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帝京景物略》

　　明代專記北京名勝風土人情筆記，劉侗撰。劉侗、于奕正同撰。劉侗（約1593～約1636），明代散文家。字同人，號格庵。湖廣省麻城縣（今屬湖北麻城市）人。在當員生時，因“文奇”被人奏參，同譚元春、何閎中一起受到降等的處分。他因此頗有名。崇禎七年（1634）進士。后選任吳縣知縣，赴任途中逝于揚州。于奕正（1597—1636），原名繼魯，字司直，宛平縣（今北京市）人。明代嘉靖年問宛平人，崇禎中諸生。喜好山水金石，著有《天下金石志》于奕正曾寫過一篇《釣魚臺記》，堪稱明代游記中的上乘之作。《帝京景物略》為劉侗和于奕正合撰。其中于奕正負責收集材料，劉侗承擔撰寫。兩人還曾打算合撰《南京景物略》，但兩人先后辭世，連《帝京景物略》也未能完成，最后是由周塤完成的。周損字遠害，號迂收，劉侗同鄉兼同學，兩人曾共硯席十余年。劉侗赴京入太學，周損相伴而游。《帝京景物略》中采選詩歌，亦皆出其手。

　　《帝京景物略》記載北京，包括西山及畿輔一帶的風景名勝、風俗民情、山川風物、河流橋梁旁及詩文軼事京師東西南北各分城內、城外，而西山及畿輔并載焉。《帝京景物略》可謂集歷史地理、文化和文學著作三者于一體。

　　此書首先應當作歷史地理類著作來讀。它詳細記載了明代北京城的風景名勝、風俗民情，是不可多得的都市資料；其次應當作文化類著作來讀，它對當時北京的園林文化、民俗、外國宗教在中國京城的傳播等，都有較為具體的描述；再次應當作文學著作來讀，它是竟陵派幽雅雋潔文風在地理游記著作中的具體運用，因此，可把它作為晚清小品文的典范來閱讀、欣賞。北京名勝景觀的記錄，是本書的重點。書中詳細介紹了當時北京各地的寺廟祠堂、山川風物、名勝古跡、園林景觀，甚至河流橋梁，許多今天膾炙人口的歷史古跡和山川名勝，諸如盧溝橋、白塔寺、天主堂、碧云寺、潭柘寺、鷲峰寺、臥佛寺、戒壇、十剎海、海淀、玉泉山、西山等等，我們都能從本書探尋到它們的淵源所自、本來狀貌、風格特征和歷史變遷。提及金元時期，元夕“三日放偷，偷至，笑遣之，雖竊至妻女不加罪”的民俗，不僅偷物還偷人，且妻女為人所竊都不以為。缺點是考證不精，著文以竟陵派為旨歸，“其文皆么弦側調，惟以纖詭相矜”（《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王士禎《池北偶談》，朱彝尊《日下舊聞》對此皆多有批評，其中像割裂“藝”、“元”二字為塑工姓名一條，更為荒唐。

　　《帝京景物略》初刊于崇禎八年（1635）。今有：《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北京古籍叢書》，1963年第1版，2001年、第3次印刷；《帝京景物略》古典文學出版社1957年版；《帝京景物略》孫小力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102、同《陶庵夢憶》

　　明代出色的歷史瑣聞類掌故筆記，八卷，張岱撰。張岱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瑯環文集》。

　　《陶庵夢憶》是張岱傳世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該書成書于甲申明亡（1644年）之后，直至乾隆四十年（1794年）才初版行世。其中所記大多是作者親身經歷過的雜事，將種種世相展現在人們面前，如茶樓酒肆、說書演戲、斗雞養鳥、放燈迎神以及山水風景、工藝書畫等等，構成了明代社會生活的一幅風俗畫卷，尤其可以說是江浙一帶一幅絕妙的《清明上河圖》。其中雖有貴族子弟的閑情逸致、浪漫生活，但更多的是社會生活和風俗人情的反映。同時本書中含有大量關于明代典制尤其是日常生活、娛樂、戲曲、古董等的紀錄，如卷二的孔廟檜孔林燕子磯魯藩煙火朱云崍女戲紹興琴派花石綱遺石；卷四記兗州直指閱武，以騎兵、步兵演習布陣、設伏至擒敵、獻俘的情形；卷五的姚簡叔畫柳敬亭說書金山競渡揚州清明上墓劉暉吉女戲；卷六的彭天錫串戲目連戲甘文臺爐紹興燈景水滸牌等；卷七述西湖香市的興廢皆是研究明代社會、軍事、文化的重要文獻。其中還記有明末政治的腐敗。作者在西湖，親眼看到“城中餓殍舁出，扛挽相屬”，而杭州劉太守卻還在那里納賄貪污，以至時人諷刺為“暖風吹得死人臭，還把杭州送汴州”。

　　《陶庵夢憶》中的《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也是出色的文學散文，被選入中學語文教材。

　　今有：《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陶庵夢憶：西湖夢尋》中華書局，明清筆記叢刊，2008年版；《陶庵夢憶》華夏出版社2009年版；《陶庵夢憶》于學周，田剛點校，青島出版社2010年版。

103、《四友齋叢說》

　　明代較為出色的考據辯證兼瑣聞故事綜合性筆記，三十四卷。何良俊撰。何良俊，字元朗，松江華亭（今江蘇省松江縣）人。嘉靖中以歲貢生入國學，特授南京翰林院孔目。棄官歸家后，適值倭寇侵擾，復移居蘇州，與張之象、文徵明諸人交遊。明史稱其“少篤學，二十學不下數樓”。《四友齋叢說》自序亦云：“藏書四萬卷，涉獵殆遍”，在明代學者中，其博學多聞，僅在楊慎、胡應麟、王世貞諸人之亞。

　　《四友齋叢說》全書包括經、史、雜記、釋道、詩文、書畫等十七類，三十八卷。其中史十三卷，雜記一卷，子二卷，釋道二卷，文一卷，詩三卷，書一卷，畫二卷，求志一卷，崇訓一卷，尊生一卷，娛老一卷，正俗二卷，考文一卷，詞曲一卷，續史一卷。有考證和評論，也有明代史實、蘇州、松江等處地方掌故和士大夫軼聞。一般說來，考證較平常，而議論多可取。如謂《史記·游俠列傳》序論為司馬遷憤激之言，并非莊語。其文章之抑揚變化，不是《漢書·游俠傳序》所能比（“史”一）；又謂明成祖修《五經四書大全》之后，不用漢儒之說，專重程朱傳注，學者但據以略加敷演，湊成八股，便取科第（“經”三）等，皆為切中時弊之論。其中記南京各衙門擺酒席的陋習（“史”八）；正德十年后松江征收錢糧的情況（“史”九）；記隆慶時纂修“實錄”的草率（“史”四）；松江百姓以歌謠、對聯對縣府官員的諷刺（“雜記”）均能反映明代中葉以后政治面貌。

　　明朝的學者，大都矜尚廣博而忽略了專精的一面，所寫筆記一類的書，總是兼收並蓄，細大不捐，四友齊叢說也不能例外。此書搜採既廣，間有傳聞失實之處，且沾染明末文士習氣，書中摻雜一些無聊之語。

　　《四友齋叢說》初刻於隆慶三年（1569），僅三十卷，后又續撰八卷，合并為三十八卷，重刻於萬歷七年（1579）。后來沈節甫摘鈔其中的明代掌故，編為六卷，刻入《紀錄匯編》中。鄧秋枚又摘取其論曲之語，刻入《古學匯刊》二集中。現在流傳的《四友齋叢說》，都是這兩家的刪節本，很難看到全貌。中華書局根據萬歷刊刻的足本，加以斷句，作為“元明史料筆記叢刊”一種于1959年出版，1997年再版。

104、《焦氏筆乘》

　　明代輯錄瑣屑考證和議論中較為出色的筆記，，十二卷（正集、續集各六卷）。焦竑撰。焦竑（1540—1620），字弱侯，號漪園，澹園，謚文端，江蘇南京人，原籍山東日照。為人博學多才，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位大學者、文學家。二十五歲時中舉人，第二年，會試落第，此后屢次會試失敗，直到五十歲，才以第一名考取進士。任職翰林院修撰，負責修國史，后來修史事中途荒廢。焦竑在為修國史而收集大量資料基礎上編成了《國朝獻征錄》一百二十卷和《國史經籍志》六卷。因為資料豐富，論述精當，而深為后世學者推崇。焦竑在理論上富有批判和創新精神，是陸王心學的后起之秀。其學識之通達與楊慎齊名。焦竑三十多歲時，同李贄結識，從此友誼始終不渝。李贄冤死獄中，焦竑作《追薦疏》，并為他編印《李氏遺書》，晚年還為他作《藏書序》。李贄叛經離道、手搏龍蛇的狂放影響著焦竑。四十多歲時，問學于羅汝芳。羅汝芳強調思想自由，人情順適，這種狂傲與通達，深深感染了焦竑，從此表現出更多的異端思想。焦竑為人耿直，敢于直言，得罪了相臣張位等上司，而又因為他文名極重，頗受同僚的嫉妒。萬歷二十五年，他五十八歲，被任命為順天府鄉試副主考，卻因為科場事受到誣蔑彈劾。次年在官吏考核中他又被降級。他憤然辭官歸家，與朋友講論學問，著書立說度日，直到去世。他一生著述豐富，主要有：《焦氏筆乘》、《焦氏類林》、《玉堂叢語》、《澹園集》等。

　　《焦氏筆乘》是焦竑讀書、講學、做學問的學術筆記，反映了他的考據學的內容、方法和成就，是嘉靖、萬歷年間考據學成就的代表作之一。本書正集六卷，續集八卷，點校者又將焦氏《老子翼》和《莊子翼》中有關《焦氏筆乘》的文字輯錄出來作為別集。本書內容極其豐富，有對文字字音、字義的分析研究，有對書目文獻的搜集整理，有經史詩文文字的考訂、校正，有對其注釋的討論，有對歷代詩文作品的評述議論，有對古代名物制度的討論，有對人物思想事跡及學術言論的記載、是非得失的評述，有對王學學者事跡和講學活動的記錄，有對儒學及老莊、佛典的討論，有對金陵鄉邦文獻、醫文醫案的輯錄等，內中不乏有力的考證、精彩的議論、獨到的見解以及有價值的資料。書中對明代史事、人物、詩文的記載，為后世研究明代人物、明代歷史或思想史提供了珍貴的材料。由于作者思想開明，反對因循守舊，不受時俗約束，該書在清代被禁毀。

　　《焦氏筆乘》也有明代筆記大都矜尚廣博而忽略專精的通病，所談范圍較廣，不免蕪雜，且多抄襲唐宋人筆記，又不注明出處。

　　今有：《焦氏筆乘》李劍雄點校，中華書局2008年版；《焦氏筆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105、《少室山房筆叢》

　　明代考據辯證兼瑣聞故事綜合性筆記，四十八卷。胡應麟撰。胡應麟（1551—1602），字元瑞，更字明瑞，號石羊生，又號少室山人，蘭溪（今屬浙江）人。萬歷四年舉人。詩文宗李攀龍、王世貞等前后七子，但有所變化，甚得王世貞欣賞。家藏書42384卷，筑室少室山中，專事著述。

　　《少室山房筆叢》是一部以考據為主的筆記。全書共48卷，分為12類：《經籍會通》四卷論古來藏書存亡聚散之跡；《丹鉛新錄》專門駁斥楊慎考據的謬誤；《史書占畢》六卷是對史書及史事的評論；《藝林學山》品評文學遺產的優劣；《九流緒論》三卷考論諸子百家的源流；《四部正訛》四卷考證古籍偽書；《三墳補逸》二卷，專論《竹書紀年》、《逸周書》、《穆天子傳》所謂“三墳”之闕；《二酉綴遺》三卷采掇古籍中奇聞怪事，《華陽博議》二卷雜述古人博聞強志之事，《莊岳委譚》二卷廣泛論及社會雜事包括戲曲、小說等項，《玉壺遐覽》四卷論《道經》和方士之言；《雙樹幻鈔》則論佛經和釋氏之說。《丹鉛新錄》和《藝林學山》各八卷，則專門駁斥楊慎考據的謬誤。

　　胡應麟在明中葉以博學著稱，與楊慎、陳耀文、焦竑同負盛名。本書征引豐富，議論亦多高明，為研究古籍提供不少寶貴的資料和見解。其《四部正訛》中把古籍的偽書析為若干種，各加辨訂，相當詳盡。后人談及偽書，常用此說。書中論述小說、傳奇、雜劇部分，尤有參考價值。如《九流緒論》（下）將小說分為志怪、傳奇、雜錄、叢談、辨訂、箴規六類，據此可了解當時人們的小說觀，對認識小說的歷史演變頗有幫助。作者論述《世說新語》的特色是“以玄韻為宗”，認為“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較有見地。卷三十四里關于《逸周書》、《穆天子傳》的介紹，為追溯小說的濫觴提供了資料。卷三十六和卷三十七里有關魏晉志怪小說、唐宋傳奇及筆記的論述，其中分析六朝筆記小說與唐代傳奇的不同，“凡變異之談，盛于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設幻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常為后世學人引用。卷四十一里有關于《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的評述。另外，《丹鉛新錄》、《藝林學山》兩部分對考辨詩文典故、詞曲名稱的來源、作家籍里等均有助益。書中征引典籍，極其宏富。但同樣也有不少舛偽疏誤之處。

　　《少室山房筆叢》初刊于明萬歷年間，通行本為清末廣雅書局刻本。

　　今有：《少室山房筆叢》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少室山房筆叢》，中華書局，明清筆記叢刊，1964年版。

106、《五雜俎》

　　明代考據辯證兼瑣聞故事綜合性筆記，十六卷，謝肇制撰。謝肇淛（1567—1624）字在杭，號武林、小草齋主人，晚號山水勞人。明萬歷二十年（1592）進士，歷任湖州、東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員外郎，曾上疏指責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財，受到神宗嘉獎。入仕后，歷游川、陜、兩湖、兩廣、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詠，雄邁蒼涼，寫實抒情，為當時閩派詩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與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雜俎》本書是作者的隨筆札記，包括讀書心得和事理的分析，也記載政局時事和風土人情，涉及社會和人的各個方面。全書十六卷，分為“天、地、人、物、事”五門。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記述天文、氣候、節氣和四時的人事活動。地部記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勝，包括當時的海外地區，是研究歷代地理的重要資料。人部記述人的形體、心性、境遇，包括技藝、醫藥、術數、書畫、宗教等各種活動。物部記述動物、植物和各種物品，鳥獸蟲魚花卉草木、飲食服飾、文玩樂器等都有論述。事部記述貧富、收藏、文字、職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會活動。書中提供的大量資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會狀況，作者過記事，分析是非正誤有評述，有論斷，對讀者很有啟發。如據《西京雜記》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駁送周密《癸辛雜識》所提出的“‘上巳’當為‘上己’，因為上旬無巳日”之說。又謂“蜻蜓點水”非愛水，而是產卵，以備一說。

　　《五雜俎》不僅在考辨方面有一定的價值，所記明代史事，足供參考者尤多，如敘皇帝、太子、藩王婚禮的浪費，稅使的擾民，宦官的驕橫等等。如記京都乞丐：

　　京師謂乞兒為花子，不知何取義。嚴寒之夜，五坊有鋪居之，內積草桔及禽獸茸毛，然每夜須納一錢于守歲者，不則凍死矣。其饑寒至極者，至窖干糞土而處其中，或吞砒一銖。然至春月，糞砒毒發必死。許一年凍死毒死者不下數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雜俎》同樣有明人筆記以多為勝，忽略專精的通病，書中談歷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筆記，又不注明出處；記錄笑話，亦皆采舊文，甚為無聊，記鳥獸蟲魚，又多涉神怪。

　　《五雜俎》最早為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如韋館刻本。

　　今有：《五雜俎》中華書局1959年版；《五雜俎》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雜俎》臺北：偉文出版社1977年版。

107、《丹鉛雜錄》《譚苑醍醐》《藝林伐山》

　　明代考論經史、詩文、訓詁、名物的幾部筆記。楊慎撰。楊慎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楊升庵集》。明代考論經史、詩文、訓詁、名物的筆記以楊慎撰述的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譚苑醍醐》八卷，《藝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鉛》為名的《丹鉛雜錄》十卷和《丹鉛續錄》八卷。

　　《丹鉛雜錄》和《丹鉛續錄》考論經史、詩文、訓詁，其內容非常廣泛，舉凡經史子集均有涉獵。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記》中“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獨創，而是來自酈道元《水經注》中“綠水平潭，清潔澄深。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楊慎崇經黜史，重視音韻訓詁；敢于對宋儒進行大膽批評；又對傳統經典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解釋。楊慎重視史書的文采，強調修史要秉筆直書，反對官修史書，提倡個人獨立修史；評價歷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獨立的觀點。楊慎讀書廣泛，對過去不為人注意的子部書籍進行了探索、討論，擴大了人們的視野。

　　《譚苑醍醐》亦皆考證之語，與《丹鉛錄》大致相出入，而亦頗有異同。引《水經注》載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監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渭水漲，攻琰營，臣作橋越水射之。橋成，遂馳去”。此事《三國志·諸葛亮傳》不載，可補史闕。楊慎在文學上既講求文法，主張詩文用字要有來歷，又反對極端的復古主義；反對詩史說；偏愛李白，亦好杜甫，對李白的身世進行了有價值的探討。又辨李白為蜀之彰明人，歷引其《上裴長史書》與《悲清秋賦》及諸詩句，以證《唐書》稱白為隴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類，考訂辨論，亦多獲新解。

　　楊慎雖然淵博，但其筆記中考證疏誤，記憶錯誤處也不少。陳耀文曾撰《正楊》四卷，糾正楊慎之訛；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內《丹鉛新錄》和《藝林學山》兩部分，亦專門駁楊慎的引證和論辯。

　　今有：《丹鉛雜錄丹鉛續錄俗言》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本，1936年版；《丹鉛雜錄丹鉛續錄》中華書局1985年版；《丹鉛雜錄丹鉛續錄》上海書店1886年版。

　　《藝林伐山》商務印書館1937初版；《藝林伐山》中華書局1985版；《藝林伐山》上海書店，叢書集成本，1986年版。

108、《棗林雜俎》

　　本書是一部明代史料筆記，作者談遷。談遷（1593—1657）為明清之際著名史學家，原名以訓，字仲木，號射父。明亡后改名遷，字孺木，號觀若，自稱“江左遺民”。浙江海寧（今浙江海寧西南）馬橋人。明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貧，靠繕寫、代筆或作記室維生。自幼刻苦好學，于經史百家無不致力，對明代史事尤其著力，歷經艱險完成明朝編年史《國榷》。著作另有《棗林集》、《棗林詩集》、《棗林雜俎》、《北游錄》、《西游錄》、《史論》、《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傳。

　　《棗林雜俎全》分為智、仁、圣、義、中、和六集十八門，其中“土司”一門有目無文，實有十七門。書中逸典、先正、流聞等門對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戶帖式的記錄，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對明代科舉、民俗、物產、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觀等也有詳細的描述。本書對于了解明代歷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書中也雜有神怪靈異等荒誕傳聞。

　　今有：《棗林雜俎》羅仲輝胡明校點，中華書局，元明史料筆記叢刊，2006年版；《棗林雜俎》齊魯書社1997年版；《棗林雜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109、《板橋雜記》

　　明末清初一部記載南京秦淮河一帶歌妓生活的筆記，三卷，類似唐代孫棨的《北里志》。余懷撰。余懷（1616～1696）清初文學家。字澹心，一字無懷，號曼翁、廣霞，又號壺山外史、寒鐵道人，熟讀經史，學識淵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為國子監生，受到國子監司業的吳偉業的賞識。崇禎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歲的余懷被南京兵部尚書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負責接待四方賓客并掌管文書。清軍占領南京，余懷化妝成道士流亡他鄉，開始長期顛沛流離生活。從順治年間直到康熙初年，他經常奔走于南京、蘇州、嘉興一帶，以游覽為名，聯絡志同道合者，進行抗清復明的活動。從康熙八年（1669）起，余懷隱居吳門，以賣文為生，民族氣節始終不移。同時，精力集中于學術著作方面。他晚年自號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黃石人，僑居南京，因此自稱江寧余懷、白下余懷。晚年退隱吳門，漫游支硎、靈巖之間，征歌選曲，與杜浚、白夢鼎齊名，時稱“余、杜、白”。《板橋雜記》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筆記《板橋雜記》外，還著有詩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說史》十卷，《東山談苑》八卷，記明末黨爭之事的《汗青余語》多卷，《四蓮花齋雜錄》八卷，《硯林》一卷，《茶史補》一卷《婦人鞋襪考》一卷《宮閨小名錄》一卷等。

　　《板橋雜記》三卷，署三山人撰。全書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選了一些優秀的小品文。記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長板橋一帶舊院諸名妓的情況及有關各方面的見聞。其中上卷為雅游，描寫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園，秦淮河燈船，妓院和江南貢院；中卷為麗品，記金陵諸名妓情況，以舊院為主，珠市附之；下卷為軼事，雜記舊院諸狎客之奇聞逸事。卷首有余懷自識：“此即一代之興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挾邪之是述，艷治之實傳。”《四庫全書總目》評曰：“文章凄縟，足以導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類。然律以名教，則風雅之罪人矣。”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寫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習俗相沿，以為佳話……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懷之《板橋雜記》尤有名。”

　　今有：《板橋雜記》江蘇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板橋雜記》劉如溪點評，青島出版社2010年版；《板橋雜記》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10、《日知錄》

　　清代著名考據辯證類筆記，三十二卷，顧炎武撰。顧炎武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顧林亭集》。

　　《日知錄》是顧炎武“稽古有得，隨時札記，久而類次成書”的著作。書名取之于《論語·子張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顧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學問淵博，見識通達，《日知錄》是他積累三十多年的筆記，與經史、詩文、訓詁、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雜事，無所不談；許多條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證詳明。《內容宏富，貫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錄》有條目1009條（不包括黃侃《校記》增加的2條），長短不拘，最長者《蘇淞二府田賦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殺》僅有9字。這與作者立志學術創新有密切的聯系。書前有其學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錄》的內容大體劃為八類，即經義、史學、官方、吏治、財賦、典禮、輿地、藝文。潘耒強調《日知錄》的經世意義，認為此書只有宋元時期的名儒能做出來，明朝三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書，將來治國者采用其說，會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僅嘆服其考據的精辟，文辭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書的本意。關于寫作此書的目的，顧炎武本人說得很明白：“別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將以見諸行事，以躋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錄》中，顧炎武提出社會風氣的好壞決定社會興衰的觀點，說：“目擊世趨，方知治亂之關，必在人心風俗”。他認為“風俗衰”是亂之源，并列舉大量事例，說明奢靡浮華的社會風氣，是導致國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說評價君主的功績首先要看社會風氣：“論世而不考其風俗，無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從政治上提出了整頓“人心風俗”的具體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貴廉、提倡耿介和儉約等，還從經濟上分析了“人心風俗”敗壞的原因，認為要使風俗變好，必須有讓百姓安居樂業的物質條件：“今將靜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產，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風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導培養人心風俗、加強禮治，他還強調法制，主張嚴懲敗壞世風的貪官奸臣，說：“法不立，誅不必，而欲為吏者之勿貪，不可得也。”顧炎武還看到了“勢”在事物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主張進行社會變革，提出要順勢而行，“物來而順應”的變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還特別指出學界“座主門生”與朋黨之禍的關系。指出唐代的進士，以主考為“主座”，自稱“門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黨之禍。并指出明代主考與進士，公然稱“座師”與“門生”，朋黨之禍，也不減于唐宋。

　　顧炎武曾把寫這部書比作“采銅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資料，在治學上嚴謹扎實，堪稱楷模。他這種研究學問的態度和方法是對明朝空疏學風的反動，對有清一代學風的轉變與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輩學者對這部筆記多推崇備至李慈銘稱贊《日知錄》這部筆記，“直括得一部《文獻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啟超說：“論清學開山之祖，舍亭林沒有第二人”。除黃汝成外，為這部書作校補、箋注的還有很多，如李遇孫《日知錄續補正》，丁晏《日知錄校正》，俞樾《日知錄小箋》，黃侃《日知錄校記》等。道光年間黃汝成采各家之說為該書作注，為《日知錄集釋》。

　　《日知錄》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現在通行的商務印書館《國學基本叢書》本《日知錄》是以黃汝成的“集釋”本為底本。其中《刊誤》和《續刊誤》各二卷亦為黃汝成著。后附的《日知錄之余》四卷，乃后人輯顧炎武著作遺佚而成。

　　今有：《日知錄集釋》，欒保群呂宗力校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錄校注》陳垣校注，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版；《日知錄集釋》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111、《蒿庵閑話》

　　偏重于經史訓詁方面考證的筆記，二冊，張爾歧撰。張爾歧（1612—1678），字稷若，號蒿庵，山東濟陽今店子鄉張稷若村人。自幼聰穎好學，熟讀經史，兼及諸子百家。以諸生入清，不求聞達。所居敗屋不修，集其弟四人講說三代古文于母前，愉愉如也。妻朱婉婉執婦道，勸爾岐勿出，以教授鄉里以終。張爾歧是明清之際著名經學家，編纂有《儀禮鄭注句讀》，又為監本（官定本）《禮記》石經《禮記》勘正脫誤共300余處。晚年精研“三禮”，在濟南講授《儀禮》時，偶爾為當時著名學者顧炎武聽到，顧十分敬佩其見解精辟，翌日絕早即登門拜訪，談論歡洽，遂訂交為友。后來，顧炎武在談師論道時稱贊張爾歧：“獨精‘三禮’，卓然經師，吾不如張稷若。”《清史稿·儒林》中有傳

　　《蒿庵閑話》是張爾岐入清“廢舉子業”以后二十年間的作品。書稿成于康熙九年（1670），為筆錄讀書所得，也有議論考據之作。卷末蔣因培的《附記》中有云：　“此書自敘謂無關經學不切世務，故命為閑話，然書中教人以說閑話、看閑書、管閑事為當戒，先生邃于經學，達于世務，凡所禮記皆多精義，固非閑話之比。”其中考辨“三禮”，解釋名物，多有可取。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四“喪禮主人不得升堂”條即引述《蒿庵閑話》說法。詩文部分舉韓愈《送文暢序》、《送高閑序》和《送文暢北游》詩為例批評韓愈“不類儒者”：“韓文公《送文暢序》有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之語，蓋以學佛者為墨，亦據其普度之說而以此名歸之。今觀其學，止是攝煉精神，使之不滅，方將棄倫常割恩愛，以求證悟，而謂之兼愛可乎。又其《送文暢北游》詩，大以富貴相夸誘，至云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與世俗惑溺人何異。《送高閑序》為蓄有道一段，亦以利害必明無遺錙珠，情炎于中、利欲斗進，為勝于一死生，皆不類儒者。竊計文暢輩亦只是抽豐詩僧，不然必心輕之矣”。

　　《蒿庵閑話》有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嘉慶重刻本；山東書局光緒十五年（1889）刻本。

　　今有：《蒿庵閑話》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蒿庵閑話》齊魯書社1991年版；《蒿庵閑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12、《潛邱札記》

　　清代偏重于經史訓詁方面考證的筆記，六卷，閻若璩撰。閻若璩（1638—1704），字百詩，號潛丘，山西太原人，僑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閻若璩出生于一個書香世家。祖父閻世科是明萬歷三十二年（1604年）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著有《敬刑錄》、《計遼始末》諸書。父親閻修齡，字再彭，號飲牛叟，明末貢生，以詞章名，著有《眷西堂詩文》、《紅鷗亭祠》行世。閻若璩數次鄉試俱名落孫山。康熙十七年（1678），詔征博學鴻儒科，閻若璩應薦赴試，落策后仍寓居京師。內閣大學士徐乾學嘆服他的學問，特意將其邀至家中，待為上賓，徐乾學奉敕修纂《清一統志》，閻若璩應邀參加。協助徐乾學完成《資治通鑒后編》184卷。康熙三十八年（1699）和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南巡江浙時，他先后兩次進獻頌詩，渴望得到召見，但未能如愿。后來，皇四子親王胤禛（即以后的雍正皇帝）因久聞其名，請至府邸，尊為上賓，“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不久，閻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請御醫為他醫治。六月八日（7月9日），閻若璩因醫治無效卒于京師。胤禛遣官經紀其喪事，并親撰挽詩及祭文，稱他“讀書等身，一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月課；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閻若璩是清代漢學奠基者，在清初的學術史上，閻若璩上承顧炎武、黃宗羲，下啟惠棟、戴震。作為清代漢學（或考據學）的直接先驅，閻若璩在清代學術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其最重要的成就是《尚書古文疏證》，他潛心研究《古文尚書》三十余年，撰成《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引經據典，確定《古文尚書》為東晉梅賾所偽著。黃宗羲、紀昀、錢大昕、梁啟超、胡適等學者皆以為“偽古文《尚書》”的“定案”實歸功于若璩。他的學術反對派汪中亦將閻氏列為“國朝六儒”（顧炎武、胡渭、梅文鼎、閻若璩、惠棟、戴震）之一。梁啟超說閻若璩“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贊他：“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反復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除《尚書古文疏證》外，閻氏另著有《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四書釋地又續》、《四書釋地余論》、《潛丘札記》、《重校困學紀聞》、《朱子尚書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

　　《潛邱札記》是作者早年讀書筆記的匯編，初末成書，由后人搜輯整理成編。首二卷雜記讀書時考論，多案而未斷，卷三為地理余論，因為對于《禹貢》山川及《四書》中地名的考證已詳見于若璩所撰《古文尚書疏證》及《四書釋地》中，此拾其遺，故曰《余論》。卷四上為雜錄序跋、雜文，下為《喪服翼注》、《補正日知錄》。卷五為據若璩手跡陸續編成，皆若璩與人答論經史書錄之作。卷六為詩賦。此書對于經學、史學、地理等各方面的問題均有考證。其中如援據《禮》經論列喪、祭禮儀以及考證方輿等沿訛襲謬之說尤為詳備。又為《補正日知錄》五十余則，顧炎武《日知錄》為開清代考據學風的大作，若璩首為補正，以訂其訛，又開后世研究《日知錄》之先聲，對清代考據學的發展也有很大影響。《四庫全書總目》謂“若璩記誦之博，考核之精，國初實罕其倫匹。雖以顧炎武學有本原，《日知錄》一書亦頗經其駁正，則其它可勿論也”。

　　《潛邱札記》傳本有二，一為乾隆十年（1745）閻若璩之孫閻學林眷西堂刊本；一為乾隆五十七年吳玉捂刪定的潛德堂刊本《別本潛邱札記》。通行本有《四庫全書》本、《皇清經解》本。

　　今有：《潛邱札記》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潛邱札記》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筆記小說叢書，1992年版；

113、《池北偶談》

　　清代歷史瑣聞類掌故筆記，二十六卷，王士禎撰。王士禎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二）詩文別集《帶經堂集》。著有筆記多部，有《池北偶談》、《居易錄》、《香祖筆記》、《古夫于亭雜錄》等，其中以《池北偶談》最為著名。

　　《池北偶談》又名《石帆亭紀談》，據王士禎自序稱，他所居住的宅西有圃，圃中有地，地北有屋數椽，有書數千卷度置其中，因而取白居易《池北書庫》之意，將本書取名《池北偶談》。又因為書庫旁有石帆亭，王士禎時常和賓客在亭內聚談，或議論文章的流別，或解晰經史的疑義，以至國家典故、歷代沿革、名臣碩儒的言行、神怪傳說等等，由兒輩記錄整理，并增益他在京二十年間的見聞，編次而成，所以又名《石帆亭紀談》。

　　《池北偶談》是清代著名筆記之一，以談文藝、掌故為主，偶及考辨，間雜大量神怪故事，帶有較濃的小說色彩，部分內容由作者兒輩記錄整理而成。全書共二十六卷，近一千三百條，分成四目：一，談故：記敘清代典章與科甲制度、衣冠勝事等；二，談獻，主要記敘明中葉至清初名臣、畸人、烈女等事；三，談藝，評論詩文，采擷佳句；四，談異，記敘神怪傳聞故事。在全書的四目中，以前三目內容最具參考價值。如“談故”中“翰林卿寺屬”條，記清初太仆寺增設滿洲員外郎及翰林院起居注舘增設滿洲主事、中書舍人員額的情況；“八旗開科”、“臺灣開科”、“滿洲鄉試”等條，記順治、康熙時鄉會試制度的若干情況；“巡方”條可藉以了解清初任命巡按的制度；“殉葬”條記清初八旗用仆妾殉葬的舊俗，可以和《清通禮》、《清通典》等典籍參證補充。“談獻”中的記傅山父子故事和明崇禎時五十個宰相的姓名，足資參考；一些條目，雖系傳聞，但亦可補史籍記載之闕，如“史閣部”條，記揚州城破時史可法騎蹇驢自詣清軍軍營，不屈被殺等，可廣異聞。“談藝”大約占全書篇幅的三分之一，主要是作者以神韻說評詩論畫，闡述個人主張。所以《四庫全書總目》稱“談藝九卷，皆論詩文，領異標新，實所獨擅”。其中一些條目則保存了明末清初有關文藝一類的材料，如“粵詩”條，記嶺南三大家屈大均、陳恭尹等的詩作片斷。“粵風續九”記康熙時吳淇所輯粵中民歌，為南朝樂府《子夜歌》一類作品；又《石鼓詩“條，謂韓愈《石鼓歌》比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好，”坡詩“條說蘇軾《送蘇伯固》五言詩像《生查子》詞，評論皆均中肯。但書中一些常識卻發生錯誤，如“表語本樂天詩”條將劉禹錫的名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誤為白居易詩；將蘇軾詩“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誤為李西崖詩。

　　《池北偶談》通行本有《清代筆記叢刊》本，《筆記小說大觀》本。

　　單行本有：《池北偶談》勒斯仁點校，中華書局1998年版；《池北偶談》齊魯書社2009年版；《池北偶談》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池北偶談》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筆記小說叢書，1993年版。

114、《堅瓠集》

　　清代著名筆記之一，十集四十卷，另有續集、廣集、補集、秘集、余集，共十五集六十六卷。褚人獲撰。褚人獲簡介見中國古代文學要籍簡介（五）通俗小說集《隋唐演義》。《堅瓠集》于古今典章制度、人物事跡、詩詞藝術、社會瑣聞、詼諧、戲謔無所不記，尤以明清軼事為多，如四集卷四“唐六如”記唐伯虎傭書獲配秋香事；首集卷一記吳門重視冬至節，互贈禮物，謂之“肥冬瘦年”；四集卷四“市名”、“石敢當”記各地市井交易的不同名稱：南方稱“牙行”，北方稱“集”，嶺南稱“墟”，南昌稱“亥”。記人家門口立石刻字曰“石敢當”的由來。等，都可供研究民俗者參考。三集卷一“土產”記云南大理府出石屏，河南出麻菰、線香，做官取為禮品，因而使百姓遭殃。《堅瓠集》材料中以這一類最為可取。書中論詩詞、文藝，則并無多少高明見解；講掌故、考證的，又大都因襲前人筆記的內容。至于書中夾雜許多瑣屑無聊之事，采輯較廣但博而不精，這則是明人筆記的通病。

　　《堅瓠集》通行本有《清代筆記叢刊》本，《筆記小說大觀》本。

　　今有：《堅瓠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006年版；《堅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清代筆記大觀2007年版；

115、《閱世篇》

　　清歷史瑣聞類掌故筆記，10卷。葉夢珠撰。葉夢珠，松江府（今上海松江縣）人，生卒不詳。《閱世篇》中記有明崇禎七年（1634年）金伯固設塾于上海城南，葉夢珠前往就讀，葉時年十四歲（《金伯固先生》），可考知葉夢珠當生于明天啟元年（1621年）。另外葉夢珠所著《續編綏寇紀略》卷首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自序，而此書中亦有康熙三十幾年的紀事，表明作者康熙中葉尚在世，因此可以推知葉夢珠活到十七世紀九十年代，享年七十多歲。

　　《閱世編》共10卷，共分天象、歷法、水利、災祥、田產、學校、禮樂、科舉、建設、士風、宦績、名節、門祚、賦稅、徭役、食貨、種植、錢法、冠服、內裝、文章、交際、宴會、師長、及門、釋道、居第、紀聞等二十八門。它主要涉及到明清之際以松江為中心的這一地區的自然、政治、經濟、文化、風俗、人事各方面情況，記述頗稱詳備。它的體制雖為備纂輯府志時的采擇，而于治史者尤資參考。這部書最引人注目的是有關明末清初的社會經濟資料。其中田產、賦稅、食貨、徭役各門，對當時的社會經濟、人民負擔及民生狀況等都有細致的記載。如卷二田產》門及卷七《食貨》門記土地及米、布、柴、鹽、煙、茶、糖、肉、紙張、藥材、干鮮果品、眼鏡、刺繡等生活必需品和手工藝品的價格都有詳備的記錄，并比較了各年價格的升降，來反映順、康時期土地與民生的變化狀況，實為它書所不及。又如卷六《賦稅》門論松江賦稅之重也很扼要明確。其中對明末清初煙草在上海的情況描寫得頗為詳細：

　　煙葉，其初亦出閩中。予幼聞諸先大父云：‘福建有煙，吸之可以醉人，號曰干酒’，然而此地絕無也。崇禎之季，邑城有彭姓者，不知其從何所得種，種之于本地，采其葉，陰干之，遂有工其事者，細切為絲，為遠客販去，土人猶未敢嘗也。后奉上臺頒示嚴禁，謂流寇食之，民間不許種植，商賈不得販賣，違者與通番等罪。彭遂為首告，幾致不測，種煙遂絕。順治初，軍中莫不用煙，一時販者輻輳，種者復廣，獲利亦倍，初價每斤一兩二三錢，其后已漸減。今價每斤不過一錢二三分，或僅錢許，此地種者鮮矣。

　　這段文字，記載了上海煙草傳入、煙絲制作、販賣以及禁煙的情況，為經濟史一段很有價值的資料。又如清初滿洲婦女的發式以及漢人對其的仿效，可作為民俗學的資料：“順治初，見滿族婦女辮發于額前，中分向后，纏頭如漢裝包頭之制，而架飾其上，京師效之，外省則未也。”

　　《閱世編》存有《上海掌故叢書》本。今有：《閱世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16、《帝京歲時記燕京歲時記》

　　《帝京歲時記》，一卷，潘榮陛撰。潘榮陛，清初大興人，雍正年間曾在皇宮供職，乾隆初年退休著書，其余不詳。著有《工務記由》、《月令集覽》、《婚儀便俗》等民俗學著作；《燕京歲時記》富察敦崇撰。富察敦崇，滿族人，其余不詳，著有《蕓窗瑣記》、《皇室見聞》。

　　這是記述北京去歲時風物的兩本專書。《帝京歲時記》有乾隆二十三年（1758）自序。書中專記北京四季風土景物，自正月至臘月，分月敘述北京習俗、游覽、物產、技藝與飲食、愛好等。如上元張燈、燕九（正月十九）逛白云觀，三月游蟠桃宮和東岳廟，四月逛藥王廟，八月中秋吃月餅，九月重陽吃花糕，臘月八日喝果粥，以及斗蟋蟀、溜冰等，全帶有季節性，重點談民俗。如明清時代，北京護國寺、隆福寺、花市火神廟和下斜街土地廟是傳承時間最久、生意規模最大的廟市，整個明清兩代，它們構成北京最繁華的商業風景，《帝京歲時記》為我們記述了清代北京廟市的概況：“都門廟市，朔望則東岳廟、北藥王廟，逄三則宣武門外之都土地廟，逄四則崇文門外之花市，七、八則西城之大隆善護國寺，九、十則東城之大隆福寺，俱陳設甚多。人生日用所需，以及金珠寶石、布匹綢緞、皮張冠帶、估衣古董，精粗畢備。”書中還記載許多北京習俗，如夏至節吃涼面的習俗：“是日，家家俱食冷淘面，即俗說過水面是也……諺云：‘冬至餛飩夏至面’”所謂“二月二，龍抬頭”：“二日為龍抬頭日……小兒輩懶學，是日始進書房，曰占鰲頭。”

　　《燕京歲時記》和《帝京歲時記》性質相同，而內容或詳或略，可以相互補充。由于《燕京歲時記》成于清末，北京的社會狀況、街市面貌等已和康、乾時不同，故兩書對比，可看出社會和街市的變遷。如《帝京歲時記》的“琉璃廠店”條以窯場為游覽中心，而《燕京歲時記》寫“廠甸兒”則只提街上店肆的古玩、書畫和火神廟珠寶，《帝京歲時記》中提及的康、乾時的公廨、石橋、茂樹、土阜以及煙水一泓，皆化為烏有，不再是什么游覽名區，只是以商業為中心的廟會了，和近代過春節時的琉璃廠已很相似了。《燕京歲時記》記錄北京新年朝賀和民間賀新禧的情況，也很生動：

　　京師謂元旦為大年初一。每屆初一，于子初后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連霄達巷，絡繹不休。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應入朝朝賀。朝賀已畢，走謁親友，謂之道新喜。親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貂裘蟒服，道路紛馳，真有車如流水馬如游龍之盛，誠太平之景象也。是日，無論貧富貴賤，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謂之煮餑餑，舉國皆然，無不同也。富貴之家，暗以金銀小錁及寶石等藏之餑餑中，以卜順利。家人食得者，則終歲大吉。

　　皆可視為民俗學的珍貴資料。《帝京歲時記》通行本有《北平史跡叢書》本。

　　今有：《帝京歲時記、燕京歲時記》，北京出版社1961年版。該版以《北平史跡叢書》《帝京歲時記》本為底本，將《燕京歲時記》合在一起刊印；《帝京歲時記、燕京歲時記》，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有法文、日文譯本）。

117、《夢廠雜著》

　　清代歷史瑣聞類掌故筆記，十卷，俞蛟撰。俞蛟字青源，號夢廠。山陰（今浙江紹興）人。乾隆、嘉慶間曾在南北各地做幕僚，見聞很廣，且工文筆，與陳紉蘭為書畫友，亦工山水。

　　《夢廠雜著》內容豐富，文字清新，是一部很好的筆記。其中分“春明叢說”、“鄉曲枝詞”、“游蹤選勝”、“臨清寇略”、“讀畫閑評”、“齊東妄言”、“潮嘉風月”七個部分，書前有嘉慶六年（1801）年自序。書中所記多為自己的經歷。如“游蹤選勝”記桂林七星巖，揚州平山堂，北京萬柳堂等地游蹤，描摹景物，相當生動，可藉以了解乾嘉時期這些名勝的情況。其中“巖里記”一篇，文字尤妙。不僅語言雅潔，頗似六朝小品，刻畫幽深，情境畢肖，如“山雖層疊，高不過三四仞；惟石徑千紆萬折，雜樹藤蘿，扶蘇蓊郁；白云若飛絮繚繞，間以煙嵐，輕籠淡抹；野鳥關關，似訝客之何來哉”。而且從山水中領悟作文的要領，亦頗有見地：“譬如長江大河，必有隘處束其源，然后一瀉而暢其澎湃汪洋之勢。行文者必紆徐往復，逐層頓迭，而后縱筆出其詭麗宏杰直之詞”。“讀畫閑評”部分記敘清代名畫家閔貞、童鈺、余集、潘恭壽、王三錫、方薰、奚岡、羅聘等人言行，各見特點，能使讀者相見其生平，如描寫嘉慶年間名畫家陳壽山作“五松”畫時的情景：

　　壽山作畫時，值長夏，解衣裸體，酌巨觥連飲，磨墨貯瓦甌，然后累幾而上，皴擦勾折，颯颯有聲。晌午，天大雨傾注。若黃河乍瀉，千珠萬珠，跳擲階下。庭水積尺許。雨霽而畫畢。夕陽而在高椿也。

　　評畫亦多中肯。“臨清寇略”記山東清水教王倫起義從起事到被鎮壓的詳細經過，具有史料價值。“春明叢說”、“鄉曲枝詞”和“齊東妄言”多記神怪迷信和異人俠客故事；“潮嘉風月”記潮州一帶船妓事，可作為研究當時社會風俗參考。

　　《夢廠雜著》有嘉慶和道光年間刻印的巾箱本，通行的是大達圖書供應社的排印本。

　　今有：《夢廠雜著》方南生等校注，文化藝術出版社，歷代筆記小說叢書1988年版；《夢廠雜著》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庫筆記小說叢書》1995年版。

118、《嘯亭雜錄》

　　清代著名筆記之一，今本十卷，續錄三卷，嘉慶年間禮親王昭梿撰。昭梿（1776—1833），字汲修，自號汲修主人，另說號檀樽主人。滿清貴族。努爾哈赤次子禮親王代善的第六世孫，父名永恩，原封康親王。字汲修，自號汲修主人，另說號檀樽主人。愛好文史，精通滿洲民俗和清朝典章制度，與魏源、龔自珍、紀昀、袁枚等名士有往來。嘉慶二十一年，坐陵辱大臣，濫用非刑虐下獲罪，革除王爵，圈禁三年。半年后釋放，但未復其爵。道光時病故，追封禮親王。其文稿大多散失，后由端方搜集整理，有《嘯亭雜錄》十五卷。《清史稿》卷三十“禮烈親王代善傳附昭傳”。

　　《嘯亭雜錄》以及續篇《嘯亭續錄》以記清代儀制掌故為主。兩部著作記錄了許多清朝的政治、軍事、文化、典章制度等文獻資料，如卷二記清初官名和漢軍八旗的設置，卷六屬鑾儀衛的職務；卷八敘內務府的定制；卷九談滿洲嫁娶禮儀，都非常詳細，可為考史的佐證。有些資料還能補正史之不足，如關于圖海用兵征服察哈爾事件，卽不見于《清史·圖海傳》，清史稿中雖曾涉及，但極為簡略。而本書“圖文襄用兵”一條，不僅備載圖海用兵征察哈爾的詳細經過，并且透露了圖海之所以能夠擔任副帥的真正原因：“吳三桂既叛，察哈爾復蠢動，事聞，圣祖憂之。孝莊文皇后曰：‘圖海才略出眾，可當其責。’上立召公，授以將印。”這短短的一段文字，反映出孝莊文皇后在清初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癸酉之變”條記述嘉慶中期林清攻進紫禁城，昭梿親自參加鎮壓時的所見所聞。“木果木之敗”條是寫清政府平定大金川時木果木一役的經過；“孝感之戰”條記清廷與白蓮教在湖北孝感一戰的經過。以上兩件事是昭梿聽明亮親自對他講的，前一戰役明亮任參贊，后一戰役他又以副都統術署廣州將軍。這些第一手材料應當比較可信，可補史書之不足。

　　有關清政府文武官員的遺聞軼事，特別是他們的貪婪、驕淫、怯懦、自私、阿諛奉承、勾心斗角等等一些不光彩的事，是當時士大夫所不敢寫的，而昭梿卻直言不諱的把它記錄下來。“岳威信始末”條記岳鍾琪被奪爵的原因是因為得罪過一個滿族小官吏；“明太傅家法”條記明珠被郭華野彈劾后，自己感到勛名不獲樹立，于是制定了一套企圖保持身家的持家之道。“時帆之吝”一條寫法式善因吝嗇致富。這些記載都有助于我們了解清代官員的情況。

　　有關典章制度的記載，也是本書中很有價值的部分。李慈銘在《越縵堂讀書筆記》中說：“閱嘯亭雑錄，所載國朝掌故機詳。……考國故者，莫于是書。”書中“曲宴宗室”、“廷臣宴”、“茶宴”、“蒙古包宴”記錄皇家元旦、上元的幾場宴會：“曲宴宗室：每歲元旦及上元日，欽點皇子皇孫等及近支王、貝勒、公曲宴于干清宮，及奉三無私殿。皆用高椅盛饌，每二人一席，賦詩飲酒，行家人禮焉”；“廷臣宴：每歲上元后一日，欽點大學士、九卿中之有勛者宴于奉三無私殿，名廷臣宴，其禮一如曲宴宗室禮。蒙古王公皆預是宴，蓋以別燕毛行葦之義也”。“茶宴：乾隆中于元旦后三日，欽點王大臣之能詩者曲宴于重華宮。演劇賜茶，仿百梁制，皆命聯句以紀其盛。復當席御制詩二章，命諸臣和之，后遂以為常禮焉”；“蒙古包宴：乾隆中廓定新疆，回部、哈薩克、布魯特諸部長爭先入貢，上宴于山高水長殿前，及避暑山莊之萬樹園中，設大黃幄殿，可容千余人。其入座典禮，咸如保和殿之宴，宗室、王公皆與焉。上親賜卮酒，以及新降諸王、貝勒、伯克等，示無外也，俗謂之大蒙古包宴。嘉慶八年，今上以三省教匪告蕆，亦循例舉行焉。”使我們了解清代皇家設宴具體情境。

　　《嘯亭雜錄》和《嘯亭續錄》雖為文言，但文筆簡練而不晦澀。而且昭梿治學嚴謹，凡涉及歷史事件多為親歷，如系道聽途說則注明來源，因此錯誤不多。更為可貴的是，昭梿在文中直言不諱、毫不客氣地刻畫出許多滿洲親貴勾心斗角、兇殘暴虐、不學無術、無知愚蠢的嘴臉，在宋、元、明、清歷代筆記中并不多見，考慮到他所處的位置，更表現出難得的客觀。

　　《嘯亭續錄》有醇親王奕譞的九思堂刻本；光緒掃葉山房石印本；宣統元年上海圖書公司的《足本嘯亭雜錄》的鉛印本；《嘯亭雜錄》三冊十卷，進步書局1921年版。通行本為《申報館叢書續集》、上海文明書局編輯的《說庫》和《筆記小說大觀外集》等。

　　今有：《嘯亭雜錄》何英芳點校，中華書局，歷代史料筆記叢刊.，1980年版；（以宣統元年上海圖書公司的《足本嘯亭雜錄》的鉛印本為底本）；《嘯亭雜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119、《藤陰雜記》

　　清代兼載古跡、掌故、軼事、詩文綜合類筆記，十二卷。戴璐撰。戴璐（1739—1806），字敏天，號菔塘，一號吟梅居士。歸安（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乾隆年間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太仆寺卿。他任職朝廷和地方四十年，又曾為廣西鄉試官，充文淵閣詳校官，晚年為揚州梅花書院山長，對當時典章制度、科舉情況、文壇掌故等所知甚多。生平好文史之學，治學謹嚴。著作除《藤陰雜記》外，還有《石鼓齋雜記》、《吳興詩話》、《秋樹山房詩稿》等多種。

　　《藤蔭雜記》是戴璐為工部郎中時，就京師（北京）五城并及郊區，搜訪坊巷名跡，掇拾聞見，匯集而成。自序中說：“余弱冠入都，留心掌故，嘗閱王漁洋《偶談》、《筆記》等書，思欲續輯，于是目見耳聞，隨手漫筆。及巡視東城，六街踏遍，凡琳宮梵宇，賢蹤名跡，停車咨訪，筆之于書。”所以作者志在續寫王世禎《池北偶談》、《香祖筆記》，記載康熙中葉以后京城的典章逸事。凡已見于成書如《日下舊聞考》、《宸垣識略》的，作者皆不錄。書中對于京師五城沿革，考證精審，陸續增輯，并錄存了諸多當時名家詩詞題詠。成書用時達數十年。書以“藤陰”為名，是因為作者前后官署及賃居京師西城槐市斜街居所中均種植了紫藤的緣故。此書取材可分為四類，一，記述清初至作者同時代人的科名甲第。二，記述各部官署的典章制度、官吏銓科概況，并于此反映了作者對這些制度的態度。三、記述京城及京郊坊巷、官署、寺觀、祠墓的分布情況。四、錄存同時代人游宴時題詠的詩詞，這些大概占全書的五分之三。這些詩詞大都結合文士的交游、聚散、吟詠來敘述，帶有詩話意味，其中保存康乾間人唱和之作甚多。如卷七“西城”兩條：

　　孔東塘（尚任）《燕臺雜興》云：“彈鋏歸來抱膝吟，侯門今似海門深。御車掃徑皆多事，只向慈仁寺里尋”。自注：“漁洋（按，名詩人王士禎號漁洋山人）龍門高峻，人不易見。每于慈仁寺廟市購書，乃得一瞻顏色。

　　慈仁寺廟市久廢，前歲復興，未幾仍止。蓋百貨全資城中大戶。寺距城遠，鮮有至者。國初諸大第宅，皆在城西，往游甚便。自地震后，六十年來，荒涼已極。近惟崇效、法源二寺，春日看花，余寺無問津者矣。

　　這兩條敘述，使我們知道北京廟會集會除去隆福寺、護國寺、土地廟三處外，還有西城的慈仁寺，也和廠甸一樣設有書攤。書中還分析了慈仁寺廟會的興廢及其原因，為研究北京廟會興衰提供了詳細的資料。《藤蔭雜記》確有一些它書不載的材料。要考察康熙、乾隆、嘉慶三朝掌故、古跡、名士寓所、會館的設置以及一般社會風俗等，都可以試查此書。

　　《藤蔭雜記》初刻于嘉慶丙辰（1796），光緒三年由其同鄉沈自重刻。后收入《北京歷史風土叢書》。此后又收入上海文明書局編輯的《說庫》。通行本有《說庫》本，《北京歷史風土叢書》本。

　　今有：《藤蔭雜記》中華書局，明清筆記叢書，1980年版；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藤蔭雜記》施紹文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以嘉慶丙辰刻本為底本，光緒重印本做校對本，參考《風土叢書》本、《說庫》本）。

120、《揚州畫舫錄》

　　記載揚州城市園林、商業、工藝建筑和社會風俗等狀況的筆記，十八卷，李斗撰。李斗，字北有，號艾塘，江蘇儀征人。生卒年不詳，生活于乾隆年間。諸生。著有《永報堂集》，內含《奇酸記傳奇》和《歲星記傳奇》兩種戲曲作品。

　　《揚州畫舫錄》十八卷，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乾隆六十年（1795），作者用了三十一年時間。李斗根據目見耳聞，詳細地記載了揚州一地的園亭奇觀、風土人物等情況。其中，涉及園林的內容占有相當比例，所記諸園布局，特別詳明。先總敘布局，再依次分述園內景物、布局，使讀者對清代揚州園林有一個全貌性的了解。書中還詳細介紹了揚州二十四景：拳石洞天、西園曲水、虹橋覽勝、冶春詩社、長堤春柳、荷浦薰風、碧玉交流、四橋煙雨、春臺明月、白塔晴云、三過流淙、蜀崗晚照、萬松疊翠、花嶼雙泉、雙峰云棧、山亭野眺、臨水紅霞、綠稻香來、竹市小樓、平崗艷雪、綠楊城廓、香海慈云、梅嶺春生、水云勝概；揚州八剎：天寧寺、重寧寺、建隆寺、慧因寺、法凈寺、高旻寺、靜慧寺、福緣寺。

　　書中除了戲曲史料之外，《揚州畫舫錄》還保存了一些小說史料。卷十一有關于揚州評話的記載，其中包括浦天玉的《清風閘》、曹天衡的《善惡圖》、鄒必顯的《飛跎全傳》等。卷九介紹了鄒必顯、浦琳（天玉）的生平，以及他們的作品《飛跎子書》、《清風閘》。卷十還提到了《儒林外史》作者吳敬梓及其長子吳烺。乾隆五十八年，袁枚為此書作序，認為此書勝于宋李廌的《洛陽名園記》和吳自牧的《夢梁錄》。

　　《揚州畫舫錄》現存有乾隆六十年自然庵初刻本、同治十一年（1872年）方浚頤重印本、光緒元年（1875）申報館排印本、古今書室石印本等。

　　今有：《揚州畫舫錄》中華書局1960年版；2009年再版；《揚州畫舫錄》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揚州畫舫錄》廣陵古籍刻印社1984年版，江蘇廣陵書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