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東城雜記》

　　記載杭州古東城的名勝、古跡、瑣聞軼事以及詩詞文獻等筆記，兩卷，厲鶚撰。厲鶚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三）詞曲別集《樊榭山房詞》。

　　杭州城東有個地方叫“東園”，是宋代的故園，厲鶚就住在那里。《東城雜記》就是考證一些方志所未記載的里中的舊聞遺事，一共八十五條，分為上下兩卷，略于古而詳于今。書成于雍正六年（1728）春。作者自序云：“每欲考里中舊聞遺事，而志乘所述寥寥無幾，鄰翁野叟拙樸無可與語者。因從故籍叅稽每有所得，輒掌録之。又于交朋質問，復得一二。雖見聞陿隘，或遇嘉客見臨，聊舉為茗椀間談資爾”。書中所記的所記的南宋御花園“富景園”，“宋畫院”“海神壇”等均有史料價值；“髙云閣”、“蘭菊草堂”、“竹深亭”、“慈云寺宋刻劍石銘”諸舊跡名勝和金石刻，皆是《浙江通志》以及及武林各舊志所未載，可補方志之闕。“九宮貴神壇”、“紅亭醋庫”諸條考據又頗為典核；“灌園生”以下記人諸條皆系以小傳，使后來修志乗者有所征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贊說：“鶚素博覽，并工于詩詞，故是書雖偏隅小記，而敘述典雅彬彬乎，有古風焉”。

　　《東城雜記》有清道光30年（1850）粵雅堂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從書集成初編本，1936年版。今有：《東城雜記》中華書局1958年版。

122、《粵西叢載》

　　輯錄廣西地方掌故、風俗、文物等方面資料的筆記，三十卷，汪森撰。汪森，字晉賢，浙江桐廬人，康熙三十四年（1695）任桂林通判，三十九年改任太平府通判。公余之暇，博覽群書。康熙四十一年（1700）母逝離職還鄉，專心整理廣西史料，花費12年時間，輯成《粵西通載》。《粵西通載》包括三部著作，《粵西叢載》是其中之一。

　　《粵西叢載》是一部雜史著作專集，共三十卷，10萬字左右。輯錄廣西歷代的氣候、氣象、物產、金石、民族風俗、土司制度、歷史人物、遺聞雜事等。此書內容豐富，文章大多短小精悍，記載了廣西歷史上的許多奇聞軼事，較為生動。《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其“雖頗近冗碎，而遺文軼事，多裨見聞，亦足以資考證，固未可以近于說部廢之也。”但多采掇舊聞，缺乏當時社會情況的敘述

　　《粵西叢載》通行本有：《四庫全書》本、光緒年間石印本、上海進步書局本。今有：《粵西叢載校注》梁超然校注（三冊），廣西民族出版社2007年版；《粵西叢載》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123、《蜀都碎事》

　　輯錄四川地方掌故、風俗、文物等方面資料，四卷，陳祥裔撰。陳祥裔，字耦漁，原姓喬氏，順天人。康熙中，曾官成都府督捕通判，搜羅蜀中故實，撰《蜀都碎事》一書，別有《藝文補遺》二卷，《凝香集》四卷行世。

　　《蜀都碎事》雜記四川的地方掌故、風俗、文物等方面情況，較為廣博，可作為地方志的補充，如記梓潼縣境內七曲山附近“郎當驛”的來歷：““上亭驛，在梓潼，唐玄宗幸蜀至此，聞鈴聲，左右云：‘似言三郎瑯當。’又名瑯當驛。今存清光緒碑刻一通，高2.6米，正中陰刻‘唐明皇幸蜀聞鈴處’”。記《巴渝竹枝詞》：“梅子初黃落雨天，插秧婦女滿山田。山歌唱出《巴渝曲
》，交易工夫不用錢。花布春衫白布裙，斜陽牛背醉醺醺”。可供文學、民俗學參考。

　　同《粵西叢載》一樣，《蜀都碎事》亦多采掇舊聞，缺乏當時社會情況的敘述。而且相比之下，內容更為蕪雜、瑣碎，體例也不夠完善。

　　《蜀都碎事》有清康熙漱雪軒刻本。今有：《蜀都碎事》齊魯書社，1997影印本。

124、《閩小記》

　　記載福建掌故、物產的筆記，四卷，周亮工撰。周亮工（1612—1672），明末清初文學家、篆刻家、收藏家。字元亮，又有陶庵、減齋、緘齋、適園、櫟園等別號，學者稱櫟園先生、櫟下先生。江西省金溪縣合市鄉人，原籍河南祥符（今開封）人，后移居金陵（今江蘇南京）。官至浙江道監察御史。出身書香門第，父周文煒，國子監監生，曾任浙江諸暨縣主簿。周亮工年少隨父出游，廣交朋友。明崇禎十三年（1640）中進士。次年進入仕途，為山東濰縣令，守城有功，崇禎十七年（1644），遷浙江道監察御史。李自成破京師，投繯自殺，為家人所救。順治二年（1645）“豫親王多鐸兵下江南，亮工詣軍門降。”以御史職為清軍招撫兩淮，后改任兩淮鹽運使。入清后歷仕鹽法道、兵備道、布政使、左副都御史、戶部右侍郎等，一生飽經宦海沉浮，曾兩次下獄，被劾論死，后遇赦免。《閩小記》本矣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乾隆五十三年覆勘四庫全書時，詳校官祝坤因周亮工所著《讀畫錄》中有“人皆漢魏上，花亦義熙余”違礙之句，特行簽出，后經紀昀裁定，遂將《四庫全書》著錄的周亮工著述五種、存目三種內容一律扣除，已刻提要中有亮工名者亦一律抽改。所以周亮工晚年有焚書之舉。康熙十一年（1672）六月二十三日卒于南京。《清史》列入“貳臣傳”。著有《讀畫錄》、《因樹屋書影》、《印人傳》、《賴古堂文選》、《賴古堂印譜》等，鳳凰出版社2009年匯編成《賴古堂全集》。

　　周亮工任福建部政使在閩生活前后長達12年之久，對閩風土人情極為熟悉。《閩小記》對福建各地的風土民情、物產習俗、人文景觀、遺聞軼事都有詳細記載。間有考證和議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為“蓋興到即書，偶然未檢，然在近代說部之中固為雅馴，可觀矣。書中所記，不名一格，而自始至末，皆談閩事。”如記中對福建莆田的幾種著名海鮮，如蚌、牡蠣、江瑤柱等都作了詳盡的記述。先記總體印象：“畫家有神品、能品、逸品。閩中海錯，西施舌當列神品，蠣房能品，江瑤柱逸品”。然后分論：

　　“西施舌”是一種海蚌。據說唐玄宗食海蚌時，覺其味美，不禁聯想到絕代美人西施來，就賜它名為“西施舌”。《閩小記》中云：“西施舌以色勝、香勝，當并昌國海棠。”；　莆田稱牡蠣叫“蟲代”。因其殼塊壘相粘如房，故名“蠣房”。宋高宗問新科狀元莆人黃公度說：“卿土何奇？”公度答：“子魚紫菜，荔枝蠣房。”可見“蟲代”在宋代已是莆田海珍之一了。《閩小記》云：“蠣房以豐姿勝，并牡丹。”又云：“西施舌既是西施之舌，蠣房其太真之乳乎？圓真雞頭，嫩涓欲過塞上酥。”江瑤柱莆田俗稱“江瑤鈕”。《閩小記》中對此記載特別詳細：“江瑤柱出興化之涵江，形如三四寸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晃人眸子，而嫩朗又過之，文采燦熳，不忝瑤名。……肉不堪食，美只雙柱。所謂柱，亦如蛤中之有丁。蛤小則字以丁，此巨因美以柱也。味亦與蛤中丁不少異，蛤之美實亦在丁，人以其小，多不審察，故獨　讓江瑤擅自嘉名耳。”又云：“江瑤柱產涵江，癖梅妃子，亦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莆田這些著名海鮮，在周亮工的筆下，或記實，或傳說，或喻物，或擬人，文采風流，躍然紙上。既有歷史傳承，又有自己的進一步想象，文筆很美。此外，如“蟶苗”、“土筍凍”及“烏賊”等也有風趣的記述。史稱周亮工生平博極群書，愛好繪畫篆刻，尤工詩文，信乎！

　　《閩小記》有清乾隆四庫全書館抄本。

　　今有：《閩小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閩小記》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閩小記》鳳凰出版社2009年版。

125、《清嘉錄桐橋倚棹錄》

　　兩書是專記以蘇杭為主的江南歲時、風俗，名勝、人物筆記，顧祿撰。顧祿（1793—1843），字總之，一字鐵卿，自署茶蘑山人，清道光咸豐年間蘇州吳縣人。生年月不詳。家境富裕，盡能供他長年挾資出游，觀山攬勝，出席文酒詩會。袁學瀾在《重過抱綠漁莊感舊記》中如是寫道：“我與顧祿相識于青溪邀月榭。顧君正當意氣風發、豪氣干云、志向清狂之時。游方各地，尋訪才俊。當地名賢、勢族豪杰，皆在交往之列。日日馳騁在酒會文社之間，以豪俠自命。”嘉慶二十三年（1818），母親去世.，顧祿在家守孝，他不再出游或參加鄉試，閉門無事，開始寫他的蘇州風土記――《清嘉錄》。名字取自陸士衡的“土風清且嘉”之意。道光二十二年（1842），《桐橋倚棹錄》亦刊刻完成，而顧祿的人生也走過了鼎盛的正午。他被友人陳某人誘惑拉攏，覷覦一位富族的家財，訴訟到官府，顧祿因此受杖刑，并且打入牢獄。道光二十三年（1843），顧祿不堪打擊，悄然去世。著作甚富，有《雕蟲集》、《紫荊花院排律》、《駢香儷艷》、《酒春秋》、《看楓約》、《壺中攬勝》等十種，輯成《頤素堂叢書》刊刻出版。還撰有《羽族棋譜》，與友人合輯《煙草綠》一卷。

　　《清嘉錄》和《桐橋倚棹錄》是顧祿一生最重要也是影響最大的兩部著作，顧頡剛曾評說：“顧鐵卿以詳記蘇州歲時風俗，并加考訂，著《清嘉錄》成名”。《清嘉錄》以十二月為序，記述蘇州及附近地區的節令習俗，大量引證古今地志、詩文、經史，并逐條考訂，文筆優美，敘事詳實，是研究明清時代蘇州地方史、社會史的重要資料。《桐橋倚棹錄》則以蘇州一帶風景佳地、古今名人遺跡為綱，集建筑、掌故、詩文為一編，與《清嘉錄》角度不同互為補充：“清嘉錄以時間為經，桐橋以空間為緯”。兩書雖然著眼于蘇州的風土人情，但涉及整個江南地區。顧祿在《清嘉錄》例言中說：“吳越本屬一家，而風土大略相同，故書中雜引浙俗為最繁，次及輦下，若他省別府，偶一援之，以證異同而已”。兩書的特點是：“清代的風土雜著頗多，重要都邑幾乎都有，而以談北京、蘇州者為多。此類著述或隨筆札錄掌故沿革，或按方位記述城坊建置，或發之于吟詠；或以之為導游。其能以月為序，以節令民諺為題，敘地方風土人情，娓娓詳備。兼能參稽群籍，附加考按者，自當以《清嘉錄》《桐橋倚棹錄》為最。”（來新夏《清嘉錄·桐橋倚棹錄》前言）。

　　兩書記述清代江南的民俗風情，保存了不少可貴史料，如記“守歲”：“家人圍爐圍坐，小兒嬉戲，通夕不眠，謂之守歲”，并引周處《風土記》、周密《武林舊事》和吳自牧《夢粱錄》關于守歲的記述；記“燈市”：“自臘后春前……至十八日始歇，謂之燈市”書中將燈形分為人物、花果、百族、奇巧諸類分別敘述，在它們的取名和描繪上頗化功夫。江南民間過元宵以“鬧燈”為重頭戲；謝灶《清嘉錄》卷六《謝灶》條說：“初四、十四、二十四，比戶祀司灶，謂之‘謝灶’。諺云：‘三番謝灶，勝做一壇清醮’”；養蠶：“環太湖諸山，鄉人比戶蠶桑為務。三四月為蠶月，紅紙粘門，不相往來”，“治其事者，自陌上桑柔，提籠采葉，至村中繭煮，分箔繅絲，歷一月，而后弛諸禁”顧鐵卿《清嘉錄》記蘇州一地之習俗禮尚游覽勝境，為晚近幾士歲時地志之翹楚。王伯祥認為此書之趣，算是《荊楚歲時記》加《聊齋志異》，“讀之如諫果回味，歷久彌甘。”

　　道光十年（1830），《清嘉錄》付梓；道光二十二年（1842），《桐橋倚棹錄》刊刻完成。《清嘉錄》作為《頤素堂詩鈔》之附書，一并流入日本。道光十七年（1837）日本出翻刻本。日人推崇其詩為：“各體咸備，眾妙悉臻，彬彬風雅，比興不墜。”贊《清嘉錄》則是：“慎而不漏，詼而不侈，考證精確，纖悉無遺。”日本學者朝川鼎為之序，視為方志邑乘之重要補充。日人甚至到蘇州尋他，封他作才子，面陳仰慕之情。

　　今有：《清嘉錄》，王邁校點，鳳凰出版社1999年版；《清嘉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清嘉錄·桐橋倚棹錄》來新夏、王稼句點校，清代筆記史料叢刊，中華書局2008年版。

126、《津門雜記》

　　專記天津風俗、掌故的筆記，張燾撰。張燾字赤山，本是南方人，但自幼居住天津近三十年。工書法、繪畫，也精通英文。《津門雜記》初刻于光緒十年（1884），故書中所記載的天津故實基本也是1884年以前的天津各方面狀況。分為形勝、城池、河渠、海口、七十二沽說、各衙門行館住址、書院、關稅、會館、鼓樓、倉庫、婚娶、喪禮、義學等條目，對津門一帶風俗人情山川人物分專類加以介紹，前有“考略”加以考辨。特別是設立新修官道、官道條例、腳驢東洋車、高麗館、外國租界、租界例禁、駐津各國領事官、洋行、租界工部局、巡捕、施醫養病院、郵政局、北洋水師辦公處、天主教堂、醫養病院、耶穌教堂、婦嬰醫館、西歷禮拜、外國節期、賽跑馬、灑水車、衣兜煙卷、外國花園、外國墳地等，可以借以考察晚清時期外國資本主義在天津各種活動和半殖民地狀態下天津市容市貌，例如“煙畫”條，記載天津紫竹林地區住著許多廣東商人，他們到此經商，便從廣州帶來了紙煙。這是我國北方吸用紙煙的最早記述；也可以借此了解西學東漸，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因此此書歷來就被研究天津歷史的史學家所看重。書中也記載了天津一帶的民俗，如“咬秋”記載天津一帶居民相信立秋時吃瓜可免除冬天和來春的腹瀉；《唱落子》：“北方之唱蓮花落者，謂之落子，即如南方之花鼓戲也。”

　　《津門雜記》初刻於光緒十年（1884）。今有：《津門雜記》臺灣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津門雜記》丁緜孫、王黎雅點校，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1995年再版；《津門雜記》中華書局《清稗類鈔》，1986年版。

127、《十駕齋養新錄》

　　清代著名的考據辯證類筆記，二十卷，《余錄》三卷，共二十三卷，錢大昕撰。錢大昕（1728—1804），清學者。字曉徵、辛楣，號及之、竹汀，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錢大昕學名早著：十五歲即考論馬瑞臨《文獻通考》，鄉里目為神童；亦曾隨沈德潛學詩，早年即以詩文著稱于世，吳中七子居第一位。成年后，錢大昕與惠棟、沈彤為友切磋學問。清乾隆十六年召為舉人，以內閣中書入京。錢大昕于學問無所不窺，在京曾學習九章算術、歐洲三角學，并長期研年讀歐人利馬竇、吳玉函、南懷仁所傳之歐學，精研西方的歷法、微積分。清乾隆十九年（西元1754年），錢大昕中進士，授編修，不久擢拔為侍讀。乾隆帝愛其才學，令入直尚書房，同時負責為皇十二子講學。召命修纂《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天球圖》等等著名著作。并讓錢先后擔任山東、河南、江浙諸省份會試主考，后任廣東學政。乾隆三十七年，錢大昕補為侍讀學士，不久升為詹事府少詹事。但錢大昕是淡薄名利之人，乾隆四十年，錢以丁憂為由辭官回鄉，從此不再出山，一心讀書。嘉慶三年，朝廷力召錢大昕回朝，錢仍舊婉言謝絕，于嘉慶九年（西元1804年）逝世于紫陽書院，終年77歲。錢大昕為乾嘉學派的重要人物，他治學范圍頗廣，精于經史、音韻、訓詁、制度、地理等許多方面的考證，以學術為己任，為官不忘治學，辭官回鄉后讀書更勤，因此，“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治一史而無史不窺”，除奉召之作外，著作等身。特別是在史學方面，錢大昕對于元史的研究有開山之功。明代官修《元史》，錯訛極多，編目混亂，特別是忽略了對元代氏族的研究，使得今人對于元代色目人的了解極少。針對此，錢大昕搜羅百家之言，費時近三十年，仿《唐書》宰相世系表作《元史氏族表》，成為今日元史研究必不可缺的工具書。此外，還取元人著述分經史子集四部編纂《元史藝文志》，也是元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其史學著作，合而為《廿二史考異》，成就超過了同時代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和趙翼的《廿二史札記》。著有《廿二史考異》、《十駕齋養新錄》、《潛揅堂文集》等。

　　《十駕齋養新錄》學術札記，涉及經學、小學、史學、官制、地理、姓氏、典籍、詞章、術數、儒術等諸多領域。其考鏡源流，匡辨偽訛，索微燭幽，“皆精確中正之論”，為后人稱賞，被學者視為典范。這本書不分門目和先后，大體上把同類的問題編在一起。錢氏經學造詣很深，兼擅史學，通曉文字訓詁，尤精音韻，故《十駕齋養新錄》中，以關于經義和文字訓詁音韻方面內容最為可取。如卷十四評介多種地方志，辯駁《涌幢小品》、《日知錄》、《天祿識余》等書內容上的疏誤。卷五集中反應了錢大昕的古音理論。他有四點創見：一.古無輕唇音；二.古無舌上音；三.古人多舌音；四.古影、喻、曉、匣雙聲。錢氏的考證縝密精深，他羅列的證據達幾百條之多。

　　一般說來，《十駕齋養新錄》不如王應麟《困學紀聞》和顧炎武《日知錄》等書淵博、豐富，但考證較為精密，也有獨到的見解，所以嘉慶、道光以來學者均給予很高的評價。

　　《十駕齋養新錄》刊于清嘉慶九年（1804），加有“嘉定錢氏潛研堂全書”本，咸豐十一年（1861）補刻本；光緒二年（1876）浙江書局本，清光緒13年（1887）本，“萬有文庫”本，“國學基本叢書”本，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臺灣世界書局排印本，香港崇文書店排印本。

　　今有：《十駕齋養新錄》上海書店1983年版，據商務印書館1937年版重印；《十駕齋養新錄》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陳文和、孫顯軍校點，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28、《陔余叢考》

　　清代考據辯證類筆記，四十三卷，趙翼撰。趙翼（1727—1814）清代文學家、史學家。字云崧，一字耘崧，號甌北，又號裘萼，晚號三半老人，江蘇陽湖（今江蘇省常州市）人。十二歲為制舉文，一日能成七藝，人皆奇之。乾隆六年（1741）父親在一家姓杭的大戶家教書時去世。趙翼孤苦伶仃，無以養弟妹。杭家憐憫他，遂留他繼承父業，繼續教書，年僅15歲。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舉，乾隆二十六年進士殿試擬第一，高宗以清代陜西未有狀元，因取第三。歷任備用為道員知府、順天府鄉試任同考官、會試同考官、順天武舉主考官、廣西鎮安知府，官至貴西兵備道。乾隆三十七年，受彈劾被交部議而降級。旋以老母年事高為由辭官，開始了長達三十余年的歸隱生涯。詩文創作與錢塘袁枚、鉛山蔣士銓齊名，合稱“江右三大家”，亦為“毘陵七子”之一；又與袁枚、張問陶（船山）合稱“乾嘉性靈派三大家”。論詩主“獨創”，反摹擬。其《論詩絕句》云：“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山，各領風騷數百年”。存詩近五千首，以五言古詩最有特色。尤長于史學，考據精賅。所著史學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記》、《陔余叢考》、《檐曝雜記》、《皇朝武功紀盛》等。由于《二十二史札記》把《舊唐書》、《舊五代史》羅織在內，實際為廿四史。他單披閱廿四史就達3200卷，加上正文和夾注中引用的稗史筆記4000多種，工作量異常浩瀚，從40多歲動筆，到1796年方完成已是七旬老翁。《廿二史札記》一書考證史籍著述體例的演變和歷史事實的真相，顯示出特有的經世意識和對大量歷史問題的深刻見解，堪稱是乾嘉樸學時代創造性思維的出色成果。與王鳴盛《十七史商榷》、錢大昕《二十二史考異》合稱三大史學名著。

　　《陔余叢考》四十三卷，為作者自黔西罷官以后的讀書札記，十余年后始刊行。以其為在家循陔（即奉養父母）時所輯，故名《陔余叢考》。全書不分門目，以類相從，卷一至四論經義，五至十五論史學，十六至二十一雜論掌故，二十二至二十四論藝文，二十五論紀年，二十六、二十七論官制，二十八、二十九論科舉，三十、三十一論風俗名義，三十二論喪禮，三十三論器物，三十四、三十五論術數及神佛，三十六至三十八論稱謂，三十九至四十三為雜考。包括之廣，不下于《日知錄》作者長于文史，其考訂時有精到之見。《廿二史札記》，即在本書論史基礎上擴充而成。其中講經義部分較為平常；論史學、掌故、典制、藝文部分，為書內精華。如謂《左傳》敘事，對于一個人，或用名，或用字，或用謚號，一篇之中，錯見迭出。像《泌之戰》中同一人，有時稱士會，有時稱武子，有時又稱士季，幾乎使人無法識別。過去注家認為這是春秋筆法，其中寓褒貶，錢大昕認為這只是一種文法，別無深意，足見其認識高明。趙翼在書中還談到《三國志》記事的疏漏、訛誤，如《蜀志·關羽傳》有將軍傅士仁，《吳志·孫權傳》和《呂蒙傳》俱作“士仁”，這是一人姓名之異；《魏志·武帝紀》記建安十三年孫權攻合肥，曹操派張熹往救。然后，曹操到赤壁與孫劉聯軍會戰，不利退兵。顯然救合肥在前，赤壁之戰在后。而《吳志·孫權傳》則敘赤壁之戰在前，合肥之戰在后。作者歷考諸將傳，斷定《吳志》的記載是對的。作者還善于分析史料，比較史書異同，如卷六指出宋、齊、梁、陳、魏、周、北齊、隋史與《南史》、《北史》寫法上的不同；卷十二根據《通鑒綱目》、《貞觀政要》、《北夢瑣言》等書，訂正新舊《唐書》敘事上的差異，亦足以顯示《陔余叢考》在提供史料線索和研究方法方面，均有參考價值并能給人一定的啟迪。

　　《陔余叢考》關于風俗、名物的考辨，也能綜貫各種引證，詳述源流演變。如卷三十對“名帖”的考辨，從漢唐到宋明，洋洋一千余言，詳述其源流演變。

　　《陔余叢考》有乾隆五十五年（1790）湛貽堂刊本。

　　今有：《陔余叢考》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據乾隆五十五年湛貽堂刊本排印；《陔余叢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陔余叢考》中華書局1963年版，2006年新版.

129、《癸巳類稿》《癸巳存稿》

　　綜合性叢考雜辨類筆記，各十五卷。兩書原名《米鹽錄》，因刻印出版于道光十三年，這年是癸巳年，因名之曰《癸巳類稿》。俞正燮撰。俞正燮（1775—1840），清代學者。字理初，黟縣（今屬安徽省黃山市）。家貧，性介，讀書過目不忘。年二十余，負其所業北謁孫星衍。時孫星衍正上書朝廷請求為伏生建立博士，復求左氏后裔。俞乃作《左丘明子孫性氏論》、《左山考》、《申雜難篇》，孫多采其文，由此而名著。道光元年（1821）舉人。越年會試不第。十二年，館新城陳用光家，協助陳校勘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又曾入張井、林則徐等人幕府，協助或參與編著《大清會典》、《黟縣志》、《欽定春秋左傳讀本》等。道光十九年，江蘇學政祁寯藻聘主惜陰書舍，未逾年卒。年六十六。俞氏除治經外，于史學、諸子、天文、輿地、醫方、星相、釋道，無不探究。著有《癸巳類稿》、《癸已存稿》、《說文部緯校補》、《海國紀聞》均《清史列傳》及《四養齋詩》等。安徽黃山書社輯有《俞正燮全集》，2005年版。

　　《癸巳類稿》是作者考訂經史、諸子、醫理、輿地、道梵、方言等各方面的成果匯編。論述范圍較前人筆記更為廣泛，而且征引繁富，考訂精審細密。經學方面涉及《易》、《書》、《詩》、《春秋左傳》、《周禮》、《儀禮》、《論語》、《孟子》等經傳，對其中一些重要而歧解較多的問題進行考釋，如卷十三之《節婦說》、《貞女說》、《妒非女人惡德論》尤為學者所稱道。《節婦說》謂女子不二適，男子亦不當再娶。《貞女說》謂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乃賢者未思之過。未同衾而同穴，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直無男女之分。男兒以忠義自責則可，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妒非女人惡德論》謂夫買妾而妻不妒，是恝（無動于衷）也，恝則家道壞矣。反對傳統觀點，主張男女平等，具有進步思想，尤屬可貴。也反映了嘉慶、道光以來學風的某些轉變，一般學者已注意到“經世致用”之學。此書與《癸巳余稿》同為俞氏學術思想之薈萃，受到學者好評。也有認為“引證太繁，筆舌冗漫”、“語皆偏譎”者。

　　《癸巳類稿》有道光十三年初刻本、光緒五年（1879）章壽康重刊本、1934年《安徽叢書》本。

　　今有：《癸巳類稿》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癸巳類稿》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俞正燮全集》（一）（包括《癸巳類稿》、《癸巳存稿》、《四養齋詩稿》、《詩文輯補》4部著作）黃山書社2005年版。

130、《蛾術篇》

　　綜合性叢考雜辨類筆記，八十二卷，王鳴盛撰。王鳴盛（1722—1797），清史學家、經學家、考據學家。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晚號西江。江蘇嘉定（屬今上海市）人。官侍讀學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光祿寺卿。以漢學考證方法治史，為“吳派”考據學大師。自束發至垂白，未嘗一日輟書。年六十八，兩目忽瞽，閱兩歲，得吳興醫針之而愈，著書如常時，乾隆四十年卒，年七十六。著述繁富，有《十七史商榷》百卷，為傳世之作。另有《耕養齋詩文集》、《西沚居士集》、《續宋文鑒》80卷，《周禮軍賦說》、《尚書后案》、《尚書后辨》、《周禮軍賦說》、等。

　　《蛾術篇》是作者晚年仿顧炎武《日知錄》而著，八十二卷。王氏生前尚未有定稿，據姚承緒《蛾術編跋》云，至道光中刻印時，有鈔本九十五卷，而實刻八十二卷，分為八類。其中《說錄》14卷、《說字》22卷、《說地》14卷、《說人》10卷、《說物》2卷、《說制》12卷、《說集》6卷、《說通》2卷。由迮鶴壽參校，校刻時核對原文，為注出處，出言過分者則稍圓其說，迮氏所注亦存書中。其中以論證經義、史地為主，旁及人物、制度、名物、詩文，為王氏平時論學之作之匯編。由于王氏長于史地之學，所以書中論史說地部分，首先值得重視。其次談小學條目，亦時有新解。但就全書而言，疏失是不少的。

　　《蛾術篇》存世有道光二十一年世楷堂刻本、《續四庫全書》本等。

　　今有：《蛾術篇》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蛾術篇》江蘇廣陵古籍刊行社1992年影印。

131、《扎樸》

　　清代關于經史金石舊聞游記等綜合類筆記，十卷，桂馥撰。桂馥（1736-1805），清文字訓詁學家。字東卉，號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進士，官云南永平縣知縣。精于金石文字之學，曾取《說文解字》與古代諸經典文義相參校，撰為《說文義證》五十卷。所撰又有《繆纂分韻》、《札樸》等。

　　《札樸》十卷，其中“溫經”二卷，“覽古”四卷，“匡謬”、“金石文字”、“鄉里舊聞”、“滇游續筆”各一卷。有嘉慶十八年段玉裁的序和自序。作者謙稱自己的著作內容瑣碎，就像削牘去掉的木皮，故名《札樸》。其實《札樸》是他畢生精力薈萃之作。其中“金石文字”、“鄉里舊聞”、“滇游續筆”等篇對碑版的考訂，即頗見所長。其它部分，也著重通過文字訓詁來解經說史，考辨名物。清代小學大盛，素有說文四大家之稱，桂馥即其中之一。他的《說文義證》五十卷，取許氏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為其畢生精力所萃。桂馥在《札樸》中亦多從小學出發，考訂經義、文字、名物，援引宏富，辨證精詳。每下一斷論，文搜例證，加以歸納。如卷八韓勑碑條釋“復”、“發”二字，于“復”征引經史碑志十八處，歸納為“免其賦役”為“復”。于“發”征引二十四處，歸納為“發謂調發”。卷三證“點”輿“玷”同，卷四證衍輿“羨”通舉例亦多至一二十處。卷四“案”字條，首先引玉篇，說明“案”字有兩義：“幾屬也，食器也。”桂馥為證明這兩義，從字書、韻書、經史徽引近三十處。
　　桂馥治學態度謹嚴，在朋友間遇有不同意見不僅能講出自己的見解，而且能和盤托出別人的不同意見。如卷七“貢”條，桂馥首先引《文選》卷十四班固《幽通賦》“周賈蕩而貢憤兮”，認為“貢憤”當為“愩憤”以此質問王念孫。王氏認為“憤”輿“愩”同義，因此不必改“憤”為“憒”。本條后還特地把王氏回復的全文附錄，以存兩說。更為可貴的是，當他發現自己的意見錯誤時，能及時加以修正。如卷五“屠各”條，他從《后漢書》及《通鑒》關于“屠各”的記載中，了解到“屠各”為羌之一種后，坦率地承認以前的舛誤：“余編《繆篆分韻》，誤釋‘屠各’。”

　　《札樸》涉及的內容比較廣泛，論述中也出現一些疏漏和錯誤，如卷二“誦”條引《左傳·襄公四年》：“臧紇侵郜，敗于狐駘。”其中“郜”乃“邾”之誤；卷五“萬”條引《左傳·文公六年》文，“六年”乃“七年”之誤；“跨灶”條引《左傳·昭公十二年》文，“十二年”乃“十三年”之誤。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記》中辨正《札樸》誤者達十余處。

　　《扎樸》有嘉慶十八年（1813）小李山房校刊本；光緒九年（1883）長洲蔣氏心矩齋校刊本，后者為通行本。

　　今有《扎樸》趙智海點校，以小李山房校刊本為底本，參考了蔣氏心矩齋校刊本，中華書局1958年版，2006年新一版。

132、《兩般秋雨齋隨筆》

　　清代歷史瑣聞類掌故筆記，梁紹壬撰。梁紹壬（1792年－？），字應來，號晉竹，浙江錢塘人，道光辛巳年舉人，能承家學，工詩善文，學問淵博，愛喝酒。官至內閣中書。著作除《兩般秋雨庵隨筆》外，還有詩集《兩般秋雨庵詩》等。

　　《兩般秋雨庵隨筆》是一部著名的叢著雜纂類筆記，在近代筆記中自成一家。內容十分豐富，大致可分為四類：稽古考辨、詩文評述、文壇逸事、風土名物。由于作者博設經典，因而該書中提供的許多資料很有價值，有很多軼事很有風趣，如卷八《愿為人婦》條，記當時士大夫對王夫之的崇拜：“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愿化作絕代麗姝，為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云堤燦贈詩云：‘我愿來生作君婦，只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鐘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青娥愛少年。人盡愿為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放顛。為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獻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妒婦，傾城他日盡詩人。只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發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墻何事苦窺臣。”亦詞壇一則雅謔也。《兩般秋雨庵隨筆》還記有有名的《圈兒詞》：“相思欲寄無從寄，畫個圈兒替。話在圈兒外，心在圈兒里。我密密加圈，你需密密知儂意。單圈兒是我，雙圈兒是你。整圈兒是團圓，破圈兒是別離。還有那說不盡的相思，把一路圈兒圈到底”。

　　有清道光十七年振綺堂刻本，清光緒十八年錢塘許氏吉華堂刻本，清光緒二十二年上海古香閣刻本，民國五年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本。

　　今有：《兩般秋雨庵隨筆》上海古籍出版社，明清筆記叢書1982年版；《兩般秋雨庵隨筆》常振國等點校，劉葉秋注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133、《夷氛聞記》

　　清代記載鴉片戰爭前后英國對華侵略和廣東軍民抗英事跡，五卷，梁廷枬撰。梁廷枬（1796—1861），字章冉，廣東順德人。副貢生，后任澄海縣訓導。梁氏為嶺南名士，學問涉獵頗廣，喜愛著述。道光十五年（1835）入廣東海防書局，此后即一直關注海防、外交問題。鴉片戰爭期間任廣州越華書院監院。他對林則徐、鄧廷楨領導的抗英斗爭積極支持，就其所熟悉的“籌海防夷”事務多所陳述。后又應聘入兩廣總督祁土貢、徐廣縉幕府，并以愛國士紳的身份參加并領導了1849年廣州人民反英人入城斗爭。咸豐元年（1851）因積功獲授內閣中書銜，后又加侍讀銜。梁氏的主要著述除《夷氛聞記》、《海國四說》外，還有《廣東海防彙覽》、《粵海關志》、《南漢書》、《論語古解》等多種。

　　《夷氛聞記》共五卷，約11萬字，成書時間在道光末年。該書專記鴉片戰爭前后相關史事，這在歷代筆記中具有獨特斷定史學價值。作者是主張禁煙、熱心抵抗外侮并留意時務的廣東士紳，親身參與了鴉片戰爭。故此書作者對英國等列強窺視中國、鴉片貿易、禁火運動，及鴉片戰爭中侵略與反侵略的活動和過程等記載，詳盡真切而有卓見，富有史料價值。本書特色是具有鮮明的愛國御侮思想，充分肯定抵抗派的活動，揭露英國侵略者的面目和投降派的可恥行徑，大力贊揚民眾反侵略的精神。《夷氛聞記》以一系列準確可靠的史實，有力地揭示出鴉片戰爭的爆發決不是由中國嚴厲禁煙引起，更不是林則徐所采取的措施有何不當之處，而原因完全在于英國長期進行的危害中國的鴉片走私，以及英國政府處心積慮挑起對中國的野蠻的軍事侵略！此書開即強調：“英夷狡焉，思逞志于內地久矣。”指出英國早已蓄謀對中國進行侵略，鴉片戰爭的爆發有極其深刻的必然性，責任在于英國。戰爭的導因在英國長期對中國實行鴉片走私貿易，使中國遭受極其嚴重的經濟損失，民眾的身心健康受到極大的損害。書中揭示了英國進行罪惡的鴉片貿易的一系列事實：“蓋西南洋五印度之南、中、西，屬諸英者十三部，而孟阿臘居首，與孟買部皆鴉片所自出。乾隆初年以來，內地嗜食漸眾，販運者積歲而多，一時來至二萬余箱，價值逾六千萬。由南洋新埠陸續運至粵海伶仃洋船，隨賣隨又運至不絕，謂之躉船。全恃沿海內地游手、走私奸民，為之載棹人口，灌輸內地。沿海邊郡，遞于天津，皆躉船之所流注。”
書中還對廣東人民抗英斗爭作了具體而生動的記述，這在當時的官私記載中是極其難得的。如書中記述林則徐嚴守海口、訓練水勇的措施：

　　則徐以舟師出洋，不能如夷舶帆炮之得手，令水師不必在洋攻剿，但固守口岸藩籬，備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潛出，乘上風攻其首尾，火器皆從桅擲下。又招驀漁蛋，董以兵弁，潛伏島嶼，隨時挈小船攻撲，先煉釘夷舶四旁，使受火一時難脫，重給賞資。與兵勇約法三章，訓練既嫻，人知運用，踴躍爭先。

　　今有：《夷氛聞記》，清代史料筆記叢書，中華書局1959年版。

134、《春在堂隨筆》

　　清代逸聞軼事兼學術考據的綜合性筆記，十卷，俞樾撰。俞樾（1821—1907），字蔭甫，號曲園，浙江德清人。道光年間進士，四歲后遷居杭州。道光三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編修、河南學政。咸豐三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五年簡放為河南學政。七年，以御史曹登庸劾試題割裂罷職。罷職時年僅三十七歲。后僑居蘇州，曾先后主講蘇州紫陽、上海求志書院，而主持杭州詁經精舍三十余年。投其門下者有戴望、黃以周、朱一新、施新華等人。其對后世學術的影響較大。俞樾在杭州時曾總辦浙江書局，建議江、浙、揚、鄂四書局分刻《二十四史》，又于浙局精刻子書二十二種，當時稱為善本。光緒三十二年卒，年八十有六。晚年講學杭州詁經精舍，專意著述。治經、子、小學，宗法王念孫父子，讀書研究，主張正句讀、審字義、通古文假借，并分析特殊的語文現象。能詩詞，重視小說戲曲。所作筆記，搜集豐富，為學術史、文學史提供不少參考資料。著作宏富，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筆記則有《俞園雜纂》、《曲園雜纂》等，總稱《春在堂全書》，共二百五十卷。曾國藩曾有“李少荃（鴻章）拼命做官，俞蔭甫拼命著書”之論。

　　《春在堂隨筆》是作者根據平日所作筆記整理而成，共十卷，大體按年代排序。由于他學識淵博、根柢較深、因而筆記取材廣博，文字簡約。內容或為以經學、小學、詩文、石刻之考釋和評定，或為師友間之酬和文字，或為游歷覽勝之實錄實感，或為朝野之軼聞掌故，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如《漢武故事》舊稱班固撰。俞樾據其載長陵女子徐儀君事云：“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元延乃漢成帝年號），因而斷定“此書乃成帝時人所為，非班固也”關于《石鐘山》的得名，有似鐘之形和似鐘之聲兩種說法。俞樾從其親家常駐湖口的湘軍水軍都督、兵部侍郎彭雪琴口中得知：下鐘山“蓋全山皆空，如鐘覆地，故得鐘名。上鐘山亦空，此兩山皆當以形論，不當以聲論，東坡當日‘猶過其門，而未入其室也’。”

　　《春在堂隨筆》通行本有：光緒十五年（1889）；上海文明書局《清代筆記叢刊》本；上海進步書局的石印本《筆記小說大觀》本。

　　今有：《春在堂隨筆》方霏點校，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春在堂隨筆》中華書局2006年版；《春在堂隨筆》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春在堂隨筆》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135、《金壺七墨》

　　記載清代后期社會、政治、軍事事件和社會軼聞的軼事類筆記，十八卷，黃鈞宰撰。黃鈞宰（1826—1876），一名振鈞，字宰平，號缽池山農，別號天河生。淮安（今屬江蘇）人。清中后期的戲劇家、文學家。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舉人，曾做過奉賢訓導，并在江西、安徽、南京等地做過幕僚。他“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一生偃蹇不遇。著有《比玉樓傳奇》四種，篇目為《十二紅》、《管城春》、《夢呼么》、《鴛鴦印》。其中《十二紅》為揭露南河總督署的積弊而作，針貶時弊最為有力，也最著名。又有筆記《金壺七墨》等。

　　《金壺七墨》十八卷，包括《浪墨》八卷，《遁墨》四卷，《逸墨》二卷，《醉墨》一卷，《戲墨。《金壺七墨》記錄了作者自道光甲午（1834）至同治癸酉（1873）四十年間的“耳目聞見，可驚可愕之事”，寫出了他生平“悲歡離合之遭”，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書中觸所及近代中國的方方面面，大到國家重要事件，小到平民的生活瑣事，所描寫的對象有帝王、官宦、文人、財主、商賈、平民、俠女、娼妓、乞丐；其內容有家世生平的表述，有地方掌故的考證，有本人為官的實錄；還有一些神怪故事。書中記載的作者親歷的一些近代史上重要事件，也是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可缺失的資料。如作者詳細記錄了親身經歷林則徐禁煙的經過，是不可多得的關于鴉片戰爭第一手資料：

　　初禁煙令下，大吏飭屬嚴查。官弁泄沓者多，非滋擾窮民，即奉行故事，徒為胥吏肥己計耳。唯林公則徐由欽差總督兩粵，規畫周詳，雷厲風行，搜繳盡善。定法：販賣者殺，輕者流，吸食者黥。期以三月不悛，分別刑責。又延醫配合藥料，施給貧民。西洋躉船繳出煙土二萬余箱，并所搜民間煙具，累篋連箱付之一炬。時通商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束。獨英吉利懼失重利，遂以索食為名，舉兵犯尖沙觜。公遣參將賴恩爵等擊走之，嚴斷海濟。先后六戰，夷皆受創去。夷目義律潛赴澳門，倩西洋諸夷遞說貼，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剿撫。上手敕報曰：“聯不慮卿等孟浪，但誡卿等畏葸。先威后德，控制良法也。”已爾，英夷反覆。又請停其貿易，并請沿海諸省嚴守備。諭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尚何足惜！”公既奉諭，益慷慨，任勞怨。英人窮蹙，屢憾公不動，則大懼。知粵中無隙可乘，乃改圖犯閩浙。初泊梅嶺，擾廈門，總兵竇建彪等擊退。遂由舟山攻陷定海，據之，掠寧波，窺吳淞，沿海騷動。當事不能御侮，爭以激變咨公，因中傷之。代公督粵者為協揆某公。至則反公所為，而密輸款于夷人。夷復舍定海去，拼力廣東。

　　發生于1841年的“吳淞戰役”是鴉片戰爭史上的重要事件，黃鈞宰時任奉賢教諭，是這次戰役的目擊者。他記錄了陳化成抗擊英軍、血灑炮臺的可歌可泣的事跡，揭露了兩江總督、制軍牛鑒“聞勝趨出”，遭敵炮擊又倉皇逃跑的可恥嘴臉。尤為可貴的是，在《吳淞從殉》一節中，寫出了普通士兵英勇殉義的情況，是難得的歷史資料。作者指出，抵抗外辱失敗，主要是清廷的無能和官吏將領的腐敗，《粵師誤勝》一節寫清軍“乘賊無備，夜令出戰”，燒毀民船，卻上報殺敵“獲勝”，“夷艇四沈溺，死者甚眾”。“大帥”也不調查、不核實，竟“相慶于室，官吏悉稱賀”，其結果“夷人晏然”、“小吏榮升”，而百姓遭殃。
《遁墨》中還記載了民眾自發抗英斗爭，如《李國泰》條記上海民眾自發聯合起來懲治英侵略者及其走狗李國泰的經過：“時英夷捉人于上海，鄉民賣布糶米，獨行夷場者，輒被掠，積數月竟失數百人，又多失小兒，百姓切齒”。市民們在城隍廟演劇，英人也前去觀看，李國泰不知“深淺”，還“據高座，華冠麗服，作夷語，指使左右，意氣揚揚”。百姓持械“突前，痛肆以擊，腹破腸出，氣息奄奄”，憤怒的群眾“奔集天主堂，墮其墻垣，毀其器物，揚言不得人終不休也”。英人沒法求于官府，清吏也無法：“今百姓積怨，吾亦不能禁。”英人無奈，交出被捉之人，可是被捉入教堂的人，由于慘遭折磨，均瘦骨嶙峋，“漆身喑啞，莫辨誰何”，“鄉民見之大哭，被捉者亦哭”

　　《金壺七墨》對太平天國、捻軍基本上持批評態度。

　　《金壺七墨》通行本為清同治12年（1873）刻本。

　　今有：《金壺七墨》，江蘇廣陵古籍刊行社，筆記小說大觀，1983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136、《越縵堂日記》

　　清代歷史逸聞軼事兼學術考據的綜合性筆記，九集，李慈銘撰。李慈銘（1830—1894），晚清著名學者。初名模，字式侯，后改今名，字愛伯，號莼客，室名越縵堂，晚年自署越縵老人。會稽（今浙江紹興）西郭霞川村人。李慈銘自幼聰穎，勤思好學，博覽群書。十二三歲即工詩韻，深受漢學大師、學正吳晴舫器重，有“越中俊才”之稱。一生仕途并不得意，11次參加南北鄉試，無不落第而歸。咸豐九年（1859）北游京城，將捐資為戶部郎中，不料為人欺哄，喪失攜資，落魄京師，其母因此變賣田產以遂其志，而家道由此中落。同治九年（1870），41歲始中舉。光緒六年（1880），51歲始中進士，補戶部江南司資郎。他為此特地刻了一枚履歷閑章自嘲，曰：“道光庚戌茂才，咸豐庚申明經，同治庚午舉人，光緒庚辰進士。”光緒十六年（1890）補山西道監察御史，任內巡視北城，督理街道，均盡其職。數上封事，不避權要。光緒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戰爭戰敗，聞訊憂懼，咯血而卒，時年66歲。李慈銘學識淵博，承乾嘉漢學之余緒，治經學、史學，蔚然可觀，被稱為“舊文學的殿軍”。刊著有《越縵堂文集》12卷、《湖塘林館駢體文》2卷、《白華絳跗閣詩初集》10卷及《霞川花隱詞》。尚有《杏花香雪齋詩二集》、《桃花圣解庵樂府》未刻。

　　《越縵堂日記》是清代著名的日記，作者日記三十余年不斷，讀書心得無不收錄。文字達數百萬言。共包括《甲寅日記》、《越縵堂日記乙集－壬集》、《孟學齋日記》、《受禮廬日記》、《祥琴室日記》、《息荼庵日記》、《桃花圣解庵日記》、《荀學齋日記》、《茍學齋日記後集》九部分。不僅記載了清咸豐到光緒四十年間的朝野見聞、朋蹤聚散、人物評述、古物考據、書畫鑒賞、山川游歷及各地風俗，足資后世學者參考，同時書中也記錄了他的大量讀書札記，“略如四庫全書提要之例，而詳贍過之”，學術價值極高。因此，該日記也可謂是李慈銘治學的大成，被譽為晚清四大日記（其它三者為葉昌熾《緣督廬日記》、王闿運《湘綺樓日記》和翁同龢《翁同龢日記》）之首。1920年由生前好友蔡元培助其出版。風行海內，士林爭相一睹為快，譽為“日記之大觀，掌故之淵藪”。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如魯迅就認為：“《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些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么呢？一是鈔上諭，二是許多墨涂，三是早給人家看。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怎么寫：夜記之一》）

　　以下三則日記，從中可看出作者處世心態、生活情趣愛好和文筆的清雅，也能給我們人生的啟迪：

　　○月○日　晴

　　庭中紫豆一叢，作花甚繁；芭蕉展葉，綠滿窗戶；紫薇久花，離離散紅。每晴晝晚陰，徙倚其下，此亦余之三友也。

　　○月○日　陰晴相間　天氣和煦

　　夜歸館后，僮仆漸睡，內外寂然。紅燭溫爐，手注佳茗，異書在案，朱墨爛然，此間受用正復不盡，何必名山吾廬邪？然或精神不繼，或塵務經心，便亦不能領略，此事固當有福。

　　○月○日　晨陰　甚涼　巳后晴

　　傍晚，獨步至倉頡祠前看稻花。時夕陽在山，蒼翠欲滴，風葉露穗，搖蕩若千頃波，山外煙嵐，遠近接簇，悠然暢寄，書味滿胸；此樂非但忘貧，兼可入道。

　　《越縵堂日記》十八冊有咸豐四年刻本。

　　今有：中華書局1984年版；廣陵書社2004年影印本。

附：文史筆記叢書目錄

《說郛》一百卷，明·陶宗儀編

《百家名書一百三種》，明·胡文煥編

《學海類編》四百三十種八百十四卷，清·曹溶編　陶越增訂

《百川學海》10集，100種、177卷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輯刊

《續百川學海》10集，113種，141卷，明·吳永編，（至馮可賓又擴充10集，所收多系唐宋文人野史雜說）

《墨海金壺》一百十五種、七百三十四卷，清·張海鵬編

《中國野史集成》，學津討原本1922；

《歷代史料筆記叢刊》中華書局1998年（共98種，包括《唐宋史料筆記叢刊》39種，《元明史料筆記叢刊》20種，《清代史料筆記叢刊》39種）

《筆記小說大觀》10集21冊，江蘇廣陵古籍刊行社1984年版

《中國筆記小說文庫》（包括古今說海、清人說薈、明人百家、宋人說萃、古今宮闈秘記、清朝野史大觀、古今說部叢書、唐人小說六種集成）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中華經典隨筆》（16冊），中華書局2007年版

《歷代筆記小說大觀》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

《新世紀萬有文庫·傳統文化書系》，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前后陸續出版；

《全宋筆記》朱易安，傅璇琮等主編，四編、四十冊，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齊。

《宋元筆記小說大觀》全六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明清筆記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歷代筆記小說叢書》文化藝術出版社1988年

《歷代筆記叢刊》上海書店2009

《筆記小說大觀叢刊》臺灣新興書局有限公司1984年版

《歷代筆記名著叢書》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

《歷代筆記小說小品選刊》學苑出版社2001年版

陳友冰摘編

資料來源：《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文學卷》、袁行霈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書目》、侯忠義《中國文言小說參考資料》、上海辭書出版社《中國文學大辭典》、中華書局《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互聯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