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涓水洪流匯清史
“我在人民大學接受了教育,工作在這里,成長在這里。吳老的言傳身教對我影響很大,他是我心中的旗幟?!?013年12月17日,著名歷史學家戴逸榮膺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深情追憶老校長吳玉章先生。
在中國人民大學已越一甲子的歲月里,戴逸先生畢力于清史,“可說是寢于斯,食于斯,學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而立至耄耋? 三起三落修清史
北京市張自忠路3號,俗稱段祺瑞執政府的“清陸軍部和海軍部舊址”,是中國人民大學老校區。從1958年至今,除了“文革”期間下放勞動,戴逸先生從未離開這個院子,埋頭治史,由黑發至皓首。
院子里一座不起眼的平房,桌上放著幾本正在審改的清史稿件。除去在清史編委會辦公,其余的日子,戴逸先生就在這里,每天審讀6、7個小時,一篇篇地核對、修改。
今年是清史編纂的第11個年頭,3000萬字的初稿全部匯集,正在進行第二次專家審讀。
2002年8月,國家正式啟動新世紀標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時年76歲的戴逸先生受命擔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十余年來,他“潛心修史,未能忘情,只能犧牲個人著述的時間”,關于清史編纂的工作實錄和重要思考,大多收入《涓水集》一書出版。
修史,自古就是一項浩大的工程。易代修史,是我國獨有的史學傳統。清代修《明史》,如果從清順治二年開設明史館起,到乾隆四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進呈,前后共歷時94年。民國時期,清朝遺老主持編修了《清史稿》,歷時14年,卻尚不成書,僅為書稿。二十四史之后,我國一直沒有一部完整、權威的《清史》。
領銜清史纂修,戴逸先生面對的是上千人的專家學者和浩如煙海的史料。纂修規劃共分兩大部分,其一為主體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內容,分為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圖錄等五部分,約百卷,達3000余萬字;其二為基礎、輔助工程,包括文獻、檔案、編譯、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經完成幾十億字,其中《清代詩文集匯編(全800冊)》篇幅計約4億字。
時至今日,清史纂修主要成果尚未出版,先生每每感慨“希望有生之年能夠看到清史纂修的完成”。然則他給出的全書定稿時間依然是幾年之后,他心心所念的是“要對歷史負責”。
戴逸先生的清史編修歷程實則已過半個多世紀。
建國之初,董必武提出編修《清史》,引起了黨中央的重視。1959年,周恩來總理委托歷史學家吳晗制訂《清史》規劃,吳晗便找了戴逸和鄭天挺、任繼愈等人商量,當時戴逸才30歲出頭。正當醞釀編纂方案時,趕上三年困難時期,起草工作也停止了。
1965年秋,周恩來總理委托中宣部部長周揚召開會議,組成了以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郭影秋為首的七人編纂委員會,39歲的戴逸是最年輕的委員。會上決定在中國人民大學建立清史研究所,作為編纂《清史》的機構。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修史計劃又告夭折。
此后多年直至改革開放初期,學術界屢有纂修清史的倡議。1978年,中國人民大學在“文革”停辦之后復校,戴逸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當即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編寫任務提到日程上來,并提出規劃設想。但限于社會經濟環境,各方籌議一再擱置。
2001年,學術界再發呼吁。歷經一年半的調研,中央作出啟動清史纂修工程重大決定。此時,戴逸先生不勝感慨,“能夠繼郭校長之后參與修史,真乃人生幸事?!?/p>
實際上,戴逸先生的學術生涯并非從研究清史開始。他在《我的學術生涯》一文中寫到:“我的治學,沿著‘逆向回溯’的路徑進行,即由近及遠,由今至古。最初我從黨史和革命史的研究開始,稍后研究中國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钡罱K,他將此生都寄托于清史研究。
?獨坐小樓? 立志于斯
江蘇常熟,榮木樓,歷史上是錢牧齋、柳如是的居所,清朝大學士蔣廷錫的府邸就在邊上。這里,就是當年戴逸家的住房。
戴逸出生于常熟的一個小官吏家庭,幼時所居之地文化底蘊豐厚,江南著名的藏書樓鐵琴銅劍樓就是他青少年時代常去的地方。
“有次,我買了部殘缺的《昭明文選》,之后依照著借來的善本,我一字一句的抄寫補齊裝訂。就這樣,日積月累,到高中時,我便有了屬于自己的小小的藏書室?!?戴逸先生曾在自述中這樣回憶少時的讀書時光,“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獨處小樓之上,青燈黃卷,咿唔諷誦,手握形管,朱藍粲然?!?/p>
在常熟這個歷史文化名城,文人名士眾多,編修地方志書可說是富于地域特色的文化傳統之一。也許,戴逸沉潛史學的種子彼時已經種下。中學時代,語文和歷史是他最喜愛的課程,在常熟中學讀高中時,經由楊毅庵先生近三年的指導,他接觸到了經史子集各部類書籍。
1944年高中畢業時,戴逸陰差陽錯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學習鐵路管理?!爱敃r,大部分人認為理工科易于找到工作,養家糊口;讀文科在當時毫無出路,畢業后就是失業?!笨箲饎倮?,北京大學從昆明遷回北平,準備在上海招生,恰好在交大設考場,戴逸抱著試一試的想法報名投考,“居然考上了歷史系的正取生”。經過一番抉擇,他毅然決然地放棄原有的學籍奔赴北平,“當時,心中有強烈的沖動——到北京大學去,學習歷史!”
在北京大學,戴逸聽過胡適、鄭天挺、沈從文、朱光潛等眾多著名學者講課,圖書館里的藏書也令他目不暇接。然而,對國家民族命運的關心使他從學術鉆研投入到進步學生運動中?!鞍咨植馈睍r期,戴逸被列入黑名單通緝,一度被拘捕入獄,“鄭天挺和胡適說,‘戴秉衡(即戴逸)被抓進去了’,胡適先生趕忙寫信去保釋我?!?/p>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只在北京大學讀了兩年書的戴逸割舍學業,前往華北解放區,進入設在河北省正定縣的華北大學一部學習。途經滄州時,為免連累家人,他將原名“秉衡”改為“逸”,表明逃脫藩籬之心。
從“戴秉衡”到“戴逸”,他猶如發現了一個新世界。
當時,華北大學校長是吳玉章,范文瀾、成仿吾、錢俊瑞、田漢、艾思奇等文化名人都在這里工作。戴逸在這里系統學習了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史,講授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的便是著名中共黨史專家胡華。
新中國成立后,華北大學遷往北京,承擔起培養新中國建設干部的任務。戴逸留校從事歷史研究,在胡華教授領導的中國革命史組工作,從此正式走上了歷史學研究的道路。
?“勤苦樂迷”鑄就“學識才德”
江西省余江縣,中國人民大學“五七”干校舊址所在地。戴逸曾被下放這里勞動,任務就是喂20多頭永遠也喂不肥的“老頭豬”?!拔屹I來多本《養豬指南》,多方研究。無奈的是,我這個研究史學的豬倌雖然看了很多書,還是沒有把豬養肥。”
繁重的體力勞動之余,戴逸抓緊一切可能的機會讀書、思考。1977年,在中國人民大學已經停辦,無法正常開展學術研究的條件下,他歷經幾年完成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一書正式出版。
寫作這本書的緣起是1969年發生的“珍寶島事件”。中蘇兩國舉行邊界談判,蘇聯的歷史學家帶著檔案來,可中方沒有?!爱敃r有人通知我到外交部去開會,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去了以后,當時的外交部副部長余湛在會上講,現在要跟蘇聯就中蘇邊界的問題進行談判,這其中牽扯到很多歷史問題,希望我們能夠收集這方面的東西?!庇谑?,戴逸花了4年時間,對《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的背景、談判情況、條約文本和爭議問題作了詳細研究,以“澄清一些歷史上有爭議的問題”。
戴逸先生至今編寫過數百篇文章和10多部著作,《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與《中國近代史稿》《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等是其重要之作。
1952年,戴逸被調到中國歷史教研室,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研究。考慮到國內沒有一本完整的、適合高校授課的近代史講義,他決定撰寫《中國近代史稿》。1958年,38萬字的第一卷即告完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時他才32歲。該書得到了范文瀾、翦伯贊、尚鉞、吳晗等史學前輩的好評,成為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
對于戴逸先生主編的《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及其撰寫的《導言卷》,國內史學家認為,該書把中國歷史放在世界歷史范圍中討論,與西方各國從各方面進行比較研究,在史書體例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創新,破解了近代中國為什么落后于西方這一歷史課題,有助于了解當代中國諸多現實問題的來龍去脈。
戴逸先生創新的理念和思維體現在清史纂修中。如今纂修工程還未結束,讓他欣慰的是已有一定的成就:一是堅持世界眼光,把清代社會置身于世界歷史的發展進程中來對照,并吸收海外清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二是重視檔案文獻整理編纂,為后續研究積累了大量資料。三是編纂體例創新,與以往史書相比,增加了通紀、圖錄部分,傳記中增加了類傳,史表中增加了事表,典志的數量和涵蓋面也大大增加。
“暮年多見世上客,未識真容已白頭”。清朝滅亡僅僅百年,對現實生活影響巨大,和當前各方面息息相關,但清史研究目前尚處于起步階段。曾經,戴逸先生以而立之年投身清史研究,鮮有同行;以知天命之年主持清史研究所建設及《簡明清史》編寫,影響廣遠。而今,他時為后學之輩的論著撰序,勉勵前行。
“勤、苦、樂、迷”,戴逸先生曾以四字向青年學生總結學術道路。而在學生們眼中,“他是當代具備史學、史識、史才、史德四長的一位優秀歷史學家”。我國第一位歷史學女博士黃愛平師從戴逸先生,在她看來,戴老師從傳統走向現代,他的舊學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舊學不一樣,他接受、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方法,但又擁有堅實的文史哲功底,這是后來人無法企及的。
“希望將來能設立國家大獎,給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更大的激勵。”受頒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戴逸先生想到的是還有很多貢獻更多的中青年,“中國的發展不但要依靠自然科學,還要依靠人文社會科學為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方向、道路提供科學的建議,提升國家軟實力,讓中國由一個大國成為硬實力、軟實力都充分發展的強國。”
走下頒獎臺,戴逸先生言談中依然不離清史,“清代歷史中的重大問題,每一個都牽扯到社會學、統計學、地理學、經濟學等等,對于這些重大課題都需要花很長時間去研究?!保ㄎ?校報 學生記者 林麥凌 圖/圖片與視頻中心 李璨 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