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不居，光陰流遷，中日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已經度過25個春秋。在這四分之一的世紀里，中日兩國政府和民間的各個領域之間進行了多方面，多層次的交流，為兩國乃至亞洲、世界的歷史增添了新的篇章，值得認真總結的方面和事情都是很多的。作為一個中日佛教的研究者，僅從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方面作一些回顧和展望。

　　一、悠久深厚的情誼

　　佛教是中日兩國人民共同信仰的主要宗教，是古代兩國文化交流的重要紐帶和橋梁。

　　中國佛教雖源自印度，但在長期的傳播過程中已與中國傳統文化習俗密切結合，形成北傳漢語系的佛教和藏語系的佛教。中國漢語系佛教在公元４世紀傳到朝鮮，六世紀中葉又傳到日本。佛教傳入日本以后，經過飛鳥、奈良和平安時代的初傳，逐漸在社會上層札下根來，并開始向民間滲透，到進入13世紀鐮倉時代之后形成許多帶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標志著佛教日本化過程的基本結束。在這些佛教宗派中，天臺宗、真言宗是最早從中國直接傳入并且已被朝廷貴族信奉的宗派，凈土宗、真宗、日蓮宗是日本僧人依據并發揮漢譯佛經和中國佛教著述新成立的宗派，而從宋元傳入的禪宗臨濟宗、曹洞宗經過一段時間的傳播后也成為日本的佛教宗派。至于黃檗宗，明末清初才傳到日本，本屬中國臨濟宗的法系，現在已與臨濟宗、曹洞宗相并為日本禪宗的三個派別。日本這些佛教宗派所用的主要經典是漢譯佛經和中國人的佛教著作；它們所奉的教祖、祖庭也可以追溯到中國。必須指出，它們不是簡單地照搬中國佛教的一切，而是有不少發展，都擁有自己鮮明的民族特色。

　　在日本的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佛教起過極為重大的影響。在佛教傳入的初期階段，它被當作大陸先進文化的載體和文化的復合體受到統治者的重視，到過隋唐的留學僧和中國的赴日僧對傳播中國文化，推進日本社會的進步和文化的發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室町（1336-1573）時期的五山禪僧對發展漢文學、傳播宋學起了重大作用。佛教對日本的所有文化形態幾乎都有或多或少的影響。

　　中日兩國佛教徒具有共同的信仰，自古形成兄弟般的情誼，因而佛教交流不僅是宗教文化的交流，也是彼此心靈的溝通。歷史上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作出貢獻的人們，中國赴日高僧鑒真、道隆、正念、祖元、一寧、隱元……，日本的求法高僧最澄、空海、圓仁、圓珍、榮西、道元……，可以說是功高日月，炳彪千秋的，他們的事跡長期為人們傳頌。

　　進入近現代以后，由于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實行侵略擴張政策，中日人民之間的正常的文化交流受到破壞。然而，埋藏在兩國人民內心的深厚兄弟情誼是不可能被軍刀斬斷，被戰火焚滅的。這就是為什么戰爭一結束，包括兩國佛教徒在內的人民又迅速交往，恢復和發展友誼。

　　二、醫治心靈創傷，再架友好橋梁

　　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有3500萬中國人傷亡，中國所遭受的物質損失無法統計，給中國民眾造成的心靈創傷難以用言語表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此后新中國的成立，為亞洲和世界歷史翻開新的一頁。然而在新中國成立后的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日本政府追隨美國敵視中國，與中國的關系處于一種不正常的狀態。在佛教界，日本傳統佛教宗派的聯合組織“全日本佛教會”長期以來附合日本政府的政策與中國佛教界不正式發生往來，而與臺灣地區的佛教組織保持聯系。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與以中國佛教協會代表的中國佛教界開展友好往來的主要是由一些宗派的友好人士組成的宗教、佛教的友好團體。正是日本佛教界這些友好人士和組織在開展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促進兩國實現邦交正常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中國佛教徒的聯合組織是成立于1953年6月的中國佛教協會。在此會正式成立的前一年，即1952年，在北京召開了亞洲與太平洋地區和平會議，中國佛教界知名愛國民主人士趙樸初居士代表中國佛教界托人轉贈日本佛教界一尊藥師佛像，立即在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中引起巨大反響。1953年初，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聯名給中國佛教協會回信，對日本佛教界未能制止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侵華戰爭表示懺悔，并熱切希望重新締結兩國佛教界友好關系。當年，日本的日中友好協會、工會組織和佛教友好團體共同組成“中國殉難烈士慰靈實行委員會”，由參議院議員、真宗大谷派的大谷瑩潤擔任會長，本著“人道、和平、友好”的精神，發動佛教徒調查、發掘在戰爭期間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國被害勞工的遺骨，前后經過3年多時間分9批送歸在日殉難的中國烈士3000人的骨灰，提交4萬人的勞工名單。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真宗大谷派的菅原惠慶、日蓮宗的西川景文等一直積極地參加了這一活動。他們每次來到中國都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后來周總理引用中國古話：“處處青山可埋骨”。此后這一活動便停止下來。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在這一過程中，廣泛開展兩國佛教徒友好的活動，促進日本人民對新中國的了解，為以后進一步展開兩國佛教文化交流打下了基礎。

　　1955年日本佛教界友好人士成立“日中佛教交流懇談會”，動員和組織各宗信徒積極參加增進兩國和平友好的活動。1961年在大谷瑩潤、法相宗大西良慶等長老的帶動下通過該組織發起“日中不戰之誓”的簽名運動。當時大西長老已經年過八旬，仍上街征集日本民眾簽名，共有1500多人在簽名冊上簽名。后來，大谷瑩潤和菅原惠慶、西川景文等人親自到北京把這一反映日本人民心聲的簽名冊呈送中國佛教協會。“日中佛教交流懇談會”與京都的“日中佛教研究會”、岡山市的“日中佛教交流親和會”共同創辦《日中佛教》，介紹中國佛教現狀，宣傳兩國和平友好。“日中佛教交流懇談會”與中國佛教協會密切配合，60年代在兩國佛教界和文化學術界前后開展紀念鑒真逝世1200周年、玄奘逝世1300周年的活動。這些活動對喚起日本各界民眾認識兩國文化和宗教之間存在密切的血緣關系，增進對新中國的了解，促進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感情，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1955年日本召開禁止原子彈、氫彈的世界會議，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居士應邀出席會議。此后在1957年又出席會議。趙樸初等中國代表通過出席會議的機會與日本佛教界人士進行了廣泛的接觸。趙樸初后來在回憶中充滿感情地說，他在此結識了大谷、菅原、大西和道端良秀、小野冢潤澄諸長老，“為了推動中日兩國佛教界的友好交往，為了促進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這幾位日本長老傾注了畢生的心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贏得了中國佛教界和中國人民的尊敬與深深懷念。”

　　1957年應中國佛教協會的邀請，日本佛教界經過協商組成“日本佛教訪華親善使節團”訪問中國，由全日本佛教會會長、82歲高齡的曹洞宗管長高階瓏仙擔任團長，由凈土宗著名佛教學者冢本善隆和真宗大谷派的菅原惠慶任副團長，成員中有臨濟宗的山田無文、真言宗的中野義照、日蓮宗的中濃教篤等人。在歷時一個月的訪問中，兩國佛教徒共同舉辦祈愿“中日友好、世界和平”的法會。日本代表應邀登臨天安門參加紀念中國建國8周年的慶典。菅原惠慶向毛澤東主席表示要為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為恢復日中邦交而繼續奮斗。此后，在中外關系、國際政治上發生了一系列事件，日本國內政治形勢也有變化。日本佛教界從事日中友好活動的人士、組織也有分化，但以大谷、大西、菅原、冢本、道端等人為代表的友好人士一直未改初衷，無論在什么條件下都為推進日中兩國和平友好，促進兩國關系正常化而積極開展活動。

　　1966年，以佛教界友好人士大谷瑩潤、西川景文、菅原惠慶、冢本善隆等為主導的“日中友好宗教懇話會”成立，宗旨是讓日本民眾加深對社會主義中國的理解，在宗教界開展日中友好的活動。此后中國進入“文革”時期，佛教界處于極端不正常的組織停頓、癱瘓的狀態。日本佛教界的友人在空前困難的情況下仍堅持開展兩國友好，促進恢復兩國邦交的活動。

　　在戰后發展起來的日本新興宗教中，以佛教系日蓮正宗的在家信徒組織創價學會最有勢力。創價學會成立于1930年，戰爭中曾遭受政府迫害，戰后恢復活動，發展迅速，并積極參加議會選舉，1960年池田大作擔任會長，繼續推進傳教和政治活動，會員發展到800萬人，到1970年擁有1000萬會員。隨著在兩院議員的增加，1961年成立政治性團體“公明政治聯盟”，1964年正式建立“公明黨”，1965年公明黨成為參議院中僅次于社會黨的第三大黨。指導創價學會和公明黨的池田大作會長反對戰爭，擁護和平，對中國表示友好。在1968年9月，池田在創價學會第11次學生部總會上發表講話，提出實現日中兩國邦交正常化，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發展與中國的貿易的三大主張，并希望日本青年認識日中友好的重大意義。 日本松村謙三曾長期任參議院議員，在內閣中擔任過厚生、文部、農林諸相，戰后主張發展日中友好，曾五次訪問中國，在為開辟“LT中日備忘錄貿易”（以廖承志、高崎達之助名字英文拼音第一字命名）、實現日中兩國新聞記者交換和文化交流過程中，與以周恩來總理為首的中國政府官員保持密切聯系和進行友好談判中做出了重要貢獻。在他得知池田大作發表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主張之后，曾特地拜會池田，勸他訪問中國，并表示希望與他一起訪問中國。池田表示，他自己是宗教徒，創價學會是佛教團體，而恢復日中邦交是政治的事，表示可以讓由他創立的公明黨訪問中國。

　　此后，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在多次從松村謙三請教有關中國的種種情況之后，從1971年6月至1972年7月曾前后3次率團訪問中國，每次都受到周恩來總理的親切接見，就兩國邦交正常化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磋商。曾長期擔任廖承志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處負責人的孫平化對中日恢復邦交正常化前后過程有詳細的了解。在其《中日友好隨想錄》（世界知識出版社1986年出版）＜勞碌奔波于東京、北京的朋友們＞當中記述在繼1972年7月12日日本社會黨訪華之后，7月25日以竹入委員長為首的公明黨代表團訪問中國。“竹入受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委托，就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一系列具體問題同周總理進行了長時間的細致磋商。周總理曾經三次會見并宴請竹入一行，深入而坦率地闡述了中國方面關于恢復中日邦交的設想和意見，并請竹入把中國方面草擬的中日聯合聲明草案帶回。因此，有人稱竹入為’日本的基辛格’并不是毫無根據的。”竹入出色地完成這一重大使命。他還把會見周總理商談的記錄也送交田中角榮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參考，后來報紙刊載稱之為“竹入筆記”。

　　田中內閣在1992年7月成立，9月25日田中首相直達北京，29日與周總理代表兩國政府簽署兩國《聯合聲明》，宣告結束兩國不正常的狀態，實現邦交正常化，發展兩國的睦鄰友好關系。1978年8月雙方又簽署兩國《和平友好條約》。從此開始了中日關系的新時期。

　　回顧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走過的漫長歷程，除了有迅速變化的國際因素之外，中日兩國有關人士和各階層人民的積極努力發揮了重大作用。“吃水不忘打井人”是中國的美德。我們應感謝一切為實現這一歷史偉業的日本各界的朋友，其中包括長期從事日中友好活動，促進實現兩國邦交正常化的佛教界的大德、朋友。正如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在《中國韓國日本佛教友好交流會議預備會議上的講話》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不能忘記歷史，不能忘記這些前輩們，大谷瑩潤、菅原惠慶、西川景文、椎尾辨框、大西良慶等諸位先生。這些人我們不能忘記，他們為兩國佛教界的友好，為兩國人民的和平友好事業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貢獻。”他們從事的一系列日中友好活動，“對促進兩國邦交正常化，簽定兩國和平友好條約起了重要作用”。

　　三、無愧于新時期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

　　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后的第4年，使中國人民遭受極大苦難的“文革”結束，1978年底中共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布全黨全國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心，使中國迅速走上改革開放的康莊大道。

　　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別在中國全面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隨著中日兩國在政治、經濟和文化領域全方位、多層次的交流的發展，兩國佛教文化的交流也出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這主要表現在兩國佛教界各個層次的人士、學者互訪頻繁；日本佛教界成立眾多對華友好的組織；日本各宗派經常組織廣大信徒到中國參拜祖庭，參觀佛教遺跡；中日佛教界聯合舉行紀念法會、佛教友好交流會，共同修復在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價值的寺院或建造紀念景觀；互派留學生和研修學者；兩國佛教學術交流日益昌盛，取得豐碩成果。現在僅舉其中犖犖大端者，略作介紹。

　　（一）全面地頻繁地交流，深切的真誠的心靈溝通

　　京都清水寺貫主大西良慶已年過百歲，多年來為促進日中友好付出巨大心血，長期以“日中友好是佛教徒的歷史使命”為座右銘。在代表團乘車到達京都時，大西長老和各宗派管長、宗務總長等40多人前來迎接，場面極為熱烈隆重。4月22日，代表團出席由日中友好佛教協會在真宗大谷派的京都婦女會館主持的“中國勞工殉難者追悼法會”，冢本善隆對在日殉難的6380名中國勞工致悼詞，日本友人表示由衷的懺悔，說今后絕不能允許這類悲劇重演，誓為牢固建立兩國永久友好關系而奮斗。

　　菅原惠慶是屬于真宗大谷派東京運行寺住持，多年從事日中友好活動，對中國凈土宗發祥地之一，北魏曇鸞、唐代道綽、善導曾經居住弘法的祖庭——山西交城玄中寺懷有深厚親切的感情，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從此寺帶回棗子移種在自己寺院，棗樹長大，遂稱自寺為“棗寺”。他在歡迎中國代表團的講話中，飽含對中國人民的深切感情回顧了從50年代以來從事日中友好活動的往事，說當初雖受到來自日本政界、宗教界的“白眼”和阻撓，但得到中國佛教協會方面的熱情鼓勵和支持，在1957年應邀訪問中國時光榮地登上天安門參加慶祝晚會，榮幸地見到毛澤東主席，聽到毛主席對日本佛教徒開展的日中友好，促進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運動表示贊許。中國代表團在訪問各地，參拜日本各宗本山、名寺的過程中受到日本佛教僧俗信徒的熱烈歡迎。他們對中國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對中國佛教正面臨重建復興的大好形勢，有了更新更深入的了解。不少佛教界的領袖人物和文化界的學者表示愿與中國人民、中國佛教界一道為建立日中兩國之間的永久睦鄰友好關系而共同努力。中國代表團回國以后，日中友好佛教協會理事長道端良秀在《中外日報》5月23日發表文章對中國佛教界代表團的這次訪問給予崇高的評價，說：“這次訪問將成為中日佛教史上一大事件永載史冊，將成為把長期中斷的日中佛教交流重新展開，再現昔日輝煌的良好開端。”并對中國憲法規定信仰自由表示贊賞，愿與中國佛教徒密切攜手為反對戰爭，推進世界的永久和平而努力奮斗。

　　此后，隨著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深入實行，經濟文化的全面發展，中日兩國在各個領域交流和合作的加強，中國佛教界代表到日本訪問的次數和人數都有增加。1992年5月，中國中國佛教協會趙樸初會長一行應邀訪問日本，出席奈良藥師寺“玄奘三藏院”匾額揭幕法會和在東京舉行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簡稱“日宗懇”）成立25周年的紀念活動，受到日本佛教界熱烈歡迎。日本方面出席“日宗懇”紀念活動的各界人士有100多人。趙樸初在會上發表講話，熱情贊揚和肯定日本宗教界人士多年來為開展中日兩國友好，促進兩國恢復邦交正常化所作出的努力和巨大貢獻，在滿含深情緬懷已故大谷、菅原等友人的同時，為日本宗教界從事兩國友好事業“后繼有人”而感到由衷的高興，盛贊他們“繼承和發揚老一代輩的崇高理想，正在積極有效地開展工作，為日中友好事業繼續更好地發展，做出了新的貢獻”。當時的日本首相宮澤喜一在官邸會見趙樸初會長。日本各大新聞對趙樸初為首的中國佛教界代表的訪日活動作了連續報道。 1993年10月，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應日本佛教界邀請，第15次率團訪問日本，參加紀念日中佛教友好交流暨慶祝中國佛教協會成立40周年的大會。日本全日本佛教會會長、天臺宗座主山田惠諦親自下比睿山到京都車站迎接趙樸初一行。趙樸初在大會上回顧了從1952年之后40年來兩國佛教交流的往事，說：“通過雙方的攜手合作，我們緊緊扣住和平友好這一時代的主旋律，在增進了解、發展友誼、交流合作、維護和平等方面，譜寫了一曲又一曲和平之歌，友誼之歌，佛法之歌。”出席這次會議的有專程來自韓國的佛教界的朋友。趙樸初在講話最后熱情地表示：“中日韓三國的佛教文化是我們三國人民之間的黃金紐帶，源遠流長，值得我們珍惜、愛護和繼續發展。祝愿韓國佛教昌隆興盛，祝愿中日韓三國友誼萬古長青。” 趙樸初這一三國佛教“黃金紐帶”的提法和深入發展三國佛教友好交流的構想在日本、韓國佛教界引起極大反響，良好的回應。

　　在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特別在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后，日本佛教界訪問中國的規模和人數遠遠超過兩國邦交正常化以前。在來華訪問的日本佛教團體中，或有由全日本佛教會組成的團體，或有一宗一派乃至一個寺院派出的代表使者，數量之多不勝枚舉。據我們統計，僅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后1978年8月至1979年8月的一年之內，來華訪問的大型佛教代表團就有10余個。1987年，日本佛教界各層次的主要訪華團達28個。

　　日本佛教各宗到中國訪問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參拜祖庭，探尋法源。在這一過程中，日本佛教各宗積極與中國佛教界攜手修復某些重要佛教寺院，共建祖師像、紀念堂，聯合舉行紀念法會，為中日佛教傳統友誼增添新的隹話。事例很多，這里僅舉幾個。后秦鳩摩羅什（344-413）所譯佛經是中日兩國佛教常用的經典，他在長安草堂寺譯出的《法華經》是日本天臺宗、日蓮宗所奉的基本經典。1978年以來日本日蓮宗多次組團訪問草堂寺，并發動教徒募捐，與中方密切合作修復草堂寺，雕造鳩摩羅什像，建造鳩摩羅什法師紀念堂，聯合舉行落成法會。唐代密宗高僧惠果（?-805）在長安青龍寺傳法，公元804年日僧空海（774-835）入唐跟惠果學密宗諸法，回國創立日本真言宗。此外，日本天臺宗的圓仁、圓珍、圓載、真言宗圓行等人也曾入青龍寺學法。1979年空海故鄉香川等縣為緬懷教祖，增進兩國友好交流，倡議在青龍寺遺址與中國佛教界共建空海紀念碑，1981年日本真言宗各派又聯合倡議共建惠果空海紀念堂。在1982年和1884年兩項建筑先后峻工，為中日佛教徒敬仰的唐代密宗的重要祖庭增加了新的景觀。1987年日本真言宗各派又在紀念堂上建立刻有空海當年悼念惠果的祭文，表達對祖德的無限崇敬的真情。唐代善導（613-681）弘傳凈土宗，所著《觀無量壽經疏》等是日本凈土宗所依據的重要經典。善導死后，弟子懷惲（640-701）在其墓塔旁邊建造香積寺，是唐代著名寺院之一。此寺歷經滄桑，頹廢已久。1975年日本佛教界通過日中友好佛教協會向中國佛教協會提出與中國協力修復香積寺，此后經多次協商，終于使工程順利實施，將善導塔和舊有殿堂整修加固，又新建大雄寶殿，1980年日本凈土宗組成140多人的代表團來華與中國佛教界在此共同舉行紀念善導逝世1300周年法會。日本凈土宗創始人法然（1133-1212），對善導崇敬有加，曾在夢中看見善導。后有繪制此種情景的“二祖對面圖”傳世。1982年，日本凈土宗為紀念法然誕辰850周年，特贈香積寺一幅善導、法然二祖對面圖，兩國佛教界再次在香積寺舉行法會。明末清初，福建福清縣黃檗山萬福寺的臨濟宗僧隱元（1592-1673）應請赴日，對振興日本久已沉寂的禪風，傳播明清文化發揮重大作用，所創以京都南邊宇治為中心的黃檗宗是日本禪宗三大流派之一。從1979年以后，日本黃檗宗多次組團參拜祖庭，在此建立隱元東渡紀念碑，與中國僧人共同舉辦法會。1992年日本舉行了盛大的隱元誕辰400周年的紀念活動，在宇治黃檗寺和各大城市舉辦黃檗文物展等，受到日本人民的普遍關注。1994年4月，日本黃檗宗第六次訪華團將一尊隱元刻像專程贈送到福建福清黃檗山萬福寺供養。此外，近年來日本佛教界與中國佛教名勝寺院中與日本佛教關系密切的天臺山、五臺山、普陀山以及廣東南華寺、浙江天童寺、山西玄中寺等，也有頻繁的交往。

　　日本創價學會從1974年到1992年由池田大作名譽會長和其他領導人率領的代表團前后8次訪問中國，會見過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李鵬等中國最高領導人，與中國文化界、教育界進行了廣泛的交流，曾向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四川大學等高等院校贈送圖書。池田大作寫的《周恩來總理和櫻》、《六億人民的’火車頭’鄧小平》，用飽含深厚情意的筆觸生動地描述了他在1974年中國尚未擺脫“文革”困境時會見周總理和鄧小平副總理的情景，直至今日讀來令人深為感動。

　　日本佛教信徒除了通過各個宗派組織的團體訪問中國之外，還通過兩國的各種旅行社等渠道訪華。日本《中外日報》社是報道日本宗教界特別是佛教界宗教活動和文化動態的重要新聞機構，出于對中國友好的情誼，從1997年以后該社每年主辦或擔當后援組織日本佛教徒到中國游覽佛教名勝古跡，參拜祖庭，已達47次，人數達873人。

　　可以說，像中日佛教之間存在的這種親近的血緣關系和彼此心靈溝通的交流，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

　　（二）毋忘歷史，世代友好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兩國佛教文化交流的主題仍是不斷增進中日人民之間傳統的友誼，促成中日兩國實現世世代代的睦鄰友好關系。

　　1995年8月迎來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和中國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中國宗教界發表和平文告，表達與世界人民一道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強意志。中國佛教界舉行祈禱和平法會和座談會，結合佛教教義，表達希望國家安定團結，繁榮富強，世界兵戈永息，持久和平的良好心愿。10月，中國佛教協會邀請以“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會長大谷武為團長的“日本佛教朋友訪華團”，在北京舉行“二十一世紀中日佛教友好交流展望座談會”。會議基本宗旨是“紀念先德，毋忘歷史，世代友好”。日本代表團長大谷武是當年積極從事日中友好的大谷瑩潤先生之子，團員菅原鈞是菅原惠慶之子，大西真興是大西良慶之子，笠原良子是道端良秀之女等。中日佛教界有著兩代之交的朋友的聚會，洋溢著發自肺腑的深厚情誼，雙方在回顧了以往兩國佛教界友人為促進兩國人民彼此理解和建立友誼，為恢復兩國邦交所經歷的艱難歷程之后，共同表示今后為實現兩國世代和平友好將繼續奮斗下去。趙樸初在回顧當年日本朋友專程送來“日中不戰之誓名簿”之后，意味深長地說：“今天，在這個莊嚴的聚會上，我把當年這一冊由我親手接受下來的簽名簿，用紀念照片的形式’交還’給各位貴賓，也就正是想和各位，和日本佛教界所有朋友共同來思考，為什么先德們一定要立下’日中不戰之誓’？我們怎樣才能確保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中日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呢？我想，紀念先德，勿忘歷史，就是我們這次聚會的特殊意義所在，也是我們今后長期友好下去的重要保證。”

　　日本朋友回國后，向日本佛教界介紹了這次會議情況。為了進一步開展日中友好活動，實現21世紀兩國關系和平友好的光明前景，他們多次率團來中國參觀當年日軍在南京制造大屠殺的現場、發動“七七”事變的蘆溝橋等地參觀，引導更多的日本民眾了解日本當年侵略中國的真相，記取歷史教訓，促進兩國友好。1996年11月，以菅原鈞為團長的日本真宗大谷派宗議員“不戰學習訪華團”到中國參觀，就是為了通過到日軍侵華的現場參觀學習，以達到“正視歷史，不忘歷史教訓”，實現“日中永不再戰，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親切地會見他們，對他們的行動表示贊賞。

　　日本《中外日報》社社長本間昭之助對中國友好，曾多次對當年日本侵略亞洲和中國表示譴責。1993年10月曾率記者到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和制造南京大屠殺的現場調查采訪，回國后在《中外日報》發表報道文章，以便讓日本佛教信徒和各界民眾正確了解日本當年侵華真相，總結經驗，推進兩國友好事業。1996年3月21日，經中國佛教協會倡議，由中國佛教協會和日本《中外日報》社共同組織，在北京隆重舉行中日兩國佛教界“祈禱中日友好、世界和平法會”，有中國僧30人，日本真言宗、凈土宗、修驗道等派別的僧人20人參加，還有兩國在家信徒200多人出席。會議宗旨可用趙樸初所寫的贈送給日本朋友的條幅上的字表示：“紀念先德，毋忘歷史，世代友好。”在主持法會的中國傳印法師發表的文疏中，日本的修驗道管長宮家道玄、凈土宗西山禪林寺派宗務總長五十嵐隆明發表的“表白文”中，在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周紹良和《中外日報》藤井義英部長代表本間昭之助社長發表的講話中，都莊嚴申明兩國佛教徒應當不忘歷史，誓不再戰，為實現中日世代友好，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而攜手精進。

　　（三）讓“黃金紐帶”更加輝煌

　　中國在古代是北傳佛教的中心。中國漢語系佛教在公元4世紀后期傳到朝鮮，然后在6世紀中葉傳到日本。長期以來，佛教是中、朝、日三國文化交流的重要橋梁和紐帶。1993年以趙樸初為團長的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團出訪日本參加日本佛教界紀念中國佛教協會成立40周年的慶祝活動，韓國佛教界也特地派代表出席會議。趙樸初講話中提出：中韓日三國佛教界的友好交流自古到今已形成一條“黃金紐帶”。這一形象的比喻，立即得到韓國和日本朋友的贊同和共鳴。他們提議召開三國佛教首腦會議，以進一步推進三國發展友好關系。經過三國佛教界代表的協商和籌備，“中韓日佛教友好交流會議”在1995年5月22日于北京召開。來自三國的代表105人出席會議，并有韓國、日本的朋友500余人列席會議。

　　會議以“友好·合作·和平”為主題，旨在構建三國佛教的友好關系，積極推動三國人民的友好交流，維護東亞穩定，維護世界和平。國務院總理李鵬在賀電中希望會議為進一步加強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發展三國人民的傳統友誼，進而為維護亞洲與世界和平做出積極貢獻。

　　趙樸初會長先后為會議致開幕詞和閉幕詞，說三國佛教徒和三國人民自古以來有著悠久、深厚的親緣關系。三國山水相連，文化習俗同源，宗教信仰也一脈相承。許多紐帶把三國密切聯結在一起，“在所有這些紐帶中，有一條源遠流長，至今還閃閃發光的紐帶，那就是我們共同信仰的佛教。我曾送給它一個名字：黃金紐帶。這條紐帶史自有來。回溯歷史，佛教在中韓日三國人民的文化交流中起著媒介的作用。可以說，佛教上的合作與交流是中韓日三國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最核心的內容。”他聯系當前的世界局勢，希望三國佛教徒要繼承和發揚自古以來三國友好合作的傳統，讓這條黃金紐帶“聯結更多的國家和民族，為亞洲的繁榮與穩定，為人類的和平與幸福披精進鎧，作大功德”。三國佛教界代表在致詞和發言中回顧歷史，展望未來，愿意為通過佛教交流加深三國人民之間的友誼，推進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事業做出的貢獻。會議通過《北京宣言》，對三國佛教友好交流對推動三國友好合作和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事業的重大意義予以充分肯定，還說：“會議回顧了眾所周知的在半個世紀前發生的那場戰爭給中國、韓國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會議吁請三國佛教徒提高警覺，維護公理，伸張正義，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會議期間，中國政協主席李瑞環會見三國代表。會議結束之后，國家主席江澤民會見三國佛教界人士。他們對這次會議的召開和取得的成就表示熱烈祝賀，認為會議以“友好·合作·和平”為主題體現了中韓日三國佛教界人士和人民要求和平與發展的愿望，相信此會將對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事業起到積極作用。

　　按照會議宣言，1996年9月在韓國漢城圓滿召開了三國佛教友好交流會議第二次大會。今年10月將在日本舉行第三次大會。

　　從中日兩國佛教友好交流擴展到中韓日三國佛教友好交流，開始了東亞佛教文化交流的新時期。可以期待，佛教“黃金紐帶”將在以和平與發展為主旋律的時代，在世界日益走上多極化的新的國際形勢下，為增進各國佛教徒和人民之間的心靈溝通和理解，為推進亞洲和世界的和平發展事業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四）佛教學術交流，方興未艾

　　中日兩國自古在佛教學術方面就有悠久的友好交流的傳統。進入近現代之后，日本運用西方近代社會學、歷史學、語言學等學科的觀點方法研究佛教的成就，曾給予中國佛教研究者以很大的啟示和影響。日本侵華戰爭使正常的文化學術交流一度中斷，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兩國的學術交流只在民間的極小的范圍內進行。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特別中國改革開放之后，隨著中日兩國之間文化教育和佛教的友好交流事業的全面發展，佛教學術領域的交往也日益頻繁，并且呈方興未艾之勢。

　　從1981年開始，經與日本佛教界大學的協商，中國佛教界向日本佛教系大學派遣留學生。此后中國佛教界和學術界派往日本從事佛教學科學習和研究的人員不斷增多。日本不少佛教界主辦的大學與中國一些大學結成姐妹學校，加強學術互訪活動。日本的大學或研究機構的佛教研究學者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和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以及各地的社會科學院、大學，經常進行學術交流活動，也組織共同的研究調查活動，對兩國佛教研究的發展有不少推進作用。中國佛教協會在日本舉辦的北京房山石經拓片展覽、五臺山的唐宋元明四代彩色佛像展覽等，都取得很大的成功，在日本佛教界和文化界產生良好的反響。10多年來，中日佛教研究學者定期舉行的兩個佛教學術會議——“中日佛教學術會議”、“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是兩國佛教學術中的大事。

　　1995年11月日本《中外日報》社作為紀念創刊90周年慶祝活動的一環，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聯合在京都成功舉辦“中日佛教學術會議”，此后每兩年輪流在兩國召開會議一次，迄今已舉辦會議6次。雙方選派著名佛教學者出席會議，已就中日古代佛教文化交流、中日佛教特色、佛教與兩國民族文化、宋元佛教、鳩摩羅什與中日兩國佛教、佛教與儒、道二教的關系等中心議題進行研討，發表最新研究成果。雙方論文用兩國文字分別在《世界宗教研究》和《中外日報》上發表。前兩次論文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中日佛教研究》出版，六次會議的論文集也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今年出版。

　　“中日佛教學術交流會議”是由中國佛教協會所屬的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與日本凈土宗系的大學佛教大學共同舉辦的學術會議。從1996年9月召開第一次會議以來也已經舉辦過6次，雙方就中日佛教交流史、中國的佛教研究、中日兩國兩國的凈土宗研究、中國佛教傳統與創造、東亞佛教交流、中外佛教交流等中心題目進行探討，發表學術論文。每次會議有兩國佛教界著名法師、居士、教授學者出席。論文在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的學術刊物《佛學研究》上發表。1996年在北京舉行的第6次佛教學術交流會議上有韓國學者參加并發表論文。今后這個會議將擴展為中韓日三國佛教學術交流會議。

　　這兩個學術會議受到兩國佛教界和學術界的普遍關注和支持，產生了良好的效果，對加強兩國的佛教學術交流，促進兩國佛教研究水平的提高，增進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和友誼，都發揮了積極有力的影響。

　　四、向著中日兩國世代友好的目標，邁向21世紀

　　25年前中日兩國政府簽訂的恢復邦交正常化的《聯合聲明》和1978年簽訂的兩國《和平友好條約》，在兩國關系史上揭開了新的一頁，為開展兩國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深入的交流奠定了牢固的基礎。《聯合聲明》載：“中日兩國盡管社會制度不同，應該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關系。兩國邦交正常化，發展兩國的睦鄰友好關系，是符合兩國人民利益的，也是對緩和亞洲緊張局勢和維護世界和平的貢獻。”《和平友好條約》載：“締約雙方將本著睦鄰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為進一步發展兩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和文化關系，促進兩國人民的往來而努力。”如前所述，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兩國佛教友好交流活動是在十分艱難的情況下進行的，而在兩國邦交正常化之后，兩國佛教友好交流得到空前的全面深入的發展。本著“吃水不忘打井人”的精神，中國佛教界人士、文化界學者在繼續保持和加深與日本佛教界老朋友的友誼關系之外，25年來不斷擴大與日本佛教界、文化界各個階層的組織和人士的友好接觸，結識了眾多新朋友。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在各個方面取得重大成就。

　　在這世紀之交，展望未來，聯接中日兩國友好交流的佛教“黃金紐帶”將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兩國文化交流史上放射出更加燦爛的光輝。隨想所至，提出一些設想和預測，相信今后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將會為增進兩國人民友好，加強合作，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貢獻。

　　（一）中國佛教協會是中國各民族佛教徒聯合的愛國團體和教務組織，是在黨和政府領導下聯系和組織中國佛教徒發展同各國佛教界、國際佛教友好組織、國際和平組織的交往和合作，促進中外佛教文化交流的最高機構。全日本佛教會是日本各個佛教宗派的聯合組織，對內促進佛教各宗的聯絡和協作，對外通過參加國際佛教文化交流活動維護世界和平，并作為“世界佛教徒聯誼會”的日本中心參加它的活動。日本各個宗派都有自己嚴密的組織系統，可以根據自己的計劃獨立開展國際交往和活動。相信中國佛教協會在“紀念先德，毋忘歷史，世代友好”的精神指導下，將通過日本的“日中友好宗教者懇話會”、“日中友好佛教協會”和各個宗派的“日中友好佛教協會”以及“日中韓國際佛教交流協議會”等友好組織繼續發展兩國友好交流的同時，也將進一步發展與全日本佛教會的聯系和合作，在國際性佛教會議和其它領域加強互相接觸和合作，并與日本各個宗派深入開展佛教文化交流，不斷為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推進進步事業作出貢獻。可以預料，通過這種相互間的交流，將為中國佛教界適應當代社會加強自身建設，發展培養現代僧才的教育，加強佛教學術研究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借鑒和經驗。同樣，兩國的佛教文化交流對日本佛教各宗從五六十年代以來開展的旨在加強信徒對教義的理解，增進寺院與信眾的聯系，密切各宗與社會的關系等的各種宗門振興“運動”，也會產生積極的影響，例如組織信徒到中國參拜祖庭，緬懷祖德，追尋法源，對于增強信眾的信仰和責任心就有重要意義。中國和日本的廣大人民和佛教徒在世界日益走上多極化的時代，為了維護自己國家民族利益和亞洲、世界的和平穩定，將會更加自覺地攜手加強友好交流，密切彼此間的合作。雖然今后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但兩國世代睦鄰友好的精神已經深入廣大人民的內心，健康的總趨勢不會有大的變化，前途是光明的。

　　 （二）今后的中日佛教文化交流的范圍將更加廣闊，內涵將更加充實，措施更加具體，成果將更加豐富。中韓日三國友好交流會議通過的《北京宣言》提出在互派師資，交換教材，培養人才；加強文化學術交流，合作編撰佛教文化著作，互辦佛教文化展覽；相互參訪，朝拜祖庭；增進與世界各國佛教徒的交流，為維護亞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貢獻等方面進行合作，責成三國的聯絡委員會通過協商提出切實可行的年度交流合作項目和計劃。相信遵照這一宣言的精神，中日兩國佛教界之間的友好交流和合作事業，必將開創新的局面。
　　
　　（三）在與日本佛教界、文化界的佛教文化交流中，除了以中國佛教協會為代表的佛教界組織和人士外，還有在社會科學研究機構、在大學任職的從事人文科學、佛教研究的學者。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在思想路線上的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中國學術界與佛教界在對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社會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認識上，在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的問題上，對佛教在社會主義社會兩個文明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問題上，對中國佛教協會在佛教界肩負的重要責任和作用，對佛教界為加強自身建設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方法措施，對佛教界主持舉辦的文化教育事業，對佛教界在國際和平友好事業中所發揮的獨特的重大作用等等，有了越來越多的共識，已經并且將繼續在很多方面進行密切合作。可以預料，在今后的與日本開展的佛教文化學術友好交流和合作的事業中，中國學術界與佛教界將進一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共同為推進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理解，增進彼此的友誼，實現兩國世代睦鄰友好的過程中作出應有的貢獻。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在遙望東瀛，展望未來的中日兩國關系之際，蘊藏在深心的最良好的祝愿就是：包括佛教在內的中日文化交流日益發展，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與日俱增，兩國世世代代睦鄰友好，共同為亞洲和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