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民大學接受了教育，工作在這里，成長在這里。吳老的言傳身教對我影響很大，他是我心中的旗幟。”2013年12月17日，著名歷史學家戴逸榮膺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深情追憶老校長吳玉章先生。

　　在中國人民大學已越一甲子的歲月里，戴逸先生畢力于清史，“可說是寢于斯，食于斯，學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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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立至耄耋? 三起三落修清史

　　北京市張自忠路3號，俗稱段祺瑞執政府的“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是中國人民大學老校區。從1958年至今，除了“文革”期間下放勞動，戴逸先生從未離開這個院子，埋頭治史，由黑發至皓首。

　　院子里一座不起眼的平房，桌上放著幾本正在審改的清史稿件。除去在清史編委會辦公，其余的日子，戴逸先生就在這里，每天審讀6、7個小時，一篇篇地核對、修改。

　　今年是清史編纂的第11個年頭，3000萬字的初稿全部匯集，正在進行第二次專家審讀。

　　2002年8月，國家正式啟動新世紀標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時年76歲的戴逸先生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十余年來，他“潛心修史，未能忘情，只能犧牲個人著述的時間”，關于清史編纂的工作實錄和重要思考，大多收入《涓水集》一書出版。

　　修史，自古就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易代修史，是我國獨有的史學傳統。清代修《明史》，如果從清順治二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后共歷時94年。民國時期，清朝遺老主持編修了《清史稿》，歷時14年，卻尚不成書，僅為書稿。二十四史之后，我國一直沒有一部完整、權威的《清史》。

　　領銜清史纂修，戴逸先生面對的是上千人的專家學者和浩如煙海的史料。纂修規劃共分兩大部分，其一為主體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內容，分為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圖錄等五部分，約百卷，達3000余萬字；其二為基礎、輔助工程，包括文獻、檔案、編譯、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經完成幾十億字，其中《清代詩文集匯編(全800冊)》篇幅計約4億字。

　　時至今日，清史纂修主要成果尚未出版，先生每每感慨“希望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清史纂修的完成”。然則他給出的全書定稿時間依然是幾年之后，他心心所念的是“要對歷史負責”。

　　戴逸先生的清史編修歷程實則已過半個多世紀。

　　建國之初，董必武提出編修《清史》，引起了黨中央的重視。1959年，周恩來總理委托歷史學家吳晗制訂《清史》規劃，吳晗便找了戴逸和鄭天挺、任繼愈等人商量，當時戴逸才30歲出頭。正當醞釀編纂方案時，趕上三年困難時期，起草工作也停止了。

　　1965年秋，周恩來總理委托中宣部部長周揚召開會議，組成了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郭影秋為首的七人編纂委員會，39歲的戴逸是最年輕的委員。會上決定在中國人民大學建立清史研究所，作為編纂《清史》的機構。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修史計劃又告夭折。

　　此后多年直至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屢有纂修清史的倡議。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在“文革”停辦之后復校，戴逸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當即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編寫任務提到日程上來，并提出規劃設想。但限于社會經濟環境，各方籌議一再擱置。

　　2001年，學術界再發呼吁。歷經一年半的調研，中央作出啟動清史纂修工程重大決定。此時，戴逸先生不勝感慨，“能夠繼郭校長之后參與修史，真乃人生幸事。”

　　實際上，戴逸先生的學術生涯并非從研究清史開始。他在《我的學術生涯》一文中寫到：“我的治學，沿著‘逆向回溯’的路徑進行，即由近及遠，由今至古。最初我從黨史和革命史的研究開始，稍后研究中國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但最終，他將此生都寄托于清史研究。

?獨坐小樓? 立志于斯

　　江蘇常熟，榮木樓，歷史上是錢牧齋、柳如是的居所，清朝大學士蔣廷錫的府邸就在邊上。這里，就是當年戴逸家的住房。

　　戴逸出生于常熟的一個小官吏家庭，幼時所居之地文化底蘊豐厚，江南著名的藏書樓鐵琴銅劍樓就是他青少年時代常去的地方。

　　“有次，我買了部殘缺的《昭明文選》，之后依照著借來的善本，我一字一句的抄寫補齊裝訂。就這樣，日積月累，到高中時，我便有了屬于自己的小小的藏書室。” 戴逸先生曾在自述中這樣回憶少時的讀書時光，“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獨處小樓之上，青燈黃卷，咿唔諷誦，手握形管，朱藍粲然。”

　　在常熟這個歷史文化名城，文人名士眾多，編修地方志書可說是富于地域特色的文化傳統之一。也許，戴逸沉潛史學的種子彼時已經種下。中學時代，語文和歷史是他最喜愛的課程，在常熟中學讀高中時，經由楊毅庵先生近三年的指導，他接觸到了經史子集各部類書籍。

　　1944年高中畢業時，戴逸陰差陽錯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學習鐵路管理。“當時，大部分人認為理工科易于找到工作，養家糊口；讀文科在當時毫無出路，畢業后就是失業。”抗戰勝利后，北京大學從昆明遷回北平，準備在上海招生，恰好在交大設考場，戴逸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報名投考，“居然考上了歷史系的正取生”。經過一番抉擇，他毅然決然地放棄原有的學籍奔赴北平，“當時，心中有強烈的沖動——到北京大學去，學習歷史！”

　　在北京大學，戴逸聽過胡適、鄭天挺、沈從文、朱光潛等眾多著名學者講課，圖書館里的藏書也令他目不暇接。然而，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心使他從學術鉆研投入到進步學生運動中。“白色恐怖”時期，戴逸被列入黑名單通緝，一度被拘捕入獄，“鄭天挺和胡適說，‘戴秉衡（即戴逸）被抓進去了’，胡適先生趕忙寫信去保釋我。”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只在北京大學讀了兩年書的戴逸割舍學業，前往華北解放區，進入設在河北省正定縣的華北大學一部學習。途經滄州時，為免連累家人，他將原名“秉衡”改為“逸”，表明逃脫藩籬之心。

　　從“戴秉衡”到“戴逸”，他猶如發現了一個新世界。

　　當時，華北大學校長是吳玉章，范文瀾、成仿吾、錢俊瑞、田漢、艾思奇等文化名人都在這里工作。戴逸在這里系統學習了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史，講授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便是著名中共黨史專家胡華。

　　新中國成立后，華北大學遷往北京，承擔起培養新中國建設干部的任務。戴逸留校從事歷史研究，在胡華教授領導的中國革命史組工作，從此正式走上了歷史學研究的道路。

?“勤苦樂迷”鑄就“學識才德”

　　江西省余江縣，中國人民大學“五七”干校舊址所在地。戴逸曾被下放這里勞動，任務就是喂20多頭永遠也喂不肥的“老頭豬”。“我買來多本《養豬指南》，多方研究。無奈的是，我這個研究史學的豬倌雖然看了很多書，還是沒有把豬養肥。”

　　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余，戴逸抓緊一切可能的機會讀書、思考。197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已經停辦，無法正常開展學術研究的條件下，他歷經幾年完成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正式出版。

　　寫作這本書的緣起是1969年發生的“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舉行邊界談判，蘇聯的歷史學家帶著檔案來，可中方沒有。“當時有人通知我到外交部去開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去了以后，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余湛在會上講，現在要跟蘇聯就中蘇邊界的問題進行談判，這其中牽扯到很多歷史問題，希望我們能夠收集這方面的東西。”于是，戴逸花了4年時間，對《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的背景、談判情況、條約文本和爭議問題作了詳細研究，以“澄清一些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

　　戴逸先生至今編寫過數百篇文章和10多部著作，《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與《中國近代史稿》《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等是其重要之作。

　　1952年，戴逸被調到中國歷史教研室，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研究。考慮到國內沒有一本完整的、適合高校授課的近代史講義，他決定撰寫《中國近代史稿》。1958年，38萬字的第一卷即告完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時他才32歲。該書得到了范文瀾、翦伯贊、尚鉞、吳晗等史學前輩的好評，成為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

　　對于戴逸先生主編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及其撰寫的《導言卷》，國內史學家認為，該書把中國歷史放在世界歷史范圍中討論，與西方各國從各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在史書體例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破解了近代中國為什么落后于西方這一歷史課題，有助于了解當代中國諸多現實問題的來龍去脈。

　　戴逸先生創新的理念和思維體現在清史纂修中。如今纂修工程還未結束，讓他欣慰的是已有一定的成就：一是堅持世界眼光，把清代社會置身于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來對照，并吸收海外清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二是重視檔案文獻整理編纂，為后續研究積累了大量資料。三是編纂體例創新，與以往史書相比，增加了通紀、圖錄部分，傳記中增加了類傳，史表中增加了事表，典志的數量和涵蓋面也大大增加。

　　“暮年多見世上客，未識真容已白頭”。清朝滅亡僅僅百年，對現實生活影響巨大，和當前各方面息息相關，但清史研究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曾經，戴逸先生以而立之年投身清史研究，鮮有同行；以知天命之年主持清史研究所建設及《簡明清史》編寫，影響廣遠。而今，他時為后學之輩的論著撰序，勉勵前行。

　　“勤、苦、樂、迷”，戴逸先生曾以四字向青年學生總結學術道路。而在學生們眼中，“他是當代具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四長的一位優秀歷史學家”。我國第一位歷史學女博士黃愛平師從戴逸先生，在她看來，戴老師從傳統走向現代，他的舊學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舊學不一樣，他接受、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方法，但又擁有堅實的文史哲功底，這是后來人無法企及的。

　　“希望將來能設立國家大獎，給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更大的激勵。”受頒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戴逸先生想到的是還有很多貢獻更多的中青年，“中國的發展不但要依靠自然科學，還要依靠人文社會科學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方向、道路提供科學的建議，提升國家軟實力，讓中國由一個大國成為硬實力、軟實力都充分發展的強國。”

　　走下頒獎臺，戴逸先生言談中依然不離清史，“清代歷史中的重大問題，每一個都牽扯到社會學、統計學、地理學、經濟學等等，對于這些重大課題都需要花很長時間去研究。”（文/校報 學生記者 林麥凌 圖/圖片與視頻中心 李璨 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