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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講座，老學者有著難得的“明星效應”。許多人說：“我們是沖著他來的。”
兩周前的周末，雪后，是一個大風天，一個不想出門、只想圍著火鍋吃涮羊肉的日子，而講座《長城的保護與發現》恰巧要在這天下午在北京國家圖書館舉辦。
■老學者有著一大批鐵桿“追星族”
 這是一個嚴肅、沉重的話題，一個充滿責任與使命的話題，既不輕松又不實惠。盡管主講人羅哲文是位德高望重的著名古建筑專家、中國文物學會會長、長城學會副會長，有足夠的權威，但我仍不無擔憂，在人們崇尚實際的今天，在這氣候惡劣的時間里，會有多少人愿前來聽這樣的學術講座呢？
當我提前10分鐘來到國家圖書館分院，走進文津樓內古色古香的學術活動廳時，卻發現狹長的廳內，座位已所剩無幾。讓人有些驚訝的是，來者竟大多是年輕人，白發老者與十幾歲的少年偶或其中。盡管來者眾，大廳內卻靜靜的，沒有人抽煙、嗑瓜子，也沒有人旁若無人地大聲聊天，使人感到靜謐中隱藏著一種熱烈莊重的期待。
我悄聲問身邊一位老者：“您是研究長城的？”“不，我是搞水利的。”“您對長城特感興趣？”“噢，我是沖著他來的。”他一指入場券上主講人的名字，接著說：“這人很了不起，他是著名古建筑學專家梁思成的學生，知道哦？”“知道。”“當年美軍轟炸日本，是梁思成對日本的古城、古鎮、古建筑作了記號，由羅哲文繪成地圖，建議美軍不要轟炸這些地方，保全了日本的古都京都、奈良，知道哦？”“知道。”“解放后，長城的修建工作都是他主持的，知道哦？”……
我們正說著，大廳內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掌聲，原來是羅哲文先生步入了會場。
■“我是沖著他來的。”
他身著一件深灰色的中山裝，微笑著用謙和的目光與大家打著招呼。他的步履輕輕，像是生怕打擾了誰。盡管他已年近八旬，白霜仍未將黑發染盡，只是背略微有些彎曲。他的聲音也是那么溫和，似乎從不用高調嗓音說話。
就在講座開始的時候，廳內已爆滿，過道兩旁還加了不少椅座。羅先生從長城上下幾千年的千秋功過講起，又講了長城的興衰，曾掀起的歷史波瀾，使人仿佛看見了那金戈鐵馬、叱咤風云驚心動魄的一幕幕，聽眾也在筆記本上密密麻麻地記滿了一頁又一頁。當他講到長城的新發現，建國以來長城的修建及圍繞長城開展的系列保護活動時，我不禁想到他在著書時常愛說的一句話：“我是長城保護和研究工作戰線上的一名老卒”，“將近半個世紀一直奔走在長城線上的老卒”。此時，我突然明白了那位老者為什么說，“我是沖著他來的”了。
如果說長城是中華民族的瑰寶、歷史的豐碑，那么守候好這瑰寶、豐碑的人則是功臣，而他只講長城，一個字不提自己，最多以“老卒”自稱，平和的背后有著多么巨大的人格魅力啊！
等到講座結束時，一大堆聽眾層層圍著羅先生，有向他請教問題的，有請他簽名的，與他合影的……羅先生半天沒有從人群中挪出幾步，他平和地、微笑地一一滿足大家的要求。
■與長城的不解之緣
 羅哲文生于1924年，四川宜賓人，本與長城相隔甚遠，但抗日戰爭爆發時，一首《義勇軍進行曲》激發了他對長城的向往。1940年高中畢業時，他投考當時中國唯一的古建筑研究學術團體——中國營造社，師從梁思成先生，得到梁先生手把手的訓練與教誨，受到其嚴謹治學的熏陶。
抗戰勝利后，為古建筑的研究，他專程到八達嶺、古北口考察長城，從此與長城結下不解之緣。
1952年，年輕的共和國經濟建設大規模展開，當時的政務院副總理兼文教委員會主任郭沫若提出維修長城，向國內外開放的建議。羅哲文受命先行去搞勘察規劃，他首選居庸關、八達嶺為長城的考察點。當時這兩處長城滿目荒涼，從明代以后，已擱置三四百年沒有維修了。沒有交通工具，他只能風餐露宿，靠步行與騎毛驢輾轉于高山峻嶺之間。
經實地勘察，他終于拿出一份修復八達嶺長城的草圖與規劃，他帶著草圖去見老師梁思成，請恩師審定與指導。梁思成特意對羅哲文強調了3點：長城要整舊如舊，保存古意；長城上游客的休息位置要講藝術性，要有野趣；千萬不能在長城邊上種高大的喬木，以免影響觀看長城的效果。另外，樹木過于高大，離長城的距離太近，也不利于長城的保護。
恩師的3條修建長城的意見，羅哲文銘記在心，并一一做到了。每一處新修建的長城都保持了“古壘斜陽”的韻味，是當之無愧的“世界文化遺產”。這便是“老卒”的功績。
中國有不少走長城的仁人志士，然而長城上足跡最多的羅先生當算一個。為了考察長城的長度與歷史，他幾十年來不知多少次登高山、下溝壑、過大河、穿沙漠，翻閱浩如煙海的資料。他為每一個長城的新發現之處歡欣鼓舞。近年來發現的青海的大通長城、山東的齊長城、河南湖北境內的楚長城、湖南湘西一帶的南方長城湘西邊墻、云南的滇東長城埂，有的正待進一步考察，有的已得到修建。他以他的堅忍和學識，使長城的修復工作愈加完善，而正是他多少年對長城的宣傳，使更多的中外有志之士認識了長城，走向長城，成為一個又一個好漢。
■多數文物照片都由自己拍攝
一位文物界的朋友說，羅先生確實對長城的修建與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但長城只是古建筑中的一項，以為他的功績只在長城一項，可太埋沒他了。作為全國文物局的首席古建筑專家，哪里申請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歷史名城、世界文化遺產，都要請他做鑒定。他的聲望遠揚海內外，前些年一本由中國內地、香港與日本合出的《中華文明傳真》出日本版時，日本人點名要羅先生做監制。
一位文物界朋友說，羅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大學問家，對古建筑的結構、營造法式、歷史變遷、建筑材料等無一不精通，像故宮、布達拉宮這種難度大、國家最高級文物的修建，都是在他的主持下進行的。那些梁架、斗拱、門楣的式樣、建筑材料，他都了如指掌、爛熟于心，并備有詳盡的文字資料與圖片，那些圖片多數是他親自拍攝的，可他絕不自私，誰需要用，他都給予及時幫助。在大家眼里，他就是一位和藹可親、平易近人的長者，他雖是大專家，卻從不把自己當大專家。
■把一個古村落提高到國家級保護單位
江西的流坑村是個歷代出讀書人的地方，許多人靠讀書走上了“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曾名噪幾個世紀。解放后，隨著教育體制的變化，這個頗具傳統文化價值的古村落也越來越破敗衰落。為了搶救文化遺產，流坑村的事很快被反映到北京。羅哲文先生得知后，毫不遲疑，立刻率專家與工作人員來此考察。一行人坐在老鄉的椅子上吃著山芋，腳下卻踩著雞糞與豬糞。有些人不習慣，在椅子上由坐改為蹲，也仍咽不下口中的山芋。羅先生卻對腳下的臟亂視而不見，吃得還蠻香。有人問他，您怎么吃得下去？他笑笑說，慣了，我經常這樣。從流坑村一回到北京，他就忙著著書、寫文章，向上級匯報，終于把流坑村由省級提到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使一些舊房屋及時得到了搶救。
我碰到的文物界朋友一提到羅先生，都連連感慨說，他是個好人，一個極好極好的老人。
相信把功臣的桂冠戴在這位文物界頂級專家的頭上絕不為過，而他卻對名啊利啊視而不見，淡而化之。在他眼里，只有古建筑的研究與修建，被他視為生命的全部。
這樣平和的心態，崇高的境界惟羅先生獨有。一個多么可敬的長城老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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