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年），已挨過十年永州（今湖南省零縣一帶）之貶的柳宗元，再次拖著衰病之軀，經過三個多月的長途跋涉，于六月二十七日來到了更僻遠也更蠻荒的柳州（在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柳州建城始于西漢，漢武帝元鼎六年（111年）設譚中縣，即以此為縣治，地址在今廣西柳州市魚峰區的駕鶴山。隋代改為馬平縣，縣治移至城北的雀兒山以東。唐代置柳州，下設馬平、龍城、洛容、洛封、象縣這五縣，治所在今日的柳州市，屬桂管經略使管轄。當時的柳州，人煙稀少，極其荒僻。至唐玄宗開元年間，柳州的五縣僅有三千七百三十四戶。到了柳宗元被貶的元和年間，更減為三千二百八十七戶（據《元和郡縣制》記載）。柳宗元的身體本來就很虛弱，到了柳州之后又不服水土，于是先罹患了一種奇瘡，險些送了性命，后來又得了傷寒，治愈后身體更衰弱。更為痛苦的還是精神上的折磨。無端被貶，壯志成空，同道者無緣再聚，故鄉又遠在天涯，都使這位感情豐富又脆弱的詩人，鎮日感傷不已。他到了柳州后，有一首詩寄給同時被貶的韓泰、韓曄、陳諫、劉禹錫四位同道，這就是有名的《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詩：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茘墻。
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腸。
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此詩借登高眺遠，抒發了詩人疊遭打擊、被貶遐荒的憂憤，同時也表達了對同道者的懷念和聚會無期的惆悵，很能代表當時的心境。

　　但是，柳宗元又是一個不肯茍且因循的人。盡管荒州地僻民窮，自己又身心角瘁，但一上任，就投入繁忙政務，而且晝夜操勞，不得休息。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為民眾做了許多好事，留下了眾口交贊的政績。其中之一便是解放奴婢。當時的柳州有一種惡俗：窮人借高利貸，過期還不起錢，就要沒身為奴。這樣，一方面大批破產農民淪為奴婢，使生產力遭到破壞，另一方面不甘心為奴的農民又鋌而走險，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柳宗元從同情貧民和維護社會治安出發作出規定，讓那些賣身為奴的人，按為奴的時間來計算報酬，報酬與借款相抵時，就自動解除奴役關系。韓愈的政治見解與柳宗元相左，但卻很欣賞柳宗元這一做法，當韓任袁州刺史時，就仿此做法解放袁州的奴婢。可見柳宗元這一施政措施的普遍社會意義。柳宗元還是當時少見到具有經濟頭腦的政治家。他知道要改變柳州這塊蠻荒之地的生活條件，單靠務農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發展經濟作物。他在柳州提倡植樹造林，尤其是種植經濟林木。他身體力行，帶頭在城西北角種了200棵柑桔，并寫了一首《柳州城西北隅種柑樹》詩，來表白他種柑樹的目的，詩是這樣的：

手種黃柑二百株，春來新葉遍城隅。
方同楚客憐皇樹，不學荊州利木奴。
幾歲花開聞噴雪，何人摘寶見垂珠。
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詩中表白他種柑的目的不是學東吳丹陽太守李衡為后代留下遺產，而是學屈原借橘明志。等到柑橘結果，遺惠柳州時，自己大概也能品嘗到為政辛勞后的甘甜吧！他還有首《種柳戲題》，同樣表達了他欲改變柳州面貌、遺惠后人的愿望：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
談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
垂蔭當復地，聳干會參天。
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柳宗元在柳州，還致力于復興文化，編寫地方志，并“大修孔子廟”，以達到“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禮儀”之教化目的。柳宗元來柳州時，當地人吃水要到柳江取水，天旱江水淺遠，往返艱難；雨天更是泥濘難行。當地人也挖過井，可能由于土質不好，屢次崩塌，結果造成一種迷信，柳州不能破土挖井。柳宗元為解決柳州居民飲水困難，親自勘查地形，選定“城北隍上”作為井址，為了不增加民眾負擔，動用公帑雇工鑿井，“役庸三十六，大磚千七百”。為了開發民智，他又寫了《井銘·并序》和《祭井文》以紀其事。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挖井，不僅為了改善居民生活條件，也帶有破除迷信之意味。經過他幾年的辛勤經營，柳州的經濟和文化乃至街道面貌都發生了變化：“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辟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這對一個人口僅九百戶的柳州城來說，確有點“樂生興事”的景象。柳宗元此時雖身處荒州，卻未忘國家大事。在柳州期間，陸續有《平淮夷雅》、《柳州賀平破東平表》、《賀中書門下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賀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表》等上奏朝廷的表章以及賀詩，表達自己消平藩鎮、中興王室之愿。這說明作者在順宗永貞時代（805年）的壯志，并未因放逐而消磨殆盡，相反的卻老而彌篤，久而愈堅。

　　柳宗元被貶到柳州的后期，名相裴度（765—839）已經執政。當年朝廷貶謫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為偏遠州刺史時，就是靠身為御使中丞的裴度抗顏上疏，才迫使憲宗皇帝收回成命，才將劉禹錫由播州刺使改為條件較好一些的連州刺使。這說明了裴度對長期遠貶的永貞諸人是抱有同情的。此時又加上北歸的吳武陵向他推薦柳宗元，所以到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柳宗元接詔，準備離開柳州，并已向上司管桂觀察使裴行立辭行。關于這一點，柳宗元集中雖無記錄，但他的好友又是同道劉禹錫在祭文中說得很明確：“自君失意，沈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祭柳宗元文》）但他還未及成行，就賚志以歿。他在死前一年，與部將魏忠、謝寧等飲酒時，就曾有預感：“吾棄于時而寄于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結果不幸言中。柳宗元為官清廉，柳州又是荒涼之州，所以他死后家境很是凄涼，留下二子二女。長子周六僅六歲，次子周七是遺腹子。長女年齡大些，但也未成人。還是柳宗元的上司和好友管桂觀察使裴行立為孤兒寡婦籌措了費用，由柳宗元的表弟盧遵經辦喪事，并把靈柩運回長安萬年縣，歸葬于先墓。但柳州百姓并未忘記這位才華橫溢又無端遭貶的天才詩人，更未忘記他在困頓之中仍為柳州人民興利除弊、遺惠一方的德政。柳宗元逝世后，柳州人民在城東南的羅池畔修建了一座柳侯祠，并且在祠后建了衣冠冢，以享四時香煙。

二

　　柳侯祠建于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因為在羅池之畔，又叫羅池廟。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賜額“靈文廟”；但歷代仍習慣稱之為柳侯祠或羅池廟。柳侯祠在元代至大，明代永樂、嘉靖，清代康熙、乾隆幾朝，曾有過幾次較大規模的修葺，但皆毀于兵隳。現在的這座祠堂是清代的建筑，壁上存有乾隆時柳侯祠和書院等建筑的石刻圖。光緒三十年（1906），此祠址開辟為柳侯公園。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又進行過兩次較大的改進。

　　從柳侯公園南大門向北，迎面就是柳宗元的雕像，風神疏朗，矯首昂視，似無柳州貶謫的憂憤。基座一側刻有有名的“龍城石刻”銘文。唐天寶元年（742），相傳有八龍現于柳江之中，柳州改稱“龍城郡”。此銘據說是柳宗元所撰書。全文是：“羅池北，龍城勝地也。役者得白石，上微刻畫云：“龍城柳，神所守。驅厲鬼，出匕首。福四民，制九丑。”予得之，不解其理，特欲隱予于斯與？”看來，他把銘文與自己的柳州之貶聯系起來，作為自己命運的一個預言。這個石刻最早見于記載的是種駱的《續前定錄》。這本書作于唐敬宗去世不久。但歷代凡說到“龍城石刻”者，以為是贗品者居多。從石刻的原文來看，大概是“厭勝”之類的避邪物。既然是避邪物，總要找一個大人物作載體來傳播，這樣既增加權威性，又能增加可信度。對柳州人來說，剛去世不久的柳宗元當然是最理想的人物。

　　從柳侯塑像后面往北走，便是柳侯祠了。門額所刻“柳侯祠”三字，是郭沫若題的，兩旁的對聯是清人楊翰（宛平人，道光進士，工書畫）書的。聯云：“山水歸來黃蕉丹荔，春秋報事福我壽民。”系集韓愈《享神詩》詞語而成。祠內天井院左右各有一井圍，井旁有三方刻石。其中之一是柳宗元撰的《井銘》，另外兩方是府志中關于柳宗元鑿井等政績的記載。當時柳州人迷信，不敢破土打井，飲水則取自柳江。而柳江岸高坡陡，天旱江淺，攀巖下江，登涉艱難；雨季江水泛濫，道路泥濘，汲水更加危險。柳宗元到任不及半年，為解決民眾飲水之難，立即雇工打井。他以當地專家談康和尚和井工蔣晏為顧問，在城北湟上選定了井址。為減輕民眾負擔，他動用了府庫六千三百匹布購置器材，并調駐軍三十六人來挖井；下挖至七丈四尺深時，“冽而多”的泉水噴涌了出來，“邑人爭以灌”。為開發民智，他又寫了這篇《井銘》。按漢人懂得用井，歷史很久，早在四千多年前，黃河流域的漢民就已懂得用井，河北邯鄲溝龍山文化遺跡就發現過水井遺跡。柳州建成在西漢元鼎六年，到柳宗元時代已九百多年。即使柳州再荒僻，也不至于到中唐時代還知道井。實際上，一九八三年在柳州市區東南九頭山附近西漢古墓出土文物中，就有陶制的井欄。那么，怎樣解釋唐時柳州無井呢？我想可能與下面兩個因素有關。一是柳江改道，中唐時的柳州城居民區在柳江故道上，土質疏松，容易崩塌。柳宗元在鑿井時還寫了一篇《祭井文》，文中說到“唯昔善崩，今則堅好”，就是明證。打井易崩難城，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迷信：打井破壞風水，老天不讓挖井。這也就是柳宗元在《井銘》中所說的“怨惑訛言，終不能就”。這樣長期以往，曾有過的漢井也塌巳毀廢了。柳宗元通過當地專家，選井址于城北湟上，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深挖七丈四尺，并用特制的大磚一千七百余塊，才得以成功。這也從反面證明此柳江故道上鑿井之難。二是柳江穿城而過，雖涉艱難，畢竟有水可飲，于是避難趨易，害中取小，不再打井了。

　　天井院的兩側是碑廊，陳列宋元以來的碑刻四十多件，以及柳宗元制柳州其間的文物資料。天井院的正北為正廳，內有柳宗元和他三位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的畫像，為元代石刻。畫像的左右即是著名的羅池廟碑和荔子碑，荔子碑高2.2米，寬1.20米，為黑色大理石碑，碑文是韓愈為柳州民眾祭祀柳宗元而寫的祭歌《迎享送神詩》。因此詩的開頭一句是“荔子丹兮黃蕉”，故得此名。此碑立于宋寧宗嘉定十年（1217年），碑文為蘇軾書，鐫刻刀鋒圓熟，筆畫豐腴流走，朱熹稱之為“奇偉雄健”，明代王世貞更評為“蘇軾書中第一碑”。此碑融合柳宗元之事跡，韓愈之詩文，蘇軾之書法，所以一問世，即被視為珍品，稱為“三絕碑”。此碑經歷頗為坎坷。此碑立于宋寧宗嘉定十年，距蘇軾去世已一百六十年。為什么蘇軾的碑書一百多年后方刻石立廟呢？這與當時的黨禁有關。宋徽宗崇寧年間，新黨復起，視蘇軾等舊黨為仇敵。蔡京等在朝門外立黨人碑，開列三百零九人的舊黨名單。他們的著作一律銷毀，子女永遠不能在朝為官，甚至忠貞家庭的子孫也不準嫁娶“元祐黨人”。作為舊黨之首的蘇軾著作當然首當其沖，他題寫的碑碣當然也不能幸免。崇寧二年曾下詔：“應天下碑碣傍額系東坡書撰者，并一律除毀。”（吳曾《能改齋漫錄》）因此，荔子碑當然亦在除毀之例。直到南宋乾道六年（1107年），孝宗朝徹底為蘇軾平反，賜謚為“文忠公”，并贈以太師高位，這以后才會有嘉定年間的重新刻石。但是此碑的坎坷并未就此為止。從宋代到明代，該碑又在兵隳中迭遭厄運。據清代《馬平縣志》載，此碑曾因兵隳毀棄，不知下落，直到明嘉靖年間修筑柳州外城，才從地下失而復得，但碑之一角已殘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柳侯祠被改為柳州市教育局辦公室，荔子碑被砌入辦公室墻壁之中，用石灰泥巴涂得與墻壁渾然一體。“文化大革命”中，為逃避“紅衛兵”掃“四舊”的厄運，好心人又把此碑埋入污泥之中。直到改革開放之今日，已殘斷的荔子碑方被視為國寶，鑲以大理石邊，矗立于正廳之內，供海內外人士觀賞。至于唐長慶三年（823年）立的《柳州羅池廟碑》韓愈撰文，沈傳師（貞元進士，吏部侍郎，工書法）書，因是名人名文名書法，所以也同荔子碑一樣，也有“三絕碑”之譽。所不同的是：自宋代以來，對此碑的真偽一直存疑。不過據我所考，此碑應是真跡。因為認為是偽作者主要有以下三個理由：第一，碑刻落款年月是穆宗長慶元年，但碑記中所列的韓愈和沈傳師的官銜則皆是長慶二年后所授；第二，劉禹錫為柳宗元所編的《河東先生集》“序”中，提到韓愈為柳寫的兩外兩篇紀念性文章：《柳子厚墓志銘》和《祭柳子厚文》，唯獨沒有提到《羅池廟碑》；第三，柳宗元在柳州任職是刺史，到宋代才被加封為文惠侯，而《羅池廟碑》卻稱柳宗元為柳侯。另外還有一些個別人提出的疑點，諸如：“從書法上看，也不像沈傳師字體”；柳宗元生前沒有提到過羅池，劉禹錫也沒有提到過羅池，“偏偏韓愈在柳宗元死后四年，對羅池如此感興趣，不能不使人疑是偽作”；“廟碑內容、風格與《柳子厚墓志銘》、《祭柳子厚文》完全不同”。⑴關于第一個疑點，歐陽修和朱熹都認為是“后人傳模者的誤刻”。其實更大的一種可能是羅池廟與羅池廟碑之間有個時間差：羅池廟建于長慶元年，《羅池廟碑》則作于長慶二年之后（歐陽修惹認為是長慶三年），但沈傳師在書碑時為了與建廟時間保持一致，倒填了年月，這樣造成了《羅池廟碑》落款為長慶元年，文中卻出現了韓愈、沈傳師長慶二年才得到的官號。在古代寺廟碑記中，建廟在前，作碑在后的事例是不少的。在退一步說，無論是歐陽修還是朱熹，都只是說后人誤刻，也從未懷疑此碑的真實性。至于第二點疑問則決定于劉禹錫寫《柳河東集序》的時間。柳宗元死于元和十四年（819年）十一月八日，韓愈的《祭柳子厚文》作與元和十五年五月，至于《柳子厚墓志銘》的寫作時間，據劉禹錫《祭柳子厚文》中提到的韓愈袁州改牧一事，應為元和十五年九月。而從第一點的考論可知，《羅池廟碑》則寫于長慶二年之后，此時距柳宗元去世已經近四年。我們可以據此推測劉禹錫的《柳河東集序》作于元和十五年九月之后，長慶三年之前，這樣看到韓愈寫的前兩文而沒有看到《羅池廟碑》則是很正常的。我們不能設定劉禹錫的《柳河東集序》一定寫于《羅池廟碑》之后，并以劉文未提《羅池廟碑》為椐，來反斷此碑是偽作。至于第三點，似更不足椐：其一，古代稱州牧為侯，這是通例，《詩經》孔穎達疏就說“侯為州牧也”，李清照就稱知湖州的丈夫趙明誠為“趙侯”，韓愈在《送楊少尹序》中稱河中郡少尹楊巨源為“楊侯”，所以韓愈在《羅池廟碑》中稱時任柳州刺史的柳宗元為“柳侯”毫不足怪。其次，古代詩文中也常將“侯”作為士大夫的尊稱，如杜甫稱李白為李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李侯金彥閨”⑵；韓愈稱員外郎殷洧為“殷侯”，⑶皆是例證。至于說柳宗元、劉禹錫文章中沒有提到羅池，應當是很正常的。因為韓愈提到羅池，是因為柳州人在羅池為柳宗元建廟，柳宗元生前不可能預知死后四年，柳州人要在羅池為他建廟，甚至不會想到他會死在柳州。在柳的眼中，羅池不過像柳州的其它許多處所一樣，他不可能處處都寫入詩文之中。劉禹錫未提羅池，也只能說明《柳河東集序》是寫于建羅池廟之前。至于內容風格方面的問題，一是不同的文體需要不同的風格，就像曹丕在《典論·論文》中所說的那樣：“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我們怎么能要求墓志銘、祭文和廟碑是同一種風格呢？再說，一個大作家、大書法家都會有多種風格，這正是他的偉大之處：杜甫詩歌公認的風格是沉郁頓挫，但他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卻是一個“喜”字貫穿其中，完全是開朗樂觀基調；李白詩歌以豪放飄逸名世，但他的《宿五松山下荀媼家》卻是那么質樸與內斂。更何況，韓愈一生“唯陳言之務去”，以創新為己任呢！所以以風格不同來斷定《羅池廟碑》為偽作，似無多少道理。

　　柳侯祠正廳之后約十米，即“柳侯墓”。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柳宗元歿于柳州。一年后，由其表弟盧遵將靈柩運回京兆萬年縣棲鳳原（今西安市臨潼境內）安葬。柳州百姓為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就在其棺木厝放處建一座衣冠冢。原為毛石砌墓，后于清代重建，碑題為“唐刺使文惠侯柳宗元之墓”。聯曰：“文能壽世，惠以養民。”“文革”中期這墓被“紅衛兵”毀平。“文革”末期“評法批儒”時才修復，郭沫若題額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衣冠冢的西北角有柑香亭。原來柳州人為紀念柳宗元手種黃柑二百株，遺惠柳州，曾在城西北角建柑子堂，堂內有刻石，刻有柳宗元的《柳州城西北隅種柑樹》一詩。據宋人陶弼詩中記載，宋時此堂和刻石仍在。其后原址塌廢，文物蕩然。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始在東面的羅池上另建香亭，后又移至羅池畔，并立碑記其事。后又幾經反復興廢，現在的柑香亭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按照乾隆年間的樣式而重建的。

　　柑香亭之東即羅池。據明人李西涯《羅池書屋記》載：“羅池在柳州城東二百武，廣袤可數里。”唐代更在遠郊，面積更大。由于淤塞，池面逐漸縮小；到了清代，僅長十二丈，寬六丈了（清《羅池廟址界碑記》）。清代的柳州城區已擴大到羅池。它的南面即羅池街，街右為太平橋，現在已成為商業和文化的中心地帶了。

廣西柳州的“柳侯祠”

柳侯祠內柳宗元衣冠冢

注釋：

⑴楊群<柳州羅池廟碑質疑辨偽>，《柳學研究動態》1987年5期

⑵《與李十二白尋范十隱居》，《贈李白》

⑶《送殷員外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