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俠義公案小說的身體想像：解讀《三俠五義》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宋偉傑

　　《三俠五義》系列，作為晚清時期流行甚廣的俠義公案小說之一種，無論原作與續作間的互文關系，即《三俠五義》（1879）以及兩部續作《小五義》（1890）和《續小五義》（1890）所構成的敘事系列，還是主流學者的刪改修訂，即《三俠五義》經晚清著名學者俞樾（1821－1907）之手重編而成《七俠五義》（1889），皆暴露出民間傳統/大眾想像與統治階層權力/主流話語之間借前朝故事，相互作用的結果。晚清內憂外患、眾聲喧嘩、話語雜揉之際，俠義傳統與公案傳統的合流，堪稱主流意識形態縫合作用的范例，也暴露出民間想像的局限性。

　　然而在朝廷護衛的身份下，江湖俠客的身體是否已全然被改造，并被成功結構到忠義框架與君臣倫理中？當俠客的身體偏離社會規范時，它是否真的淪為規訓與懲罰的對象？身體的臣服（向心狀態）與脫序（離心狀態），一直是威權與逃避、監視與解困相互爭斗的戰場。當那些桀傲難馴的身體，屢屢從特定的社會文化空間游離之際，敏感的讀者/聽眾又會如何解讀？實際上，《三俠五義》中俠義之士玩世不恭、我行我素的舉措，怎可被國族秩序、忠義倫理完全限制？而俠客身體意義上每一次成功、失敗、或者功敗垂成的突圍，在《三俠五義》貌似穩固的敘事框架與道德支撐當中，營造了一段又一段帶有狂歡與叛逆意味的插曲。是俠客身體的臣服、順從、不滿、犯規、乃至僭越，提示出文本敘事規范乃至社會文化秩序的鞏固、松動與傾覆。本論文即嘗試從《三俠五義》中俠客身體的形象化、定型化與抽象化（俠客身體的非身體性）、俠客身體對社會/文化空間與秩序的或隱或顯的僭越、忠義規范對俠客身體的監視、俠客身體的失控與放縱、俠客身體的個人性、社會性與“游戲的人”（晚清男性氣質與民間想像的自足與缺憾）等層面，來解讀《三俠五義》的敘事裂隙與身體想像。

清季女詩人薛紹徽與戊戌變法

南京大學/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錢南秀

　　中外對戊戌變法史的研究一向重視不夠，對婦女的參與與作用，尤其忽略。經過初步資料發掘，我發現中國婦女在戊戌時期的表現，積極自主、樂觀向上，敢思考、有創見。遠非如一般所想象的那樣，懦弱被動，等待男性變法志士的啟蒙與拯救。清季女詩人薛紹徽（1866－1911）便提供了一個極富魅力、極有意義的個案。

　　薛氏及其家人——其夫陳壽彭（1857－）、夫兄陳季同（1852－1905）、及季同的法國妻子賴媽懿–––––均積極參與了戊戌變法。尤其在創辨中國第一個女學會、第一所女學堂、和第一份女子刊物過程中，起了主要作用。變法失敗后，薛和丈夫合作，編譯介紹西方文史科技著作，編輯報紙。所作四百余首古典詩詞堪稱變法新政編年史。其關懷涵蓋之深廣，古今女詩人無出其右。與同代男性詩人相比，亦為佼佼者。薛氏於詩詞工力深厚，且每每改舊律，創新聲，以反映中西古今交流沖突過程中的急速變革，和女詩人自身對現寶的敏銳反映，及由引引發的復雜情感、深入思索。她敢于直言，發論常與其時變法領袖康、梁相左，和壽彭更時有爭論。這些都如實記載在她的詩詞論著中，為我們研究戊戌時期的兩性關系，提供了可貴資料。

　　薛氏詩詞在描述歷史變革同時，亦反映了以自身為代表的“新女性”的形成過程及其特質。她們既果敢熱烈，又深沉多思；既腳踏實地，又富于想象；既恪守傳統，又眼光開闊。她們是賢妻良母孝女，又將自身對家庭的責任延展為對整個民族國家的教化長育與呵護。為達到這一目的，她們對古今中外的知識價值選擇梳理，而形成其自身的獨特系統。既打破了對婦女的傳統禁錮，又不同於其時士大夫，易從直接導因論成敗，以武力高下論優劣，因鴉片戰爭以來五十年國恥，全盤否定中國五千年傳統，一切以西法為準則。

　　本論文欲從薛氏詩詞入手，研究其生平、著作、及家族史。俾重新考察中國近代史，了解中國知識階層，尤其是知識婦女在戊戌時期的作用。她們為變革民族、國家、和自我所作的努力，艱苦卓絕，欲不幸被遺忘太久。

創造嶄新的小說世界：中國短篇小說1906－1916

查理大學（Charles University）　米列娜（Milena Dolezelova）

　　短篇小說是十八世紀前中國文學的主要文學樣式之一，十八世紀以來漸趨式微。1906至1916間，短篇小說再次崛起。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界對短篇小說的復興作了種種解釋，這些解釋大多強調職業小說家與二十世紀轉捩期迅速發展的上海出版業（如：林培瑞1981，陳平原 1989，袁進1993，于潤琦1997）以及對歐美短篇小說作品大量的翻譯介紹之間的聯系（如：陳平原1989）。這些解釋就其本身而言是很有說服力的。美中不足的是，對十年間短篇小說藝術造詣的源泉，即作者的創造力，涉及不多。

　　因而，本文的宗旨即在探討小說創作（poiesis）因擺脫對作品與現實關系的狹隘界定的束縛所產生的活力。我注意到這一時期的重要作家，周趠（魯迅），葉圣陶，徐枕亞，蘇曼殊，周瘦鵑，包天笑等，在作品中常常傾心于摹寫某一種心態而不是著重于結撰故事情節；這是對晚明話本小說和晚清章回小說關注情節的逆轉（對于這個逆轉現象本文將作進一步的闡釋）。這一觀察對我有很大啟發。

　　本文還將討論晚清時萌發的新文學史觀及其倡導者，黃人，王國維，徐念慈。尤其是黃人，是文學觀革新過程中最有影響力的理論家，他主張摒棄涵容所有文學樣式的傳統“文”的觀念，接受西方“美文學”（belles lettres）文學觀，即文學作品的主要關照是美或情感因素（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促成短篇小說創作繁榮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文學藝術創造理論的發達（見1910至1919年間周樹人[魯迅]，管達如，呂思勉的有關論述），新的創造觀包涵了小說世界的虛構性，即小說世界發源于作家的藝術想象力的見解。

　　在有才華的作家的筆下，新文學觀，創造觀自然而然會引向嶄新的小說世界的建構：作家一經擺脫陳腐的美學規范的桎梏便能自由地營造自己的作品，創造自己的個人的象征符號，重新組建時空秩序，展現自己的文學風格。從1906年到1916年十年間涌現的大量作品中，我選擇了一個晚清作品，四個民初作品作為參照，以分析介紹吳沃堯，魯迅，葉圣陶，周瘦鵑，葉心一等重要作家的創作方法。

城市的個性：晚明“西湖小說”及其源流——兼論古代白話短篇小說的地域性

北京大學　劉勇強

　　白話小說的地域性可以喚起受眾的親切感和現場感，并成為其歷史與文化價值的見證。西湖小說就是這樣一個創作群。所謂西湖小說，指的是產生于杭州，又以西湖為背景的小說。西湖小說的大量涌現，從一個側面昭示了古代小說的嬗變軌跡。同時，由于杭州獨特的城市個性，小說對它的描寫也反映出作家對城市生活認識的角度和程度，而這在中國社會近代化的演進過程中，也具有特殊意義。

　　本文首先分析了以城市為依托的地域性之形成與嬗變。北宋都城東京是地域性在白話小說中最早的體現。杭州在小說發展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視。縱觀西湖小說的創作，宋代已形成規模，晚明達到高潮，到清康乾時期猶有可觀。清中葉后不再有引人注目的作品出現。這基本上與白話小說的發展趨勢是一致的，與杭州經濟文化的特點及其發展也有關。此外，南京、蘇州、揚州等地的小說創作也值得關注。至上海逐漸成為小說創作的中心，作為地域的小說史，從此掀開了新的一頁。

　　論文第二部分分析了西湖小說的文化背景與文學基礎。杭州是中國古代文化的一個交匯點，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在西湖小說中得到了生動的反映。西湖又有大量的地方文獻，為小說家的創作提供了許多素材。實際上，杭州濃郁的文化特點不只表現在書面文獻上，也是散布于街頭巷尾、流蕩在湖光山色間的一種傳統氛圍。小說家在選材時很自然地受了當地文化背景的影響。不但如此，西湖小說的發展似乎又與西湖的興廢聯系在一起。而思想觀念的影響也很重要，總的來說，文人對城市面貌的關注很少有超過對人文景觀的關注。

　　論文第三部分具體討論了西湖小說的世俗性和文人性。杭州在中國古代城市的發展中具有突出的個性。一面是市列羅綺競豪奢的商業氣息，一面是山水煙霞、詩酒風流的文化氛圍。這雙重性格都體現到了小說中。

　　西湖小說世俗化的特點與城市生活密不可分。從題材上看，往往為市民所津津樂道；具體描寫中，也反映了當地人的生活觀念、文化心理和風俗特點；方言的運用在西湖小說中非常普遍；最主要的當然是思想觀念中的趨俗。與此同時，西湖小說又帶有鮮明的文人色彩。從小說史的角度來看，西湖小說的世俗性似乎呈減弱的趨勢，而文人色彩卻不斷強化。這主要表現在對西湖山水風景的頌揚，成為有關作品共同的傾向；而歷史題材也更受重視，小說家熱衷描寫與杭州有關的歷史人物；藝術方面，小說專集往往有統一的構思，作品間存在著內在的思想與藝術聯系；作家的主體性更為鮮明；不少作品情節淡化，結構也比較松散。

　　在西湖小說中，世俗性與文人性并不是矛盾的。這同樣與杭州的城市個性分不開。杭州繁榮的城市與西湖的自然風光相互襯托和補充，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城市與鄉村的對立，小說家因而避免了在城市與山林中艱難取舍的尷尬。但這也使得本來源于市井的通俗小說逐漸淡化了其自身的特點，城市的本性未被充分揭示出來。

　　論文第四部分探討了西湖作為小說的場景的敘事意義。中國古代小說家總是利用故事發生的“實際場所”作為情節展開的舞臺，真實的場景與虛構的故事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邏輯關系。實際上，場景有時就是地域性最集中的體現。例如以東京為大背景的話本常見的場景樊樓、燈市、相國寺、金明池等，市井色彩非常鮮明。宋元話本中的“西湖小說”也頗有一些是以市井社會作為故事場景的。但后來，西湖更多的成為小說家衷愛的場景，隱約表現出不同的觀念意識。

　　從小說的敘述上看，場景具有重要的結構意義。比如不少作品即以清明郊游作為情節的開端，在幾近俗套的場景中，男子的艷遇得以順勢展開。與此相類似，寺廟也是經常出現的一個場景，而由于寺廟本身的象征性，它作為場景的意義主要被用來收束情節。雖然場景是客觀的存在，但作為小說形象世界的一部分，不可避免的帶有主觀性。小說家也往往能將場景能動化，調動其內在的文化內涵，使之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意義或與整個形象世界的意義相吻合。

　　總之，沒有任何城市像杭州那樣，在中國小說中得到了如此全面、持久和鮮明地表現。但杭州豐厚的文化積淀和優美的自然景觀，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杭州市井的世俗氣息，并遮蔽了小說家審視城市社會新動向的眼光。在西湖小說中雖然也能看到城市生活特有的情景，但它們幾乎是與其他描寫毫無差異地自然呈現出來的。城市作為一種不可抗拒的社會實體在中國小說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還是從晚清開始的。

正史與外史：解讀《儒林外史》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　商偉

　　《儒林外史》自稱外史，并在明代的歷史框架中展開敘述。對此通常的解釋是：外史泛指小說，而以前朝為背景則是因襲小說的慣例。但是，閑齊老人的序文說：“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認為《儒林外史》在正史之外自成外史，是吳敬梓有意為之。序文作者身份不詳（一說閑齊老人即吳敬梓本人），然而將該序系於1736年初，官方的《明史》甫成之際，可謂用心良苦。

　　本文所關注的問題并非吳敬梓如何藉明史框架論述時代經驗或以小說家筆法重寫歷史，也不是《儒林外史》敘述的文體問題。我所感興趣的是《儒林外史》如何通過敘述的形式對正史的歷史范式及其社會功能提出質疑。儒家社會的象征秩序以歷史為其內容，經由敘述而構成指導行為的規范和闡釋世界的依據。它的有效性是基于對歷史與現實，規范性與實踐性，語言與行動之間的同一性的假定。本文通過婁公子，蕭云仙，王玉輝，匡超人等情節揭示《儒林外史》如何動搖了儒家象征秩序的基礎。在婁公子的故事系列中，沉浸在歷史文本世界中的兩位公子屢經唐吉訶德式的尋賢歷險；他們的故事是對書本的可靠性的測試。在這個意義上，《儒林外史》確乎拓展了一個正史之外的世界。在這個外史的世界里，經典的宏大敘事已經無法被翻譯成現實，它的語言變成了一個自我封閉和自我再生產的符號系統，而它的敘述，借用小說人物描述八股文的話，則是“代圣賢立言，”即所謂“教養題目文章里的詞藻，”喪失了對行為的約束力。本文最后指出，正是通過對正史宏大敘述的瓦解和顛覆，《儒林外史》界定了外史敘述的基本屬性。

小說評點與晚明出版業

北京廣播學院　白嵐玲

　　首先，本文所論之小說評點，兼及文言小說及通俗小說之評點；其次，晚明出版業總體上可分官方、私家、書坊三大體系，本文所論以最具有產業規模的書坊出版業為主；另外，由于書坊往往集編輯、印刻、發行為一身，所以本文所論之出版業亦涉及此多個方面。

　　小說評點始自南宋末年劉辰翁《世說新語》評點，但直到晚明才形成一時之風氣。小說評點經歷了不同的發展階段，早期評點以注音釋字為主、同時對人物情節發表簡單評說；后來注音釋義退居次要地位，評點不僅論及作品內容，更揭示其藝術技巧，成為獨具特色的文學闡釋和文學批評。這一變遷在晚明實現。

　　明代經濟發展、出版業繁榮為小說評點興盛提供了前提。

　　明代出版稅的免除、造紙業的發達、印刷術的提高、圖書成本的低廉、舉子士人及市民階層形成的巨大圖書市場等等因素使晚明出版業達到有史以來的極盛時期。書坊之間的激烈競爭使之市場意識、選題意識空前加強。于是，關乎舉業的經史子集繼續成為晚明出版物的主流，同時，“無關乎舉業”但為市民心儀的“諸書雜傳”尤其是小說在出版物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加，甚至一些書坊主人直接參與了小說的創作和加工。

　　書坊出版業發展競爭的結果不僅使圖書種類大大增加，亦使圖書形態發生變化，出現了多種帶有晚明特色的圖書促銷手段，如泛濫的序文、精美的插圖、套版的印刷，趣味盎然的評點，等等。其中，附有“諸名公批評圈點”的評點本的出現尤其值得注意。主要針對舉子的詩文評點最早得到發展，后來漸浸于小說。小說評點由早期面對平民的注音釋義型很快轉變為既可向平民啟蒙更可被文人把玩的情文兼及型，并在形態、內容諸方面明顯體現出詩文評點影響之痕跡。

　　由于書坊出版業射利為上，故往往缺乏應有的嚴謹態度。小說評點中，偽托古本、偽托名人序言乃至偽托名人評點成為晚明相當普遍的現象。

　　明代文人思想觀念轉變、關注通俗小說甚至參與通俗小說評點，與書坊出版業大量刊刻小說并推出小說評點本這兩種現象在晚明同時存在。書商的自評與文人的評點之間的關系錯綜復雜。書商自評包括了書商假托名人的評點；而文人評點自身也體現出不同的特色，這可分別以馮夢龍和金圣嘆為代表。通過兩小說評點異同之比較可以清楚地看到小說評點發展之脈絡。

　　盡管晚明過分商業化的書坊出版業使當時的小說評點乃至今天的小說評點研究帶來了諸多問題，但從總體上來說，出版業的繁榮導致了小說評點數量上的大量出現及質量上的全面提高，而小說評點的繁榮又促成了出版業的進一步興盛。兩者互生并存。因而，談及中國小說批評、小說理論的進程，不可忽略晚明出版業的重要作用。

重建社會與思想秩序的嘗試：十八、十九世紀之際考據學的轉向

清華大學　葛兆光

　　在清代考據學失去了有問題意識的學術取向后，本來懷有某種自覺的考證變成了沒有任何意圖的考證，瑣碎的、繁瑣的、沒有目的和沒有判斷的考據學，在一段時間里，確實導致了知識與思想的分離，使知識失去了思想性的追求，而思想也失去了知識支持。特別是，當被標榜的所謂“漢學”與“宋學”分道揚鑣，各自固執地標榜“考據”和“義理”之后，這種分裂就日益造成了對思想和學術的傷害。但是，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的一部分考據學家中，借用知識表達思想的有意識的嘗試卻從來就沒有中斷過。那些處在政治意識形態語境中感到壓抑的考據家，總是不甘心停留在具體歷史問題的考證中，也總是希望用自己的考據知識對社會與思想秩序的合理性進行重新審查。本文指出，這種重新審查是在兩方面通過兩種途徑來進行的：一方面，他們的途徑是用文字溯源的方法來清理一些概念的歷史，一方面，他們又在試圖尋找一些“通例”，重新審查思想的根本依據，以確立一種思考的正確途徑。這里面可以看到傳統學術方法的延續，也可以看到受到西洋新知的刺激。一旦考據被置于這樣的問題意識和追求目標，這時的文字、音韻、訓詁之學，便不再是所謂的“饾饤瑣細、支離破碎”的文獻考據，天文、歷法、步算之學，也不再是為權力論證合法性的數術知識，而是一種通過關鍵語詞（Keyword）的重新詮釋、通過一般法則（universal principle）的重新建立，以清理社會與思想秩序的大學問。特別是，當這種經由考據的知識揭發了支持政治秩序和支配社會生活的“理”被建構的歷史，試圖重新確立常識與規則的理性，當這種通過考證尋找知識判斷的一般法則，試圖重新確立一種精確的原則和尺度，這個時候，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已經隱隱約約地表現出了后來被稱之為“現代性”（modernity）的意味。盡管他們尋找到的“禮”和“數”未必能夠真的重新清理社會與思想秩序，盡管學術史和思想史中這種“在傳統內部變”的進程后來由于種種原因，并沒有延續下去，但是它卻是一種歷史記憶，常常被后人呼喚出來，作為現代社會和思想的資源。

俞樾的文藝觀

日本京都大學　金文京

　　俞樾（1821－1906）一般被稱為清朝考證學的最后一個大師。不過，他另一方面非常愛好白話小說，為世人較為罕知。他愛讀當時的流行小說《三俠五義》之余，竟然親手加以改訂且用本名寫序，公諸江湖。做為當過翰林的高級文人來說，此舉在中國文學史上堪稱空前絕后。他的《茶香室叢鈔》、《小浮梅閑話》等筆記中，也可找到有關白話小說的大量評論，且其內容多半對白話小說以及相關的說唱文學予以肯定，他甚至也閱讀過西方的翻譯小說。他對通俗文學的這種積極的態度在當時保守派的文人當中頗為突出，以致連他的學生章炳麟對乃師這一方面的活動不無微辭。這固然是和他個人的博學，且興趣廣泛、思想較為開朗有關。不過其中也不難看出晚清一期文學思想潮流演變的反映。本文先探討俞樾對通俗小說的看法及其個人、時代背景，藉此要指出中國在沒有接受以小說為主的西方文學觀以前，自有其固有的文學觀的發展演變過程，使之能夠順利適應新來的外來思想，在西方沖擊之前與之后之間，其實并沒有世人所想像的鴻溝，卻存在著某種程度上的連續性。他的再傳弟子中出了魯迅，他自己的曾孫更有俞平伯，恐怕也不是偶然，可以說是晚清到民國之間文學思想藕斷絲連的一個標志。

晚清宮廷戲考述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　幺書儀

　　乾隆時期和道光以后的清末，是清代宮廷演劇的兩次高潮。

　　乾隆時期的南府、景山兩大皇家劇團，規模宏大，演員眾多，由宮內太監和民間演員兩部分組成。民間演員從當時領導戲曲潮流的昆弋兩腔的故鄉入選，他們進入宮廷后與民間的聯系便被隔斷。宮內劇團組織管理采用封閉方式。此時的宮廷演劇職能，主要以完成各種慶典儀式為主，也向外國使臣展現帝國的輝煌，同時也提供皇室娛樂的需要。其劇目，由皇家指令編創，審查；以宮廷承應、宮廷大戲和昆弋兩腔為主要部分。

　　自道光朝開始，宮廷演劇發生了全面的變化。此前龐大的皇家劇團全面瓦解，宮廷本身所屬劇團已缺乏活力。代之而起的管理機構升平署，其職能逐漸向著挑選民間名優和著名戲班進宮承應供差的方面轉變。到了光緒朝后期，民間名班的演出，已經成為清代宮廷演劇的主要構成。宮廷和民間戲劇演出的界限己漸趨模糊。

　　光緒時期的執政者西太后，是清代宮廷演劇第二次高潮的促成者。除慶典儀式外，演出活動主要為滿足皇室，尤其是西太后等的消遣娛樂需求。而她本人強烈的表演欲，對戲劇變革和引入民間創造活力的支持，對宮廷演劇的走向產生重要影響。其結果是，出現皇家劇團、太監科班和民間戲班三方鼎立的競爭局面。

　　晚清宮廷演劇機構的組織管理也漸趨開放。進宮的民籍教習可以自愿決定去留；民間藝人和戲班演出后仍然回到民間。宮廷演劇和民間演劇處于流動狀態。

　　在演出的劇種和劇目的選擇和確定上，改變了乾隆時期以昆弋為正統，排斥亂彈的陳規，和對“經典”劇目的崇拜，向俗間求新求異的風尚靠攏，而推動了宮廷演劇上的昆亂易位。

　　西太后對“內廷供奉”實施了月俸和賞金結合的辦法。月俸更多是表明一種榮譽，相對優厚的賞金則是經濟利益的主要保證。名優與一般藝人收入的檔次擴大，宮廷演出的組織也部分地引入商業運作機制。同時，某些藝人在宮廷受到的肯定，也促進了他們在演出市場上的聲名和地位。

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

臺灣大學　梅家玲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啟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梁啟超《少年中國說》

　　“少年”的青春希望，“中國”的強盛進步，曾是晚清以降多少知識分子思之念之的共同憧憬，如何以“少年”精神進行“中國”的改革再造，更催動無數近現代熱血青年全力以赴，生死以之。回頭過去，從維新到革命，從政治到文學，從想像到實踐，各路少年取徑雖殊，其於新中國新未來的殷勤打造，卻是不約而同。由是，“少年中國”所召喚出的，遂不僅是中西政治文化交會下一時的少年激情，也是百余年以來，新中國輾轉於救亡圖存之道上的種種血淚滄桑。

　　落實在文學實踐與國族/文化想像之中，這一輪述更因錯綜著現代性、啟蒙思想與國族想像，體現出前所未有的駁雜性格：基本上，標舉“少年”以對抗傳統文化所意喻的“老大”，以“中國”取代數千年居之不疑的“天下”，原就是中國現代性追求過程之重點，標識著傳統與現代的斷裂。它所涉及的，一方面是時間觀念與空間意識的重構：另方面，如何發現少年與怎樣想像中國，又開展出啟蒙與國族論述的思辯論域。然而，單一線性式時間觀與全球化空間想像的成形，是否足以完整解釋彼時“現代性”的各重復雜面向？老少新舊對立的表象之下，是否，以及如何，偷渡著青少年們對老大者欲拒還迎的欲望與焦慮？浮游於老少新舊中西內外盤結交錯的繁雜領域之中，所謂的“少年”與“中國”，又該如何定義自我的主體性？

　　就晚清文化與文學研究而言，這些都是值得一再思辨的重要論題，經緯兩端，彼此生發，對它們的研析，因此每有掛一漏萬之處。然而，梁啟超關乎“少年中國”的論述，卻恰巧提供了一個具體而微的討論起點。

　　一九○○年，流亡海外的梁啟超在《清議報》上公開發表《少年中國說》一文，正式為“少年中國”相關論述張目，追本溯源，此說原未必肇始於梁啟超，但在此之前，僅僅為時人朦朧的理念與憧憬，未嘗具體形諸文字：梁的文章，則不唯從多方面的辯析“老大帝國”與“少年中國”的關系，更藉由多種鮮明的意象對比，熱情洋溢地標舉出其間的絕大差異，如：“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如乳虎”，“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為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正是以“人之老少”喻擬“國之老少”，高度肯定“少年”的進取前瞻意義。而“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少年中國，與國無疆”的贊辭，亦正是時人的共同憧憬，以之為討論起點，適可見其理念基礎。

　　再者，其后不久，鼓吹小說界革命的《新小說》一九○二年創刊於橫濱：創刊號中，梁除以《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倡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的小說理論外，另有自己創作的政治小說《新中國未來記》同時刊出，前此不久，《新民叢報》更早已刊載過梁親自譯述的法國小說《十五小豪杰》。而這些，其實都可視為先前“少年中國”論的不同表述方式，比合而觀，其間“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的辨證，逐更因文學實踐與翻譯政治論題介入，共同彩繪出彼時文化場域中的復雜動象，晚清文學/文化研究，亦得以此間顯出較全面的觀照視景。因此，以下便將由《少年中國說》開始，進而擴及梁在一九○○年至一九○二年前后的其它相關論述，就前述問題展開討論。

成為典范：漁洋詩作及詩論探微

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孫康宜（Kang-i Sun Chang）

　　近年來有關文學經典（literary cannon）的論述儼然已成了西方文學批評的熱點，主要因為人們已逐漸發現：一個文學典范的產生與其文化傳統的特殊運作有著根深蒂固的聯系。例如，著名文學批評家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就在其《西方正典》（The Western Canon）一書中討論了個別的偉大作家如何在持續的歷史變化之中、逐漸被西方傳統納入正典，而終于在文學里得以永垂不朽的前因后果。布魯姆的經典論實源自于他先前所提出的“影響的焦慮”一概念，他以為詩的歷史就是詩的影響史，因為“所謂詩人中的強者，就是以堅韌不拔的毅力向威名顯赫的前代巨擘進行至死不休的挑戰的詩壇主將們。”換言之，根據布魯姆的理論，所有作者都是在前代作家的影響和壓力下進行創新的。在《西方正典》一書中，布魯姆再次強調后起的作家與前人競爭的現象；所謂“典范作家”就是在眾多作家互相競爭之下最終被文學傳統本身選出之杰出者。但必須指出的是，布魯姆以為衡量正典的準則應當是純藝術的，與政治無關，所以一個作家與前人的競賽只是一種美學的競賽。布魯姆這個理論確實和目前許多文學批評家所持之觀點不同，因而它也就引發了許多人的批評與攻擊。尤其在目前多元文化的社會里，多數人認為名作家的產生與權力的運作息息相關。而且，作家本人不可能使自己成為經典作家，除了需要讀者和評論家的支持以外，還同時受美學以外的因素之支配。總之，無論如何，今日有關正典的爭論已把文學批評引入了一個新的視野——那就是，不斷對話、不斷嘗試，不斷從各種不同角度來思考傳統文化的傳承關系之新視野。

　　由此，在今日西方文學批評界里也出現了不少與經典論有關的新議題——例如，誰是影響文學方向的主導者？究竟是美學的考慮重要，還是外在的權力重要？在文學史里是由哪些人來建立文學準則的？哪些作者算是經典作家？怎樣的人才是理想的先驅作家，能讓后起的詩人不斷地奉為典范、也能對后世產生一定的影響？怎樣的文學才是富有原創性的文學，而能在文學的競賽中獲得優勝？有趣的是，以上這些聽起來頗為“后現代”的議題其實早已是中國晚明時代各種詩派——前后七子、公安派、竟陵派、虞山派等詩派——不斷辯論的主題了。可以說，晚明文人所面對的文學環境乃是一個充滿了“影響的焦慮”的時代。他們的焦慮一方面來自于悠久文學傳統的沉重壓力，一方面也與當時文人喜歡各立門戶、互相詆毀有關。其中各種詩派之爭，猶如黨爭一般，其激烈的程度形同水火。著名現代學者周策縱就用“一察自好”一詞來說明晚明的這種凡事只依自己之所好，而導致以偏蓋全的尖銳的文學爭論。晚明文壇的爭論要點不外是：作詩應當以盛唐詩為標準，還是以宋詩為標準？詩之為道，應當本乎性情、還是本于學問？在門戶之爭的偏見之下，人人幾乎都在肆力抨擊其它派別的詩論，各個人都似乎在以偏取勝，儼然成了一股風潮。即使像錢謙益那樣，本來企圖“詩必盛唐”的一面倒的詩風（他四十歲以后開始學習宋元之詩，不再囿于盛唐大家），后來也變得十分偏激，反而助長了門戶之見。怪不得黃宗羲不喜歡卷入唐、宋之爭，他批評當時人“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為輕重高下，未嘗毫髪出于性情”；他曾感慨地說，“但勸世人各做自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

　　然而，入清以后（尤其是1680年代社會普遍走向承平之世以后）詩壇上逐漸出現了一個新的現象：那就是，對文學正典的追求。如果說，晚明的詩風充滿了許多熱鬧的門戶之爭的聲浪，那么我們可以說，清初普遍表現了一種走向“正宗”詩風的傾向。而詩人王士禎（1634—1711）也正是在這個時候奠定了他的經典作家的地位和基礎。本文的大意在解說漁洋如何立志成為一個不朽的詩人與詩論家。他以為，才情只是起點，要能不斷地努力搏斗才可以使一個人成為傳世的典范大家。所以，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充滿了“影響的焦慮”、仍在病床上不斷地編撰改寫他的作品。在《西方正典》一書中，布魯姆曾說：“影響焦慮壓扁了小才，但卻激發出正典之大才”，真可謂中肯之言。

守望藝術的壁壘：論桐城派對古文文體的價值定位

河南大學　關愛和

　　本文認為：在中國傳統的雜文體系中，文學的屬性與本質特征缺乏嚴格的規定性，尤其是古代散文中的“古文”文體，其在廣泛作為表情達意的語言載體時，情感的與非情感的因素，審美的與非審美的文字，交合雜糅，難以厘定。作為中唐以來古文運動的承繼者與殿軍，從方苞到吳汝綸，桐城派各個時期的領袖人物無不審時度勢，著意尋找著最適應古文與古文家生存的理論，不斷修正著對古文文體特質的認識，調整著古文與古文家在整個社會文化體系中的坐標位置，守望著古文的藝術壁壘。桐城派理論在理論上認識上的繼承揚棄、吐故納新，正符合文學流派“有所法而后能，有所變而后大”的發展規律。從方苞的“學行程朱、文章韓歐”的行身祈向，到姚鼐“道與藝合，天與人一”的文章至境，從方東樹作者之文、致用之文的分辨到曾國藩圍繞著文道關系的有關闡述，構成了桐城派對古文文體價值定位的認識過程。這一認識過程，體現出越來越為明顯地讓古文回到古文自身的基本價值取向。桐城派在與義理之學，考據之學，經世之學的辯詰爭訟中，其對古文學作中藝術性原則的注重，對古文表情達意過程中藝術與情感構成的強調，體現出由于自身生存需要和藝術直感所激發的文體自覺。這種由依附經學轉而讓古文回到古文自身的文體自覺，充滿著與雜文學體系剝離的痛苦，但卻與五四時期受西方學術思想影響而被國人所接受的文學重在表現人們情感和想像的觀念不期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