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運動與文學革命

北京大學　王楓

　　五四期間，國語運動和文學革命幾乎是同時發(fā)生、同步發(fā)展的。國語運動與晚清拼音化運動、白話文運動相銜接，此時致力于推動“國音”的公布和中小學的“國文”改“國語”；文學革命從胡適開始提出，到1917年《新青年》集團同人的討論和嘗試，重點在“文字工具”的革新。二者的工作都與以白話代文言的書面語變革有關。但在最早的時候，他們之間并不發(fā)生聯(lián)系，偏重也不相同。國語運動由教育部中一批職員發(fā)動，希望依賴官方力量，進行某些制度性改革，建設共同語；文學革命則借助輿論宣傳和具體實踐，要以白話的“活文學”打倒文言的“死文學”，隨著論題的擴大，開始涉及應用文領域，與國語運動取得一致的方向。

　　1918年以后，《新青年》基本上全面改行白話，同時在人事方面，與國語研究會有所接觸，國語運動和文學革命漸有合流之勢，并由胡適提出“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這一口號。在名稱上以“國語文學”替換“白話文學”，提高了新文學的書面語地位；而新文學的實績，為“國語”提供了一批范本。

　　1919年教育部成立“國語統(tǒng)一籌備會”，《新青年》集團幾位主要成員提出議案，要求在初等教育中改“國文讀本”為“國語讀本”，經教育部內“統(tǒng)一會”人士的成功運作，獲得通過，雙方的合作使得國語運動達到最主要目標。幾年后中等教育也改“國文”為“國語”，新文學作品進入教材，白話初步具備成為書面語正式語體的可能。

白門柳：龔顧情緣與明清之際的詞風演進

南京大學　張宏生

　　龔鼎孳和錢謙益、吳偉業(yè)在清初齊名，號為“江左三大家”，但其文學成就卻一直為論者所輕忽。近年有學者拈出龔氏23首“繭”字韻《金縷曲》，指出清初以龔氏等人為首發(fā)起的“秋水軒”唱和，用或悲慨蒼涼、或郁懣哽咽、或自怨自艾的聲音，合奏出易代亂離的一曲悲歌，為鼎革之際人們疏泄胸中塊壘提供了一次機會，因而對清代初年的詞風演進有著重要作用i，堪為有見之言。但前人評龔鼎孳詞的價值，或謂“芊綿溫麗” ii，或謂“詞采精善” iii，均與“秋水軒唱和”諸作風格不侔，必然另有所指。

　　考龔鼎孳有《白門柳》、《綺懺》二詞集，皆為早年之作。周亮工《尺牘新抄》載有龔氏《與紀伯紫書》四通，其一云：“弟仗芘布帆無恙，于中秋后一日抵都門矣。銅駝蕭瑟，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慚澗愧之甚。悔此小草困倍飄蓬，惟時詠‘京洛之風塵，素衣化為緇’之句，以此自愾惜耳。”其四者云：“贈弟一篇，推獎過至，附特進之詠，與五君而并存，知仲翔之心，得一人為不恨也。應酬小輟，當操土鼓以謝金鏞。拙刻兩種，拾瀋《花間》，不免為大雅罪人。”iv《白門柳》、《綺懺》二集，多有綺語， “拾瀋《花間》”云云，當即指此二種。龔鼎孳于順治八年守制終，北上入都再赴清廷任職，是則此二集應作于順治八年之前。

　　考察《白門柳》和《綺懺》二集，雖然都為艷詞，但前者情調統(tǒng)一，脈絡齊整，后者內容龐雜，唱酬尤多，可見龔氏析之為二，有其特定考慮。其中尤以《白門柳》的感情、體式和結構，在明清之際的詞風演進中，有著獨特的意義。今加以論列如次。

注：本文系與馮乾同學討論合作而成。

i 參看嚴迪昌：《清詞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頁114-122。

ii 彭孫遹：《金粟詞話》，唐圭璋編：《詞話叢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725。

iii 胡薇元：《歲寒居詞話》，同上書，頁4038。

iv 周亮工：《尺牘新抄》（《叢書集成》本），卷9。

從士大夫到作家

上海大學　袁進

　　中國古代寫作的主要承擔者是士大夫，中國現(xiàn)代寫作的主要承擔者是作家，因此，從寫作角色來看，從古代的士大夫到現(xiàn)代的作家就有一個轉換。要考察這個轉換，首先必須明確古代士大夫與現(xiàn)代作家有什么區(qū)別。從寫作角色來看，古代士大夫與現(xiàn)代作家的區(qū)別主要有三條：一是古代士大夫有自己獨特的身份確認，所謂“讀圣賢書，所學何事”。它以“內圣”即追求儒家理想人格為準則，“儒學”被稱為“儒教”，大半也是由于它有這樣的追求。現(xiàn)代作家雖然也有自己的道德追求，卻沒有這樣的身份確認。二是寫作面對的對象不同，士大夫主要是為士大夫和帝王寫作的，他的寫作不面對普通老百姓；現(xiàn)代作家則是為公眾寫作的，有的作家也可能面向精英寫作，但他們在面向精英寫作的同時也面向公眾，而且他們缺乏士大夫的身份確認，也不可能像士大夫那樣形成一個階層，他們與為普通百姓寫作的作家的距離也不可能像士大夫那么遠。三是士大夫雖然寫作，卻未必一定以寫作為職業(yè)，他們謀生有著多種選擇；而現(xiàn)代作家則已經選擇了寫作為職業(yè)，他們依靠寫作來謀生。顯然，在這三條區(qū)別之中，第一條身份確認最為重要。

　　中國古代也有作家，他們?yōu)榇蟊妼懽鳌Ｔ看蠓蚺c他們有合流傾向，出現(xiàn)了關漢卿、羅貫中等一批作家。明代“心學”崛起，出現(xiàn)思想解放，儒學個人化、平民化、人情化，士大夫講學寫作都有面向平民的。但是“心學”注重“內圣”，希望普通百姓成為“圣賢”，士大夫化。因此晚明的士大夫重視士大夫的身份確認，他們與為大眾的作家依然是兩種境界，難以合流。況且當時社會也缺乏職業(yè)作家的生存空間，士大夫難以轉為作家。

　　晚明與晚清是兩個時代，晚清是繼承晚明的。但從思想解放的角度說：晚清在個性解放，在儒學的平民化，在注重情感，以“情”代“理”上，都不如晚明，沒有達到晚明的高度。晚明也面臨社會危機，士大夫設想的是改革儒家思想，普及儒家意識，來克服危機。晚明后期雖有“西學”的進入，雖有“經世致用”思潮萌發(fā)，但沒有象晚清那樣發(fā)展。從晚明的“心學”代“宋學”，到清初的“經學”代“心學”，其實都是儒家思想不斷改革以適應形勢的過程。由于士大夫身份意識沒有銷解，加上社會機制也沒有發(fā)生重要變化，這時的士大夫很難變?yōu)樽骷摇Ｍ砻鞯母母锱]有成功，清代在總結晚明經驗教訓時也摒棄了晚明思想解放的成果。當晚清面臨社會危機時，士大夫采用實用主義的“經世致用”態(tài)度，避開儒家形而上的性理之學探討，專注于解決實際問題。這使晚清開始時的思想解放沒有達到晚明的水平，卻有助于他們淡化士大夫的身份意識，接受西學；有助于他們轉為職業(yè)知識分子，從而也轉為作家。晚清的報刊出版為作家職業(yè)化提供了新的機制，都市化的城市也形成新的需求。面向公眾的報刊比較符合士大夫的習慣趣味，為他們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間。于是，以報人為主體的職業(yè)作家就此崛起，他們與為大眾創(chuàng)作的作家合流，構成新的作家，實現(xiàn)了從士大夫到作家的轉換。但是，以報人為主體的新作家也帶來了浮躁淺薄的缺陷。

性別與表述：從晚明至晚清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羅鵬（Carlos Rojas）

　　“勝看仇十洲百美圖卷子真能繪花有影繪鳥有聲。”

　　十九世紀末的一位文學評論家曾經把李汝珍的晚清小說《鏡花緣》與仇英（1505－1552）的繪畫《漢宮春曉卷》相比較。雖然在表面上兩個作品最顯著的相似之處在于都表述了許多“離家”的女性，然而在一個更深層的意義上，它們都體現(xiàn)了對女性表述法的反思。李汝珍幾乎恰好在清朝滅亡一百年以前開始寫作他的《鏡花緣》，作品借用武則天的時代通過虛構的手法表現(xiàn)作者自己對當時社會問題的憂慮。仇英的《漢宮春曉卷》是在明朝滅亡約一百年以前所畫，同樣是通過以漢朝為背景影射他對明末社會及藝術的關注。進一步來說，李汝珍與仇英在各自作品中都通過借用不同時代來影射對當時社會問題的關注也恰好體現(xiàn)了女性與表述，以及女性及表述穿越時空的流通。

　　本文將用李汝珍唐代透視清朝，仇英漢代影射明朝的這種偶然的并列關系透視女性與表述在明末至清末這段時期的富有爭議的關系。具體來講，本文將討論李汝珍和仇英的作品是如何同步地使用女性表述的描述來穩(wěn)含他們對社會的其他關注，甚至兩位作者本身也對他們所使用的這種影射策略所蘊涵的政治及文化后果作了間接的闡述。

黃周星想像的花園

Ellen Widmer, Wesleyan University

　　明進土黃周星（1611－1680）于明朝傾覆際，被迫自謀生路。他寫作諸種文體，從為通谷說部撰評，到為雅士文集作序，以解燃眉之急。與此同時，寫作也為黃氏提供了精神資源與寄托，而其明證，莫過于黃氏在想像的花園“將究園”所作的嘗試。雖然早些時候，他已醞釀這一主題，但1674年付梓的《將究園記》，畢竟首創(chuàng)其功。次年，該作以傳奇《人天樂》形式面世，“將究園”賦形為一個天庭之上的烏托邦樂園。不難想像，黃周星1680年自絕以盡忠，正將他本人超度到他夢里的花園。

　　黃周星的“將究園”之作，1696年再版于《昭代叢書》。黃氏之書，或可為《紅樓夢》“大觀園”的靈感之源。不管怎樣，黃周星所吁求的想像的花園，作為心理學意義上的避難所，迷人地替代了黃氏本人在滿清統(tǒng)治下日漸蹇促的生活。

如來佛的手掌心：試論明末耶穌會“證道故事” 裡的佛教色彩

臺灣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李奭學

　　本文旨在探討晚明耶穌會證道故事和佛教之間的關係。這種“關係”有部分是“自覺性”的模仿，有部分則是“不自知”的滲透。在“模仿”這方面，本文由譬喻類佛經的譯體下手，檢視某些明末證道故事的文體和語體，重點在“四字格”的分疏。至於“滲透”這方面，本文則回溯大馬士革的圣約翰所著《巴蘭與約撒法》和某些耶穌會證道故事之間的淵源，重點在歷史流變和文本分析。西方世界雖然以圣徒列傳為《巴蘭與約撒法》定位，這本書欲是一本地道的譯作，其原本顯然雜湊梵典而成，和本緣部佛經關係密切。本文最后則企圖透過耶穌會士的翻譯活動，一窺歐洲中世紀證道故事和梵籍漢藏中的譬喻故事的聯(lián)係。

文化記憶的負擔：晚清上海文人對晚明理想文人的建構

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葉凱蒂（Catherine Yeh）

　　對晚清而言，晚明成了一個問題。其原因在于，晚明具有一種內在的悖論，即：這個在文化思想上成就斐然的時代，同時卻標志著明代的危機和最終的滅亡。在清初歷史學家看來，這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而晚清文人則對這一看法頗多爭議。這一點在上海文人身上表現(xiàn)得最為明顯，尤其是，他們視自身為歷史的重現(xiàn)。緣此，他們與晚明文人的關系，不僅僅是思想上的，更是存在意義上的。在許多層面上，對于晚清而言，作為文化記憶的晚明是一種負擔。

　　這篇論文將說細討論上海文人對晚明的重建和他們采用的各個不同的策略，從而指出，早在租界建立之初，就存在著重建晚明文化模式的要求。這清楚地表現(xiàn)在新近形成的上海知識分子階層面臨的特殊困境中。上海租界的生存與創(chuàng)作環(huán)境使得晚明模式的建構困難重重，于是，相應的平行模式出現(xiàn)了。此處最好的例子是《紅樓夢》的創(chuàng)作，開創(chuàng)了文化動作的一種新的疆域。與這種文化記憶的巔峰碰撞在于一些新文類的誕生。諸如從“自由談”解放出來的小報。然而，即使在具有解構功能的小報中，文化記憶的力量依然存在。誠然，上海文人面臨著特殊的困境，而這一困境同時又滋養(yǎng)著他們的文化記憶。這恰恰證明了文化記憶的強大力量和其帶給文人的負擔。

邊界的重設：從“采生折割”到清末“反教話語”看中國醫(yī)療空間的轉變

中國人民大學　楊念群

　　在十九世紀三十年代以前，民間醫(yī)療空間的分布十分零散，并沒有系統(tǒng)的制度化體系，西醫(yī)的進入方式主要是靠傳教士治療上層士大夫而獲得局部的承認。但這種滲透基本上對民間的日常生活沒有什么影響。而自從美國人伯駕（parker）在廣州開設醫(yī)院以來，西方的一套現(xiàn)代醫(yī)學的空間制度開始強行切入中國基層社區(qū)，并逐步影響到了中國人的生活狀態(tài)和節(jié)奏，特別是影響到了中國人對自身生活區(qū)域與外界關系的看法，從此中國人如果要想正常地生活，就必須不斷地調整自己與外部世界的關系，重新劃定和想象這種空間的邊界。因此，研究西醫(yī)進入中國的過程，就不能僅僅把它看作是一個單純的醫(yī)療現(xiàn)象，而是“社區(qū)史”研究的對象。

　　本文透過清代普通民眾對“采生折割”現(xiàn)象的想象和官府對這一現(xiàn)象的處理，以及在處理清末教案中對這一想象的移植，來探討近代中國人在西方觀念的影響下對空間想象的變化過程。“采生折割”是清代發(fā)生在民間的一種通過殘損人的身體的一部分，以達到治療疾病的目的的行為，這種行為類似于巫術，所以一直為官方所嚴禁，《大清律例》中就設有多條律令處罰“采生折割”的行為，“采生折割”同樣也為社區(qū)所不容。其中一個現(xiàn)象值得注意，那就是近代教案的發(fā)生往往出現(xiàn)把教堂和醫(yī)院一起焚燒的現(xiàn)象，因為傳教士來華傳教，往往會在教堂旁附設醫(yī)院，而教堂作為一個封閉的陌生空間嵌入社區(qū)后，會引起中國人對其空間內涵的排斥性想象。比如中國人就會把教堂和醫(yī)院看作進行“采生折割”的場所，教案中發(fā)生的許多諸如教士“剖腹挖心”，“奸取女紅”的謠言，實際上就是對傳統(tǒng)異端現(xiàn)象的移植性想象。這種想象不但影響到了普通老百性對外國人的評價，而且也影響到了官方政策的調整，比如官府為了遏制謠言的蔓延，以便重新設計傳統(tǒng)社區(qū)與教堂之間的邊界，甚至要求把教堂周圍設置育嬰堂的權力收歸清方，也就是通過把“陌生化空間”納入傳統(tǒng)社區(qū)的方式，來對抗西方空間的滲透，但這種模仿策略達到的效果顯然適得其反，因為這樣等于默認了教堂育嬰診病的合理性。從“反教話語”的轉變也可看出同樣的效果，原有的“反教語語”基本上來源于對“采生折割”的想象，比如早期反教揭貼中充斥著的各種對殘害兒童行為的描寫，所以對教堂及其相關系統(tǒng)如醫(yī)院的認識完全是排斥性的。而后期“反教話語”如一些修女的回憶和控訴，其內容已悄悄發(fā)生了變化，即集中控訴教堂醫(yī)院衛(wèi)生條件的惡劣，并把兒童的死亡原因歸結于此，這個話語顯然與早期“采生折割”話語有重大區(qū)別，即已帶有科學話語的性質，對空間的想象一旦為科學內涵所支配，實際上就肯定了教堂和相關系統(tǒng)作為傳統(tǒng)社區(qū)之組成部分的合理性。

　　本文力求把對“反教話語”的變化和現(xiàn)代醫(yī)療制度建構的考察結合起來，詳細探究空間的現(xiàn)代性轉換對于普通中國人的意義。

“借傳修史”：陳寅恪與《柳如是別傳》的撰述旨趣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　劉夢溪

　　《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先生留給我們的最后一部著作，也是他蘊釀最久、寫作時間最長、篇幅最大、體例最完備的一部著作。雖然由于目盲體衰，整部書稿系經寅恪先生口授而由助手黃萱筆錄整理而成，細按無一字不是作者所厘定，無一句不經過作者學養(yǎng)的浸潤。可惜作者生前未能看到這部嘔心瀝血之作的出版，應了1962年先生說的“蓋棺有期，出版無日”那句極沉痛的話。

　　本文詳盡探討了此一大著作的學術精神、文化意蘊和文體意義，提出《別傳》既是箋詩證史的學術著作，又是為一代奇女子立傳的傳紀文學，又是借傳修史的歷史著作。實際上是寅恪先生自創(chuàng)的一種新文體，特點是綜合運用傳、論、述、證的方法，熔史才、詩筆、議論于一爐，將家國興亡哀痛之情感融化貫徹全篇。如果說《論再生緣》是這種新文體的一種嘗試，《柳如是別傳》則是這種文備眾體的著述之典范。作者懸置的學術目標極高。但更輝煌的目標，是通過立傳來修史，即撰寫一部色調全新的明清文化痛史。他的學術目標達到了。《柳如是別傳》的學術價值絕非一部尋常通史所能比擬。

　　論者或謂《別傳》篇幅拉得太長，釋證詩文時而脫離本題，枝蔓為說：當我們知道寅恪先生的“主旨在修史”，便不會怪其釋證趨繁，只能訝其用筆之簡了。

中國最早的文學期刊

海德堡大學（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瓦格納·魯?shù)婪颍≧udolf Wagner）

　　中國最早的文學期刊是申報館發(fā)表的《瀛寰瑣記》、《四溟瑣紀》與《寰宇瑣紀》（1972－1876）。這些雜誌的設想讀者是有較高文化修養(yǎng)、有閑、有多樣興趣的文人。同時申報館在1876年又創(chuàng)辦了《民報》，針對識字不多的民眾。美查–––申報館創(chuàng)始人，用這三種雜誌和《民報》以測探文化水準兩極的市場。兩個試驗均不成功。他設想的文人的積極參與，大眾的積極響應均只在世紀末得以實現(xiàn)。這三種雜誌所反映的只是太平戰(zhàn)爭惡夢后人們重建心理平衡，文人傳統(tǒng)娛樂活動漸漸復蘇和偶爾討論神州大地慣有問題的文化氣氛。在七十年代，國家面對危機的感覺以及文人應有反應還沒有形成。在這個前提下一個雜誌的及時性與其獨特性難以建立。

　　自從阿英在1957年短短地介紹了三種雜誌之后，新的研究不多。此文試圖填補這個空缺，集中討論雜誌建立的背景，參與雜誌的編輯、作者與讀者，雜誌所涉及的問題與文體，發(fā)表期間的變革。

如食橄欖：十七世紀中國對男伶的文學消受

Sophie Volpp,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明末清初，隨著商品經濟的迅猛發(fā)展，男伶作為一種奢移品，乃與精美陶瓷、書畫、古銅器物一道，在文人士子間交換流通。人與物、個別的男伶與整個梨園，竟同時成為友朋同儕間的饋贈之物，或遺留后輩、進行買賣。男伶作為一種奢移品，其文化名聲，取決于一套非常精密的有關欣賞的話語。譬如劇評家潘之恒，他在明末對表演藝術的專論，以及他對自己喜愛之伶人的回憶，終于匯編成冊，題名《重訂欣賞編》，付梓于1600至1640年間。這套關乎欣賞的話語，視男伶與梨園為社會區(qū)隔（distinction）的必然中介，其對老派紳衿人士與新興商人階層之間的協(xié)商，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本論文查考的對象之一，是清初著名詩人陳維崧贈送十七世紀中葉的男伶徐紫云的若干詩作。這些詩作，表露了男伶作為一種奢移品，在精英士子當中甚為稀少的一個階層中，或隱或顯的流通方式。徐紫云（亦以云郎知名）與陳維崧有余桃斷袖之情，達十七年之久。男伶云郎，本為詩人冒襄的家仆，而冒襄設在如皋的宅院，不啻一方辯難之所，供金陵放浪的文人躲避政治生活的無常。這些文士之間的書信往還，表白了他們對男伶云郎的鐘愛，他們甚至將其說成是家室之友。不過在題獻徐紫云的詩作中，紫云成為欣賞的對象和欲望的象征。這些詩人以詩歌的形式，上演著三角戀愛的好戲，并以此介入陳維崧與紫云之間的關系，宣稱自己是陳維崧潛在的情敵。我對這些詩作的解讀，關注的是這些詩人是如何運用同性戀話語，將自身認為陳維崧與冒襄圈子之一員。如果某人宣稱自己對紫云的欲望是僭越式的，那么這是符合時尚的僭越，其部分原因在于這些僭越所帶來的快感，是一種后天習得的趣味，所以使這種欣賞別有特色。這些題獻給紫云的詩作，形成了一種通貨（currency），該通貨不必受制于是否體味過紫云之表演的金本位制（gold standing）。這些詩作，有的創(chuàng)作于有紫云表演的宴飲場合，有的由那些只見過紫云畫像的男性所寫，還有的僅僅是讀了有關紫云的詩作，便有感應和。

　　本論文還將查考冒襄將紫云作為禮物，贈送給陳維崧的過程，我也會討論更為抽象的交換，即男伶紫云的身體經由這些詩作暗地流傳的方式。這些關乎渴慕和欲望的詩篇，也使我們可以勘察詩歌作為禮物而進行的交換，是怎樣在陳維崧的圈子里，建立了一套情感聯(lián)系地形學。

　　關于禮物，已有豐富的人類學文獻，這些文獻主要關注禮物的流通，如何創(chuàng)造了社會關系的網絡。而另一種尚未充分發(fā)展的論點，已經闡明了禮物的流通，怎樣創(chuàng)造了情感關系的途徑。

秩序追求與末世恐懼：由彈詞小說《四云亭》看晚清上海婦女的時代意識

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胡曉真

　　上海在晚清開埠以后，受到商業(yè)與西洋文化的刺激，新的事物固然蜂擁而至，而某些原本屬于舊社會的成份，竟也在歷史的風云際會中，驟然開始散發(fā)特異的光芒。彈詞這種流行已久的曲藝，便於此時在上海得到新生命；而相關的文學創(chuàng)作形式如彈詞小說，也同時發(fā)生連動，有了新的關懷方向與表現(xiàn)方式。與彈詞文化關系深遠的婦女，更在此時籍由彈詞的形式，表達了異於以往的觀念與情致。可以說，在晚清時期的上海，無論是作為彈詞曲藝的演出者與消費者，或彈詞小說的創(chuàng)作者與閱讀者，女性都展現(xiàn)了不同的風姿，也成為晚清的時代表徵之一。本文擬以上海興起與彈詞文化的關系出發(fā)，探查女性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以女性創(chuàng)作的彈詞小說文本為分析重心，最后歸結於晚清時期上海婦女的時代意識。

　　筆者選擇以光緒時期上海女性所創(chuàng)作的彈詞小說《四云亭》為例，試探女性在彈詞小說的世界中，如何藉由文字與時代的變化發(fā)生互動，全文由財富觀念的變遷、戰(zhàn)爭想像與暴力迷戀、末世恐懼與逃遁心理等層面，觀察晚清上海的特殊文化社會環(huán)境以及女性的回應態(tài)度。變局與繁榮、戰(zhàn)爭與金錢，彼此交織，譜成了《四云亭》的富貴之圖與神仙之夢。而作者在小說中對政府無能、官員貪劣的指控，以及對民怨、民亂既飽富同情又極度恐懼的心情，在在指向她本人的歷史認知、現(xiàn)實經歷，以及政治態(tài)度，也指陳了晚清女性在各種新興潮流影響下，其觀念與視野出現(xiàn)的重大變化。

租界，青樓與“現(xiàn)代性”癥候：閱讀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王曉玨

　　1892年，韓邦慶（1856－1894）創(chuàng)辨中國第一份小說期刊《海上奇書》，并于其上連載他本人創(chuàng)作的小說《海上花列傳》。1894年成書出版。此書詳盡地描述了清末繁盛于上海租界的青樓生活，盡管從未成為暢銷書，卻受到許多批評人士之贊譽。但是，相對以“張園”為中心的上半部小說，以“一笠園”之“名士名園”為重心的下半部作品，卻被視為小說的敗筆所在。如何處理小說結構和主題上出現(xiàn)的斷裂和內在矛盾，是這篇論文的中心所在。通過對小說結構以及主題上呈觀出的異質性考察，本文試圖揭示小說現(xiàn)代性之所在。

　　本文將在三個層面上對《海上花列傳》進行解讀，從而考察小說和小說的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的現(xiàn)代癥候。首先探討的是上海租界的現(xiàn)代都市發(fā)展與租界青樓文化之間的互動關系。其次將考慮，在租界的現(xiàn)代城市語境中，這些身居青樓的“紅顏禍水”（femme fatale）如何界定新的女性空間。新的女性空間的探求，在對抗傳統(tǒng)家庭道德倫理的同時，又對其加以肯定和鞏固。最后，通過對小說前后部分出現(xiàn)的結構和主題上的不一致的考察，本文審視在清末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文化與倫理觀念混雜并存時期，作者如何糅合新舊價值，從而表現(xiàn)出一種特殊的現(xiàn)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