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 孔子以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文化，需要繼承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華。在如何繼承的問題上，首先應該確立歷史地看待問題的理念，注重不同歷史時期孔子和儒家的當代意義。在當今中國和世界環境中闡揚孔子的意義，應該把握三個不同層面：孔子思想的歷史文化遺產意義、孔子思想所蘊含的中國特色文化建設思想庫意義和孔子人格的現代意義。循此路徑，或可減少許多不必要的爭論。

　　【作者簡介】陳道貴，1962年生，安徽合肥人。文學博士，現任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

　　當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走上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階段。我國經濟實力和國際影響日益擴大，已經成為國際經濟領域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經濟實力提升的同時，文化建設（特別是思想文化、道德修養等）的步伐則相對滯后。近年來，國家在不同層面上提出和實施了一系列振興文化事業的舉措，民間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符合時代發展要求的新文化，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除了廣泛汲取世界一切民族的優秀文化精華為我所用之外，重視民族文化之源，吸收傳統文化養分是其必不可或缺的環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其核心。因此，弘揚儒家文化便成了理所當然的事。作為儒家文化的開創者和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孔子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的象征，孔子思想也日益受到重視。以外在形象而言，可以興辦海外孔子學院的成功和天安門廣場上矗立的孔子銅像為代表；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而言，方興未艾的“國學”熱、若干大學著力打造的“國學”專業，也折射出儒家思想的現實地位。

　　但是，也有不少學者和關心文化建設的人士，對社會上日益強烈的尊孔重儒的現象不以為然。他們或以為推崇儒家文化可能會導致政治、意識形態的倒退；或指出孔子是特定時代的人物，其思想有許多與現代社會格格不入的因素，不值得大力弘揚。這種相互對立的聲音，反映了我們這個變革時代的特點，也體現了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復雜性、時代性問題。

　　那么在新形勢下，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呢？由于儒家文化源遠流長，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儒家文化往往帶有時代特征。對于這一復雜的文化現象非本文所能述及萬一。故筆者擬就孔子及其思想，談談自己的對其現代意義問題的若干看法。

　　一、如何看待“五四”時期 “打倒孔家店”與尊孔讀經之爭

　　對于目前一些個人和社會機構尊孔思想和尊孔行為，不少人自覺不自覺地會聯想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如何看待這種矛盾的現象呢？這恐怕是我們今天尊孔興儒，倡導繼承優秀傳統文化時所必須面對的問題。推崇孔子及儒家思想文化和反對尊孔興儒兩大陣營中，都有一些人提及“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和尊孔讀經派的斗爭。不過二者的態度大異其趣。如何看待“五四”時期反孔、尊孔之爭，對我們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啟示作用。

　　“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中的“打倒孔家店”是歷史的必然，雖有過激之嫌，但不可肆意丑化和歪曲。在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威脅，歷史又證明封建體制內無法開出一條足以振興民族、抵御外辱的新路。在這樣的形勢下，“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有識之士以傳統文化政治意識形態的代表孔子作為批判的把子，應該說時代賦予的動力，是當時中華民族時代任務的召喚。因此，陳獨秀、魯迅等人的觀點無可厚非，他們頗為激烈批判態度，其實質是為中華民族走出苦難而掃除障礙。關于這一點，學界已基本達致共識，無需贅述。這里僅以梁漱溟先生為例加以說明。梁漱溟先生雖然對孔子和儒家文化抱有深切的同情，一生致力于儒家理想的弘揚和實踐。但他卻明確提出自己對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的理解，認為在當時的社會境況中，孔子是救不了中國的[1]。他晚年評價“五四”時，仍然認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有歷史的必然，儒家文化中有不少有背時代發展大勢的落后的東西[2]。

　　“五四”前后尊孔讀經的倡導者的動機與目的則比較復雜。其中有對傳統文化精髓有深刻體會深沉的憂慮，也有政治上保守倒退勢力的對孔子和儒家文化的利用。前者如梁漱溟、吳宓等。這派中人的觀點，大多能是平和的心態看待事物，沒有淹沒在社會上方興未艾的批孔大潮中。如梁漱溟在其《東西文化與哲學》中，將中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中和與印度“向后看”和西方“向前看”思想的對比，認為一味向后看沒出路、一味向前看將困惑重重。從而認為如果放眼遠望，“中和”思想最值得肯定。因此，梁先生認為將來中國文化（主要指儒家文化）一定會復興的。而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梁先生在接受美國學者艾愷（Guy S.Alitto）采訪時，仍然堅持這一觀點。雖然在當時，梁先生的看法似乎有不合時宜之嫌，但歷史發展到今天，不是證明梁先生的論斷卻有先見之明嗎？以我們中國經濟發展到今日的情形而言，不是也說明一味向前看所帶來的種種危機與挑戰嗎？這些挑戰和危機固然要靠民主和法制進一步完善加以解決，但文化方面的解決之道也是不可忽視的。因此吸取包括孔子和儒家文化以為新時代文化建設服務，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今天主張尊孔興儒者，也有人回顧這段歷史，認為不能一概否定，而要吸取其合理因素，為今天的文化建設服務。

　　因此，今天提倡尊孔興儒，切不可一切抹殺“五四”新文化運動批孔的合理之處。我們今天仍需對孔子和儒家文化中不適應時代的東西要態度鮮明地予以揚棄，比如政治思想、宗法制度乃至等級制度等（其中制度文化方面不合時宜的東西最為明顯）。從這個角度而言，陳獨秀的《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一文雖言辭犀利或有若干偏激情緒，卻不乏卓見[3]。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對儒家思想弱點的論述也值得我們重視[4]。“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批判精神不可忘卻。而那些可能引起人們懷疑是給尊孔興儒以固步自封的行為，則更是我們應以清醒頭腦加以分析批判的。從這一點來說，今天反對尊孔興儒者的擔憂是可以理解。如果強調孔子和儒家思想中維護封建統治、提倡尊卑等級等不合時宜的東西，就難免讓人們聯想到“五四”前后的一些政治勢力以及國民黨政府利用孔子和儒家思想愚弄人民的往事（可以參看魯迅的《現代中國社會的孔夫子》等文）。李零教授、錢理群教授等對教條化神圣化的孔子、對儒學的較為激烈的批評（見其《喪家狗》、錢理群對李零《喪家狗》的評述），如果透過現象看本質，那么我們就不難理解其激烈言辭背后的隱憂。湯一介先生的不要讓孔子意識形態化的呼吁，也是基于對中國乃至世界當前形勢與孔子思想的內在不相容的部分的洞察。李澤厚則以直白之言表達過類似的觀點：“我高度評價孔子，但反對以尊孔的潮流來掩蓋現代文明所要的科學與民主。”[5]

　　二、尊孔興儒必須首先明確歷史與現實的雙重視角和價值評判

　　今天提倡尊孔興儒、提倡國學，就要正視上述問題，一些基本理念一定要加以澄清。比如要樹立孔子思想不可能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指導思想這一基本前提[6]，需要在民主與法制的社會發展大前提之下談論繼承孔子思想精華才有現實意思等。從這一方面來看，“五四”時期陳獨秀、魯迅等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仍有借鑒意思。他們的批判雖有矯枉過正之嫌，卻反應了新時代與孔子思想的矛盾，反應了那個時代以孔子為代表的傳統思想文化與“民主、科學”的時代潮流和解決中華民族生存危機之間的矛盾。21世紀的今天，人類已走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時代，人類社會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時代巨變，孔子思想不能成為今天新文化的主流和指導思想，應該是不證自明的事實。國人在這方面不乏仁知之見，海外學著也有類似的看法。如美國學者赫伯特·芬格萊特（Herbert Fingarette）在《孔子——即凡而圣》中文版《致中國讀者》中所說：“對孔子來說，我們現代的理解中富于特征和正當性的許多東西都是不可實現的。更具體地來說，在孔子的時代，既沒有像我們現代世界這樣的急劇社會變遷，也沒有隨之而來的社會之中個體身份的動蕩不安。當今之世，各種文化和價值會有怎么巨大無限的變化形態，是完全無法獲知的。”也就是說，孔子思想中的許多具體的內容與當今社會相當隔膜。

　　孔子以及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今天遭到許多的質疑，還有一個顯而易見卻很少明確表達的深層問題，這就是今天所謂尊孔興儒之倡導與實施主體問題。如果由政府或政黨擔當，不免給人無盡的遐想，難免與現實政治產生諸多聯想，封建專制、等級觀念、保守僵化等會跳進一些人的腦海。即使由教育機構和知識階層倡導，如果沒有明確的界定，或自覺不自覺地透露出盲目的民族主義情緒，也難避“御用”之嫌和被標上狹隘民族主義的標簽。實際上李零、錢理群等先生頗為激烈的言論，正式針對這種情況而發的。我想這恐怕是尊孔興儒的最大現實障礙，不解決這個問題，尊孔興儒是根本無法實現的。我國目前正處于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社會矛盾處于多發和相對激化的狀態，孔子思想固然可以給我們以正面的啟迪，而其不適應時代的負面的東西，有可能被某些別有用心的人所利用。

　　三、應當以怎樣的態度對待孔子及其思想

　　在繼承弘揚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新文化的過程，除了防止因傳統而沖淡乃至否定民主法制這一根本任務之外，筆者以為至少以下幾個方面值得重視。

　　1.孔子和孔子的思想的歷史文化遺產意義(孔子思想的時代性，即所謂具體形態）。世界上一些有著較為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都有自己歷史文化遺產的形象代表。就中華文化而言，恐怕沒有任何一個什么其他的歷史人物能夠比孔子更具代表性和象征意義了。世界了解我們中華文化時，也是把孔子作為最具代表性人物的。這些都是常識，無需多論。因此，我們今天在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希望正在走向復興的中華民族在文化上也有相應建樹的歷史召喚和不懈努力的過程中，必須要給中華文化一個帶有普遍意思的象征性人物，必須重建斷裂百余年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之脈。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最具代表性的歷史人物非孔子莫屬，中華文化中的主脈應該是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春秋戰國之后，秦奉法家，但短命，屬于過渡時期。兩漢以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魏晉時期儒家思想式微，道家復興，玄學盛行。即使在這一時期，孔子的圣人地位仍未動搖，所謂會同孔老、彌合儒道，就說明孔子的影響。而隋唐佛教大盛，而在社會政治生活、家庭倫理等主要場合，為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仍是主流。）盡管在今天看來，孔子思想有不少不合時宜的地方；在中國不同歷史階段形成的具有時代特征的儒學形態，在今天看來也有這樣那樣的弊病。因此中華文化的主流，除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恐怕沒有任何其他文化可以擔當了。

　　當我們將孔子和儒家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象征時，就不能以批判為主，而要以描述、重建歷史為主。對于今人看來錯誤乃至荒謬的地方，也應該既指其弊，又分析其時代的合理性。歷史不是為我們而預設的。歷史上的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也不是為了適應今人的思想、迎合現代需要的，它們都是各自時代的產物（如漢代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就是漢人在吸取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的基礎上所做的富于時代特征的再創造，雖然今天看來其中有不少迷信與荒謬的成分，但不能否認它順應歷史發展、符合當時時代要求的主流價值。而宋代儒學復興過程中，包括二程和朱熹在內的思想家們，為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奠定的新儒學文化，也是在以孔子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資料的基礎上的創新發展。）只有具備了這樣前提，我們才能認識孔子的偉大，認識儒家文化的優長。如果從這一點來看，天安門廣場樹立孔子像，就不必大驚小怪，更不必浮想聯翩。至于“孔子學院”以孔子命名，則更是切當之舉。

　　2.孔子思想所蘊含的中國特色文化建設思想庫意義（孔子思想的時代超越性，即所謂精神實質）。孔子及其思想除了中華文化代表的象征意義以外，它還有一些超越歷史時空的合理內核值得我們學習反思。如眾所周知的反映在《論語》中的有關個人道德修養問題，就是一個今天仍具活力的思想淵藪。那些仍活在現代語言中的有關社會、人生的格言，更是大家耳熟能詳的。而孔子的中庸思想、和諧的理念，更給解決當前各類社會矛盾的提供了有益的借鑒。這些無疑可為我們所用。然而，更重要的不是這些表面的東西，我們學習和借鑒的是包含在這些具體的觀點背后的深層的靈魂，領會其精神實質可能比掌握具體言論更加重要，對我們更具現實意義。

　　3.孔子人格及其現代意義。孔子所處的時代，是所謂的動蕩的“亂世”。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社會家庭結構等等，都在處在變革的過程之中。孔子是這亂世中少數能夠把握自我，處變不驚，善于反思，踐行“溫故知新”的思維方式，努力尋找亂世紊流中的未來發展趨勢；探索新形勢下個人修養的途徑與方法，塑造理想人格的形象化表達，即所謂君子[7]。孔子的人格修養，對于我們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當前，從經濟和社會組織結構和機制運行來看，自然不是亂世；而如果從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社會財富的積累來看，當今社會似乎屬于繁榮的范疇。但毋庸諱言，我們今天的社會在人生理想、精神信仰和人格修養等方面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問題，信仰缺失、人生迷茫，社會總體道德水準不容樂觀，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正視的現實。如何在思想文化急劇變革的今天，保持一顆清醒的頭腦，積極探索自身修養和社會發展之路，孔子可以給我們以人格的力量。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尤其值得我們學習。如果做鄉愿而與世沉浮，孔子本可生活得很舒適。正是由于有獨立的人格，有強烈責任與憂患意識，他才走上追求理想實現的漫漫人生路，忍受著精神折磨甚至是肉體的痛苦。李零先生用夫子自道的“喪家狗”來概括孔子，其實是沒有錯的。但此“喪家狗”應該不是貶義之稱。以我之見，這一在孔子自己是自嘲、出于他人之口似不敬的稱呼，正是孔子值得驕傲的人格表征。孔子為“喪家狗”，是不和現實妥協、追求人格獨立的體現。其實，孔子這種“喪家狗”的情懷，在后世不乏知音。比如唐代大詩人杜甫在人生理想未得實現時，也以“喪家狗”自視（其《奉贈李八丈曛判官》有“真成窮轍鰣，或似喪家狗”句；《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后兼幕府諸公得柳字》有“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而當今世人，有多少懷抱遠大理想者？有多少具有獨立人格者？又有多少人甘受寂寞而堅守理想者？今天的知識分子入世之情濃，獨立思考、不為潮流所動的知識分子應有的品格在現實中已難得一見。殊不知如果知識精英喪失獨立精神和不茍同流俗的品質，不僅傳統文化的精髓難以繼承和發揚，就是像李零、錢理群等先生所關注的民主法制的社會理想也無從實現。民主法制也是要我們不斷努力的，中國乃至人類美好的未來是不會從天而降的。“喪家狗”精神在今天是彌足珍貴的。

　　四、海外尊孔之舉的啟發意義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大陸對孔子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文化采取了比較溫和的態度，在復興傳統文化的思潮下，孔子的地位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復。而海外一些人極力推崇的態度似乎應該引起國人的警醒。比如1988年《世界名人大詞典》就將孔子列入“十大思想家”之列。諾貝爾獎獲得者大會也提出這樣的口號：“人類要在二十一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到二千五百年前，從孔子那兒重新尋找智慧。”[8]2009年，美國國會眾議院以361票贊成、41票反對，通過了紀念孔子誕辰2560周年的決議[9]。至于在全世界各地生根開花的孔子學院，雖然說是以漢語學習和中華文化傳播為主要任務，卻也折射了孔子在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西方對于孔子的推崇，恐怕不像有些人臆測的那樣，僅僅是出于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媚俗之舉，更不應是所謂“麻痹中國人的伎倆”。西方之所以推崇孔子，除了中國經濟發展這一因素外，應當還有對西方社會種種問題的洞察等原因。也許是因為社會發展到今天，西方的有識之士對像梁漱溟先生上世紀前期就提出的西方一味向前看的不太樂觀的現實和前景的擔憂（如世界范圍內的民族矛盾和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帶來的種種危機、美國和歐洲的金融危機、英國美國的國內騷亂等）。孔子思想扎根現實社會、洞悉人類本性、強調人格修養、提倡中和人生社會理想等，正可為西方提供解決人生和社會的參考。有鑒于此，有最后儒家之稱的梁漱溟在上世紀20年代所著的《東西文化與哲學》，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其所提出的問題值得今人反思。

　　總之，只要是正視當今社會問題的人，一般都不會否認孔子思想中不少合理東西，正是解決我們面臨的復雜而棘手的社會問題的思想庫，它們可以給我們必要的啟迪，給我們以思路。所以，筆者以為，當今中國反對尊孔之人，似可分為兩類：懷有強烈“政治隱憂”的熱血之士和對孔子、對傳統文化一知半解或根本不解者。

【注釋】

[1] 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梁漱溟全集》本，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 見美國學者艾愷《這個世界會變好——梁漱溟晚年口述》，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0年雙語版。

[3] 見《獨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 見《中國哲學十九講》，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5] 《李澤厚再論五四》，見《網易歷史》。

[6] 可參考張曙光《現代中國語境中的“馬克思”與“孔夫子”——兼論傳統的人文維度及其意義》，文載《哲學研究》2010年第2期。

[7] 參考馮友蘭說，見《中國哲學史新編》。

[8] 張頌之在《新法家》網站發表《孔子是什么——孔子神話研究(三)》，謂此說為虛構之謊言。本文因無確鑿證據對此說置以可否之論。但即使是虛構之說，起所引起海內外廣泛認同，這本身也說明孔子及其思想的現代意義。

[9] 《人民網》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