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里不是讓那些有人說是他們推動了歷史的有權有勢的人發言，而是讓那些不可避免地與歷史相遇的人出來說話……男人和女人，年輕人和老人，直接地或者與事件保持一段距離地傾吐心聲。——君特·格拉斯：《我的世紀》
我研究土地沙化的問題，帶有一定的偶然性，跟國家的一些大事件有關。
20世紀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蘇關系緊張，出現了領土爭端、武裝沖突。珍寶島事件以后，前蘇聯的一個外交官，叫契訶文斯基，寫了一本書，說中國的領土應該是以長城為界。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額爾古納河以西，自古以來就不是中國的領土，而是俄國的領土。他這個說法，涉及到歷史的真實問題，牽涉到國家主權問題，是個很大的事情。
當時，外交部提出一個要求，要考古工作者用考古材料證明，黑龍江以北，烏蘇里江以東，額爾古納河以西，歷史上就是中國的領土。我那時在黑龍江省考古研究所工作，就去了中蘇邊界，沿著黑龍江和額爾古納河考察，做了很多考古研究工作。其中有段時間到了呼倫貝爾。
去呼倫貝爾以前，我腦子里出現的是“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象，還有“藍藍的天上白云飄，白云下面馬兒跑”的旋律。可是當我進入呼倫貝爾草原后，眼睛看到的情況和來前想象的情景完全不一樣。草場的草又稀疏又矮小，高約五六公分的樣子，連地下的沙土都遮蓋不住。當時我們坐著吉普車，車前經常可以看到草原上的老鼠跑來跑去。你想，連老鼠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怎么可能會出現“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景象呢？這個巨大反差使我非常吃驚。看到牧民生活的貧困狀況，心里又是一驚。一家人只有一床被子，只有一身能穿得出去的衣服。這簡直是赤貧狀態！可這就是事實。我心里充滿了憐憫和同情，我要努力弄清楚他們貧困的原因。
我找到了幾家外來戶，是從山東、河南過去的流民。他們告訴我，自己是生在當地的，當初是爺爺領著一家人來的。那時候，草長得特別高，水也特別好，樹也多。“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的描述雖然多少有點夸張，卻也是真實生活的景象。當然，這種景象，他們沒見過，是聽父親說的，父親是聽爺爺說的。爺爺的時候是那樣，到父親的時候，就差了。水也不好了，樹也少了，草也長不高了。到他們這一代，草場就是現在這個樣子了。不出三代，也就是百十來年的時間，一個水草豐美之地，就成了貧瘠蠻荒之地，這是當地人親眼見證的事實。
要講原因，首先是人多的問題。想當初，因為在內地生活不下去，闖到關外，來到呼倫貝爾，過上了好日子。等回到家鄉一講，自然會感召更多的人。大量的移民新到一個地方，要住，要蓋房子，就要大量取土；要吃，要燒飯，就要大量砍樹；要大量養牛、養馬，牲口要大量吃草，就把草吃光了……一百年的光景，人們賴以生存的環境就出現了這么大的變化。
這個原因很明顯，老百姓也講得出來。我作為一個研究人員，沒有滿足于這個解釋。我想把這個環境被破壞掉的歷史往更早的時候追溯一下，看看還有沒有其他原因。我當時還有任務，要尋找古人留下的遺物遺跡，用考古發現來證實黑龍江流域是中國人民開發建設起來的。在這個過程中，就找到了古代人類活動造成生態環境被破壞的現象和證據。
考古材料證明，呼倫貝爾草原一帶曾經是有農田的，早在漢代或以前就有先民耕種，是鮮卑人。他們原來生活在大森林里，以狩獵為生。后來走出森林，開始游牧，同時也開荒種地。從他們的墓葬中發掘出的糧食，證明他們有耕種活動。他們使用的棺材，是用松木、樺木制造的，需要砍樹。后來，到遼代，也就是公元十世紀的時候，契丹人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到了呼倫貝爾，趕跑了當地的土著居民，把他們的百姓遷到這里開荒種地。另外，一般以為，蒙古人都是放牧游獵，不搞農耕。但我在考古發掘中看到過，在蒙古人居住的城中有埋藏在地下的糧窖，還看得出糧食粒。能提供這種證明的遺址遺跡，現在都埋在流沙下面。－－人們過度的開墾活動造成了水土流失，逐漸出現沙化情況，最后成了現在的樣子。
通過實地考察，我弄清了大致的環境變化過程和基本情況，但是并沒有想到今后就走到了專門研究土地沙化的路子上。
我到中國社會科學員研究生院讀書的時候，讀譚其驤先生主編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很感興趣。1980年他來北京參加會議，我見到了他，并成了忘年交。
我的研究生畢業論文，選的是與呼倫貝爾有關的題目。畢業之前，有一筆二百塊錢的課題經費，我就用這筆經費，重返呼倫貝爾，再次考察。
研究條件是很艱苦的，到處飛的蝦蠓，能把牛羊都咬得出血，別說人了。小咬也很厲害，直往鼻子孔、耳朵眼里鉆。戴上頭罩，也還防不勝防。但我心里總覺得對當地的貧困牧民有責任，對搞清楚環境變化、土地沙化的原因有責任，所以就一門心思把考察堅持了下來。
后來譚先生邀請我參加1981年的國際性的歷史地理學術討論會，并囑咐我寫呼倫貝爾，我就把呼倫貝爾草原生態環境變化的過程和原因寫了出來。譚先生很贊賞，認為文中講了以前沒人講過的道理。讓他更高興的是，搞歷史地理研究的人，多數是搞沿革地理，我的研究屬于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范圍，搞的人非常少，國家當前的發展卻是非常需要。史念海先生也參加了這個討論會，他是顧頡剛的弟子，也鼓勵了我。
當時剛剛開始改革開放，雖然是國際性的會議，但與會者只有大會報告時坐在一起，吃住是分開的，討論也是分開的。后來外國學者要求看些論文，組織者就請譚其驤先生圈定一些文章，我的論文也被選中了。參加這次國際討論會對我后來的專業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譚先生的熱心鼓勵，促使我確定了從事沙漠變遷研究的方向。他是我國現代歷史地理研究的開創者。在國際學術交流中，他發現國外不僅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很發達，歷史自然地理研究也很厲害。相比之下，他痛感國內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人很缺乏，研究水平也很落后。從學科發展的角度考慮，他希望盡快改變我國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薄弱狀態，希望有更多的人進入這個領域。我成了他寄予希望的一個人。
我很愿意不辜負他的希望，也相信自己能堅持下去，做出成績，但這個領域的研究需要實地調查，需要田野工作，這就需要經費，而這項工作的重要性一時還沒有得到我所在單位領導的理解，我在單位拿不到科研經費。這是我面臨的一個困難。正在這時，我的一個同學知道了我的情況。他是學外語出身的，當時主要研究香港問題，與國外研究機構有接觸，也有國際合作經驗，就幫助我申請有關基金會的課題經費。譚其驤和史念海兩位先生都給我寫了推薦意見，使我的申請得以順利通過。這筆經費，標志著我的沙漠變遷研究項目的正式啟動。
這個項目搞起來之后，社會影響很大。有人就念叨這個事，說這么重要的課題，研究的是中國的情況，花的是外國的課題經費，咱中國人一點兒錢不花，不大合適。這以后，我開始得到一些國內的課題經費，是主動給的。國家文物局給了一筆課題費，中國社科院科研局也給了一筆課題費。有了這么兩筆經費，我的工作條件就好多了。到地方去做調查的時候，可以找助手了；到少數民族地區去，就可以找向導和翻譯了。我自己還是很節省，到現在還是一個傻瓜相機。
在呼倫貝爾的考察，是我的沙漠考古研究的開始階段。后來，我走向西北和整個中國北方沙漠地區。我想驗證一下，在呼倫貝爾的發現，是不是具有更大范圍的普遍意義。這使我踏上了非常漫長的沙漠考古之路，累計起來的總里程應該有五六萬公里的樣子。
在新的地方的考察，讓我有了新的發現。這些發現，證明了我對呼倫貝爾的考察所得出的結論是正確的。
我先到了寧夏地區的騰格里沙漠。那里有很高大的流動沙丘，一個著名的地方叫沙坡頭。沙坡頭是當年修建包蘭鐵路時一個巨大的障礙。鐵路能不能穿過沙區，不受風沙的危害，是當時要嚴密論證的一大問題。現在這個問題早已解決，而我關心的是，騰格里沙漠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根據已有的研究成果，騰格里沙漠屬于典型的人造沙漠，它的沙源主要來自阿拉善左旗，是阿拉善高原偏東部的一個地方。在阿拉善左旗南部的一座山上，發現了一塊漢代的摩崖石刻，記載南匈奴和漢朝軍隊一起去打北匈奴的事情。有關的記載證明，那里在漢代的時候還是水草肥美的地方。南匈奴當時就居住在阿拉善左旗的南部，漢朝的軍隊在當地也有屯駐。這說明，當時應該是有大量的可耕地而沒有流沙的。現在那里的流沙已經很多了。其中的一大原因，就是從漢朝開始，特別是以后，人類在那里的開荒活動日益頻繁起來，造成了今天這種情況。
騰格里沙漠是我國境內流動最快的沙漠。“騰格里”在蒙語中是“天”的意思。民間有騰格里沙漠是從天上來的傳說。實際上，這個沙漠是“就地取沙”而形成的。人類頻繁的活動破壞了草地，使原來埋藏在地下的沙子暴露了出來，再加上當地的西北風特別強烈，在風的作用下，出現了嚴重的風蝕現象，把地下的沙子掏了出來，逐漸形成了騰格里沙漠。
最初的騰格里沙漠，是在賀蘭山以西，沒有過山。賀蘭山本來長著很多森林樹木，可以把阿拉善左旗的流沙阻擋住。但是后來人們把山上的樹都砍光了，山也就失去了阻擋流沙的作用。特別是在山口，在西北風的作用下，就逐漸把流沙吹到了賀蘭山以東。騰格里沙漠就是這樣逐漸形成的。那里的流動沙丘，有一部分特別高大，其中的部分流沙，直接進入了黃河。一般的說法，黃河水泥沙很多，主要是水土流失所造成的。這個解釋是對的，但是還有一個來源，就是騰格里沙漠的流沙被大風直接吹到了黃河里邊，使其中泥沙量大增。我在現場觀察得非常清楚。一刮大風，流沙就嘩嘩地往河里淌。
從文獻上看，當地的流沙最早是出現在西夏后期、元朝初年。到明朝、清朝、民國年間，流沙越來越多，最主要的標志就是沙丘高大，越來越高。在寧夏中衛縣境內，明朝修建的長城，現在已經大部分被流沙湮沒了。幾百年的歷史里，流沙能把長城埋住，說明沙漠化的進程很劇烈。同時也能證明，騰格里沙漠的出現，主要是人類的活動所造成的。我把這個觀點寫進了自己的論文。
再一個考察發現，是在黑河的下游。
黑河在古代稱“弱水”，它的下游現在叫額吉納河，下游地區就是內蒙古阿拉善盟的額吉納旗。那里的沙漠化現象也很嚴重，沙漠擴展的速度非常快。我到那里進行實地考察后，知道當地在古代時有一個很大的湖泊，叫居延海。在居延海的周圍，發現過新石器時代人類活動的遺址。居延海附近一帶，在古時是一個綠洲，是個沖擊扇和三角洲。樹木、森林、蒿草等等，都很茂盛。秦漢時代，是匈奴人的居住地。“居延”這個名字，就出于匈奴語。
到了西漢的時候，漢武帝把匈奴打敗了，又去了好多軍隊，駐守在居延海的附近。居延海離漢代都城長安有近千公里，糧食運輸十分困難，駐守部隊就在當地屯墾、耕種，自己解決口糧問題。后人因此稱那里為“居延墾區”。
根據居延漢簡的記載，可以推斷出當時墾區的人口規模，已經達到一萬多人。現在額吉納旗的人口，大約也就一萬多一些。當時這么多人，要維持正常生活，首先就要開荒、種地，對生態環境就產生了相當程度的破壞。
現場考察結果證明，漢代人開荒耕種的墾區，和后來唐代、西夏、元代人耕種的墾區，不在一起。唐代的墾區在漢代墾區之南，西夏、元代的墾區在唐代墾區之東。造成墾區遷移的原因，應該就是沙漠化的緣故。居延綠洲，就這么被沙漠化一點一點給蠶食掉了。
后來，我又到了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察這個沙漠的歷史演變。我先去了尼雅河下游一個古國的遺址。根據史書記載，那個國家叫精絕國，是西漢時代一個著名的綠洲國家。但是，現在剩下的只是一片廢墟，學術界一般把它稱作“尼雅廢墟”。這個地方，現在已經是塔克拉瑪干沙漠的一部分。舉目所見，到處都是高低起伏的流動沙丘。草是干草，樹是枯樹，一片死寂，連蒼蠅蚊子都沒有，絕對是個死亡的世界。
原來這個綠洲國家地處尼雅河的尾部，地質學稱“尾閭地帶”，地勢比較低，形成了沼澤。由于水資源比較充足，草和樹都長得比較好。那是適合人們居住和生活的地方。可是后來，人口越來越多了，耕作活動過度，就破壞了地表的土層，使地下的沙子暴露出來，四處擴散。原來尼雅河的水，是在黃土層上流動。黃土層有承水性，不滲水，可是后來碰到已經沙漠化的地方，水就滲了下去。那里的沙層有二三百米厚，可想而知會吸掉多少水。尼雅河的流程就這樣越來越短，最后干掉，毀掉了一個綠洲國家。過去科學家有個說法，認為塔克拉瑪干沙漠的不斷擴大，是自然作用的結果。前蘇聯也有個學者，說塔克拉瑪干沙漠已經向南移動了二百多公里，湮沒了許多古代綠洲國家。從事實看，塔克拉瑪干沙漠確實向南擴展了二百多公里，但那主要不是沙漠向南流動的結果，而是塔克拉瑪干沙漠南部邊緣的地表土層在人類活動作用下被破壞后，造成地下沙子暴露出來的結果。科學家稱這種現象為“就地取沙”。
對這幾個不同沙漠地區的考察，都證明了我在呼倫貝爾的發現：土地沙漠化與人類活動有關、主要是人類活動造成的。這個觀點，寫在我出版的《中國北方沙漠化的原因與對策》一書里。這本書被列為國家八五規劃中的重點科技專著，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反響。
以前研究土地沙漠化的學者，多半是自然科學家。由于知識結構的原因，他們往往更強調土地沙漠化現象中的自然因素，認為主要是由干旱的氣候造成的。我的研究成果，可以說糾正了或者補充了這種看法，承認確實有自然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因素。
提出這一觀點的重要性，在于促使人類在改善沙漠化狀態的活動中有所作為。如果講土地沙漠化是純自然現象，那么迄今為止，人類無法改變大氣環流，也無法改變大氣降雨，既然如此，面對土地沙漠化，就只能束手無策，坐以待斃。如果說土地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不科學的人類行為造成的，我們就應該有辦法控制土地沙漠化的繼續蔓延，改善我們的行為方式。
我也提出了改善人們行為方式的具體建議。比如，在我國北方，特別是西北的干旱地區，首先就得針對超載放牧造成草場退化的具體問題，改變當地的產業結構和經濟發展主導產業方向，減少農業耕種和牲畜數量，增加林業投入，擴大林業規模，這就有利于生態環境的好轉。林業和草業的經濟價值很高，大力發展這兩個產業，會有效地帶動當地經濟發展。我提出這一觀點設想的書，出版于1996年。三年多后，到了2000年的春天，黨中央、國務院出臺了我所希望的政策，就是在西部地區退耕還林，退耕還草。有這樣的結果，我在實地考察中吃的苦、受的累都是值得的。
我去做實地考察的地方，都不是好看好玩的地方。我有好幾次歷險的經歷。一次是到河北圍場縣考察，那里水土流失很嚴重，大雨之后，經常出現泥石流的情況，山崩地裂一般，老百姓管它叫“山嘯”。我去那次，正趕上大雨，考察心切，當地人阻攔不住，我們就上了路。正走著，聽到巨大的轟隆一聲，前邊大約百十米遠的一座山頭突然就鼓了起來，像是爆炸一樣。當地人說：“景先生，這就是山嘯！幸好咱們的車子開得慢，命大。要是正趕到地方，全車人還不都給砸死在里邊了！”
在額吉納考察的時候，流沙的溫度在攝氏50度以上。腳踩著流沙，熱得沒處躲沒處藏。干渴更讓人難受。雖然帶了很多水，但要經常給汽車喝，好讓冷卻器正常工作。顧得了冷卻器，又顧不了車輪子，橡膠輪子進了很熱的流沙，有時候就陷在某一處流沙里打滑，光轉不走。流沙地區，蒿草很難找，最后只好把衣服脫下來墊著，加上人推，車才勉強開出來。
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流沙很深，只能靠駱駝行走。走上一天，從駱駝背上下來，倒在地上就起不來了。駱駝雖然身軀高大，膽子卻很小。有個日本東海電視臺的記者，就因為攝象機鏡頭在駱駝眼前晃了一下，被受驚的駱駝掀了下來，休克了三四十分鐘后才蘇醒。
在塔克拉瑪干沙漠考察了一個月，沒有水洗碗、洗臉。喝過米粥的碗，粘乎乎的，當地人教我們用沙土擦。有些同行鬧肚子，也許就和這種洗碗的方法有關。最后走出沙漠的時候，我們頭發長，胡子也長，像是長期生活在山林里的人，也像是非洲的黑人。
沙漠中存在的生命危險，不是你大腦中的一個概念，而是以實物的形式展示在你的面前。在沙漠里行進，時常可以看到人的白骨。那是以前的考察者犧牲在那里的證據。我們都熟悉名字的彭加木，新疆科學院的副院長，他專門搞沙漠地理研究，野外考察經驗很豐富，最后卻在沙漠里以身殉職。探險家于純順，經歷過多少次探險，都闖過來了，卻沒有闖過沙漠這一關。古書里有記載，說那些必須穿越沙漠地區的商旅，進了沙漠沒有路走，就找地上的白骨，因為白骨證明它所在的地方過去有人走過。這說明，后人是踩著前人的白骨在沙漠里探路、考察。
我親眼見過不少這樣的白骨，也拍了一些照片。拍照時，我心里在想，這會是誰呢？可能是商旅之人，為了謀取商業利益，不怕艱險，死在了這里；可能是取經的僧侶或傳教的牧師，為了實現他們的信念，不惜以生命為代價；也有可能是進行實地考察的科學家，為了獲得科學發現和證據，永遠地留在了沙漠當中……我對這些白骨充滿了敬意，那里有前人的信念。他們留在那里，用自己的白骨作為路標，為后人指路，讓我們繼續前行。也許他們沒有想到這些，也看不到后來人是誰，但是僅僅留下路標，就是一種讓人景仰的貢獻。
我的土地沙漠化研究課題，從1973年的考察工作算起，到最后一次考察塔克拉瑪干沙漠的2000年，快有30年了。30年來，我所完成的每一個科研項目，所出版的每一部科普著作和學術著作，都飽含著前人的引導、鼓勵和鞭策。有的是有聲的，像譚其驤先生、史念海先生等等，有的是無聲的，像沙漠里的累累白骨。我總在內心默默地向他們致以崇高的敬意。我想，自己只是一個群體當中的一員，是一個巨大課題當中的一個小課題的承擔者，是一個偉大事業過程中的一個環節。我所有的工作放在一起，也只是個開始，還要繼續努力。
我這些年科普著作寫得較多。我覺得，土地沙漠化和人類活動之間的關系，應該讓更多的人知道。特別是那些國家工作人員，負責制定政策的人員，他們需要增加這方面的知識。作為專家學者，本職工作要求我們對這類問題要弄清弄透。我們弄明白了其中的關系，就應該把有關的知識盡可能地普及出去，讓它變成全社會的常識。我想這也應該是社會文明程度的一個標志。
最近，我又出了一本書，明天（指2002年1月31日）上午，要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發式。話說到這里，我非常懷念每一個曾經幫助過我的人。譚其驤先生幫我走上了沙漠考古的路，我很感激他，也用自己的努力和成果證明沒有辜負他的期望。我現在已經出版了6本書。但是他在1992年去世了，我的第一本書出版于1996年，他連一本都沒有看到。這是我內心的一大遺憾。
［訪談手記］
2002年2月25日，把初步整理的這篇口述文字交景愛先生過目。很巧，當天《光明日報·經濟周刊》第1版有消息說：我國荒漠化、沙化呈局部好轉、整體惡化之勢。這是國家林業局發布的第二次全國荒漠化、沙化土地監測結果。這次監測，組織了13000名技術人員，采用遙感技術和地面實測相結合的方法，歷時兩年，最終結果顯示：我國現有荒漠化土地267.4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27.9％。與1994年的第一次監測結果相比，荒漠化呈擴展趨勢，年均增加1.04萬平方公里。3月20日，一場罕見的強烈沙爆肆虐我國北方，橫掃京城，像是將“荒漠化擴展趨勢”的危害予以形象演示。在這場遮天蔽日的沙爆中，景愛先生長期追蹤研究土地沙化課題的深刻意義得到進一步凸現。 附：資料
●臨近北京的河北木蘭圍場，在短短百年時間里由皇家森林公園變成了滿地黃沙。
●在中國土地沙漠化歷史上，最嚴重的時期是“大躍進”和“農業學大寨”兩個時期。
●古代生產力低下，人類為生存或軍事防御而進行的破壞自然的活動，造成的沙漠化范圍較小，進度緩慢。現代的先進農機設備，被用于有計劃、大規模、群眾性的草原開墾，帶來的是急速的、毀滅性的沙漠化。
●1958年至1960年，呼倫貝爾草原開墾出20萬公頃耕地，占當時全國墾荒面積的8.6％。拖拉機強大的掘土能力對地表土層造成嚴重傷害。到1963年，廢棄了其中的15.1萬公頃，占當初墾荒面積的76％。森林涂炭，草原消失，土地荒蕪。
●1927年9月的河水消退季節，當時西北科學考察團徐旭生的日記里，是煙波浩淼、乘船以渡的景象。50年代后，額濟納河上游修建了許多水庫，致使該河一些支流斷流。長期干涸導致沿岸樹木死亡，生態環境惡化。1949年至1989年，額濟納綠洲上的胡楊林大面積消亡，使灌木、草叢失去保護，大量死亡。這個綠洲上曾經生長著200多種植物，如今僅余30余種，且多半是劣質、含毒的雜草，牲畜無法食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