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紀事本末體史書，是一種以歷史事件為主的史書體裁。這種史書體裁因“文省于紀傳，事豁于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利于彰顯歷史發展的大勢，受到史家的青睞，逐漸成為與編年體、紀傳體、典志體相頡頏的四大史書體裁之一。晚清時期，由于西方侵入造成的嚴峻形勢，要求史家因時變革，敢于創新體例，撰寫符合時代需要的紀事本末體史書。鑒于此，晚清史家針對紀事本末體史書在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流弊，注意吸收其它史體的優點，形成以紀事本末體為主，多種體裁配合的新形式，逐漸形成具有近代色彩的紀事本末體史書編纂的新模式，其成就不容低估。

　　關鍵詞：晚清；史家；紀事本末體史書；成就；近代化

　　作者簡介：舒習龍，男（1969—），安徽巢湖市人，歷史學博士，副教授，主要從事史學史及史學理論和中國近代史的研究。

　　紀事本末體史書，是一種以歷史事件為主的史書體裁。這種史書體裁自先秦時期萌芽，經過漫長的演變發展至宋代袁樞《通鑒紀事本末》問世，開始迅速發展，成為與編年體、紀傳體、典志體相頡頏的四大史書體裁之一。這種史書體裁有其自身的優點，但是它也有弱點，比如（一）用紀事本末體寫史易掩蓋歷史的真相。歷史事件如流水難以隔開，某一事件起止是不能明確劃分的，“因此，把歷史過程分為若干事件來看，有時反易無當于歷史全體之過程”[1]。（二）用這種體裁寫史多出于史家的主觀。史家認定某些事來突出寫史，必為此事立題目，這往往出于主觀，很難恰當。再者，史家既然認定某一事件的起因結果，便以此來取舍材料，表面看起來簡明扼要，“其實是寫史者之主觀成份反掩蓋了歷史的真實過程。”[2]（三）用此體寫史，往往使人挑選聳人耳目的事件，“在此等事件中，又使人引起二種不正確的歷史觀。”[3]一是英雄史觀，認為歷史常有幾個杰出人物所引起；二是群眾史觀，認為歷史常有一群亂糟糟的群眾一時盲目沖動造成。（四）用這種方法會丟失原有的史料，“先時史料，因未能仔細保存錄下，遂苦追蹤無從。這一個大損失，終無可補償。”[4]紀事本末體既有優點，也有缺點，那么要使這種史體適應晚清客觀形勢的需要，史家必須進行變通和改進。

　　18世紀以降，嘗試用新綜合體形式彌補傳統史書體裁的不足，逐漸成為一種趨勢。晚清史家對紀事本末體史書改造順應此潮流，主旨表現在充分吸收其它史體的優點，形成以紀事本末體為主，多種體裁配合的新形式，其主要成就略說如下。

　　一、史論與紀事本末體結合，著力反映歷史的真實和發展的大勢。

　　晚清以來，史學開始與社會生活密切結合起來，在史學著述上，史家由“考史”而轉變為著史。學風的轉變為晚清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發展提供了契機。晚清史家在前人改造紀事本末體的基礎上，更加注意史論這種體裁的優點，來彌補傳統紀事本末體的不足。

　　史論是一種主要用于品評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的體例。劉知幾說：“序者，所序作者之意也。”“夫論者，所以辯疑惑，釋凝滯也。”[5]可見，史論具有明確揭示作者思想感情的作用，從一定意義上說，它是史書的靈魂。魏源撰著的《圣武記》主要將史論與紀事本末體相結合，體現出紀事本末體學術研究的色彩，在改造紀事本末體上作了初步的嘗試。

　　《圣武記》在編撰上的創新，最主要表現在將史論這種傳統體例，同紀事本末體體裁有機地結合。傳統的紀事本末體裁由于各條目相對獨立，因而讀者很難理清事件和事件之間的關系，領悟作者表達的歷史發展大勢的觀點。史論由于獨特的史例特點，易于彰顯作者對歷史事件的精深思考，有助于了解作者的歷史觀和史書的價值，其功能和作用不容忽視。《圣武記》的史論形式包括：序論、前10卷篇末“臣源曰”、后四卷《武事余記》史論專篇。紀事本末體重視序論的作用，并且與“經世”思想緊密結合，《圣武記》可謂第一篇有特色的序論。作者交待撰述背景時說：“晚僑江淮，海警沓至，愾然觸其中之所及，乃盡發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表明作者是在鴉片戰爭后，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編撰《圣武記》，作者在愛國主義精神的激發下“盡發櫝藏”，“排比經緯”，“于是我生以后之數大事，及我生以前數十大事，磊磊乎耳目，磅礴乎胸臆”。魏源論述《圣武記》的撰述目的時說：“如是何患于四夷？何憂于御侮？斯之謂折中于尊俎。……奚必更問其勝負于疆場矣，記曰：‘物恥則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故帝王處蒙業久安之世，當渙然大號之曰：‘必然以軍令飭天下人心，皇然以軍事、軍實延天下之人材。’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于廟堂。”[6]作者為反對資本主義的侵略，捍衛祖國的獨立和主權，希望通過歌頌清初的“盛世武功”，激發統治者“御侮”的決心，使清王朝成為“軍政修”、“官強”、“兵昌”、“令行”、“四夷來王”的強國，以抵制外來民族的侵略。

　　《圣武記》的“臣源曰”仿《隋書》“史臣曰”的體例，系統地闡述了作者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具有較高的政治見解和史學價值。《圣武記》記載了薩爾滸戰役中，努爾哈赤采用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策略，取得了勝利。他根據情報得知明軍將領杜松“輕敵欲立首功”，不與南北二路配合，果斷地決定“先敗其中路之軍”的策略，選擇明軍薩爾滸大營為攻擊目標，集中六旗兵力將其擊潰。書中還總結了康熙在嚴重的局勢下沉著指揮的成功經驗：軍紀嚴明，“不寬王貝勒勞師養寇之罪，罰先行于親貴”；發揚漢族和滿族將領的作用，“群策群力，同仇敵愾”；布置嚴密互通聲氣，“其時亂在多方，所在鼎沸，情形日日不同。故中原腹地，皆屯重兵，以備應援。”[7]由此，作者議論說：“自古及今，或以殷憂啟圣，或以道謀潰成，廟算不定，而大難克削者，未之前聞。”[8]作者認為，統治者在重大問題上的決策和對戰爭的態度關系到國家的興衰。

　　其《武事余記》史論專篇，涉及到軍事制度、戰守形勢、人材培養等問題，范圍相當廣泛，但其中《掌故考證》和《事功雜述》篇，對傳統史學的批判意識，和對新史風氣的倡導，最能反映魏源的史學思想和史論特色。

　　魏源的史論涉及的范圍很廣，既有關于清朝軍事斗爭的論述，也有關于民族問題的論述，同時還提出了改變舊史風氣，倡導新史風尚，振興“經世”史學。史論的充分運用，能夠清晰地表達作者的思想主張，使材料更加鮮活，這對傳統紀事本末體史書過于注重史料的剪裁，忽視通過論述彰顯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史書內在的生命力，無疑是一種進步。

　　再如王韜撰著的紀事本末體史書《普法戰紀》，也是將史論與紀事本末體相結合的代表性著作。王韜注意從史料中挖掘歷史事實，表達作者對歷史的態度和觀點。書中用“逸史氏王韜曰”對戰爭爆發的原因，戰爭雙方勝敗的分析，戰爭性質進行論述，體現出作者獨到的眼光和視角。他認為法國政治渾濁，拿破侖的黷武主義，以及官民不和，是其失敗的根本原因。他說：“法為歐洲強國，雖壤土不廣，而勇悍好戰，爭地爭城，素為列邦所攝。”[9]法國依仗在歐洲執牛耳的地位，拿破侖時代發動了一系列對外兼并戰爭，招致國內反對派和歐洲被征服國家的聯合進攻，導致帝國最終解體。普法戰爭中，法國的失敗是其“威兵力則以懾人”的結果。他還特別強調民心向背對戰爭的影響，他說：“蓋必先得民心，然后能得土地。未有民心不向，而能常有其土地。”[10]他認為普國的勝利是由于君臣一心、將帥和諧，統治者的決策正確所致。由于王韜善于在敘事中發論贊，借以表達作者對史事的認識，獲得很好的學術和現實效果。當時學人對這部書評價很高，丁日昌認為它“具有史筆兼才學識三長”[11]；日人岡千仞說：“《普法戰紀》傳于我邦，讀之者始知有紫詮王先生，（先生）以卓識偉論，鼓舞一世風庳，實為當時偉人也。”[12]

　　重視史論也是梁啟超《戊戌政變記》編撰的鮮明的特色所在。梁啟超一生以善于論辯聞名，著史以“筆鋒常帶感情”的史論見長。他表明對史論的觀點：

　　中國舊文體，凡記載一人事跡者，或以傳，或以年譜，或以行狀，類皆記事，不下論贊，其有之，則附于篇末耳！然夾敘夾議，其例實創自太史公……后人短于史識，不敢學之耳，著者不敏，竊附斯義！[13]

　　上述觀點雖有感于編年體之弊而發，但實際上梁氏戊戌后的史著，由于受進化論的影響，和西方史學思潮的刺激，要求改革傳統史書編撰形式，重視以史論來探索歷史發展的因果關系，已經成為梁氏編撰史書的重要趨向。《戊戌政變記》雖系紀事本末體史書，但其史論對揭示變法的“本末”以及變法失敗的原因等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政詔書恭跋》詳細記載了變法“始末”，闡述了資產階級維新派對新政的看法。在此篇中，梁啟超借助跋體，以“按語”的形式來表達自己的觀點。同傳統的跋體是“圖書在流傳過程中寫上的有關版本源流、流傳情況的文字”不同，梁氏運用跋體，偏重于事件始末的議論，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如對光緒帝4月23日下詔改革的上諭，梁啟超的“按語”就是一篇對晚清六十年變法歷程及階段劃分“自成一家之言”權威觀點。梁啟超將這一時期的變法歷程分為四個階段，即所謂的“四界”。第一界，自道光二十年割香港，通五口，魏源著《海國圖志》，倡“師夷長技以制夷”之說，為變法的萌芽時期。第二界，起于同治初年，為學習西方技藝時期。第三界，始于中法戰爭后，識者漸知西法不能盡拒，談洋務者亦不為深恥，為漸知西學，而莫肯講求。第四期，始于甲午戰爭后，自甲午東事之敗，朝野乃知舊法不足恃，于是言變法者紛紛，為變法時期。梁氏以精煉的文字，勾勒出“四界”的大致輪廓，著重指出不同時期的特點，并對阻礙變法的內外因素進行剖析。因此，可以說梁氏的“按語”是對光緒帝下詔改革的歷史背景的闡明，突出了戊戌變法的歷史意義。

　　從上述例證不難看出，用史論改造紀事本末體史書已經成為晚清史家的共識。試想如果沒有這些史論來闡述作者對于事件的觀點和態度，沒有用史論對與事件有關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做分析，只是平直敘事，讀者如何能領略作者的思想感情？

　　二、借鑒傳統的編年體、紀傳體等編纂方法，使之較好地和紀事本末體相融合，拓展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反映面，增加人物在紀事本末體史書中的位置。

　　由于傳統紀事本末體各條目相對獨立，缺乏紀傳體的綜合性和編年體的時間聯系性，對此，晚清史家作了積極的改造。要展現歷史的全貌，就不能僅記載大事，還應該將與史事有關的歷史人物、學術文化等內容記載下來。晚清史家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增加人物在紀事本末體史書中的位置。如夏燮撰著的《中西紀事》則是把序錄和紀事本末體結合的成功典范。作者在《海疆靖難記》說：“是編紀殉難之臣，不論文武，不敘官階，悉以死事年月之先后為次，其兵勇、坤民、婦女之死難者附注于后，仿序錄之例，兼備紀事之體，俾后之蓃八史志者，得以考見其本末。”[14]這里，作者以傳記體和紀事本末體相結合的形式，把在定海戰役中殉難的官民事跡記錄下來。這樣處理，把人物和事件緊密結合，有效地改善了傳統紀事本末體過分重視敘事，忽視了人的精神的躍動。從夏燮的改造中，我們不僅看到了定海失守的始末，還看到了典吏全福等人在戰爭中的英勇表現。錢穆先生認為，只有編年體和紀傳體才能克服紀事本末體在寫史中存在的忽視人的精神等弊病，他說：“我所認為中國史學最精邃之深義所存，乃在其分年分人逐年逐人之記載，初若不見其事。”[15]夏燮的嘗試實際上就是用編年體對紀事本末體進行改造的嘗試，不管這種改造對紀事本末體的發展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是這樣做本身對后世紀事本末體的編撰是有借鑒意義的。

　　王闿運（1835-19160，宇壬秋，又字壬父，長沙府屬湘潭人。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述及晚清人創作的紀事本末體史著時就說：“最著者有魏默深源之《圣武記》、王壬秋闿運之《湘軍志》等。……要之壬秋此書文采可觀，其內容則反不如王定安《湘軍記》之翔實也。”[16]光緒元年（1875年），由曾國藩之子曾紀澤出面，邀請“文翰頗翩翩”且又與湘軍將領多有交往的湘潭名士王闿運來主持纂修《湘軍志》的工作。光緒三年二月，王正式著手《湘軍志》的編纂工作。光緒四年十一月，《湘軍志》初稿成。光緒七年閏七月，《湘軍志》最后定稿。王作《湘軍志》共16篇，即：湖南防守篇、曾軍篇、湖北篇、江西篇、曾軍后篇、水師篇、浙江篇、江西后篇、臨淮篇、援江西篇、援廣西篇、援貴州篇、川陜篇、平捻篇、營制篇、籌餉篇等。王闿運在《湘軍志》中對改造傳統紀事本末體史書上作了不少探索，成就不可小視。（1）注意吸收紀傳體的優點，增加人物在紀事本末體史書中的位置。其曾軍篇和曾軍后篇以人物命篇，重點記載曾國藩創建湘軍的歷史背景，湘軍的建制分合，以及成軍后所經歷的戰役，突出了曾國藩創建湘軍的歷史功績。篇中還記載了胡林翼、彭玉麟、羅澤南、左宗棠、李鴻章等人在戰爭中的表現。（2）擴大紀事本末體史書的記載范圍。傳統的紀事本末體史書主要以事件為主，很少涉及軍事制度、經濟等方面的內容。王闿運在《湘軍志》中專設營制篇、籌餉篇來記載這方面的內容。營制篇說：凡立營，十人為隊，八隊為哨，隊、哨有長，隊有斯養，隊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隊之械：一、五抬槍，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槍。抬槍遲重則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隊，統以哨長，哨百七人，置哨官領之。四哨為營，親兵六隊，隊長、斯養如哨之制，隊十二人。六隊之械：一、三主炮，二、四、六皆刀矛，五為小槍，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長，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統于營官，故曰營五百人，而哨、營官不數。曾國藩設立湘軍營制的方針，是以封建宗法關系控制將領和軍隊。湘軍各部，上自統領，下至哨長、士兵，從其開始招募成軍，即是以同鄉、親友、師生等關系為紐帶而維系著的武裝集團。湘人王闿運在論及湘軍時說：“湘軍之可貴者，各有宗派，故上下相親”；又說：“從湘軍之制，則上下相維，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17]可以說，營制篇比較清楚地記載了軍事體制。籌餉篇則重點記載了湘軍軍費的來源和開支情況，對其中的蠶食軍餉的積弊多所指陳。上述對紀事本末體史書的改造，致使《湘軍志》有別于傳統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編纂模式。王闿運評論《湘軍志》時說：“此志自以紀事本末為易嘹，但非古法爾！”[18]后人曾評價它“斂雄才于方紀，納萬變于小篇”，認為“史裁之麗密”超出了同時代著名史家的著作。

　　再如清人黃鴻壽1915年定稿的《清史紀事本末》在體裁運用上，十分注意汲取紀事本末體史書編纂過程中積累的經驗，借鑒其它體裁的優點，形成比較成熟的紀事本末體編纂模式。該書吸收此前各家編纂紀事本末體的經驗，如仿《左傳紀事本末》的體例，凡一人一事關乎清朝盛衰的人和事都列為專篇加以記載，如《和坤之貪》、《乾隆極盛》、《增加兵額》等。仿《左傳紀事本末》和《金史紀事本末》體例，于一事之末尾間附評論，表明作者的觀點和看法。該書還十分注意其他體裁的優點，如吸收學術史編纂的方法，特設《諸儒學問出處之概》一篇論述二百年清朝學術變遷的軌跡。

　　三、初步確立近代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編纂模式。20世紀初，“史界革命”的浪潮開始沖擊傳統史學。

　　在新史學思潮如火如荼的歷史情境下，史學家面對新的歷史觀，新的史學方法，開始思考如何改造傳統史書編纂模式，建立富有近代色彩的史書編纂模式，以契合時代的需要。其改造的方式（路向）有二種：（1）辨證分析紀事本末體的優劣，整合傳統史書體裁的思想資源，建構近代紀事本末體的編纂模式。（2）借鑒章節體敘述的優點，編撰出新式紀事本末體史書。

　　清末史家中，對紀事本末體史書理論闡釋最透徹，改造最具成效的當數梁啟超。梁啟超對紀事本末體有比較辯證的看法，對其優點竭力推崇，如說：“紀事本末體與吾儕理想之新史學最相近，抑舊史學進化之極軌也。”[19]但對其不足也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如說：“紀事本末體是歷史的正宗方法。不過中國從前的紀事本末，從袁樞起，直到現在，我都嫌他們對于集團的分合未能十分圓滿。即如《通鑒紀事本末》把《資治通鑒》所有事實，由編年體改為紀事本末體，中間有些地方分得太瑣碎，有些地方不免遺漏。也因為《資治通鑒》本身偏于中央政治，地方政治異常簡略，政治以外的事實更不用提。所以過去的紀事本末，有共同的毛病，就是范圍太窄。”[20]這段話對傳統紀事本末體的批判，歸納起來有二點：（1）過分注意一事之始末，忽視對史跡“集團”的把握。梁啟超對史跡“集團”解釋為：“史跡集團之名，吾所自創，與一段之‘紀事本末’，意義略相近（本末僅函時間觀念，集團兼函空間觀念；但此名似仍為妥，容更訂定。）”[21]梁氏的解釋體現了他對紀事本末體嶄新的界定，即撰寫紀事本末體應從時、空二方面整體把握事件之間的聯系。而傳統紀事本末只見“本末”，不見“空間”，且分目太細，忽略事件之間的內在聯系。（2）紀事范圍太窄。傳統紀事本末體所記史事，無法處理好中央和地方，政治與經濟、文化之間的關系，致使它成為皇朝政治史，大大降低了它的史料價值。

　　梁啟超對紀事本末體理論闡述最透徹，在體例改造上也作了成功的嘗試。在編撰方法上，梁啟超努力克服傳統紀事本末體過分注意一事之始末，紀事范圍太窄的弊病，注意從時、空二方面整體把握事件之間的聯系，擴大紀事本末體記載事件的范圍。這方面，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就是他改造傳統紀事本末體的成功嘗試。梁啟超認為，改造紀事本末體首先要確定“史跡之集團”。因為，劃分“史跡之集團”意義相當重要，如他所說：“歷史的事實，若泛泛看去，覺得很散漫，一件件的擺著，沒有什么關系，但眼光銳敏的歷史家，把歷史過去的事實看成為史跡的集團，彼此便互相聯絡了。”[22]《戊戌政變記》就是梁啟超用“銳敏的眼光”，把戊戌變法作為“史跡之集團”來看待的。舉凡與戊戌變法有關的史實，梁啟超將此“整個而活”的全體相攝于心中。這種全體相表現在梁啟超“因事命篇”時，特別注意事件之間的聯系，全書的五卷正文是按照戊戌政變的原因、經過和結果來展開的，并以第一篇第一章《康有為任用始末》所敘以康有為為中心的改革路線和變法運動，作為主線構建全文框架。在闡述變法產生的原因時，強調康有為的影響，但這樣記敘并沒有闡明變法的遠因，故梁啟超在附錄里設《改革起源》，從審視歷史的角度，回顧和總結了自鴉片戰爭后半個世紀中國社會改革的四個階段，以此同第一章《康有為響應始末》銜接。在闡述戊戌變法失敗的原因時，梁啟超以《廢立始末記》和《政變前紀》二卷六章來敘述，篇和篇之間相互照應，從不同側面來論述變法失敗的原因。

　　梁氏所確定的“史跡集團”，不僅著眼于事件之間的聯系，而且還具有空間方面的意義。《戊戌政變記》敘述維新變法運動時，《新政詔書恭跋》主要記敘了中央方面變法的實情，但是梁氏認為這樣并不能反映戊戌維新運動在全國的情況，因此附錄二《湖南廣東情形》對中央以外變法實情作了較完整的敘述。如刊登梁啟超致陳寶箴書《論湖南應辦之事》，梁認為“此書即為湖南辦事之起點，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書次第行之。”書中論述了創設時務學堂以開啟民智，“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湖南官紳有見于民智之為梁認為“此書即為湖南辦事之起點，后此湖南一切事，皆以此書次第行之。”書中論述了創設時務學堂以開啟民智，“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湖南官紳有見于民智之為重也，于是有時務學堂之設。”湖南時務學堂是湖南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取得的成績是清廷實行“廢八股，興學校”政策的結果，這就照應了《新政詔書恭跋》對維新事業的論述，表明新政所取得的成績不限于中央，具有空間上的廣泛性。

　　郭孝成1912年編撰的《中國革命紀事本末》，借鑒章節體敘述的優點，編撰出新式紀事本末體史書。商務印刷館刊印序言中說：“郭君孝成有鑒于是，乃薈萃見聞所得，詳加纂定，成《中國革命紀事本末》一書，都凡三編：第一編曰中國革命緣起及湖北革命始末；第二編曰各省革命志略；第三編曰民清議和及共和立國。一編之中，各分章節，措辭淺顯，敘事翔實……后之欲考革命信史者，當以是書為源匯矣。”[23]二十世紀初，隨著章節體史書在中國的盛行，它在歷史編撰上所具有的優點逐漸被史學家承認。尤其是紀事本末體史書由于它同章節體有相通之處，因而更加受到章節體的影響。郭著《中國革命紀事本末》顯示了紀事本末體和章節體有機結合的趨向。

　　這種以紀事本末體為主，其它體裁相配合的史著編撰思想，體現了近代史家強烈的邏輯意識，他們試圖更加清晰地反映歷史史實之間的因果關系，記錄歷史的豐富性和多樣性。從晚清史家改造的歷程看，其中發展的軌跡宛然可見。我以為，在梁啟超之前的史家，如魏源、夏燮、王闿運、姚錫光等人，他們對紀事本末體史書的改造都還是不自覺的，沒有實現根本性改造；梁啟超不僅對紀事本末體有中肯的理論分析，同時在實踐上奠定了近代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編纂模式。《戊戌政變記》主張確定“史跡集團”，“以傳記之法補紀事本末之體”，擴大史論等三個方面來改造傳統紀事本末體史書，這在傳統紀事本末史書中從未有人做過嘗試。從歷史編撰學盛角度而言，《戊戌政變記》的問世，是紀事本末體由傳統型向近代型轉變的重要標志，對現代編撰紀事本末體史書仍有較高的參考價值。此后，紀事本末體開始和章節體相結合，其編撰方式上的近代化趨勢更加明顯。

注釋：

[1]錢穆：《四部概論》，《中國學術通議》，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版，第23頁。

[2]錢穆：《四部概論》，《中國學術通議》，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版，第24頁。

[3]錢穆：《中國史學之特點》，《歷史與文化論叢》，臺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1985年版，第124頁。

[4]錢穆：《四部概論》，《中國學術通議》，臺灣學生書局，1976年版，第24頁。

[5]劉知幾：《史通·論贊》。

[6]魏源：《圣武記》序言。

[7]魏源：《圣武記·康熙戡定三藩記》。

[8]魏源：《圣武記·康熙戡定三藩記》。

[9]

[10]王韜：《普法戰紀·前序》。

[11]王韜：《普法戰紀·前序》。

[12]王韜：《扶桑游記·岡千仞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頁。

[13]梁啟超：《中國近四十年大事記·序例》，《飲冰室合集·專集》（3）。

[14]夏燮：《中西紀事·海疆靖難記》。

[15]錢穆：《張曉峰中華五千年史序》，《中國學術通義》，169頁。

[16]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73）。

[17]王闿運：《湘軍志》卷15《營制篇》，1875年成都官書局刻本。

[18]王闿運：《湘綺樓日記》，上海商務印刷館1927年版，第124頁。

[19]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73）。

[20]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飲冰室合集·專集》（99）。

[21]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飲冰室合集·專集》（73）。

[22]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飲冰室合集·專集》（99）。

[23]郭孝成：《中國革命紀事本末》，民元商務印刷館序言，1912年商務印刷館鉛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