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的德政

　　孔子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2.1）又說：“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15.5）

　　關于“德”，參見前言，“為政以德”即為政者心要正直、行要正直。“道之以德”（2.3）“君子懷德，小人懷土”（4.11）“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12.19） 德政要求君子即當權者自己要德正，當權者德不正，怎么能讓民眾有所參照走正路呢？統治者行德政，就象北辰安居其所，那么，眾星也得以安居其所，而不會越軌。

　　《禮記·大傳》：“圣人南面而聽天下，所且先者五，民不與焉。一曰治親，二曰報功，三曰舉賢，四曰使能，五曰存愛。五者一得于天下，民無不足、無不贍者。五者一物紕繆，民莫得其死。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圣人管理天下先做五件事：管理好家族，報答功臣，舉拔賢人，任用能人，不遺漏仁者。這五件事做好了，不需要特別治理民眾；五者有一樣沒有做好，民眾就沒有好日子過。

　　也就是說，南面而治、無為而治、北辰居其所，都不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而是天子做天子該做的事。“人道”也就是使人生存之道，南面而治的出發點和目標都是為了使人民生活得更好，使老百姓都能安居樂業。圣人治天下安民的關鍵不是治民，而是“治親、報功、舉賢、使能、存愛”，這也就是德治的關鍵，德治不是連官員也不治好、連統治集團各人的親屬也沒有管好，就不斷地對老百姓今天這個道德要求、明天那個道德要求，這不是德治，這叫擾民。治國安民實際上是治官安民，安民不是治民。為官者不德、“素質”低，卻想要老百姓提高道德、提高“素質”，這是很難實現的；為官者守德（禮即法律規章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素質”高了，老百姓自然會仿效，這樣，全民的道德素質才能提高。老百姓普遍“素質”低的原因是為官者普遍素質低。

　　“德有六興：辟田疇，制壇宅，修樹藝，勸士民，勉稼穡，修墻屋，此謂厚其生。發伏利，輸滯積，修道途，便關市，慎將宿，此謂輸之以財。導水潦，利陂溝，決潘渚，潰泥滯，通郁閉，慎津梁，此謂遺之以利。薄征斂，輕征賦，弛刑罰，赦罪戾，宥小過，此謂寬其政。養長老，慈幼孤，恤鰥寡，問疾病，吊禍喪，此謂匡其急。衣凍寒，食饑渴，匡貧窶，振罷露，資乏絕，此謂振其窮。凡此六者，德之興也。六者既布，則民之所欲，無不得矣。夫民必得其所欲，然后聽上；聽上，然后政可善為也，故曰德不可不興也。”（《管子·五輔》）也就是說可以從六個方面興德政：厚生、輸財、遺利、寬政、匡急、振窮，如此，則老百姓的愿望都能得以實現，并因此愿意聽從統治者的引導，這樣，治理國家就很少要用到刑罰而可以“善為”。所以說，統治者興德，則“民有恥且格”。因而，孔子要求“君子懷德”（4.12），“據于德”（7.6）。

　　如果北辰偏離軌道，結果將如何？“昔者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瑯邪，吾何修而可以比于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孟子·梁惠王下》） “惟君所行”即只做作為“君”應該做的事，也就是“居其所”。如果為政者“師行而糧食，飲食若流，流連荒亡”，則不是“居其所”，而是“虐民”“為諸侯憂”，結果是“饑者弗食，勞者弗息”，老百姓不能安居其所。

　　《管子·戒》也說：“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于人，無亡荒之行于身。” 做領導的出行都是為了解情況解決問題，如果是走到哪里只是為收集特產、大批陪從吃喝無度，這是擾民、是給民眾帶來災難，這樣的政權是不能穩固的。

二、孔子的仁政——“去食存信”及“仁甚于水火”本義探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12.7）

　　“去食存信”一直被漢宋以來的儒者理解為孔子要求老百姓寧可餓死也要守信。這還不是吃人的觀點嗎？但，孔子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如果不是去老百姓的口糧，又是去什么食呢？

　　《禮記·王制》：“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兇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后天子食。”可見，為了防止兇旱水溢，國家必須有儲備。這樣，遇到災荒之年，民眾也不會挨餓，民眾能吃飽，天子才飲食。

　　《周禮·地官》：“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縣都之委積，以待兇荒。”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禮記·曲禮》：“歲兇，年谷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谷，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

　　《孔子家語·王言解》：“征斂百姓，非以盈府庫也。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余，多信而寡貌。其禮可守，其言可覆，其跡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

　　《孟子·梁惠王下》：“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也就是說儲備是為了救濟百姓，而不是為了統治者自己享受，尤其是在災荒之年，“民無菜色，然后天子食”。所以，“去食”是在災荒之年去國之積蓄以救濟百姓，這樣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而不是從老百姓口中奪走糧食讓老百姓餓死守節。

　　“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國語·魯語上》）鑄器物、藏寶財的目的也是為了在災荒之年用這些器物與別國換糧食救濟百姓，而不是為了自己占有。

　　《左傳·襄公九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茍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晉文公上臺后施舍國人，國人信服他，所以能戰敗楚國成為霸主。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鐘，是以得鄭國之民。……宋亦饑，請于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鄭國和宋國的大夫在饑荒之年救濟民眾，所以，得到國民的信任。

　　既然有這些規定，孔子為什么還要這樣說呢？看看當時的情況：

　　《左傳·襄公三十年》：“陳，亡國也，不可與也。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左傳·昭公十九年》：“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仇。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可見，聚禾粟，不撫其民，則失民信，必將失國；去食撫民則得民。

　　“鄒與魯哄。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兇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梁惠王下》） 這就是“必不得已”時該去食而不去食，老百姓餓死卻不開倉發糧，從而失去了民的信任，別國來犯，老百姓也不去戰斗。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涂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孟子·梁惠王上》），對于這樣的統治者，老百姓還會信任他們嗎？“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大學》）

　　《論語·子路篇》：“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孟子·梁惠王上》：“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然后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兇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管子·牧民》：“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

　　孔子、孟子都是要求統治者讓利于民，先讓老百姓富起來，才能要求他們學忠信禮義，否則，“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孔子的道德仁義禮的要求都是針對從政者，只有從政者按照道德仁義禮做好了，老百姓才能活下去、才能活得好。

　　《管子·乘馬數》是講國家賦稅籌劃的策略，所以，講到如何使用積蓄時則更有積極的意義：“人君之守高下，歲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三年之余。若歲兇旱水泆，民失本，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后無彘者為庸。故修宮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 昏君不管年成、不管時季建臺榭，而會籌劃的國君則不在年成好的時候勞累百姓。國君儲備了糧食，在災荒之年，老百姓無法播種收獲，國君則讓這些人來搞建設，建設的目的不是為了享樂，而是為了在災荒之年老百姓可以通過勞動獲得生活資源。“國有十年之蓄，而民不足于食，皆以其技能望君之祿也。”（《管子·國蓄》）這里是鼓勵人靠技能從統治者的積蓄那里獲取更多的生活資源。

　　“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禮記·經解》）沒有等到民眾來求就讓他們有所得就是信。所以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說統治者不要怕自己無食會餓死，失去老百姓的信任國家就難以存在，在老百姓需要救濟時，應該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民無菜色，然后天子食”。只有這樣，百姓才能對統治者有信心。所以說“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左傳·僖公二十五年》）統治者有信，是立國的根本，是老百姓得以生存的基礎。 “上好信，則民不敢不用情。”（13.4）信都是指統治者對民眾的做法是否得到民眾的信任。

　　與此相似的還有“仁”與“水火”。

　　子曰：“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15.35）

　　孔子的這句話被先儒解釋為“無水火，不過害人之身，而不仁則失其心”，所以，老百姓寧可餓死，也應該守仁。孔子是這個意思嗎？孟子說“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孟子·梁惠王上》）又奚暇治仁哉？

　　首先，我們應當明白，孔子的教育所針對的是統治者以及想要成為統治者的人。“士修身功材，則賢良發；庶人耕農樹藝，則財用足。”（《管子·五輔》）修身是對統治集團天子諸侯士大夫等人的要求，孔子所提出的道德仁義禮也都是針對這些人的。對老百姓的要求是“耕農樹藝”，使自己“財用足”。

　　這句話里的“民”可以指老百姓，也可以指所有的人，因為“仁”和“水火”對于統治者和老百姓都不可缺少。老百姓需要仁，從哪里來呢？需要統治者施行仁政。統治者施行仁才能保證其統治的延續。正如《國語·周語中》所說：“仁所以保民也，不仁則民不至。”統治者沒有民眾還能成為統治者嗎？

　　兩個“水火”，前一“水火”指具體的水火，為“民非水火不生活”的水火；后一“水火”泛指各種利益。“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孟子·盡心上》）既然敲門求水火沒有得不到的，則水與火是不至于人為之而死的，所以，人為之而死的后一“水火”并非確指水火，而是比喻各種利益。為了追求利益，如爭國、辟土地、爭權利，為之而死者，比比皆是，但未有因施行仁政而死的。

　　《孟子·梁惠王上》記孟子對齊宣王說：“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后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后必有災。”孟子接著說了會有怎樣的災，緊接著說：“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賈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這不正是說統治者若蹈水火（利益）則有災害，蹈仁則有益嗎？

　　老百姓怎么才能仁呢？“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盡心上》） 可見，老百姓的仁不是餓著肚子得來的，而是統治者施行了仁政，老百姓富裕了，感而化之，就沒有不仁的。沒有水火尚可叩人之門戶而求得，而沒有仁政，老百姓就難以活命，所以說，對老百姓來說仁比水火更重要。

　　那么，應該怎樣讓老百姓享受到仁政呢？——為政要均。

三、政均民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本義探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16.1）

　　現在的白話譯本都以為孔子說話不夠嚴謹，而把原文中的“寡”與“貧”換了位置，改成“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又把“均”譯為財富均，結果，這句話的意思就變成了大家一塊兒過窮日子，從而完全改變了孔子的意思。

　　其實，這里的“寡”是指人少，“均”為政教均平。“不患寡而患不均”是說統治者不要擔心人少，政均人和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孟子·梁惠王上》記梁惠王患為什么民不加多，孟子說他是五十步笑百步，怎能“望民之多于鄰國也”，然后教他該如何施政，才能使“天下之民至焉”。這正是說統治者不要擔心人少，而要擔心為政不均。

　　“均”在典籍里并不少見：

　　“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尚書·呂邢》）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尚書·周官》）

　　“秉國之均，四方是維。”（《詩經·小雅·節南山》）《鄭箋》：“均，持國政之平。”

　　“我馬維骃，六轡既均。”（《小雅·皇皇者華》）《毛傳》：“均，調也。”

　　“布德于民，而平均其政事。”（《國語·魯語上》）

　　“政之不平，君之患也。”（《孔子家語·王言解》）

　　“政均則民無怨。”（《孔子家語·入官》）

　　“均五教。”（《孔子家語·執轡》）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惠均則政行，政行則事成，事成則功立。功之所以立者，不可不知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善為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禮記·祭統》）

　　以上這些“均”都是講統治者為政要均。“我馬維骃，六轡既均。”（《小雅·皇皇者華》）馬的六根韁繩不可能是用力相等，而是要用力平衡。 同樣，“不患寡而患不均”之“均”并非為財富相等之意，而是指持政要均衡。“政之不平，君之患也”（《孔子家語·王言解》），這里的“平”跟“均”是同一個意思。

　　再看看當時統治者怎樣患貧。“哀公問于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12.9） 這是魯哀公患貧。統治者都擔心財富不足以讓自己奢侈揮霍，因而，貪得無厭，橫征暴斂，或以武力擴土地掠財富奪民眾，如此，怎么能安？

　　“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也。’”（《孔子家語·賢君》）

　　這段話是孔子教魯哀公不要擔心自己貧，應當考慮如何富民安民，只有民富了，為政者才不會貧。而短視的為政者看不出這一利害關系，只顧聚斂謀眼前利益，與民爭利，結果是民貧國虧虛。統治者橫征暴斂，老百姓無法生活，國家怎么能安呢？ 就好像一個寓言故事講的，北風和太陽比誰能讓人把衣服脫下來。北風使勁地吹，想把人的衣服吹下來，但它吹得越使勁，人卻把衣服裹得越緊。太陽呢，它開始用溫暖的陽光照耀在人身上，人開始一件一件地把衣服脫掉。統治者越是想辦法要把老百姓口袋里的錢掏出來，老百姓就越舍不得掏。只有像太陽一樣，讓民眾得到充分的好處，不再為寒冷、不再為生活擔憂，民眾自然就舍得花錢了，國家也就富裕了。

　　“均無貧”不是現在的譯本所謂“財富平均，便無所謂貧窮”，而是指施政均則民各得其所，所以不會貧。民不貧，則統治者也不貧，正如冉有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施政均就是不能讓政策傾向于強勢者和富人，而應使老百姓可以在政策范圍內各得其利。如果施政不均，讓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身上，老百姓沒有獲利的環境和空間，就會出現“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孟子·梁惠王上》） 老百姓如此，國家還能富裕嗎？所以說“布政有均，民足于產，則國家豐矣。”（《管子·君臣》）說的正是布政均則民有充足的利益，民足則國富。

　　“和無寡”也不是現在的譯本所說“不會覺得人少”，“無寡”也不是感覺上的，而是因為施行了仁政，人民富裕了，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是真正的無寡。“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管子·牧民》）既均而富，則上下和，故遠者來而無寡，如此則國家安寧，又怎么會有傾覆的危險呢？自然是“安無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