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劉東平近期采訪了古建筑保護專家羅哲文先生，希望他談談一生致力于古建筑保護工作的經歷。但羅哲文講得更多的卻是他的恩師———我國著名建筑學家梁思成先生的事跡。這些保護全人類共有的財富的故事，讀來感人至深。
秘而不宣的忙碌
抗日戰爭時期，梁思成是中國當時惟一的古建筑研究學術團體———中國營造學社的主要成員。營造學社遷到四川宜賓附近的李莊，于1940年登報招考練習生。其時，羅哲文恰好高中畢業，參加報考并被錄取。入學半年，梁思成發現羅哲文在繪圖方面頗堪造就，便親自向他傳授繪圖技藝。
在師從梁思成期間，從繪圖板、丁字尺、鴨嘴筆和繪圖儀器的使用，到削鉛筆、擦橡皮等細小環節，梁思成都手把手地耐心教授，使羅哲文受到很規范的訓練。
1944年，世界范圍的反法西斯戰爭出現了很大轉機。蘇聯紅軍給了德軍以毀滅性的打擊；英美聯軍在法國的諾曼底登陸；在太平洋區域，美國開始了對日本本土的大規模轟炸。
此時的羅哲文，經過梁先生悉心指教，已能勝任描圖工作了。酷熱夏季里的一天，梁先生叫羅哲文和他一起去重慶幫助他完成一些工作，羅哲文很高興。
他們住在重慶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羅哲文住的是工作室兼臥室的一個單間。梁思成則住在另一座小樓里。每天，梁先生拿過來一些圖紙，讓羅哲文根據他事先用鉛筆標出的符號，再用繪圖儀器繪成正規的地圖。
羅哲文雖然沒有詳問圖紙的內容，但大體可以看出，地圖上許多屬于日本占領區的范圍。而梁先生用鉛筆標出的，都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還有一些地圖甚至不是中國的。當時羅哲文雖然沒有仔細加以辨識，但有兩處他是深有印象的，那就是日本的古城京都和奈良。羅哲文在上清寺的單間里，埋頭忙碌了一個多月。梁先生為什么會在日本的地圖上，做出這么細致的標識呢？繪制這樣的地圖，又有什么用途呢？羅哲文心里并不清楚。
在美軍對日本本土展開攻擊時，由于遇到日軍的頑強抵抗，日本幾乎所有的城市均被美軍空投的炸彈炸得滿目創痍。當年日本人認定京都、奈良是必炸無疑的。因此，日本人做了最壞的打算，為了對極具價值的歷史遺跡加以留存，甚至把著名的京都御所的整個木長廊都拆了。然而，讓日本人感到不解的是，在美機鋪天蓋地的轟炸中，惟獨奈良、京都這兩座古城，奇跡般地始終未遭到真正意義的空襲。遍布于兩座城內的宮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在戰火之中毫發未損。 “古都的恩人”
多少年過去了，因為知情的梁先生幾乎緘口不言，誰也沒有把美軍對日本的空襲，同中國那個悶熱夏季上清寺里的忙碌聯系在一起。
那位隨老師第一次走進大都市、卻沒機會飽覽山城秀麗姿色的青年羅哲文，甚至在記憶中漸漸淡忘了他在小單間里揮汗繪圖的情景。
1986年，羅哲文應邀到日本訪問。在奈良舉辦的“在城市建設中如何保護好文物古跡”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他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員管谷先生相遇。管谷得知羅哲文早年從學于梁思成，1944年前后正跟梁先生在一起，便熱情向他講述了一些情況。他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美軍進攻日本進行轟炸時，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難，此事和梁思成先生有關。梁先生1947年到北大講課，在講到文物古跡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時，曾舉過抗戰時期為保護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軍建議不要轟炸京都、奈良的事例。
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長時間，對古都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對那里的文物古跡都懷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貫主張：古建筑和文物是人類共有的財富，人類有共同保護的責任。因此他提出此建議很自然，于他的性情和理念正相吻合。
管谷先生的一番話，使得發生在那一時間的重慶描圖情景，重新在羅哲文的記憶中浮起。當時繪的圖，既關文物古跡，又涉京都、奈良，幾方面的情形一聯系，謎底便清晰了。1944年夏季，他們師徒在重慶上清寺院內的忙碌，與日本京都和奈良的免炸有直接的關系。
真相終于在42年之后，大白于天下，梁思成先生超越國界的保護人類共同文化財富的功績被載入史冊。日本朝野得知京都、奈良大量國寶文物得以保護下來的真正原因后，均稱贊梁思成先生為“古都的恩人”。與此同時，成為這一具有世界意義的工作的參與者的羅哲文，也贏得了京都和奈良人民的尊敬。
在軍用地圖上標古建筑
1948年底，在取得遼沈戰役的勝利后，毛澤東隨即擬訂了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并指揮中國人民解放軍迅速完成了對北平的包圍。
鑒于棄守只是時間問題，國民黨當局試圖迫使在北平的高校南遷。
就在遷與不遷爭議之間的一天，有兩位穿灰布衣服的人，在一位朋友的引領下，來到梁思成先生家中。來人取出一幅北平的軍事地圖，說：“我們的部隊正在做進駐北平的準備，出于完好保護北平城中珍貴的文物古跡、書籍檔案的考慮，黨中央和毛主席主張和平解放北平，但是如果傅作義拒絕接受和平改編，我們只能強行攻城。我們早知先生是國內著名的建筑學家，現請先生把有重要文物古跡和古建筑的地方在地圖上標出來，以使之避開炮火。”
當時，梁思成正為北平城中大量的名勝古跡、古建筑群落的命運擔憂，他害怕北平遭受劫難，使中國傳統建筑藝術的瑰寶毀于一旦。
因此，以前從未直接和中國共產黨人打過交道的梁思成聽了來人的這番話，感到十分驚愕：共產黨對保護文物古跡竟如此重視！而當他又聽來人說他們的上級表示，寧可付出流血犧牲代價，也要盡最大可能保全古建筑一磚一瓦時，他更被深深地感動了。
他隨即和妻子林徽因，用紅筆在那幅軍用地圖上，把他們認為必須特別加以保護的地點，一一圈點了出來。北平最終獲得和平解放，國人額首稱慶。而梁思成夫婦晝夜圈點禁止炮轟地圖一事，則成為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永久佳話。有了這次經歷，梁思成毅然做出了留在清華大學等待解放軍到來的選擇，拒絕了國民黨派飛機接他到臺灣的邀請。
如何在解放戰爭中保護祖國的文化遺產，僅僅有高層領導人的重視是不夠的，還要有一些措施保障。中共中央特地派人來請教梁思成，傾聽他的看法和意見。這一做法正符合梁思成千方百計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的心愿，于是他慨然應允，為中央人民政府和解放軍編印一本《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以供在解放各個城市和地方時用。
梁思成擔綱這件大事，率領清華建筑系的部分教師及中國建筑研究所人員一起動手，從《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的內容、封面到書的版式設計都親自定奪。1949年6月，這本《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印出，發給各路解放大軍。在該書的說明中，明確寫道：“本簡目的主要目的，在供人民解放軍作戰及接管時保護文物之用。”
這本飽含了梁思成等人心血的《全國重要建筑文物簡目》發到解放軍手中之后，不僅在解放各個城市、地方時避免了不少盲目的破壞，而且對解放初期開展古建筑調查、保護、研究工作也提供了指導，它可以稱為新中國文物保護史上重要的歷史文獻。
當時在中國建筑研究所工作的羅哲文，直接參加了《簡目》的編寫，并擔任了初稿的全部油印刻制和印刷裝訂工作。
維修長城與“保衛”團城
1952年秋，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文教委員會主任的郭沫若提出了維修長城、并向國內外開放的建議。這一建議引起了中央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視，文物局鄭振鐸局長特意安排羅哲文，先行去搞勘察規劃。
經過實地勘察，羅哲文拿出了一份對八達嶺長城維修規劃的草圖。
他感到這是件大事，必須精益求精，便帶著草圖去向梁思成先生請教，并請他審定。梁思成對羅哲文著重談了三點意見：第一，古建筑維修要有古意，要“整舊如舊”。他特別強調了修長城要保存古意，不要全部換成新磚、新石。千萬不要用水泥。有些殘斷的地方，沒有危險，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修，“故壘斜陽”更有味道。第二，他談到長城上游客休息座位的布置，也要講究藝術性。不能在古長城下搞“排排坐，吃果果”的布置，要有野趣，講究自然。后來羅哲文按老師的意見設計了自然狀態下的石桌石凳，不規則地隨意安排，效果很好。第三，談到長城邊上種樹的問題，梁思成提議千萬不能種高大喬木，以免影響觀看長城。另外，樹過于高大，離長城的距離過近，對長城的保護也是不利的。
羅哲文說：“這幾條意見，對我們以后幾十年中的維修文物的工作都具有指導意義。”
北海團城是北京古城最為重要，最為精華的位置。許多專家都曾贊美從阜成門到朝陽門是古老北京古建筑文物中最集中、最美的一條線。而團城則居其中心點。然而，這一建筑文物瑰寶重地，在20世紀50年代初期，曾險些被毀。當時北京的市政建設與古建筑保護發生了很多矛盾沖突，一些工程負責人為了貫通阜成門到朝陽門的東西馬路，且要馬路筆直無攔，便不惜以團城為代價，想把它完全拆毀，或拆除一半。
風聞這一訊息，梁思成和范文瀾、翦伯贊等著名專家學者焦急萬分，紛紛出面呼吁保護團城，通過各種方式和渠道，要求制止這一將造成千古遺憾的方案的實施。
1954年初的一天，鄭振鐸把羅哲文叫去，讓他趕快把團城的資料寫個東西，包括測繪圖紙、文獻資料、照片，并須囊括古建筑、古樹、文物等，越全越好，盡快在《文物參考資料》上發表。羅哲文很清楚此舉的意圖，一是為繼續呼吁團城的保護，二是萬一團城保不住，也好留下完備的資料。羅哲文立即四處查詢相關資料，圓滿完成了任務。
在此期間，羅哲文幾次到都市計劃委員會，找當時任副主任的梁思成商議，親見梁先生為團城的命運心急如焚的情景。梁先生為此可謂絞盡了腦汁，特意把蘇聯專家動員出來，呼應保護團城。梁思成最后不得不下決心，去面見周總理，懇陳保護團城的意見。
在聽取梁思成匯報后，周總理兩度親臨現場考察，最后由他拍板，將珍貴的團城古跡保護了下來。為了解決這條由朝陽門至阜成門的東西向大街的交通問題，周恩來決定，將國務院所在的中南海西北角的圍墻向南移十數米，馬路從南邊繞過團城。團城的最終得以留存，梁思成先生功不可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