其在中國歷史上應有的地位。

　　清末將科舉制打翻在地，1949年至文革中，還再踏上一只腳，想叫它永世不得翻身。受以往思維定勢的影響，一些人想當然地認為：因為科舉制是一個壞制度，所以當時才會被廢除；如果科舉制不是很壞，怎么可能被廢除呢？但有一個道理，需要仔細思考和辨析才容易明白：科舉制在清末被時代和歷史潮流所否定，并不意味著這一制度應該永遠被否定。當離清末的時空距離越來越遠的時候，便越來越能夠認識這一道理。

　　科舉就像中國古代長期存在的城墻，在漫長的歲月中，曾起過保護城市、抵御敵人的重要作用。但是，到了非冷兵器時代，特別是現代，城墻已無法對付空中打擊，防御作用已基本不復不存在。于是，曾幾何時，在舊城改造中，城墻被看成是城市建設的障礙物，不僅阻礙道路交通，而且是保守的象征，因而被無情地摧毀。可是，時過境遷，現在人們意識到，城墻是一個城市的歷史見證物和古老的象征，自有其存在的價值，于是重新修復了城墻。此時的城墻并無古代用于抵御敵人進攻的防御功能，修復城墻是為了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為了讓今人更好地了解城市的歷史。

　　確實，我們不要動不動就以西化后的現代的尺子，去度量中國古代的民族的歷史。用現代的眼光去看待中國的傳統，以西方的標準去衡量古代東方的事物，往往觀察到的盡是落后、黑暗。如果都像過去那樣否定孔子連同對中國文化影響至關重大的儒學，否定科舉及其選拔出來的百萬舉人和十萬進士，中國歷史到底還剩下多少東西呢？大概給人的印象便只有階級斗爭和吃人的歷史。今天，我們看待科舉制，應該具有一種“理解之同情”的心態。正如錢穆在《國史大綱》一書篇首中所說的：“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溫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已往歷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諉卸于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16]

　　中國人對科舉歷史不一定要否定才顯得進步。科舉被廢，并不是考試選才制度很壞，是特定歷史時代的必然結果。不是科舉制不適應傳統中國社會，而是近代以后中國社會已發生了亙古未有的改變。實際上，科舉是廢于時而不是廢于制。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教授李弘祺便曾感慨：“科舉制度是因時代而失敗的制度，并不是因為其本身而失敗的制度。”[17]在中國傳統社會，科舉制有其產生和長期存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清代學者梁章鉅甚至以為“終古必無廢科目之虞”[18]。科舉制在近代的衰廢，是因為社會環境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科舉制已無法適應新的時代。

　　沒有最完美的制度，只有最合適的制度。科舉是有許多壞處，但它是一種最不壞的制度。科舉是有許多弊端，但你能舉出古代比科舉弊端更少的其他選拔方式么？理論上說存在最理想的取士制度，現實社會中卻只能實施最可行的選才制度。因為理論上正確的不一定是可行的，只有可行的才是有效的。科舉是有許多缺點，但古代中國人雖然經過多次努力和反復對比實踐，卻還是無法找到一個比科舉缺點更少并且可行的制度。

　　當代學者對科舉制的評價總的來說已越來越冷靜和客觀，越來越理性和公正，基本上出現了一個規律性的現象，即一些不研究科舉的人仍覺得科舉很壞，而研究科舉的人往往發現它并不太壞。深入研究科舉者基本上是對科舉肯定較多者，而對科舉激烈批判和嘲諷者基本上是不研究科舉者。批判科舉一點也不困難，一般讀過初中的人都可以談出點道道來；而在還存在大批判習慣的情況下，要肯定科舉制則相對不容易，既需要提出充分的根據，還要有一定的學術勇氣。

　　1894年，模仿中國實行了近900年的韓國科舉制在外敵入侵下被迫廢止。與中國科舉相當類似，韓國科舉在充分發揮選拔英才的功能、維護社會公平與穩定的同時，也一樣出現了許多弊端，韓國歷史上的大儒丁茶山甚至認為，韓國科舉有十個方面還不如中國科舉，其中第七點是“試卷不頒，功罪難驗”[19]，意思是指中國科舉制度規定落第舉子的試卷要發還其本人，而韓國科舉沒有此種制度。《欽定科場條例》中關于落第舉子查看試卷，在“發領落卷”條的“現行事例”中規定：“鄉會試落卷，查填士子姓名，由各承包科場衙門出示曉諭，令其持原給卷票為憑，領回閱看。”而“案例”則列出康熙十八年、乾隆四十八年、道光二十三年幾個相關規定。[20]此種規定即使是不錄取的試卷，考官也要寫上批語和理由，并由舉子領回閱看，目的是為了讓落第舉子心服口服，而且這條規定在清代大部分時間里是照章實施了。對考生如此負責，即使是在今天，又有哪種考試能夠做到呢？

　　盡管韓國歷史上不時有關于科舉存廢利弊的爭論，甚至還出現不少比中國科舉更大的弊病，也有許多人批評科舉制的弊端，但現代韓國人在看到科舉制消極作用的同時，也充分肯定科舉制的積極作用，并將科舉文化視為韓國的重要精神文化遺產來對待，因此1994年韓國才會在科舉百年之際舉行隆重的紀念儀式。此后，在漢城還長期設有供人們參加的模擬科舉考試。而經過多年以偏概全的宣傳灌輸，許多中國人對科舉的壞印象卻根深蒂固，在有的人心目中，科舉不啻于妖魔鬼怪，一旦看到為科舉制平反的說法，便大驚小怪，驚呼曰“為科舉招魂”。若這些人看到韓國人在1994年紀念科舉百年時身穿古代儒服再現科舉盛況的場景，恐怕更要驚詫友邦科舉“魂兮歸來”了。

　　現在韓國每年還在成均館大學和一些地區舉辦紀念科舉的模擬科舉考試，作為復興傳統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與中國對科舉的看法形成強烈的反差。由此，我想到類似于2004至2005年爭論過的端午節這一節慶文化遺產的歸屬問題，作一個但愿不會發生的假設：如果中國繼續將科舉看成落后腐朽的丑惡制度，一直加以唾棄，而當有一天將科舉文化視為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的韓國，將其向聯合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并獲批準的時候，不知廣大中國人又該作何感想與反應？真是“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總之，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對東西方文化了解的加深，相信國人會越來越明白這個道理：清朝末年在西學東漸的大潮中被時代所淘汰的科舉制，是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們民族歷史文化的主體內容之一。盡管科舉制有許多局限和弊端，但它曾在歷史上起過重大的作用，對人類文明進程作出過重要的貢獻，是中國不應忽視的一份文化遺產。

注釋：

[1]《墨子·尚賢》。

[2]葛洪《抱樸子》外篇卷一五《審舉》。

[3]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四《科試考》。

[4]W.A.P.Martin, A Cycle of Cathay，or China，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Edinburgh and London, 1896, pp.42-43.

[5]宮崎市定：《科舉史》，東京：平凡社，1987年版，317-321頁。

[6]威爾·杜蘭（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第1卷（4）《中國與遠東》，臺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196頁。

[7]同上書，199頁。

[8]Lu Gwei-Djen, China and the Origin of Qualifying Examinations in Medicine, in Joseph Needham, Clerks and Craftsmen in China and the We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379-395; Herrlee G. Creel, The Origins of Statecraft in China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pp.17-24.

[9]賈志揚：《宋代科舉》，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5年，中文本序，3頁。

[10]《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荀春生、朱繼國、陳國梁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275頁。

[11]劉海峰：《科舉制對西方考試制度影響新探》，《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

[12]Benjamin A. Elman, 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 xx.

[13] 過去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導致清末廢止科舉的各種原因中，除了中國人自己為興辦學堂而搬掉科舉制的障礙以外，還有一股外來勢力，為科舉革廢推波助瀾。包括部分基督教傳教士對科舉的批判和八國聯軍燒毀順天貢院。見 劉海峰：《外來勢力與科舉革廢》，《學術月刊》2005年11期。

[14]《戊戌變法》第2冊，神州國光社，1953年，595-597頁。

[15]威爾·杜蘭（Will Durant）：《世界文明史》第1卷（4）《中國與遠東》，臺北：幼獅文化出版社，1978年版，199頁。

[16]錢穆：《國史大綱》（修訂本上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1頁。

[17]孟湯：《科舉廢止前后》，《南方周末》2005年10月6日，D22版。

[18]梁章鉅：《浪跡叢談》卷五《科目》。

[19]丁若鏞：《經世遺表》卷一五。

[20]《欽定科場條例》卷四六《闈墨》。

原載《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作者單位：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