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曹剛華，1974年生，江蘇宿遷人，歷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古籍所博士后研究人員，從事古代文獻學、佛教史研究。

　　柳宗元的《黔之驢》是中國婦孺皆知的著名寓言，講的是一頭驢，被好事者用船運到黔地，因為遭到當地老虎的騷擾，不勝憤怒踢了老虎一腳，讓老虎摸清底細而被吃掉的故事。驢的高傲無知是很可笑，它的死亡也是理所應當。但眾多學者在笑的背后又給讀者增加了許多思考與研究。

　　季羨林先生在1948年《文藝復興·中國文學研究專號》上發表《柳宗元〈黔之驢〉取材來源考》一文，向我們展示了《黔之驢》的佛教因素。在文中，我們見到了最早的印度母本，（《五卷書》、《故事集》、巴利文《佛本生經》等）對驢形象的記載。

　　《五卷書》中大致講的是有一城市的工匠，養了一頭驢，但卻因食物少而瘦的不成樣子。一天，工匠在樹林里面找到一張死老虎皮，就給驢披上，夜晚將它帶到農田里吃麥子，守田人遠遠看去，以為是真老虎在吃東西，嚇得都跑了。于是披了老虎皮的驢就每天享受美食。有一天，正在吃麥子的驢聽見遠處驢的叫聲，自己也情不自禁的叫起來。守田人這才知道原來是一頭披了老虎皮的驢，于是用弓箭、石頭將它打死。（《益世嘉言集》與此類同，不同的是在巴利文《佛本生經》里，老虎皮變成了獅子皮，其他與此大致相似）陳允吉先生繼承這一論題的研究，撰述《柳宗元寓言的佛經影響及〈黔之驢〉故事的溯源和由來》對季羨林先生的觀念進一步加以補充和深化，從驢、獅子皮、老虎皮、殺驢者角度，解釋印度母本、中土翻譯佛經、柳宗元《黔之驢》三者之間的演化關系。（《古典文學佛教溯源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

　　近日閑讀柳宗元《黔之驢》及季羨林、陳允吉兩位先生的溯源之作，深感前人學術之精辟。但閑暇之余則有一疑問？即面對印度寓言母本、中土佛經翻譯文獻選擇時，為什么柳宗元選擇了老虎形象結束驢的性命，而不是用人類、牛、獅子呢？再者，如果柳宗元選擇了老虎，那他又是如何將母本中的“老虎皮”轉化為自己筆下的“老虎”的？細檢之下，再次翻閱兩位先生大作。在季先生論文中，曾有《黔之驢》中的老虎形象就是來自于《五卷書》、《益世嘉言集》中老虎皮的論點。但季先生僅限于推想，并沒有進行實證。陳先生則認為“《黔之驢》中所刻畫的那只老虎，準確說是代表現實社會上一股強大而暴戾的邪惡勢力。這一勢力具有的品格，在中國人的觀念里，本來就很容易同老虎聯系在一起。柳宗元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在《黔之驢》里塑造了老虎這一形象，并深含著憤恨對它進行嚴峻的鞭撻。”（陳書第229頁）陳先生這一觀點不無道理，但其更多的是從文學意象上來理解《黔之驢》終極殺手的選擇。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柳宗元選擇老虎為《黔之驢》終極殺手？難道真是文學意象的原因嗎？

　　在與《黔之驢》相關的印度母本、中土翻譯佛經中，柳宗元能接觸到的殺手只有用武器殺死驢的人類和用角抵死驢的牛。再擴大一點，柳宗元接觸到的動物還有獅子（皮）、老虎（皮）了。在這四種中，柳宗元會選擇哪一個作為殺死驢的兇手呢？

　　首先，柳宗元不會選擇人類作為殺手。因為以人類殺死驢作為整個寓言的結局在印度寓言母本《五卷書》、《故事集》、巴利文《佛本生經》中已經是相當常見，具有印度文學的特色，并且流傳廣泛。如果柳宗元用人類來殺死驢，那就在故事兩大主角及其結局選擇上仍然落入印度母本的老俗套，根本無法體現柳宗元的聰明才智及其獨到之處。作為一代文豪，柳宗元不會這么傻的。

　　其次，柳宗元也不會選擇牛作為殺手。一方面以牛殺死驢作為整個寓言的結局在中土佛典《增一阿含經》、《群牛譬喻經》、《經律異相》中也多次出現為人所熟知。

　　《經律異相》卷第四十七《驢效群牛為牛所殺二》曰：

　　群牛志性調良，所至到處，擇軟美草食，選清涼水飲。時有一驢，便作是念，我亦效其飲食。即入群牛，前腳把地觸嬈彼牛，效其鳴吼而不能改，其聲自稱我亦是牛，牛角抵殺舍之而去。(出《增一阿含經》第二十卷)

　　如果柳宗元用牛來殺死驢，那在故事兩大主角及結局選擇上仍然落入佛經的老俗套，也無法體現柳宗元的聰明才智及其獨到之處。再者，就個人感情而言柳宗元也不愿意讓牛作為兇狠的殺手。柳宗元是牛的贊美者，他在《牛賦》一文中就對牛的勤勞和善良進行贊賞，同時又對牛最終成為犧牲品感到惋惜。可見在審美情趣上，柳宗元是非常欣賞牛的，并常以牛來喻己。因此既不愿意落入俗套，在感情上又無法接受自己喜歡的牛作為殘忍的殺手，所以柳宗元也不決會選擇牛來殺死驢。

　　若知牛乎？牛之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鳴，黃鐘滿ㄕ。抵觸隆曦，日耕百畝。往來修直，植乃禾黍。自種自斂，服箱以走。輸入官倉，己不適口。富窮飽饑，功用不有。陷泥蹙塊，常在草野。人不慚愧，利滿天下。皮角見用，肩尻莫保。或穿緘滕，或實俎豆。由是觀之，物無逾者。不如羸驢，服逐駑馬。曲意隨勢，不擇處所。不耕不駕，藿菽自與。騰踏康莊，出入輕舉。喜則齊鼻，怒則奮躑。當道長鳴，聞者驚辟。善識門戶，終身不惕。牛雖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柳宗元集》卷二）

　　那么在剩下的動物，柳宗元只有在老虎和獅子之間選擇殺手了！

　　選擇獅子還是老虎？如選擇獅子結果會怎樣？如果選擇了老虎，那又如何將老虎皮轉化成老虎？這一系列的選擇又擺在柳宗元的面前。

　　面對這些難題，選擇老虎是《黔之驢》的最佳結局！這是中唐志怪改良文風及大唐民眾接受度最終決定的。

　　在獅子和老虎之間，柳宗元只能首選老虎，這是創造殺手的第一步。柳宗元深知文學作品要想流傳長久，就必須得在民間百姓、文人士大夫階層中扎根。選擇一個民間百姓、文人士大夫很少見過的動物形象，還是選擇民間百姓、文人士大夫很熟悉的動物形象是文學作品成功的一個主要因素。而當時無論是在中土的自然分布數量，還是傳統文化、志怪文學的地位，老虎都遠遠勝于獅子，更為唐人所接受。

　　關于獅子的記載，先秦時期已有，但僅見于書籍。漢代直至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獅子更多是在書籍中見到，或是去西域諸國才能看到。《魏書》卷一〇二記載西域諸國時說：“（者至拔國）其國東有潘賀那山，出美鐵及師子”、“（悉萬斤）其國南有山，名伽色那第，山出師子”、“（波斯）又出白象、師子、大鳥卵。”《太平廣記》卷四四一引《博物志》記載說“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山，逢獅子。”

　　此外，隨著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西域諸國朝貢獻的頻繁，獅子也小規模的進入到中土。《太平廣記》卷四四一引《伽藍記》說“后魏，波斯國獻獅子。”《梁書》卷五四記載“滑國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舊唐書》卷三太宗下記載：“夏四月壬寅，康國獻獅子。”同書卷八《玄宗上》記載：“波斯國遣使獻獅子。”但這種作為朝貢禮物的獅子也僅限于皇宮貴族才能真正看到，普通文人士大夫也很難見到，就不要說民間百姓了，老百姓連真正的獅子都很少見過，就更別說在腦海里有印象了。此外，在中古志怪文學題材上，獅子也因為較晚傳入中土而并沒有成為志怪文學的主角。宋代四大類書之一的《太平廣記》是中古志怪文學的一大匯集，在其“獅子”條記載中，僅僅收錄《魏武帝》、《后魏莊帝》、《雜說》三條，并且文學可讀性很差，更多的是一種史事記載。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文學題材上，獅子都不被中土世人所熟知，根本無法和其它動物題材相比。

　　而老虎則完全不同，它是中土世人經常見到的一種動物，經常出沒于荒野村落，是老百姓看得見，摸得到的。先秦時期就有關于老虎人性化的記載。《穆天子傳》卷三曰：“西王母如人，虎齒，蓬發戴勝，善嘯。”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自秦、蜀、巴、漢患之。”（常璩《華陽國志》第34頁，巴蜀書社1984年）中古時期隨著生態環境的變化，老虎在中古的分布遍布黃河、淮河、長江、珠江流域以及云貴高原，活動范圍擴大。但關中、巴蜀、云貴高原一帶仍然是老虎分布的主要區域之一。同時老虎也是大唐百姓熟悉的殘暴動物，經常危害鄉里，吃家畜，甚至吃人。《太平廣記》卷四三〇“劉老”條說“信州劉老者以白衣住持于山溪之間。人有鵝二百余只詣劉放生，恒自看養。數月后，每日為虎所取，以耗三十余頭。村人患之，羅落陷阱，遍于放生所。自爾虎不復來。”正如時人所說：“涪州界多虎暴”、（《太平廣記》卷三〇七“永清縣廟”條）“渝州多虎暴。”（《太平廣記》卷四二七“碧石”條）

　　同卷四三〇“李琢”條曰

　　許州西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損人不一。統軍李琢聞之驚怪，其視事日，厲聲曰：“忠武軍十萬，豈無勇士？”有壯夫跳躍曰：“某能除。”琢壯其言，給利器。壯夫請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壯夫徑詣榛塢尋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唯三子，眼欲開。壯夫初不見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三子，至其家藏之。入白于琢，琢見空手來，訝之。曰：“已取得伊三兒。”琢聞驚異，果取到，大賞賚之，給廩帛，加軍職。曰：“嘗聞不探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壯夫竟除其巨者，不復更有虎暴。（出《芝田錄》）

　　再次，在文學題材上，“虎文學”也占據了中古志怪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領地而廣為世人熟知，比較著名的有李景亮的《人虎傳》，敘述李徵化虎，托朋友照顧妻兒的故事。其中李徵發狂所變化的老虎，富有人性，傳達了失意文人的悲苦心境，整個故事情節完整，篇幅較長，是一部獨立完整的“虎文學”之代表作。此外，在《太平廣記》中關于“老虎”條的志怪小說還有七十九條之多，遠遠多于其他動物題材。在作品中老虎或化身為人，過上美滿幸福的人間生活，或危害鄉里，或受到感化變惡為善，或有人類變化成老虎行走人間，富有很強的文學塑造性和形象感。《太平廣記》卷四三〇“張升”條曰：“唐故吏部員外張升隨僖宗幸蜀，以年少未舉，遂就攝涪州衙推。州司差里正游章當直。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章不答，但云“有老母及妻男，乞時為存問。”言訖而去。所居近鄰，夜聞章家大哭。翌日，使問其由，言章夜辭其家，入山變為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驚叫。翼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而尚能語。”（出《聞奇錄》）”此外，在《紀聞》、《廣異記》、《聞奇錄》、《酉陽雜俎》等唐代志怪文學中還有很多以虎為主角的作品。這些表明了老虎形象在唐代志怪文學創作中受到文人士大夫的廣泛關注，以虎為故事的主角是一種文學創作的時尚。

　　因此無論是黔地歷史地理環境的真實感，黔地居民、大唐民眾的熟悉度，還是中唐志怪文學創作的主流風氣，老虎作為兇狠的主角來結束驢的性命顯然更比獅子適合。

　　老虎選定之后，柳宗元面臨的就是如何將印度母本中的“老虎皮”轉化為老虎的問題，亦就是季先生在1948年所想但沒有證明的那個推論，即《黔之驢》中的老虎形象就是來自于《五卷書》、《益世嘉言集》中老虎皮的想象嗎？

　　這個證明是很簡單的，因為在唐人的生活世界中，老虎皮就代表了老虎，反之，老虎也就是老虎皮的代名詞。試證之。

　　《太平廣記》卷四三〇“王居貞”曰：

　　明經王居貞者下第，歸洛之潁陽。出京，與一道士同行。道士盡日不食。云：“我咽氣術也。”每至居貞睡后，燈滅，即開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復來。他日，居貞佯寢，急奪其囊，道士叩頭乞。居貞曰：“言之即還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于村鄙中，衣其皮，即夜可馳五百里。居貞以離家多時，甚思歸。曰：“吾可披乎？”曰：“可也。”居真去家猶百余里，遂披之暫歸。夜深，不可入其門，乃見一豬立于門外，擒而食之。逡巡回，乃還道士皮。及至家，云，居貞之次子夜出，為虎所食。問其日，乃居貞回日。自后一兩日甚飽，并不食他物。（出《傳奇》）

　　虎皮也是女性變為老虎的一種重要工具，有了它，老虎可以隨時變為美女，美女也可以隨時變為老虎。《廣記》卷四二七記載天寶年間，有個選人入京，路上遇見一漂亮女子，結為夫婦，一天，“女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尋覓虎皮，披之于體，跳躍數步，已成巨虎，哮吼回顧，望林而往。”唐人申屠澄有一美妻，溫柔賢惠，一日“于壁角故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積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為虎，哮吼拿攖，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太平廣記》卷429）

　　不僅人類知道穿上老虎皮變成老虎，連倀鬼都知道虎皮的神奇。《太平廣記》卷四三一“荊州人”就記載倀鬼拿老皮蒙人，使之變成老虎的事情。

　　荊州有人山行，忽遇倀鬼，以虎皮冒己，因化為虎，受倀鬼指揮。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諸野獸，不可勝數。身雖虎而心不愿，無如之何。后倀引虎經一寺門過，因遽走入寺庫，伏庫僧床下。道人驚恐，以白有德者。時有禪師能伏諸橫獸。因至虎所，頓錫問：“弟子何所求耶？為欲食人？為厭獸身？”虎弭耳流涕，禪師手巾系頸，牽還本房。恒以眾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變人形。具說始事，二年不敢離寺。后暫出門，忽復遇倀，以虎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復成虎。篤志誦經，歲余方變。自爾不敢出寺門，竟至死。（出《廣異記》）

　　可見，唐人思維世界中，不管是男的、女的，只要披上老虎皮就馬上可以變成老虎。換言之，老虎皮就是老虎的代名詞，這在唐代民眾中是習以為常的一種思維，連鬼都知道。而作為唐代的一代文豪，柳宗元的思維世界也不例外，在面臨大眾習俗與唐代志怪文學中“老虎皮與老虎”互換情節的沖擊，因此在柳宗元眼中，他所看到印度母本中的“老虎皮”自然而然就是大唐民眾熟悉的老虎了。這不是一種文學意象上的互轉，而是一種歷史社會環境印象的互轉。

　　但事情并沒有結束，柳宗元眼中印度母本中“老虎皮”轉化成“老虎”形象的互換是基于唐人思維世界及唐代志怪文學中常見的“老虎皮與老虎”互換情節的影響。再進一步探討，連柳宗元自己也沒有想到的是他所采用這種常見的“老虎皮與老虎”互換情節卻又來自于古老的羌族文化。

　　中國各民族自古就有崇拜老虎的習俗。《史記·五帝本紀》記載了“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炎帝欲侵凌諸侯。”于是軒轅氏號召熊、羆、貔、貅、虎等諸侯，“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其中就有崇拜老虎的“虎方”。其他少數民族如彝族、羌族、白族等也多崇拜老虎神靈，可以說，崇拜老虎是中國古代各民族很早就有的一種風俗形式。

　　但眾多少數民族中崇拜老虎皮的則只有羌族一個。羌族很早就崇拜老虎，《漢書地理志》說漢代人稱呼羌人為“羅虜”，即為虎族的意思。他們認為自己是老虎的后代，虎皮對他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用老虎皮裹尸火葬，靈魂才能還原為老虎。在他們的眼中，虎皮具有神奇的靈氣，是人們重新復生，返回人間的重要法寶，死去的魂魄只有通過披上虎皮，才能重新變成人類，返回人間。正如《南齊書》卷五九對羌族的習俗評價說：“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就是指的這個意思。而唐代又是一個民族文化沖突與融合的大時代，許多少數民族文化走進長安、洛陽再傳播到全國各地。羌族亦是與唐王朝往來頻繁，受到漢文化影響很深的一個少數民族。《舊唐書》、《新唐書》記載了羌人與唐朝戰爭、朝貢，羌人來到長安、洛陽定居生活的事情。頻繁的文化交流和羌人漢化也使得羌人的虎皮神話進入到大唐文化，繼而傳播到全國各地，影響到整個唐代志怪“虎文學的創作，”也就出現了許多老虎脫掉虎皮就是美女、俊男，穿上虎皮就是老虎的美麗傳奇，給唐人思維世界中的虎精形象添上了濃重的羌族色彩。

　　所以說，季羨林先生1948年的推想是正確的，在柳宗元的思維世界中，印度母本中的老虎皮自然而然就是大唐民眾熟悉的老虎了，但他沒想到的是，他煞費苦心的改良卻成為古老羌族文化傳說流傳的見證。

　　老虎是無辜的，它不得不背負歷史無奈的選擇留給它殺害黔之驢的罪名，并且還會永遠承擔下去；但老虎也是光榮的，它的“一咬”，埋藏了印度古老文化的痕跡，展示了一代文豪的聰明才智、用心良苦，順應了大唐民眾之心，延續了古老羌族文化的習俗，真正展示了大唐文化改造外來文化的神來之筆。

　　停筆合卷，眼光停留于三位前輩的神妙之作。不禁欽佩柳宗元的聰明才智和其獨具匠心的改良，深深佩服季羨林、陳允吉兩位先生的精辟探索與推想。故聊做一文，追尋黔之驢的真正殺手，以終千年懸案。錯非老虎，錯在歷史。黔之驢的真正殺手實非老虎，而是柳宗元及整個大唐文化不得不做出的終極選擇。

原文發表在《歷史學家茶座》200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