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8年，與同學在哥倫比亞大學（左為何茲全）

?

2010年3月2日，拍攝于北京師范大學小紅樓（姜曉明 攝）

　　這位百年滄桑的見證者，坐在輪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園。偶爾會有年輕的學生路過，向他打聲招呼——那是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致敬了

　　雪后的北京。早上9點剛過，100歲的何茲全就坐到了電視機前，看冬奧會滑雪比賽。運動員在空中做著高難度的翻騰，現場的觀眾一陣陣驚呼，電視機前的何茲全卻不動聲色。他坐在輪椅上，穿著厚厚的棉襖，胸脯平穩地起伏，讓人一時分辨不出他是不是已經沉沉睡去。

　　何茲全聽力不好，思維卻依舊清晰。他講述著過往的人和事，仿佛就發生在昨天，就寫在史書前頁。輕輕一翻，就是百年。

　　加入國民黨與研究社會史

　　何茲全生于山東菏澤。何家本是大族，到何茲全父親一輩中落。他父親只好到河北保定軍官學校從軍。何茲全出生時，他父親已經做了小軍官，家境也有了起色。

　　何茲全的小學老師曹香谷是位教育家，經常在大禮堂前廊的柱子上掛個小黑板，上面寫著古圣先賢的格言，給學生們講解。“是非審之于己，毀譽聽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數”、“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腳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些話，給了何茲全深刻的影響，成為他一生為人處事的準則。

　　他說，這輩子他的朋友形色各異，有跟蔣介石去臺灣的，有跟共產黨搞革命的，而他一直是中間偏左，進步，但不過激。這與早年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1927年，正值北伐戰爭。15歲的何茲全已是一名注意政治形勢的學生。北伐軍的勝利讓他非常興奮地加入了國民黨。不久，他讀到陳公博主編的《革命評論》。何茲全說，加入國民黨改組派，讀《革命評論》，是他人生長路上的一個節點。自此，三民主義成了他的信仰。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后，革命者反思失敗原因，由此引發了對中國社會和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此時，何茲全已考入北平大學。開始他選讀了政治系，后來發現政治系只講政治理論，不講歷史根源，于是轉入了史學系。

　　北大的自由學風，何茲全記憶猶新。他當時不曾想到的是，許多年后，他的兒子何芳川成了北大的副校長。

　　“那時，講課最受歡迎的是胡適、傅斯年、陶希圣和錢穆，不僅生動，而且見解獨到。”何茲全回憶，“老一代學者，學問基礎都很扎實，‘前四史’、《十三經》都可以背誦。傅斯年引用古書要找出處，就整篇整篇地背誦，發現不在這篇，又背另外一篇。”

　　在學術上，何茲全受陶希圣影響最大。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德國農民戰爭》和考茨基的《基督教之基礎》則讓他接觸到了辯證法和唯物論。

　　1949 年以前，中國傳統史學思想受到過兩次大沖擊：一次是1919 年“五四運動”帶來的西方資產階級新史學的沖擊；一次是1927 年北伐戰爭后帶來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思想的沖擊，具體地說，就是1930 年前后的中國社會史論戰。

　　何茲全說：“我是在這次沖擊中，接受了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史學思想的。像我這樣年紀的人而又終生做歷史研究的是少數人，多數人去革命了。”

　　后來，他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直接在傅斯年的指導下做研究工作，受史語所學風和治學方法熏陶。傅斯年出身“五四”，陶希圣出身中國社會史論戰，何茲全的同輩學人中，多半出身“五四”這一系統，只有他左右兼顧，接續了社會史研究的香火。

　　老史語所惟一健在的人

　　1944年何茲全進入史語所時，正值戰火紛飛的抗戰年月。如今，他已是老史語所惟一健在的人。

　　1928年，傅斯年創辦史語所，集中了陳寅恪、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李濟、董作賓等一批學者，一方面繼承了乾嘉學派的治學精神，一方面汲取了西方近代新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是當時中國最權威的學術機構。

　　何茲全加入時，史語所已遷往重慶附近的李莊。李莊沒有碼頭，大船都停在江里，由小船劃到江心去接，上岸后還要坐滑竿上山。史語所辦公室是當地一個大鄉紳的房子，同事們住在一起。何茲全和勞榦、董同龢、芮逸夫、岑仲勉等同住一院。傅斯年住桂花院，董作賓住牌坊頭。

　　“在李莊的兩年，是我們一生生活得最安詳的一段時間，”何茲全回憶，“讀書、休息、睡大覺，山前山后，田埂林邊走走，偷閑學少年。”

　　山上沒有電燈，每天早晨天一亮，大家就起來讀書，利用白天的時間工作，晚上便聚到一家海闊天空地聊。“那時，我們沒有廣播，報紙是十天半個月前的，山外的天下大事，靠每天送菜來的人把聽到的廣播帶上來幾條。”

　　李莊是戰時長江上游的文化區。除了史語所，還有同濟大學、梁思成主持的營造學社等，而離李莊不遠，有中央研究院的社會學研究所。偏遠荒僻的小鎮，一時云集諸多學術文化機關，一下子熱鬧起來。何茲全回憶，史語所的人每逢星期日就到社會所去玩，也有的到營造學社聽梁思成的夫人林徽因女士“訓話”。林徽因很健談，和她在一起，總是受到熱情的款待。

　　在戰爭年代，史語所輝煌的學術成就，堪稱學術史上的佳話。在李莊，何茲全寫出了3篇文章。因條件困難，史語所以手寫石印的方法出版同人在李莊的文章，命名為《六同別錄》，到抗戰勝利后，才以史語所集刊的正規形式刊出。

　　如今，大半個世紀過去了，何茲全說，那段經歷奠定了他一生學術研究的基礎。他很感激傅斯年，當年若沒有傅的幫助，他很難在李莊專注學術。史語所遷臺時，盡管何茲全正在美國留學，傅斯年還是把他的書、被子、衣服全都帶到了臺灣。

　　1995年，傅斯年百年誕辰，何茲全應邀赴臺參加紀念活動。一個下著大雨的清晨，他和夫人來到臺大墓園，跪在傅斯年墓前哭悼恩師。

　　“擇善而固執之”

　　傅斯年、陶希圣等人遷往臺灣時，何茲全放棄了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職位，回到大陸，落戶北師大歷史系。

　　1950 年代，何茲全寫了一篇《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那時，魏晉封建說是敏感問題。毛澤東說過，中國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支持范文瀾的西周封建說。郭沫若的春秋戰國封建說在文化大革命后取代范說，但也不違背“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的論斷。只有何茲全的魏晉封建說，與“周秦以來”相距甚遠。

　　盡管如此，他還是大膽地寫了《關于中國古代社會的幾個問題》，正式提出漢魏之際封建說，最后在《文史哲》（1956 年8 月號）發表。

　　不久，史學界就開始了對尚鉞和魏晉之際封建社會說的批判。何茲全與他私交不算深，但學術思想是有共鳴的。更可怕的是蔣介石的“文膽”陶希圣也曾執此說。

　　何茲全說，“作為陶希圣的學生，我一度認為自己在劫難逃，多虧當年的批判風潮瞬息萬變，還沒來得及安排批判陶希圣，運動的風向就轉了，我得以逃過一劫。”

　　1958年，全國到處掀起煉鋼高潮，家家戶戶都把破鐵爛鍋拿出來煉。北師大也就地煉鋼，何茲全的任務是把收來的破鍋砸碎，碎到比指甲還小。

　　官方還組織知識分子下鄉參觀人民公社。何茲全記得，一次去參觀河北徐水一個小學，幾個孩子圍成一桌，老師把飯端上來。桌上、碗上、孩子的手上滿是蒼蠅，轟開又來。回去的路上，何茲全心情沉重：共產主義是物質極大豐富后才出現的，這么貧苦落后的農村，怎么就共產主義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被貼上“特務”和“反動學術權威”的標簽，遭到批斗。1970年，又被分配到臨汾干校勞動兩年。

　　他至今記得一位批判他的人說的話：“你哪里是做學問的？你是搞政治的。”這句話讓何茲全念念不忘。“我是一個讀書人，也確實是一個念念不忘國事、念念不忘政治的人。當愛國、關心政治成為罪狀，那人的話使我警惕：要讀書，不要使人說你不是讀書人。”

　　“文革”后，他終于得以發表長文《漢魏之際社會經濟的變化》，使他提倡的魏晉封建說更趨完善。

　　“在治學上，我服膺《中庸》里的一句話：擇善而固執之，”何茲全說，“就我的學術論點說，1930 年代的論點，今天多仍在固執。”

　　只不過經歷了“文革”的風雨，他不再與人爭辯，只埋頭于自己的學問。1989年，標志著他史學思想的集大成之作《中國古代社會》出版了。這部書的主旨發端于他在北大求學期間，歷經半個多世紀，終于呈現在世人面前。此時，何茲全已是須發皆白的老人。

　　10年前，《九十自我學術評述》里，何茲全寫道：20 世紀30 年代初學寫文章，到現在已近70 年。雖然有時也曾“驕傲”、“委屈”，但大多時間還是虛心甚或心虛的。客觀、公平地評估自己一生，有4字可用：“貧乏”但不“淺薄”。

　　如今，這位百年滄桑的見證者，坐在輪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園。偶爾會有年輕的學生路過，向他打聲招呼——那是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致敬了。

　　“我生的時代，是世界、中國千載不遇的大變動時代，也是一個大浪淘沙的時代，”何茲全說，“時間都浪費掉了！我是‘幸運’的，也是‘悲劇’的。”

　　（本文參考了何茲全著作：《大時代的小人物》、《愛國一書生》、《中國古代社會》、《中國文化六講》、《何茲全文集》等）

　　“投降”救了我——對話何茲全

　　人物周刊：您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風云，與中國現代史上很多重要人物都有交往，比如您和陳獨秀就來往過。

　　何茲全：除了我，中國現在沒有人見過陳獨秀了。當時他以共產黨首領的身份被捕。抗戰爆發后，政治犯都放出來了，陳獨秀也被放出來，住在漢口一條街的小樓上，樓下是個裁縫鋪。我也在武漢，正負責編藝文研究社的雜志《政論》，就約陳獨秀寫稿。我去過他家，他也來過我家。他認為中國要先走資本主義道路，然后再談社會主義革命。我聽說蔣介石曾想給他200萬，要他組黨反共。他不干，也不要蔣的錢，靠稿費生活。他對我說過，他給我的稿子值幾萬，嫌我們的稿費少。后來，他去了重慶上游的江津，在報紙上寫了文章，論說國際國內形勢。上篇刊出來，下篇被扣住不許發。我就給他寫信要，他回信說：“我叫張國燾給你送去，他沒有送嗎？”口氣很大。這是很重要的史料，只可惜回國后，安全起見，信被我燒掉了。

　　人物周刊：陶希圣是您老師，曾隨汪精衛出逃，后來卻引發了著名的“高陶事件”（1940年，高宗武、陶希圣脫離汪精衛，通過媒體公布了汪偽政府與日本秘密簽訂的賣國條約）。他為什么會這么做？

　　何茲全：抗日戰爭時期，陶希圣不是一度跟汪精衛去上海了嗎？他5大弟子里面，4個都跟著去了，成了漢奸，只有我一個人留在重慶。我當時就給陶希圣寫過信：“在重慶百萬大軍的基礎上，對日本人才有和平可談；離開重慶，就只有投降，沒有和平。”他很感動，和我也無話不談。一次我問他：“有人說汪和蔣是唱雙簧，蔣在這里抗戰，汪去談和，是這樣嗎？”他說：“不是，好比這里有一碗毒藥，蔣喝了一口，發現是毒藥，死了半截，不喝了。汪發現是毒藥，索性喝了下去。”

　　人物周刊：陶希圣隨汪精衛出走的原因眾說紛紜，在您看來他為什么去？

　　何茲全：陶希圣和汪精衛是老朋友，關系很好。汪精衛當了漢奸，很多人跟著去，都是老關系的原因。國民黨里有個改組派，領導有汪精衛、陳公博、何香凝，當時被認為是國民黨左派，真正繼承三民主義的。陶希圣開始也是改組派的，所以會跟著他。

　　人物周刊：李敖曾說陶希圣講話深沉、多伏筆，是他見過城府最深的人物。

　　何茲全：一次，我對他說：“在蔣的侍從室做什么？不如找一個大學教書，還可以創立一個學派。”他搖頭說：“離開這個門，人人都會罵我、打我，指著我說‘莽大夫’（漢代的揚雄，曾做篡位者王莽的大夫）。我在這里，他們背后可以罵我，當面卻要奉承我，笑臉說話。”

　　人物周刊：新中國成立前后，國內開始了批胡適運動，胡適的很多故友都寫了批判文章。當時您和他都在美國，是否聊過這方面的事？

　　何茲全：當時寫文章的主要是文化界、知識界的人，特別是同胡適有過接觸的人，迫于當時的環境和壓力。但也有一些人的文章是真在對胡進行揭露和批判。當時我和王毓銓在美國。一天王毓銓去看胡適，說到國內的批判運動。胡適說：“國內這些人寫的文章，其實不是真的在批判我，是不得已而為之，這一點我心里是清楚的。”我當時正打算回國，和胡適談起來，胡適說，“好，回去吧。”可等我真要回了，胡適卻勸我再看一看。可我已經什么都決定了，連票都買好了。

　　人物周刊：當時您還和馮玉祥有過接觸？

　　何茲全：在美國時，我加入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美洲分會，領導人是馮玉祥。他天資極高，還善于演講，在紐約做了大量反蔣工作。一次他對美國人演講，底下婦女戴帽子的很多。他就說，你們在美國，可以戴各種帽子，喜歡怎么戴就怎么戴，沒有人管。在中國可不能這樣，蔣介石叫你們戴什么，你們就要戴什么，叫你們怎么戴，就得怎么戴。他的演講效果特別好。

　　人物周刊：您對傅斯年印象如何？

　　何茲全：20世紀30年代傅斯年主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同時兼任北大史學系教授。在學術上，他是我的恩師。他的學風和治學方法，對我影響很大。抗戰爆發后，我編雜志、寫社論、在機關里混，是他收留我到史語所，使我重新走上做學問的道路。我上大學前去找他，他對我說，大學期間要學好外語，學好古漢語。我很慚愧，兩門我都沒有學好。

　　人物周刊：以您的背景和經歷，回國后的歷次運動是怎么經受過來的？

　　何茲全：我沒受到過太大沖擊，陪斗有過，但沒有被當成靶子批判過。我十五六歲參加國民黨，后來寫文章、辦雜志。我和共產黨思想不同，我想通過民主時代進入社會主義，共產黨想通過階級斗爭進入社會主義。可回國以后我說我是抱著投降思想回國的，我是回來投降的，不是回來當革命派的——投降思想救了我，也救了我的學術生命。從此以后政治上我就跟著共產黨走。

　　人物周刊：您說的投降思想應該怎樣理解？

　　何茲全：我1950年回國，當了30年副教授，1978年才轉為正教授。我政治上投降，服從共產黨的領導，但學術思想沒變化，原來什么樣還是什么樣。白壽彝在世時，我倆常常相互批評，他說我太頑固，我說他太活絡。文化大革命以前，史學界居領導地位的是范文瀾和他的西周封建說。文化大革命后，郭沫若的春秋戰國封建說起而代替了范說。他們兩家之說，都能和毛澤東的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年左右”掛起鉤來。我的漢魏之際封建說和這個掛不上鉤。雖然沒有受過政治迫害，但壓制還是有的。空氣也有重量，那個氣氛是很重的，但我一直堅持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