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傅璇琮（1933-2016），1933年11月生，浙江寧波鄞州區人。1951年考入清華大學中文系，因院系調整，入北京大學就讀中文系，1955年畢業后留校任教，1957年落入“反右”彀中，遂離開北京大學，先后入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從事編輯工作。曾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國家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副組長，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全國第八、九屆政協委員等。2008年3月起受聘為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后任清華大學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國學研究院教授、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兼職研究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等。2016年1月23日15時14分，傅璇琮先生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

　　傅璇琮先生《唐代詩人叢考》是新時期第一部深入研究唐代中小作家生平事跡和創作傾向的學術著作，對唐代32位詩人的生平及著述作了縝密的考證，為學界提供了一部審核精謹的唐詩學研究資料,昭示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史考辨與文化研究相結合的學術路徑。

傅璇琮先生

　　一　從傅先生的人到傅先生的書

　　傅先生是蜚聲海內外的中國古典文學和中國古典文獻學家，著述豐贍。

　　傅先生已年屆耄耋，仍以古人不知老之將至之精神，奮發精進，曾不稍怠。2008年初，他受清華大學之禮聘，回到半個多世紀前就讀過的中文系任教。數年間，他或親授課程，或舉辦講座。目前，他先后指導的兩名博士研究生已經畢業，一名博士后亦已出站。與此同時，他還展開繁重的學術研究工作，主持了《宋才子傳校箋》、《王應麟全集》等多個學術課題。尤其自2009年起，他作為清華大學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主任，領銜主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這是一部繼清乾隆年間所修《四庫全書總目》之后200余年來規模最大的目錄提要類著作，是對中國傳統學術最后二百年之重要典籍及藉此而呈現的學術脈絡的梳理和總結，學術意義重大。由于收書多達5213種，內容龐雜，學科廣泛，提要工程的難度亦大。從研訂體例到邀約作者，從催促進度到審讀樣稿，傅先生無不親歷親為。目前工作進展順利，全書可望于2015年內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唐代詩人叢考材料輯集》手稿

　　傅先生具有很高的學術聲望和學術地位，分析原因，殆有三端。

　　一是緣于他如上所述豐厚的學術研究成果。
　　他或他與友人合作的眾多的學術著作，如《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索引》、《唐代詩人叢考》、《唐代科舉與文學》、《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唐人選唐詩新編》等，已經成為相關學術研究領域的必備書。

　　二是緣于他的學術組織和領導工作。
　　他長期擔任中華書局總編輯、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和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秘書長，規劃和組織了相當多的學術活動。考察傅先 生數十年尤其是新時期以來的研究工作，有一個總體目標，就是有層次分步驟地完成古代文學尤其是唐代文學以及古代典籍基本資料庫的建設。考據往往是很具體的，計劃卻要求整體性和前瞻性。從當代古典學術史的角度來看，優秀學者固然不乏其人，像他這樣對一個時代的一個學科規劃和建設起了如此重大作用的，似乎并 不多見。不僅如此，他所倡導的諸多學術研究方向和路徑，諸如文學研究與制度史研究結合、文獻研究與文化研究交融，在相當程度上引領了新時期以來中國古典文 學的研究。

　　三是緣于他高峻清正的學術品格和謙抑和婉的為人風格。
　　2012年11月， 正逢傅先生欣開九秩，多年來奔波于東南西北各地，熱忱參與和支持各種學術活動的他，堅辭四方學人和各類機構舉行慶壽活動的要求，只由中華書局在極小范圍內 組織了一場只有十來人參加的小型座談會。在他執教的清華大學，則是由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的兩位學生來到古典文獻研究中心，送上一捧鮮花和一冊影集，影集里 摭拾的是四年多來老師續緣清華的部分情景，從學術會議的講話，到研究基地的揭牌；從與同系師生的聚會，到逸夫館邊林蔭道上的漫步。影集前綴有兩行題詞：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仰之彌高，鉆之彌堅。清華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師生敬賀。”他尊敬長者，善交同輩，獎掖后學，從商務印書館為其八十華誕出版的 《傅璇琮先生學術研究文集》中，可以看到老中青三代學者與他的學術交誼和對他的深厚感情。

二　從傅先生的書論傅先生的學

　　建國初期成長起來的一代學者，算來已近耄耋之年。他們身經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歷史背景，學術道路與生活經歷一樣大多坎壈不平。但在漫長的艱難時世中，他們不曾 放棄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以特有的不屈精神和頑強毅力堅持學術研究。回顧過去的五十年歷程，禍不單行的五七、六六兩大劫厄終未能盡革文化之命，當代 學術之鏈終不曾被徹底斬斷，很大程度上正依賴于這一代學者的存亡絕續，傅先生稱得上這代學者中一個杰出的代表。

　　傅先生的著述很多，著述的類型也很豐富，有資料書（如《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目錄書（《中國古籍總目》）、工具書（《唐五代人物傳記資料綜合 索引》）、年譜（《李德裕年譜》）、編年（《唐五代文學編年》）、古籍整理（《唐人選唐詩新編》）、校箋（《唐才子傳校箋》）、大型文獻匯編和叢書（《全 宋詩》、《續修四庫全書》）、考辨（《唐代詩人叢考》）、論著（《唐代科舉與文學》）、自創體例的《宋才子傳箋證》等，單篇文章散見于各時期的各種報刊， 又收進《唐詩論學叢稿》、《濡沫集》、《當代學者自選文庫·傅璇琮卷》、《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治學清歷》等。

　　從書目可以看出，傅先生的研究中文獻整理和史料考證占了很大成份。我們知道，建國不久，輕視資料的傾向就出現了。考據學受到排斥，有些學校不算作升等晉職的依據，甚至文獻專業的學生也非得寫所謂論文不可。而傅先生的兩部資料匯編《楊萬里范成大資料匯編》、《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編》都成稿于1960年 代。有人認為資料匯編是一項簡單的工作，其實任何一種類型的學術工作水平都會有高低，從而價值會有大小，而不同類型的學術工作之間，地位卻不應分高下。資 料匯編也許簡單，卻同樣可以做得很不簡單。傅先生幾種資料書的不簡單，可以拉一張大旗來作證明我觀點的虎皮。錢鐘書先生的煌煌巨著《談藝錄》，引及的中外 文獻無慮數百千種，但今人著述只有兩種，一是行輩長于他的呂思勉先生的考辨性著作《讀史札記》，另一就是算他后學的傅先生的《黃庭堅與江西詩派研究資料匯 編》。錢先生當然知道自己的分量，所以特地在信中告訴傅先生：“拙著道及時賢，唯此兩處。”以一資料匯編而能得如許殊譽，這是不是能為那些輕視文獻整理的 人下一針砭呢？

　　在今天，古典文學研究中這種偏向明顯得到扭轉，資料的重要越來越成為共識，與唐代文學界的示范作用有關。其中起榜樣作用的，正是傅先生等一批學者。他的力作《唐代詩人叢考》出版于1980年， 彼時雖距文革結束已有數年，但學術產品的產生有一定周期，學術風氣的轉換尚需假以時日，學術界的狀況是空疏淺陋兼蕭條索漠。此書以不同凡響的學術厚度和高 度橫空出世，在傅先生自己固然是“十年磨一劍”的甘苦辛酸，而對當時的研究界來說，似乎跳高運動員在剎那間躍過了那根高高的橫竿，把學術的水平和層次頃刻 間提高了一大截。傅先生曾撰有《〈唐代詩人叢考〉余論》（《書品》1986年第4期）一文，詳細闡述了此書的寫作背景、思路和特點，情理相兼，是一篇很好的學述性文章，對古代文史研究者的治學極具指導意義。而他后來的一些論著，如《李德裕年譜》、《唐翰林學士傳論》、《宋才子傳箋證》等，無不承襲著這樣一種嚴謹而深入的文獻考析的基本理念，更不用說其他多種古籍整理、專書研究類的著作了。

《中國古籍總目》

　　雖然如此，如果僅僅看到傅先生學術思想與前代實學傳統的相似，尤其是將其治學方法完全視作乾嘉學派的緒余，那不僅是不全面的，更是不正確的。識見通明而宏遠 的學者不會自畫于一隅，在對待考據與義理的問題上，他們往往有很正確的見解。那就是以考據為前提，以義理為目標，在考據提供的基礎上進行義理的闡明。不同 時代的學者注重的義理各不相同，但作為一種治學路徑，他們往往是這樣走過來的。

　　當代學者中程千帆先生是一個典型。他的《閑堂自述》中說：“大體說來，在詩歌研究方面，我希望能夠做到資料考證與藝術分析并重；背景探索與作品本身并重；某 一詩人或某篇作品的獨特個性與他或它在某一時代或某一流派的總體中的位置，及其與其他詩人或作品的關系并重。我寧可從某些具體對象入手，然后從中概括出某 項可能成立的規律來，而不愿從已有的概念出發，將研究對象套入現成的模式。寧可從具體到抽象，從微觀到宏觀，而不是反過來。”這幾句話精辟地概括出了他自己考據與義理并重、微觀與宏觀兼融，由考據進而義理、由微觀臻于宏觀的治學方法。

　　傅先生也屬于這一類學者。雖然如上所說，樸學是他治學思想的基礎，他的文章也多以實證的形態出現，但我們讀那些文章，包括那些純考證的文章，總會產生一種不 同于傳統考據學的感受。或許可以這樣說，傅先生的文獻考據遠紹乾嘉學派的傳統，又有自己的貢獻，向舊形式中灌入了新精神與新特色。此種新精神與新特色的表 現是，他在一篇篇具體的考證中盡可能地勾稽爬梳、精雕細刻，注重每個局部的細致與結論的準確，考證的范圍有時很小，考證的步驟往往也很細，但我們并不感覺 著饾饤與支離，相反，我們能感覺瑣細其表下有一種一以貫之的意識，一種宏遠的文化意識，那就是梳理唐代文學與文化這個大目標。這種文化意識不僅將他所有的 著作綰合成一個整體，也終將使他的著作以這種整體的方式顯示自身學術史的價值。舉一個例子。

　　《李德裕年譜》是傅先生出版于1984年的一部力作。我們知道，中晚唐時期的社會背景極為復雜，對于研究中晚唐文學來說，首要的是理清長達半個世紀的牛李黨爭。牛李黨爭中，核心人物就是李德裕。研究李德裕，首先需要對他的生平事跡加以完整翔實的梳理。基于這種理解，傅先生在《唐代詩人叢考》這部堪稱新時期古典文學研究的標志性著作出版之后，即開始著手《李德裕年譜》的撰寫，并用兩年時間完成了這部長達40余萬字的著述。

　　傅先生既有堅實的學術功底，又有宏通的文化眼光，他的這部著作雖然撰述形式上是舊的，卻有著嶄新的實質，故爾得到了學術界的高度評價。其中最恰當的一段評論，出自南開大學中文系羅宗強先生的《〈唐詩論學叢稿〉序》：

　　在這部年譜里，譜主的事跡完全織入到圍繞牛李黨爭而展開的歷史畫面里。因此有研究者提到可以把它作為一部牛李黨爭專史讀。它涉及的其實是當時的整個政局與牽 涉在這個政局里的各種人物的活動。在對紛紜繁雜的史料的深見功力的清理中，始終貫穿著對歷史的整體審視，而且是一種論辯是非的充滿感情的審視。這其實已經 超出一般譜錄的編寫范圍，而是一種歷史的整體研究了。

　　羅先生的這段評價，又不啻為對傅先生眾多學術著述的一種概括。比如《唐人選唐詩與〈河岳英靈集〉》一文，將《河岳英靈集》放在唐人選唐詩的線索中，將唐人選 唐詩放在唐詩衍變的環境中，將唐詩演變放在唐代文化的背景中，作者生平、著作體例、收詩范圍等史的面目在考辨中變得清楚，各種選本的優劣得失在比較中變得 明晰，唐詩的繁榮與唐代文化的高漲從一個側面得到了展示。又如《談王昌齡的〈詩格〉》從文獻學的考證到文學批評史的闡發，在考證中確認《詩格》文本的可 靠，在闡發中顯示其內容的價值，等等，都是很漂亮的從具體到抽象、從微觀到宏觀的實例。

　　有人認為，文獻體現的是功力，文化體現的是思想。這或許有一定的道理。如果不像傅先生既對古代文獻下過那樣的功夫，又將最終的視野落在古代文學與文化的大目 標上，就很難做出這樣的文章。但在傅先生，又毋寧說文獻是進入文化視野的文獻，文化也就不是鏤空鑿虛而是建立在文獻基石上的文化。他對文獻與文化以及二者 關系的關注，與其說是他建立學術思想的基礎，不如說本身已構成了他學術思想的基本內容。

　　尚未為人所重視的一點是，傅先生是當代持續多年的陳寅恪熱的導夫先路者。他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發表的《一種文化史的批評——兼談陳寅恪的古典文學研究》（《中國文化》創刊號，1989年）， 是當代陳寅恪研究領域最早刊布的文章之一。而從文章的題目便可知他所重視于陳寅恪的是什么。他承認“陳寅恪當然是強調原始資料的重要性，強調對資料和史事 進行嚴密的考證的”，但不滿于人們僅僅將陳先生看成一個考據家，認為“把陳寅恪的學問歸結為考據，那只是看到它的極為次要的部分”，甚至認為“從考據和資 料上超過陳寅恪，應當說并不十分困難”，“陳寅恪難于超越之處，是他的通識，或用他的話來說，是學術上的一種‘理性’，這就是經過他的引征和考析，各個看 來零散的部分綜合到一個新的整體中，達到一種完全嶄新的整體的認識”。他所看重于陳寅恪的，是他總結出的所謂陳寅恪“對歷史演進所作的文化史的批評”的學 術體系。具體說來，就是“既把以往人類的創造作為自然的歷史進程，加以科學的認識，而又要求對這種進程應該具備超越于狹隘功利是非的胸懷，而加以了解，以 最終達到人類對其自身創造的文明能有一種充滿理性光輝的同情”。在文章中，傅先生十分希望今天的學術界在研究陳寅恪各種具體成就之余，對他的學術思想作一 個總的把握，從文化史的角度，來探索一下作為史學家的陳寅恪對學術文化有一種什么樣的思考，而這種思考又能給我們今天以什么。其實，從傅先生的治學道路 中，我們已經得到了他給我們的答案。

　　從文化角度入手的文獻考據，對文獻的文化關注，是本世紀王國維、陳寅恪、聞一多、錢鐘書以來對舊考據學的一種超越。傅先生繼承了前輩的這種超越，在自己的學 術研究中嫻熟地運用和自如地發揮。傅先生所走的學術道路，在這條道路上形成的治學特色，由這種治學特色體現出的學術思想，都是與他拳拳服膺的老一代學者的 影響分不開的。年輕一輩的學者已經也必將繼續從包括傅先生這一代學者在內的前輩身上接受有益的影響。

三　從傅先生的文看傅先生的人

　　關于傅先生的品格可說的話很多，這里僅用他的一篇文章來作一管之窺。

　　啟功先生在二十多年前的《學林漫錄》第十三集（1991年）上發表《自訟二則》一文，談到自己在同刊第十一集上的《堅凈居隨筆》（1985年）中，誤將清人汪容甫墨跡小立軸上抄錄的柳宗元的兩段文字當成書者自己的了。他在這篇文章中向發現這個問題的黃永年先生深致謝意，又向讀者深致歉意，并且十分誠懇地分析了自己所以致誤的原因。這個錯誤一般人并不容易發現，能發現的人又未必會注意及之。黃先生也是私下告知的，啟先生完全可以不寫這篇文字來自曝其誤。但他不僅原原本本地寫了，還不無幽默但又絕對真誠地說，他的這段文字，“是自1957年、1966年以來，真有錯、最誠心的一次自訟”。

　　當年讀到這段文字時就很感嘆老輩學者的高尚風操，尤其是聯想到近年來學界種種不良風氣，更深感學風隨世風之俱下，老先生道德文章的不可企及。無獨有偶，十年后我又讀到《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上傅先生的一篇文章，是《〈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雙目再次為之一亮。

　　《李德裕年譜》這部著作的特色和價值，前面已經引用羅先生的話表達清楚了。雖然如此，本書是一部年譜，考辨的范圍既廣，涉及的史料又多，訛漏不確之處自難完全 避免。并且，有些問題在撰寫的當年并不具備解決的條件，隨著學術研究的深入，這些問題才有了澄清的可能。這本是學術研究中常見的現象，傅先生對此曾發表過客觀平實的看法。他在《聞一多與唐詩研究》（《清華大學學報》1986年第2期）和前引《一種文化史的批評——兼談陳寅恪的古典文學研究》兩篇文章中都提到，科學研究是不斷深化、不斷發展的認識運動。科學史的實例表明，沒有一個大師的觀點是不可 突破的。他著重強調的是，時過幾十年，再來具體討論某一人物、某一作品評價的得失，并不能對我們的思考有多大的意義，對我們有意義的，是他們切入問題的角 度，是他們獨到的學術眼光。

《李德裕年譜》

　　話雖如此，傅先生在自己這部獲得好評的著作幾十年后有機會重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時，在篇幅本來不長的新版題記中，卻用相當的篇幅不厭其煩地一一覶縷了原書中存在的失誤。這些失誤有些是自己發現的，有些是參考別人的相關新著發現的，有些是讀者陸續指出的。對于后兩種情況，他還在文中具列其姓名，以示不掠美之意。

　　利用重版的機會修改原作是常見的作法，本無特別之處。這里的不同在于，傅先生本來只需在書中徑改，在后記中加一句“本次重版有所修訂”即可。退一步講，即使 在重版題記中將這些失誤分門別類地加以列舉，也沒有必要將此文脫離原書單獨發表，使這些失誤昭示天下讀與不讀這本書的人。在放眼一望滿是自吹、他吹以及吹 他的文章的時候，讀到這種“自訟”式的文章，無異于一片濁惡的空氣中吹進一絲微薄而清新的風。唯其微薄，尤顯可貴。自然環境的PM2.5，今天關注的人越 來越多；學術環境的PM2.5，我們卻久處鮑魚之肆而不聞其味。傅先生的這篇文章，對于改善今天學術界的不良風氣應當是能夠起到一點清新劑的作用的。

　　相對于啟先生來說，傅先生是晚輩，但在治學方法、學術品德乃至為人的道德準則上，傅先生都承接了上輩學者的許多優良風尚。從傅先生的《〈李德裕年譜〉新版題記》，聯想到多年前讀到的啟先生的《自訟二則》，正仿佛看到了這兩代學者間呼吸相通的學術品德與人格操守。令人嘆惋的是，這樣的學術品德和人格操守，在今天似乎不是越來越多，而是越來越稀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