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紀后期眾多古代文學研究專家中，傅璇琮先生無疑是極為引人注目的一位。這首先是因為他文史兼善，考論并擅，成果卓著，堪稱學界典型；其次是他熱心學術事務，善于整合資源，尤喜提攜后進，被眾多年輕學者目為宗師；而且傅先生學術生命力極其旺盛，五十年來筆耕不輟，老當益壯，近年著述彌豐，境界大開。

一

　　傅璇琮先生的學術研究始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后期，勃發于文革之后。1955年夏，傅先生在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留校任教后，曾跟隨浦江清先生當了兩年助教。他一邊聽浦先生講授宋元明清文學史課，一邊為學生做教學輔導工作，培養起了對宋代文學的愛好，曾有志為蘇軾、黃庭堅立傳。后來，他離開北京大學來到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工作后，即投入到宋代文史研究中。他在1959年至1963年間，先后撰成《黃庭堅和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楊萬里范成大研究資料匯編》等著作，并寫出《范成大佚文的輯集與系年》一文。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傅先生以一系列考論結合的作家事跡考據成果享譽學界。當時古典文學研究界剛剛擺脫單調淺薄的模式不久，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詩人叢考》“一下子便把唐文學的研究推進到一個新的層次”。這部著作“一反前人重視大作家、忽視中小作家的弊病，對唐高宗至唐德宗朝前期28位史書語焉不詳的詩人生平事跡進行審慎、詳實的考證，促進了學界對中小作家的研究”，而且，“該書在作家作品考辨的同時，還從文學藝術的整體出發，對所考詩人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和影響，對當時詩壇的創作、評論及流派活動情況，間有論述，稍作探討，指出了某些文學現象，提出了若干唐詩論題，具有促進唐代文學深入研究的意義。”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前期，傅先生開始運用一種新方法來研究唐代文學，“試圖通過史學與文學的互相滲透或溝通，掇拾古人在歷史記載、文學描寫中的有關社會史料，作綜合的考察，來研究唐代士子（也就是那一時代的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維方式和心理狀態，并努力重現當時部分的時代風貌和社會習俗，以作為文化史整體研究的素材和前資。”他從科舉入手，化了兩年的時間寫了《唐代科舉與文學》，“通過科舉來展示唐代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與心理狀態，以進而探索唐代文學的歷史文化風貌。”

　　同時，他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中還提出另外兩個新的研究思路：“一是唐代士人是怎樣在地方節鎮內做幕府的，一是唐代的翰林院和翰林學士。這兩項專題的內容，其重點也是知識分子的生活。”其中第一個思路后來被戴偉華先生所采用，體現在《唐代幕府與文學》、《唐方鎮文職僚佐考》、《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中。而且對于第二個思路，傅先生始終認為，“研究唐代的翰林學士，其重點仍然在于那一時期一部分知識分子的生活道路，從這一點著眼，可能收獲會較多。”雖然后來也有不少論者涉及，但是他們大多是從史學角度，又用宏觀手法，對唐代翰林學士的政治作用，做過高的估價；有些論著不加分析地沿襲唐代文獻中所謂“內相”的比喻說法，把翰林學士的權力凌駕于宰相之上。“實際上這些都不是從材料本身出發，與事實不合。”傅先生近年來在積累大量材料的基礎上，把研究的重點放在當時文人參與政治的方式及其心態，從而以較廣的社會角度來探討唐代的文人生活及文學創作。在具體研究過程中，他首先著手撰寫《唐五代翰林學士傳論》，從不同的時代階段，考察翰林學士群體在不同時期所處的政治環境與文化世態，目前已經出版了《唐翰林學士傳論》盛中唐卷，卷帙更巨的“晚唐卷”也將問世。

　　在《唐翰林學士傳論》（盛中唐卷）中，傅先生取得了不少重大突破：（一）所謂翰林學士之建立，成為皇帝的私人秘書機構，影響中樞三省的行政運轉，削弱宰相的權力，這在玄宗朝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且在肅宗朝也未能如此。（二）陸贄在翰林學士期內，并未有“內相”之稱，那時的翰林學士，雖有極高的聲譽，但如果真正投入了政治，就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三）永貞革新實際上是以翰林學士王叔文為代表的文人集團與當時握有軍政大權的宦官集團的一場政治斗爭，王叔文集團既有很不尋常的政治抱負，和宦官爭奪兵權，但他們并不是一個單獨實體，本身也缺乏政治實力，所以表現出過高估計自己力量的弱點，最終宣告失敗。（四）清除了自《新唐書·百官志》以來關于翰林學士不帶知制誥就不能草制詔的誤解，論證了中晚唐時中書舍人職能仍重，而且可與翰林學士并提，翰林學士在升遷時以能遷中書舍人之前階知制誥為重。（五）翰林學士與文人的交游，對促進中唐的詩歌唱和風氣及詩人群體的形成，都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六）李白于天寶初應詔入宮，只是翰林供奉，非為學界所說的翰林學士。而在當時，翰林學士以及翰林供奉，都應該帶有正式官銜。唐玄宗盡管對他十分寵遇，卻始終不給他一個官銜，實際上只不過把他當作一個陪同宴游的侍者。（七）元和二年至六年間的翰林學士生活，是白居易一生從政的最高層次，也是他詩歌創作的一個高峰，但同時又給他帶來思想、情緒上的最大沖擊。在這之后他就逐漸疏遠政治，趨向閑適。

　　和盛中唐時期相比，“晚唐時期史料缺失甚多，有關翰林學士的記載更少，即使有些記載，也是多有舛誤的，故晚唐時期翰林學士的考索與研究，還是一項極其艱難的大課題”。為此，傅璇琮花了好幾年時間輯集、積聚晚唐時期的翰林學士資料，于2006年集中時間撰寫“晚唐卷”。在研究晚唐翰林學士時，傅先生沒有局限于考索入院、出院年月及在院期間之官階遷轉，而是較全面探討了學士的生平形跡、參政方式、生活心態、社會交流等。也正因為此，傅璇琮先生發現兩《唐書》晚唐翰林學士傳中記事訛誤之繁復，遠過于盛中唐，他在《唐翰林學士傳論》（晚唐卷）中糾誤、補輯的成果就更為豐碩。如該卷開首文宗朝前十位學士，雖新舊《唐書》皆有傳，但于此十位學士均有誤記。又該卷傅先生考出文宗朝共有36位學士，兩《唐書》有傳的只有26人，而所記者則有23人。其他如宣宗、懿宗、僖宗、昭宗朝，傅先生糾正兩《唐書》舛誤處更多。此外，傅先生在撰寫晚唐翰林學士傳時，還注意糾正了清人徐松《登科記考》、《文苑英華》、《全唐文》等典籍誤載失考之處。

　　所以，傅璇琮先生不僅為唐史研究補了“翰學”傳，為新世紀補作了一種唐代史書，為全面考證、整理有唐一代文士的生平形跡提供了許多新的可資利用的成果，而且從唐代翰林學士經歷中發現了不少值得思考的文學發展、歷史文化現象，拓啟了唐代文史研究的新視野、新領域，對當前學界影響極為深遠。

二

　　羅宗強先生曾經對傅璇琮先生的文史研究有一個十分精到的評論，他指出，“璇琮先生以其精深與博通從事文學的社會歷史學研究，已經做出了杰出的貢獻。”我的理解是，傅先生研究的“精深”不僅體現在對個案研究的選點得當、挖掘深入，更體現在他往往能夠以點帶面，由小及大，在個案研究中有整體、全局的觀念，個案研究是為整體研究服務的，所以他的文史考據不是瑣碎、深細，而是精致而有深意，是為“精深”。同樣，傅先生研究的“博通”，也不單是體現為唐宋兼治，研究面廣，更體現為文史并舉，考論結合，在研究中一直保持著一種整體審視文史的能力，一種濃厚的社會歷史學的興趣和復活民族文化史的使命感。

　　從傅璇琮先生多年來所取得的文史研究成果中，我們可以看出其學術思想淵源所在：

　　一是對清代乾嘉學派文史考據方法的繼承和發展。

　　傅先生對清代乾嘉學派發揚漢學傳統，用考據學的方法整理古籍的治學精神是有相當的體認的。他曾經說過，《唐代詩人叢考》一書雖然所用的方法是舊的，是一部考辨性的著作，但在學界尚殘存著一種假、大、空學風的七十年代末出版的時候，“卻使人產生某種新鮮感”，就是因為這部書體現了一種自乾嘉學派而來的實學精神。但是，傅先生對乾嘉學派的治學方法又有所發展，他摒棄了乾嘉學派在考證工作中出現過的追求細屑、不顧大體的繁瑣之風以及私人化之弊，其成果中既有廣博、深切的文獻輯集，又有細密、清晰的理性思考。

　　二是青年期間所受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文史研究優秀風氣的熏染。

　　傅先生十分幸運，他的大學時代是在這兩座名校中度過的，真可謂一人兼得兩校風氣之長。王國維、陳寅恪、聞一多、朱自清、馮友蘭等國學大師對傅先生治學思路和學術品格的影響是至深且巨的，是一種精神上、內在的濡染。相對說來，傅先生從北京大學學習期間的老師王瑤先生、浦江清先生、林庚先生、鄧廣銘先生的治學經驗、研究成果中得到的啟迪，則具體而微、切實有用。他覺得，王瑤先生研究中古文學能抓住兩個要點，一是注意一個時期帶有普遍意義的文人心理和文學情趣，一是注意作家群體。而這兩點恰恰也是傅先生《唐代科舉與文學》和《唐代詩人叢考》兩部代表作的特色所在。對于業師浦江清先生的治學思路，傅先生曾用“詩史互證，情理兼容”八個字來概括。對于林庚先生的治學特點，傅先生也是莫逆于心。他認為，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林庚先生用“布衣感”來探索和把握李白及其他盛唐詩人的思想面貌和性格特征的治學方法，很值得后來的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研究者借鑒。他說：“研究中國文化，特別是研究中國文學，不研究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之形成和流變，是研究不透的”，“研究作家所生存的文化圈，研究某一歷史時期的文人心態，是摸索創作心靈的必然途徑。”

　　三是對外國文藝理論和文史研究方法的吸收和借鑒。

　　傅先生早就對外國文藝理論很感興趣。在大學學習期間，他就翻譯過蘇聯文學史教學提綱，還譯過蘇聯報刊上的一些文藝理論文章。傅先生文革之后出版的第一部專著《唐代詩人叢考》雖繼承和發展了乾嘉學風，但也受到法國文藝理論家丹納《藝術哲學》的啟發。他在《唐代詩人叢考·前言》中曾經多次引用丹納《藝術哲學》中的主要觀點：“藝術家本身，連同他所產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個包括藝術家在內的總體，比藝術家更廣大，就是他所隸屬的同時同地的藝術宗派或藝術家家族。”因此，他在《唐代詩人叢考》中，除了考索作家事跡外。還著重兩個方面：一是注意于數量較多的中小作家，而過去的研究視角只落在少數幾個大作家身上，于是文學史往往成為孤立的點的聯綴，而不是永流不歇的作家群體的發展。二是注意不同地區的作家群分布，從中探索不同的創作風格。在《唐代科舉與文學》一書中，傅璇琮先生同樣受了西方文藝理論影響。他從巴爾扎克《人間喜劇》和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等西方經典文獻中得到啟示，決定把科舉作為中介環節，用它與文學溝通起來，來進一步研究唐代文學是在怎樣的一種具體環境中進行的，以及它們在整個社會習俗形成過程中起著什么樣的作用。另外，傅先生還頗為認同丹納弟子勃蘭兌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流》一書中關于文學史“是一種心理學，研究人的靈魂，是靈魂的歷史”學說，寫出了《天寶詩風的演變》等注重整體觀照、動態把握和生動描述的文學史研究論文。

　　總之，傅璇琮先生的治學方法具有博通文史、考論并擅的中西合璧的鮮明特色，故而其研究成果之影響也就不局限于個別研究領域，而是對新世紀的唐代文學研究、乃至于對整個唐宋文史研究界都有垂范和引領意義。

三

　　更為難得的是，傅璇琮先生不僅僅是二十世紀中后期古代文史研究領域一名卓越學者，同時也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組織能力和實干精神的學界領袖。他的學術貢獻，不只反映在前文所述的一系列具有開拓意義和創新精神的個人研究成果中，還體現在他在古籍整理出版領域和為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所做的務實高效的學術工作。

一、古籍整理出版及規劃工作

　　作為一名業務精湛、責任心強的編輯，幾十年來，傅璇琮先生組織出版了一系列的具有重大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的選題和書稿。早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他建議和組編了一套《中國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匯編》，在學術界產生了巨大反響，直接推動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后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古典文學研究的深入開展。九十年代，傅先生又為中華書局邀約南開大學中文系羅宗強先生主編《中國文學思想通史》、親自主編的《中國古典文學史料研究叢書》。1991年以后，傅先生又成為匡亞明先生領導的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傅先生在匡亞明先生的領導下，主持制訂了《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等綱領性文件，還發表了一些對全國古籍整理出版社工作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文章。在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任上，傅先生還遵照組長匡亞明先生的指示，協辦了一些實事：（1）組織全國十余家大型圖書館和一些研究機構，編撰《中國古籍總目提要》。（2）創辦了《中國古籍研究》年刊，從文獻整理、資料考辨的實證角度，為學界建立了一套儲存史料與考證結合的信息庫。（3）評選、資助出版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叢書》。（4）編輯出版綜合性學術文化雙月刊《傳統文化與現代化》。使傳統文化不僅僅是書架上的陳列品，而且成為現當代人們生活中生機煥發的活生生的精神財富。

二、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的領導工作和唐代文學研究學科建設

　　傅璇琮先生是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最早發起者之一。1982年5月唐代文學學會成立，傅先生被選為常務理事，并擔任同年創刊的唐代文學學會會刊之一《唐代文學研究年鑒》的副主編和執行編委。1984年8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第二屆年會召開，傅先生被推舉為副會長。同年開始，傅先生和霍松林先生一起，共同擔任《唐代文學研究年鑒》的主編。1988年9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在太原召開了第四屆學術討論會。在這次會上，學會理事對學會的兩個刊物的編委會進行了調整。傅先生又被任命為《唐代文學研究》編委會主編。1992年11月，中國唐代文學學會成立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暨第六屆年會在福建廈門舉行，傅先生被推舉為學會會長，開始全面領導中國唐代文學學會開展各項學術活動和科研工作。

　　首先，傅先生十分看重唐代文學學會的兩個會刊《唐代文學研究年鑒》和《唐代文學研究》的組稿和編輯工作。早在1984年，傅先生就認為，《唐代文學研究年鑒》的編撰工作，“要盡可能有效地積累和擴大研究者的總智力，使研究成果能及時、準確、詳盡地為人們所掌握。”同時應以年鑒編輯部為基地，建立一個唐代文學資料館，成為研究者的可靠顧問和親密朋友。由于在年鑒創辦之初，傅先生就有一整套的編撰思路和科學規劃，所以每年出版一輯的《唐代文學研究年鑒》不但得到了廣大唐代文學研究者的大力支持，還在國內外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成為近二十年來唐代文學研究成果的展示園地，成為唐代文學研究甚至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動態的風向標。雖然《唐代文學研究》后來主要變成每兩年召開一次的中國唐代文學年會暨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精選集，但由于有傅先生一開始就提出的以質量為本、鼓勵潛心研究的編輯方針的指導，所以每一輯中都有不少原創性的學術精品，《文學評論》和《文學遺產》等權威文學研究期刊編輯部也總會從中遴選出一些文章予以發表。

　　其次，傅先生緊密團結老中青學者，善于整合各種學術資源，使得唐代文學研究隊伍不斷發展壯大，呈現出持久的、蓬勃的學術活力。對老一輩的學者，傅先生十分尊敬。除了在《唐代文學研究年鑒》中開辟專欄，請他們本人或門人弟子撰寫文章，闡發他們可貴的治學經驗，供學界借鑒。他自己也親自撰文抉發這一些前輩學者學術思想的精華。同輩學者中，傅先生也有不少至交，如南開大學的羅宗強先生，復旦大學的陳允吉先生，南京大學的周勛初先生，臺灣大學的羅聯添先生，等等。他和這些著名學者之間的友誼和合作，是二十世紀最后二十年中國古代文學學術史上一道賞心悅目的風景。更為可貴的是，傅先生特別關心和注意優秀年輕學者的研究工作。二十年來，他熱情提攜過一批奮發有為、頗具潛力的年輕一輩的學者，唐代文學學會多年來一直充滿活力、持續發展，正賴于此。

　　再次，傅先生特別重視與港澳臺和國外同行的交流和合作。中國唐代文學學會自成立之時起，就沒有局限于大陸學者之間的交流和切磋，第一屆就邀請了不少港澳臺和日本、韓國、新加坡、美國等海外學者與會，開成了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后，臺灣的羅聯添先生、香港的鄺健行先生、澳門的鄧國光先生、日本的下定雅弘先生、韓國的柳晟俊先生等著名漢學家，都多次前來參加會議，成為中國學者們學術上的知交。傅先生成為會長后，唐代文學年會更成為“中外文化交流的窗口”。

　　在二十多年的領導崗位上，傅璇琮先生緊密團結全國各地的唐代文學研究工作者，合理規劃，民主管理，將唐代文學學會發展成為學術活動開展得最為正常、學術活力最為旺盛、在海內外影響最為廣泛的全國性學術團體，學會同仁也曾用“我國唐代文學研究的總設計師”來贊譽傅先生的思想和工作。

　　綜上所述，傅璇琮先生不僅可以說是我國近五十年來唐宋文史研究領域研究成果最為卓著的國學大家之一，而且也是中國古代文史研究領域影響最為深遠的一位學界領袖。從他的學術成果和學術活動中，我們可以清晰看出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古代文史研究所走過的曲折而偉大的歷程，研究和總結傅璇琮先生的研究方法、治學思想和學科建設理念，對我們在新世紀如何開拓和繁榮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具有較大的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