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未歲杪，一個寒冷的周末，學校的同事們一起在居酒屋聚飲。席間，偶然打開手機，微信中傳達的消息讓我震驚：傅璇琮先生于2016年1月23日下午3時去世。頓時，像室外的天空一樣，心開始飄雨，酒食無味，強忍鎮靜。飯后歸宅，一進家門，跟內人說了句“傅老師去世了”，便淚如泉涌，欲抑而不能。

　　年近花甲，常有學界的師友與世長辭的訊息傳來，聞訊固然悲戚，但更多的是對學術星殞的痛惜。有如得知傅先生去世這樣淚崩的，除了父母離世，我還不曾有過。對古人說的“如喪考妣”，我已經超出了對字面文義的理解，成為真真切切的個人體驗。人生在世，我想除了父母家人至愛親朋，聞訊一個人的辭世，能夠如此悲痛的，大概不多。

一、在中華書局與傅老師結緣

　　我一直稱呼傅先生為傅老師。我與傅老師結緣在中華，相識卻是在進入中華之前。1981年，進入大四的我開始實習。北大古典文獻專業，原本就是為中華書局培養編輯而創設，因此包括我在內，幾個不打算繼續考研的同學，便到了中華實習。學未了，身先入，從實習開始，我就成了中華人。大學幾年，一直跟我們走得很近的白化文先生，十分熱心地把另一位實習的同學推薦給時任文學編輯室主任的程毅中先生，而把我則推薦給了時任古代史編輯室主任的傅璇琮先生。兩位先生都是白先生在50年代的北大同學，白先生囑托兩位先生帶我們。我既沒有讀過碩士，更沒有讀過博士，博士學位還是赴日之后以出版的日文著作獲得的。因此我沒有嚴格意義上的導師。在最近出版的文集跋語中，我這樣寫道：“擁有博士學位，卻無特定導師。雖無宗無派，卻得千手千眼執導，這更是我的幸運。”這是實話。至少中華十年，我得到了楊伯峻、李侃、趙守儼、程毅中、王文錦、張忱石等眾多先生的親灸言教。而傅璇琮先生則是被指定帶我的名副其實的老師。因此也可以說是我學術生涯中唯一的真正意義上的老師。盡管沒有舉行過傳統的拜師儀式，但我認定傅先生就是我的老師，因此一直叫傅老師。

　　自從1981年3月的一個下午，到中華拜訪過之后，中華十年，傅老師是在學術上對我教誨最多的老師。學術前輩獎掖后進的風范，我在傅老師那里也領略的最多。

　　我的大學畢業論文是整理點校宋人筆記《鶴林玉露》，這就是出自傅老師的提議。點校稿傅老師和白化文先生都悉心審閱過。我寫的關于《鶴林玉露》作者羅大經的生平考證文章，傅老師也逐句改訂，并寫下批語說“為文跳脫可喜”，讓我受到很大鼓勵。1983年，點校本《鶴林玉露》出版后，語文大家呂淑湘先生讀到其中有幾處標點不妥，跟傅老師提及之后，傅老師專門安排我去呂先生家里，具體征求意見。我清楚傅老師為我創造機會接受學術大家教誨的良苦用心。

　　正式進入中華之后，傅老師安排我編輯雜志《學林漫錄》，從大量的學術掌故中，也使我不僅獲得了學術史的知識，還在無形之中接受了學術熏陶。無論是編輯工作，還是學術研究，我的一點小小的成就，都會得到傅老師的極大勉勵。我摘取白居易詩“閑征雅令窮經史，醉聽清吟勝管弦”，以“醉聽清吟勝管弦”為題，在當時的《聯合書訊》中發表了一篇介紹新刊《學林漫錄》的文章。傅老師讀到后，喜悅勉勵的情形，至今猶在目前。

　　安排審閱書稿，也備見傅老師培養后學的心思。剛到中華不久，傅老師便安排擔任黃仁宇先生《萬歷十五年》的責任編輯。通過詳細閱讀書稿，與作者往復聯系，讓我又在無形之中開闊了學術視野，領略了與通常的范式迥異的學術風格，對我后來的學術寫作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

　　在中華的那些年，是我的學術旺盛期。不僅在工作之余，常往當時位于王府井中華書局斜對面的科學院圖書館鉆，晚上也常常不回宿舍，以一張折疊床住在辦公室，周六周日幾乎是長在中華。因為年長的傅老師也常常在周六周日在中華的辦公室工作、寫作。在傅老師的激勵下，那些年的努力，奠定了我的學術基礎。在中華的日子里，常常得到傅老師以親身學術經歷的指教。傅老師曾告訴我說，任何大家都經不住查。這句話我至今難忘，還常常轉述給學生。因為這一句簡單的話語，不僅教導我要謹慎地對待學術，還讓我樹立了學術自信。

二、傅老師是學者型編輯楷模

　　1980年代的中華，楊伯峻、周振甫等老一輩學者還在，尚存傳統遺風，學術氣氛很濃。儼然是一所學術中心，具有著學術向心力，作為編輯，接待作者，可謂是“往來無白丁”，如今令學子景仰的一流學術先輩，當時都曾謀面。編輯在為人做嫁的同時，大多都立志成為學者。傅老師在這方面也對年輕人多加鼓勵，有學術會議，盡量派出參與。記得當時參加各種學術會議，我都是提交論文，并不僅僅作為出版社的編輯，而是以研究者的身份參加。做學者型編輯，當時傅老師就是我的楷模。時移世變，傅老師的謝世，學者型編輯漸成絕響，此亦令人唏噓，為學術悲，為高質量的學術出版惜。“行有余力，則以學文”，寄語當道者，為學術繁榮，為文化傳承，在有余裕的前提下，多做一些“無用功”，培養一些學者型編輯，讓傅老師這樣的一代學人后繼有人。

　　在唐代文史研究領域，傅老師成就斐然，從80年代初始，以《唐代詩人叢考》震驚學界，嗣后，《李德裕年譜》、《唐代科舉與文學》、《唐詩論學叢稿》、《唐人選唐詩新編》等著作陸續面世，洵為一代大家。然而，傅老師并非獨自埋頭向學，而是對中國古代文史有著宏觀的通盤思考，視野十分開闊，向下延伸，對宋代文史也給予了相當的關注。這從傅老師主張、主持編纂《全宋詩》便可見一斑。摯友龔延明教授多次向我講述過傅老師鼓勵他編纂《宋登科記考》的往事。幾年前問世的《宋登科記考》，署有傅老師主編，可見傅老師一定是傾注了極大的精力。《宋登科記考》直接奠定了后來龔延明教授的十巨冊《宋代登科總錄》，其間傅老師的創意開拓之功至偉。

　　作為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作為中華書局總編輯，傅老師在制定長遠的古籍整理規劃，為大量的古籍整理精品的出版，做出了不可磨滅的巨大貢獻。今天中華書局的學術出版巨子的地位，正是由于傅老師這樣一代學人出版家的承前啟后而奠定。

　　晚年的傅老師除了自身研究之外，更大的學術貢獻，我覺得還是學術組織工作。傅老師不僅擔任各種學術團體的領導職務，兼任多所大學的教授，還參與主編了許多大型古籍整理項目和學術著作。除了上述提及的《全宋詩》，還有《中國古籍總目》、《續修四庫全書》、《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全宋筆記》、《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才子傳校箋》、《宋才子傳校箋》以及鄉梓的《寧波通史》等。這些學術組織工作的貢獻巨大，有目共睹，其副產品，則是帶出了幾代學人，讓學術薪火傳承不息。這樣的貢獻，在今后的幾十年內將會逐漸顯現。

　　一個人的精力十分有限，身材瘦小的傅老師，一直旺盛地燃燒，春蠶到死，蠟炬成灰，為學術、為出版貢獻出了十二分精力。
作為傅老師的學生，十分慚愧，去國幾十年，與老師聯系甚少。只是2007年的鄧廣銘先生誕辰百年紀念會上，匆匆一見。后來幾次到北京，都跟繁忙的傅老師失之交臂，僅跟夫人徐敏霞老師一起單獨吃過飯。剛出國的那幾年，傅老師曾給我寫信，希望把我介紹到國內的大學任教，雖然最終未果，但掛記學生的師恩，我一直銘記。去年就聽說傅老師身體不好住院，總想去看望，想把自己出版的五卷學術文叢敬呈給老師，向老師做學術匯報，但一直也沒有機會回北京。沒想到老師走得這樣急，如子不孝，愧做學生，悔恨莫及，“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傅老師待人謙和，無論長幼彬彬有禮，傳承著老一代學人的風范。當然傅老師的低調謹慎，也與其坎坷的經歷有關。人皆為80年代初《唐代詩人叢考》的一鳴驚人而贊嘆，殊不知在那之前是長期的學術積淀。《全唐詩》就是傅老師與王國維次子王仲聞先生整理的，并且60年代就出版了《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匯編》和《黃庭堅和江西詩派資料匯編》。不過由于那個時代的特殊原因，傅老師都無法署上真名。80年代以后傅老師的學術井噴，實在是長期壓抑后的爆發。

　　人生苦短，有限的人生能夠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便為短暫的人生賦予了意義。個體的人傳承著人類的生命，每個學者的一生都是一次接力長跑。接力前人創造的文化，傳承給后來人，于是文化之樹常青。我曾以《生命以另一種形式不朽》為題，撰文悼念學友劉浦江教授。真正的學者是不會死的，生命以另一種形式不朽，永遠活在他的著作中，活在學術傳承中。傅老師就是不死的學者。
我哭傅師，如喪考妣，為厚誼，為學術，為文化。借用我的研究對象范仲淹《嚴先生柯堂記》中的一句話，悼念敬愛的傅老師：

　　云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