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魯國陬邑（今山東曲阜市東南）人。我國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孔子曾帶領弟子周游列國十四年。晚年潛心致力于古文獻整理，修《詩》《書》，定《禮》《樂》，序《周易》，作《春秋》。其思想以“仁”為核心，“仁”即“愛人”，倡導推行“仁政”，且應以“禮”為規范，“克己復禮為仁”；提出“正名”主張，以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都應實副其“名”；注重“學”與“思”的結合，所謂“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首創私人講學風氣，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強調“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西漢以后，孔子學說成為兩千余年封建社會的文化正統，影響極其深遠。現存《論語》一書，記載有孔子與門人的問答，是研究孔子學說的主要資料。

家世淵源

　　孔子的先世出自王家，為子姓殷商遺民。在商朝，孔氏長支被封為宋公負責商朝歷代君王的祭祀。商朝滅亡后，孔氏遠祖微子啟（商紂王的哥哥、殷末“三仁”之一）受封于宋，都商丘，奉殷商祀。

　　由微子經微仲衍、宋公稽、丁公申，四傳至泯公共。泯公長子弗父何讓國于其弟鮒祀（即宋厲公），自為宋國上卿，孔子先祖遂由諸侯之家轉為公卿之家。

　　弗父何生宋父周（名周，字宋父），周生世父勝（名勝，字世父），勝生正考父（名正，字考父）。正考父接連輔佐宋戴公、武公、宣公，久為上卿，以謙恭著稱于世。他熟悉商代文獻，曾校“商之名頌”。他受君委命，一命而僂，二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不爭于人。

　　正考父生孔父嘉（名嘉，字孔父）。嘉繼任宋大司馬。后宋太宰華父督作亂，弒宋殤公，殺孔父嘉。嘉子木金父（名木，字金父）避難奔魯，定居陬邑（孔氏為魯國人自此始），卿位始失，下降為士，世為魯大夫。根據古代宗法制度“五世親盡，別為公族”，自弗父何讓位至孔父嘉已有五代，子孫以嘉字為氏，遂為孔氏。

　　木金父生夷父睪（名睪，字夷父又作祈父），睪生防叔（名失考，為防邑大夫，因號防叔），防叔生伯夏（其字，名失考），伯夏生叔梁紇（名紇，字叔梁）。叔梁紇為魯國陬邑大夫，頗以勇武聞名于時。《左傳·襄公十年》載：公元前563年，叔梁紇隨諸侯軍討伐伯陽。伯陽雖是個附庸小國，卻長于詭計。當諸侯軍兵臨城下四面楚歌之時，伯陽人大開城門，妄稱受降。諸侯軍不知其詐而爭入，軍人方半，伯陽人猛然放下高懸的城門，諸侯軍有被攔腰截斷、各個殲滅的危險。叔梁紇見勢不妙，雙手托住千斤城門，呼令諸侯軍迅速撤出，避免了一場重大災難。七年后，叔梁紇與大夫臧孫紀同守防邑，被齊軍團團圍困，眾寡懸殊，動彈不得。一天夜里，叔梁紇偵察好敵情，挑選精壯三百，披堅執銳，乘間突圍。將臧孫紀送出重圍，然后重返防邑堅守。一往一來，如入無人之境（《左傳·襄公十七年》）。由于他有謀有勇，遂以武功知名諸侯。

　　叔梁紇先娶妻施氏，生九女，無子。又娶妾，生一子，病足，取名伯尼，又稱孟皮。復娶顏徵在，時叔梁紇已六十六歲，而顏徵在還不到二十歲，遂生孔子。

　　孔子三歲時，叔梁紇卒，孔家成為施氏的天下，施氏為人心術不正，孟皮生母已在叔梁紇去世前一年被施氏虐待而死，孔子母子也不為施氏所容，孔母顏徵在只好攜孔子與孟皮移居曲阜闕里，生活艱難。孔子十七歲時，孔母顏徵在卒。孔子十九歲娶宋人亓官氏之女為妻，一年后亓官氏生子，魯昭公派人送鯉魚表示祝賀，孔子感到十分榮幸，給兒子取名為鯉，字伯魚，享年五十歲。孔鯉生子孔及，字子思，享年六十二歲，著有《中庸》，成為儒家經典之一。

流離一生

　　據《史記·孔子世家》載：魯襄公二十二年（前551年），孔子生于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曲阜城東南）。因父母曾為生子而禱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其生月生日《史記》未記，按《穀梁傳》所記“十月庚子孔子生”，換算為當今之公歷應為公元前551年9月8日生。

　　孔子生在魯國。魯國為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對周代文物典籍保存完好，素有“禮樂之邦”之稱。魯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年），吳公子季札觀樂于魯，嘆為觀止。魯昭公二年（前540年），晉大夫韓宣子訪魯，觀書后贊嘆“周禮盡在魯矣！”魯國文化傳統與當時學術下移的形勢對孔子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響。

　　孔子早年喪父，家境衰落。他曾說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年輕時曾做過“委吏”（管理倉廩）與“乘田”（管放牧牛羊）。雖然生活貧苦，孔子十五歲即“志于學”。他善于取法他人，曾說：“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論語·述而》）他學無常師，好學不厭，鄉人也贊他“博學”。

　　孔子“三十而立”，并開始授徒講學。凡帶上一點“束修”的，都收為學生。如顏路、曾點、子路、伯牛、冉有、子貢、顏淵等，是較早的一批弟子。連魯大夫孟僖子、其子孟懿子和南宮敬叔都來學禮，可見孔子辦學已名聞遐邇。私學的創設，打破了“學在官府”的傳統，進一步促進了學術文化的下移。

　　魯國自宣公以后，政權操在以季氏為首的三桓手中。昭公初年，三家又瓜分了魯君的兵符軍權。孔了曾對季氏“八佾舞于庭”的僭越行為表示憤慨。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內亂，孔子離魯至齊。齊景公向孔子問政，孔子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說：“政在節財。”齊政權操在大夫陳氏，景公雖悅孔子言而不能用。

　　孔子在齊不得志，遂又返魯，“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從遠方來求學的，幾乎遍及各諸侯國。其時魯政權操在季氏，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陽貨。孔子不滿這種“政不在君而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狀況，不愿出仕。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魯定公九年（前501年），陽貨被逐，孔子才見用于魯，被任為中都宰，是年孔子五十一歲。“行之一年，四方則之”。遂由中都宰遷司空，再升為大司寇。魯定公十年（前500年），齊魯夾谷之會，魯由孔子相禮。孔子認為“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早有防范，使齊君想用武力劫持魯君之預謀未能得逞，并運用外交手段收回被齊侵占的鄆、灌、龜陰之田。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加強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提出“墮三都”的計劃，并通過任季氏宰的子路去實施。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與其家臣的矛盾，季孫氏、叔孫氏同意各自毀掉了費邑與后邑。但孟孫氏被家臣公斂處父所煽動而反對墮成邑。定公圍之不克。孔子計劃受挫。

　　孔子仕魯，齊人聞而懼，恐魯強而并己，乃饋女樂于魯定公與季桓子。季桓子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孔子政治抱負難以施展，遂帶領顏回、子路、子貢、冉有等十余弟子離開“父母之邦”，開始了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國的顛沛流離生涯。是年孔子已五十五歲。先至衛國，始受衛靈公禮遇，后又受監視，恐獲罪，將適于陳。過匡地，被圍困五天。解圍后原欲過蒲至晉，因晉內亂而未往，只得又返衛。曾見南子，此事引起多方的猜疑。衛靈公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說：“茍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后衛國內亂，孔子離衛經曹至宋。宋司馬桓魁欲殺孔子，孔子微服過宋經鄭至陳，是年孔子六十歲。其后孔子往返陳蔡多次，曾“厄于陳蔡之間”。據《史記》記載：因楚昭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圍孔子，致使絕糧七日。解圍后孔子至楚，不久楚昭王死。衛出公欲用孔子。孔子答子路問曰，為政必以“正名”為先。返衛后，孔子雖受“養賢”之禮遇，但仍不見用。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冉有歸魯，率軍在郎戰勝齊軍。季康子派人以幣迎孔子。孔子遂歸魯，時孔子年六十八。

　　孔子歸魯后，魯人尊以“國老”，初魯哀公與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詢，但終不被重用。孔子晚年致力于整理文獻和繼續從事教育。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卒，葬于魯城北泗水之上。

政治生涯

　　孔子終生熱衷于從事政治，有一腔報國熱血，也有自己的政治見解，但最高統治者對于他始終是采取一種若即若離、敬而遠之的態度。他真正參與政治的時間只有四年多，在這四年多的時間里，他干了不少事，職務提升也很快。但終究因為與當權者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了。此時他已五十多歲，迫于形勢，他離開了魯國，開始了被后人稱之為周游列國的政治游說，十四年中，東奔西走，多次遇到危險，險些喪命。后雖被魯國迎回，但魯終不用孔子。

　　孔子自二十多歲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對天下大事非常關注，對治理國家的諸種問題，經常進行思考，也常發表一些見解，到三十歲時，已有些名氣。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出訪魯國時召見了孔子，與他討論秦穆公稱霸的問題，孔子由此結識了齊景公。魯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年），魯國發生內亂，魯昭公被迫逃往齊國，孔子也離開魯國，到了齊國，受到齊景公的賞識和厚待，甚至曾準備把尼溪一帶的田地封給孔子，但被大夫晏嬰阻止。魯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齊國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聽說后向齊景公求救，齊景公說：“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只好倉皇逃回魯國。

　　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大夫的家臣手中，被稱為“陪臣執國政”，因此孔子雖有過兩次從政機會，卻都放棄了，直到魯定公九年（前501年）被任命為中都宰，此時孔子已五十一歲了。孔子治理中都一年，卓有政績，被升為小司空，不久又升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大治。魯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為削弱三桓（季孫氏、叔孫氏、孟孫氏三家世卿，因為是魯桓公的三個孫子故稱三桓，當時的魯國政權實際掌握在他們手中，而三桓的一些家臣又在不同程度上控制著三桓），采取了“墮三都”的措施（即拆毀三桓所建城堡）。后來“墮三都”的行動半途而廢，孔子與三桓的矛盾也隨之暴露。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齊國送八十名美女到魯國，季桓氏接受了女樂，君臣迷戀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魯國舉行郊祭，祭祀后按慣例送祭肉給大夫們時并沒有送給孔子，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離開魯國，到外國去尋找出路，開始了周游列國的旅程，這一年，孔子五十五歲。

　　孔子帶弟子先到了衛國，衛靈公開始很尊重孔子，按照魯國的俸祿標準發給孔子俸粟六萬，但并沒給他什么官職，沒讓他參與政事。孔子在衛國住了約十個月，因有人在衛靈公面前進讒言，衛靈公對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開監視孔子的行動，于是孔子帶弟子離開衛國，打算去陳國。路過匡城時，因誤會被人圍困了五日，逃離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衛國貴族公叔氏發動叛亂，再次被圍。逃脫后，孔子又返回了衛國，衛靈公聽說孔子師徒從蒲地返回，非常高興，親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幾次離開衛國，又幾次回到衛國，這一方面是由于衛靈公對孔子時好時壞，另一方面是孔子離開衛國后，沒有去處，只好又返回。

　　魯哀公二年（前493），孔子離開衛國經曹、宋、鄭至陳國，在陳國住了三年，吳攻陳，兵荒馬亂，孔子便帶弟子離開，楚國人聽說孔子到了陳、蔡交界處，派人去迎接孔子。陳國、蔡國的大夫們知道孔子對他們的所作所為有意見，怕孔子到了楚國被重用，對他們不利，于是派服勞役的人將孔子師徒圍困在半道，前不靠村，后不靠店，所帶糧食吃完，絕糧七日，最后還是子貢找到楚國人，楚派兵迎孔子，孔子師徒才免于一死。孔子六十四歲時又回到衛國，六十八歲時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被迎回魯國，但仍是被敬而不用。魯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孔子七十三歲，患病，不愈而卒。

教育生涯

　　孔子一生中有一大半的時間，是從事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工作。他創造了卓有成效的教育、教學方法；總結、倡導了一整套正確的學習原則；形成了比較完整的教學內容體系；提出了一系列有深遠影響的教育思想；樹立了良好的師德典范。

　　孔子的教育活動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自開始辦學，到去齊國求仕之前，約七、八年時間。這一階段他的門徒還不大多，但是辦學有成效，在社會上已經有了較大的名聲。在這一時期，孔子的學生中有比他只小六歲的顏路（顏回之父），有比他只小九歲的子路。子路幾乎是終生陪伴著 孔子。

　　第二階段：自三十七歲（魯昭公二十七年，前515年）從齊國返回魯國，到五十五歲（魯定公十三年，前497年）周游列國之前。這一階段共計十八年的時間。這十八年中，孔子雖然有四年多的時間在做官從政，但并沒有停止授徒。這一階段是孔子教育事業大發展的階段，他的教育經驗越來越豐富，教育水平越來越高，名氣越來越大，所收的弟子越來越多。除了魯國的學生之外，他的學生中還有來自齊、楚、衛、晉、秦、陳、吳、宋等國的求學者。孔子的威望已經樹立起來。他的一些有名的弟子，如顏回、子貢、冉求、仲弓等，大都是這一時期進入孔門的。這些弟子中的一部分人后來跟隨他周游了列國，一部分從了政。

　　第三階段：自六十八歲（魯哀公十一年，前484年）周游列國結束回到魯國，到他去世，共五年時間。這時，他雖然被季康子派人迎回魯國，但魯哀公、季氏最終并沒有任用他。他雖然有大夫的身份，有時也發表一些政見，但沒有人聽從他的意見。他把精力集中到辦教育與整理古代文獻典籍上了。這一時期他的學生也很多，并培養出了子夏、子游、子張、曾參等才華出眾的弟子。這幾個人后來大都從事了教育事業。對儒家學派的形成與發展，對孔子思想的傳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子在周游列國的十四年中，也沒有停止過教育活動。他在衛國、陳國先后住了數年的時間并沒有從政，弟子就在身邊，師生之間不可能不進行學術研討。他帶著弟子到列國去周游，本身就開闊了這些學生的眼界，他們的意志也受到了磨練。這可以說是一種特殊的教育活動。孔子一生從事教育事業，相傳有弟子三千，賢弟子七十二人，在德行方面表現突出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在語言方面表現突出的有宰我、子貢，辦理政事能力較強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獻的有子游、子夏。在孔子的弟子中，有不少人都干出了一番成就，對于當時政治，尤其是對于孔子思想的傳播，對于儒家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縱觀孔子的一生，他對他的學生的影響，一部分是通過言傳，通過學習古代文獻、傳授各種技藝，而更多的、更為深刻的則是身教。他的勤奮好學，他對真理、對理想、對完美人格的追求，他的正直、善良、謙虛、有禮，他對國家的忠誠與對老百姓的關心，都深深地感染著他的學生與后人。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既是孔子的高尚師德，也是孔子提出的一條教育原則。孔子愛教育、愛學生，誨人不倦，他能平等對待學生，做到教學相長，嚴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則。孔子是具有高尚師德的一代宗師。

　　學生們對老師非常崇敬，當有人誹謗孔子時，學生們站出來為孔子辯護，捍衛孔子的崇高人格。“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于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孔子的弟子中，有些人幾乎是終生陪伴著孔子，其情感之深，勝于父子兄弟。

　　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的泗水岸邊，弟子們以對父親之禮儀對待孔子，為其服喪三年。子貢在孔子的墳前蓋了一間小屋，為孔子守墳六年。中國歷史上創辦私學的先行者，第一位職業教師，得到了弟子們的衷心尊敬。

學琴師襄

　　孔子學琴于師襄。孔子曰：“丘習其曲，再習其數，今習其志，有所穆然而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遠志焉。又得其人，黧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心如欲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摘自“國學寶典”明·張岱輯《夜航船》卷九·禮樂部/清觀術齋鈔本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者，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叔入河，武入漢陽，襄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又見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貣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 …

——摘自“國學寶典”宋·王灼《碧雞漫志》卷一/通行本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曲阜）人，是春秋時期魯國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和音樂家。他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以“仁義理智信”為人生原則，以六藝（《詩》、《書》、《禮》、《樂》、《易》、《春秋》）育人，并提倡“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提倡以雅樂完善人格。孔夫子有弟子三千，門下多出賢人。后世文人公尊他為“至圣先師”。

　　孔子本人亦為琴家，他曾向師襄學琴，由音聲而知曲意，由曲意而知作曲之人，最后指出這是周文王所作的《文王操》，令師襄佩服不已。

　　孔子有多首琴曲作品，包括：《幽蘭》、《猗蘭》、《獲麟操》、《將歸操》。

　　《幽蘭》是孔子在周游列國后，回國的路上所作。孔子周游列國，沒有國家肯重用他。在回國的路上，他見到幽谷中的蘭花，發出慨嘆：蘭花本是香花之王，如今卻藏于幽谷，正如賢德之人不得重視一樣。于是，孔子便作《幽蘭》，以表達幽蘭人不知，品格足高己的氣節風范。

　　《猗蘭》所寫之意與《幽蘭》相同。

　　《獲麟操》是孔子傷感祥獸“麒麟”為人所捕獲又被棄之城外所作。此曲慨嘆祥獸乃為明主而出，卻為人所害。借此比喻有德之士生不逢時，而不為人所用的遺憾。

　　《將歸操》的典故是：趙簡子循，執玉帛以聘孔子，孔子前往，走到狄水時，聽說趙殺了手下的賢大夫竇鳴犢，喟然而嘆：“夫趙之所以治者鳴犢之力也。殺鳴犢而聘余，何丘之往也。夫燔林而田，則麒麟不至；覆巢破卵，則鳳凰不翔。鳥獸尚惡傷類，而況君子哉。”于是作此曲，歌曰：“翱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于是返回了故鄉。

　　在唐代以后定型的古琴形制中，也有孔子定型的“仲尼式”琴。這種琴形在宋代以后特別流行，成為古琴的主流琴形之一。

性格其人

　　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對華夏民族的性格氣質產生最大影響的人，就算是孔子了。孔子是一個教育家、思想家，也可算半個政治家，但他首先是一個品德高尚的知識分子。他正直、樂觀向上、積極進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美，一生都在追求理想的社會。他的成功與失敗，無不與他的品格相關。他品格中的優點與缺點，幾千年來影響著中國人，特別是影響著中國的知識分子。

　　愈挫愈憤

　　孔子六十三歲時，曾這樣形容自己：“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當時孔子已帶領弟子周游列國九個年頭，歷盡艱辛，不僅未得到諸侯的任用，還險些喪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樂觀向上，堅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

　　安貧樂道

　　孔子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義是人生的最高價值，在貧富與道義發生矛盾時，他寧可受窮也不會放棄道義。但他的安貧樂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貴，只求維護道，這并不符合歷史事實。孔子也曾說：“富與貴，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學而不厭

　　孔子以好學著稱，對于各種知識都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多才多藝，知識淵博，在當時是出了名的，幾乎被當成無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這樣認識，孔子曰：“圣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孔子學無常師，誰有知識，誰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東西，他就拜誰為師，因此說“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張直道而行，他曾說：“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記》載孔子三十多歲時曾問禮于老子，臨別時老子贈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這是老子對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問題太深刻，講話太尖銳，傷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會給自己帶來很大的危險。

　　與人為善

　　孔子創立了以仁為核心的道德學說，他自己也是一個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樂于助人，待人真誠、寬厚。“己所不欲，毋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躬自厚而薄責于人”等等，都是他的做人準則。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這是孔子對自己一生各階段的總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