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書房案頭的玻璃臺板下，擺著一張傅璇琮先生與我的合影。那是2007年3月，在北大舉行的“鄧廣銘教授百年誕辰國際學術研會”上的留念。我特別珍惜這一張合影，這是因為它聯著直接影響我學術人生的兩位貴人——鄧廣銘先生與傅璇琮先生。

　　關于鄧廣銘先生，我已寫過專文《北大名師獎掖后進之典范》，緬懷鄧先生在我宋史研究道路上的獎掖和勉勵。原北大陳來教授所撰《醉心北大精神的史家》一文中，曾專門提及鄧先生高度評價原杭州大學(現浙江大學〉龔延明的《宋史職官志補正》。由于《宋史職官志補正》是在鄧先生《宋史職官志考證》基礎上完成的，所以，鄧先生對其時名不經傳的后學之獎掖，格外發人深思，此事已傳為學林佳話。

　　在我心目中，與鄧廣銘先生并重的是傅璇琮先生。由于年齡差距較少的關系，傅先生與我的交往更多、更密、更長，對我的學術人生影響也更大。可以說，從八十年代初至今，綿延三十多年的學術交往，已成為指點我、激勵我成長的寶貴財富，和我人生中最燦爛記憶的一部分。

　　回憶三十余年交往，往事一幕幕紛至沓來，難以理清。我只能選三本書聯著的故事說起。

幫我確立學術方向——《宋史職官志補正》的問世

　　1974年，我從部隊復員回杭大歷史系，重操舊業。當時學校處于“文革”后期，雖已復課鬧革命，但仍未走上正軌。當初，我是以大學助教身份應征人伍的，離開大學教師崗位已十二年，談不上有什么歷史研究。回校后，直到七十年代末，我也沒有明確的學術方向，仍彷徨在科學殿堂之門外。1979年，我所在的歷史系宋史研究室，在商議同仁的研究方向時，研究室主任徐規先生，建議我研究朱熹。我當時考慮到研究朱熹的人已不少，加之希望科研能夠與教學相結合，所以未接受。徐先生尊重我的意見，經考慮后，提出讓我在系里開一門選修課《中國古代官制史》，科研方面則側重宋代官制研究。我欣然同意。

　　不久，以徐規教授為學科帶頭人申報的《宋史補正》課題，列入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重點課題。根據研究室學術分工，我應承擔《宋史職官志補正》工作。這可讓我犯難了。因為，已有鄧廣銘先生《宋史職官志考正》這一得到陳寅恪先生高度評價的里程碑式作品在前，我這個剛剛涉足宋史領域的無名之輩，去續《宋史職官志考正》，能免“狗尾續貂”之譏嗎？正處于進退兩難之際，我請教了通過學術批評剛剛認識的、時任中華書局中國古代史編輯室主任的傅璇琮先生。傅先生坦陳了他的看法：“鄧先生是宋史權威，為學術界所公認。他的《宋史職官志考正》是開山之作，是名作，但這不等于《宋史?職官志》研究工作已經終結。鄧先生自己也不這樣看。限于抗戰時期資料之不足，還有不少遺漏。在五十年代，他就提出過需要對《宋史職官志考正》和《宋史刑法志考正》重新進行增補。我與鄧先生有學術上的交往，深知鄧先生的學術品格。他胸懷豁達，視學術如生命，十分關心宋史研究隊伍的壯大。你的研究工作，只要腳踏實地，做好了，會得到他的肯定的。”傅先生這番推心置腹、語重心長的談話，于我，猶如一盞指路燈。傅先生不但從學術發展角度和鄧廣銘先生的為人兩個方面，肯定了我可以做《宋史職官志補正》;而且還在研究的方法上幫助我怎么做，即首先要充分占有材料，“把握宋代現存的所有官制史料”，以做《宋史職官志補正》為基點，研究兩宋官制史。這樣，一下子驅散了我心頭的疑慮，終于有勇氣接受了《宋史職官志補正》的科研任務。

　　在傅先生鼓勵和點撥下，我于八十年代上半葉，開始了《宋史職官志補正》工作。經過五年的努力，我終于完成了近3000條補正條目、50余萬字的《宋史職官志補正》書稿。1991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此書的出版時間，離鄧先生《宋史職官志考正》1941年出版之期，恰好半個世紀。

　　《宋史職官志補正》出版后，作為省重點課題研究成果，需要進行成果鑒定。我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學術界如何評價，尤其是鄧先生的評價。倘若不合格，通不過，那我的學術前途將會是如何呢？這時，浙江省社科規劃辦聘請鄧廣銘先生擔任浙江省哲學社會科學重點課題鑒定組組長，同時聘請了中國社科院歷史所研究員王曾瑜、陳智超，上海師大古籍所研究員朱瑞熙及中華書局編審汪圣鐸，成立成果鑒定小組。1992年10月。成果鑒定意見返回杭城。鑒定組五位成員對我的成果都表示了肯定。鄧先生將五位成員的意見予以綜合，寫了一份總體的評價書。此外，他又專門寫了一份716個字的個人鑒定意見，謙虛地把他自己做的《宋史職官志考正》 “只能算作開‘大輅’之先的‘椎輪’”，而把我做的《宋史職官志補正》稱之為“大輅”：“龔延明同志的這一著作，真正做到了‘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境地。”鄧先生的評語，印證了傅璇琮先生所說的:“鄧廣銘先生衡量學術成果，不論資格，不計較對自己的研究的批評，完全以學術上有無建樹為心中的一桿秤。”回顧我的學術人生，能跨出堅實的的第一步，顯然，是與傅先生為我指點學術方向分不開的。

幫我推向宋代官制研究的最前沿——《宋代官制辭典》的出版

　　通過五年時間專攻《宋史職官制補正》課題，我做了十五冊厚厚的筆記（那時還沒有電腦），積累了大量宋代官制的史料，基本上掌握了宋代官制的內涵。誠如傅先生所說的，以做《宋史職官志補正》為基點，掌握豐富的宋代官制史料，可為進一步研究宋代官制打下堅實的基礎。

　　繼1984年完成《宋史職官制補正》之后，我計劃致力于研究宋代官制史。但，鑒于宋代官制十分繁雜，要對宋代官制有全面而深入的認識和論述，進而綜合成一部兩宋官制變遷史，誠非易事，我總覺得很難把握。

　　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告訴了傅璇琮先生。但當時我有些擔心，傅先生已走上中華書局副總編崗位，局務繁忙，還能有心與我這個高校普通教授繼續交往嗎？

　　正在我疑慮之時，傅先生及時地給我回信，他認為這的確是一個值得慎重考慮的問題，并問我，有沒有時間來北京一趟？以便當面討論。

　　1985年秋天吧，我上北京去拜訪傅先生。傅先生請當時總編辦公室主任李巖接待我。李巖很熱情，帶我迎著燦爛的陽光，穿過車輛稀少的馬路，住進了國務院招待所。此情此景，至今還歷歷在目。

　　當晚，傅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時間，請我在王府井大街中華書局一樓的餐館用餐，商談了很長時間。他特地就專門史研究方法，表達了他的真知灼見。記得他說:如同唐代文學史撰寫，須從唐代文學史長編、文學家傳記考證、各個層面專題研究入手，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樣，宋代官制史的撰寫，也須先做大量的前期準備。最好對宋代官制各個范疇、整體內涵及不同階段的演變，都能有一個較深入的了解，如能作些專題研究，當然更好。在這樣基礎上寫出來的宋代官制史，才能揭示兩宋官制復雜的結構、運行的機制、職能的規定性與張力，及其演變的階段性，等等。并鼓勵我在《宋史職官志補正》完成的基礎上，再接再厲，取得具有創新價值的宋代官制研究成果。

　　回杭后，我就傅先生的意見，作了認真考慮，認識到，撰寫《宋代官制史》條件不成熟。為了達到對宋代官制有一個全面而深入的了解，將宋代官制研究的基礎打得更深厚，我決定先編撰一部具有創新意義的《宋代官制辭典》。所謂創新，就是不同于一般只有正式官名解釋的職官辭典，而要增加讀者難以索解的宋代職官別名和官制術語兩部分內容。我乂把我的設想，向傅先生匯報。傅先生表示贊同這個選題，并拍板：“如果做得好，可以在中華書局出版。”斷代官制辭典出版，尚無先例，這要冒很大的風險，哪家出版社敢輕易承諾出版？傅先生這一拍板，需要何等魄力和勇氣，現在回想起來，心中仍是感動不已。
傅先生對我撰編《宋代官制辭典》的認可，給了我極大的鼓舞。1986年，我開始了編纂《宋代官制辭典》的工作。其實，宋代職官別名，我是在做《宋史職官志補正》時，已同步注意研究。這緣于我一開始做《宋史職官志補正》時，就遇到職官別名攔路虎，直接影響到對原文的理解。如《宋史?職官志》卷二3814頁“（王）佐時攝版曹，(林〕憲嘗為右史”、3815頁“慶元后，臺丞、諫長、暨副端、正言、司諫以上”。以上引文中版曹、右史、臺丞、諫長、副端，到底是什么官？我都不明白，查詞典也查不到。怎么辦？是繞過去不管它呢，還是想方設法搞懂它？我反覆想：既然我碰到這個難題，他人同樣會碰到，做學問就要有見難而上的勇氣，敢為人先的魄力。于是我決定，在做《宋史職官志補正》的同時，注意搜集宋代職官別名。雖然一時不懂什么版曹、臺丞，什么諫長、副端，我遇到一個別名，就做一張卡片，經過不斷積累，做成了成數十萬張卡片。同時，通過不斷閱讀文獻找例釋的方法，原來不懂的別名，一個個逐步獲得解決。例如：

　　副端（宋)御史臺殿中侍御史別名。
　　【例】《宋史?職官志》卷二《崇政殿說書》：“副端兼說書自余堯弼始。”
　　(宋)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百五十六、紹興七年秋七月甲申：“殿中侍御史佘堯弼兼崇政殿說書。”
　　(宋）呂陶《凈德集》卷五《辭免殿中侍御史札子》：“竊以副端之與丞雜，雖輕重不倫，而任責略等。”

　　可見，關于“副端”，雖然找不到直接的解釋，但我們完全能夠通過搜集例證予以解決。

　　后來，我在學術刊物上陸續發表了《略論宋代職官簡稱和別名》、《宋代職官別名匯釋選》，想不到，這引起了大洋彼岸普林斯頓大學劉子健教授的興趣。1984年秋，劉子健教授給歷史所王曾瑜、郭正忠、陳志超寫了一封信，此信標題即為“建議編制《宋代官職別稱》”，信中說：“龔延明先生，我不認識，在這次《宋史研究論文集》中，頁335起，有他的《略論宋代職官簡稱別名》，很有用。”為此，他建議“兩岸協力，國際合作”，“編制《宋代官職別稱》”。此信，是對我的職官別名研究工作的充分肯定，激勵我加快完成《宋代職官別名匯釋》的編撰。故爾，在傅先生鼓勵下，我確定編纂《宋代官制辭典》時，能夠提出將宋代職官別名列為《辭典》的一個重要部分，并已有一個接近完成《宋代職官簡稱別名匯釋》的書稿。職官術語，也在做《宋史職官志補正》時，開始搜集詞條和例釋，有了不少的積累。

　　這樣，到了 1987年，《宋代官制辭典》編撰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完成。傅先生表示，可與中華書局綜合編輯室聯系申請選題。綜合編輯室室主任馮惠民先生，審查了我的申請報告，經與同室李肇翔（后接替馮先生為室主任）、徐敏霞等編輯商議，認為可以立項。并確定由徐敏霞編輯直接與我聯系樣稿送審事宜。徐編輯，既是傅先生北大同學、又是傅先生夫人。她曾參與《古代漢語常用字典》的編纂，具有編纂詞典的豐富經驗、深厚的文史學養和高度的工作責任感。她仔細審閱了我送審的“凡例”和樣稿，寫了一份長達十二頁、寫得密密麻麻的修改意見。并在樣稿需修改處，一一貼上了寫有枇注的紙簽，似這樣的悉心指導，二年內達十余次之多！那切切實實、不厭其煩的高度負責精神，那嚴謹的一絲不茍的學術研究作風和深湛的學識，為保證《宋代官制辭典》的學術質量，起到了保駕的作用。經過兩年多編輯與作者的切磋的交換意見，最后報總編審批，終于同意將《宋代官制辭典》列入中華書局出版選題。1989年11月16日，中華書局編輯部致函于我：“《宋代官制辭典》一稿，我們雙方聯系、并就書稿編審中的一些問題交換意見，已兩年有余。我們認為，這一選題是有意義的，你過去寄來的樣稿，大體也屬合適的，我們同意正式列入選題計劃。”這份公函，導致《宋代官制辭典》于1997年出版。

　　《宋代官制辭典》出版后，深受海內外宋史界專家、學者和研究生的青睞，已成為宋史研究必備的一本重要工具書。《宋代官制辭典》的成功，使我的宋代官制研究，登上了一個新臺階。而上述事實表明，正是傅璇琮先生具有前瞻性的學術眼光，直接把我推上了宋代官制研究的前沿。假如沒有傅璇琮先生這一拍板，和后續的鼎力相助，也就沒有這部《宋代官制辭典》的面世。
幫我開拓學術新境界——填補空白的《宋登科記考》

　　《宋代官制辭典》出版后，下一步做什么呢？按我的原計劃，擬將撰寫《宋代官制史》。

　　1991年，時任中華書局總編的傅璇琮先生向我建議：“鑒于唐代進士名錄，藉 (清)徐松輯錄的《登科記考》，部分得以保存，大有裨益于今人;然而，宋代科舉取士歷朝最盛，卻沒有一部《宋登科記考》，這是學術界深感遺憾的事。你能否來做這件事? ”我考慮后，這的確是一項具有創新學術價值的工程，同時，從廣義上看，科舉制也與銓選制有關聯，屬官制范疇，沒有脫離我最初確定的官制研究學術方向。于是，我就答應下來了。商量結果，由我和祖慧教授合作，并經傅先生推介，向全國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申請立項，爭取科研經費支持。1992年，《宋登科記考》得到高校古委會批準立項，獲得一萬元科研經費資助。

　　立項后，我們開始著手做《宋登科記考》課題。但是，如何做？對我們來說，準備不足。好在可以依賴傅先生，他是這個課題的發起人，對如何做《宋登科記考》，有較明確的思路。從《宋登科記考》的體例、科舉文獻的利用，都同我進行了多次交談和書信交流。最初的樣稿出來后，傅先生在百忙中抽出時間審讀，發現有什么問題，直接在樣稿上一一作了批注，然后又寄回。有時，他將宋人文集、筆記和方志中看到的宋進士史料摘抄下來，寄給我們。這樣，經傅先生不厭其煩地指點，我們對如何仿徐松《登科記考》，做好兩宋科舉大事記，搜集登科人名錄與資料，撰寫登科人小傳，編撰《宋登科記考》，漸漸上了路。

　　兩宋118榜科舉考試，僅留下紹興十八年和寶祐四年兩榜《登科錄》，116榜《登科錄》都已灰飛煙滅。傅先生說：“沒有原始登科錄參考，是帶來不便，但我們能夠從宋代史部、子部、集部海量的文獻中，深挖登科人的資料。”遵此，我們經歷多年，歷盡艱辛，終于清理出四萬一千零四十人的宋代登科人名錄，并一一為他們撰寫了小傳。411萬字的《宋登科記考》，于2009年，由江蘇教育出版社出版。為中國科舉史填補了宋無《登科錄》的空白。這個四萬一千宋代登科人是一個什么概念？我舉兩個例子作對比：一是研究宋史的人們常用的、臺灣王德毅先生編撰的《宋代人名資料索引》，一共收錄了二萬多人，然此數只有《宋登科記考》所收登科人的一半。二是迄今我國收錄人數最大的人名大辭典，即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由上海47 位學者共同完成的《中國歷代人名大辭典》，包含了五萬四千人。而我們所做的《宋登科記考》，僅收錄宋代一代就達四萬一千人，此亦可見《宋登科記考》之規模，且所收的，都是跳過“龍門”的宋代社會精英，其價值之高，不言而喻。

　　上世紀八十年代，傅璇琮先生在他的名著《唐代科舉與文學》中曾提到:研究宋代科舉制，需要“效徐松之書的體例編撰一部《宋登科記考》”。這個創意，于2009 年，終于變為現實。

　　從學術上說，《宋登科記考》的編撰，填補了宋代科舉史研究的空白，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對我個人來說，通過做《宋登科記考》，還使我開拓了新的學術視野，邁進了中國科舉研究的新領域。

　　中國科舉，這是一個曾經牽動古代中國官僚政府神經，影響古代中國社會思想、教育、文化走向，撬動中國四民生存方式的杠桿。研究古代官制，固然離不開對科舉選拔官員制度的深入研究;就是研究中國，也離不開對中國科舉的研究。傅璇琮先生，將我從官制研究引向科舉研究，不但提升了我研究古代官制的層次，也提升了我對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的根的認識。傅先生，就這樣，用他的精湛的學識、寬大的胸襟、助人為樂的精神、循循善誘提掖后進的風范，三十年如一日，指點著、溫暖著我的學術人生。傅先生是我受益終生的良師。值傅先生八秩大壽，我懷著一顆感恩之心，衷心祝福先生長壽安康！并祝愿先生繼續為中國的學術進步，貢獻珍貴的學術積累和常青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