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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歸義軍時期

會昌二年（842）吐蕃王國發生內亂，勢力大衰，在河西的統治也開始動搖。大中二年（848）沙州大族張議潮乘機率領各族人民起義，逐走吐蕃統治者，占振沙州和瓜州，遣使歸降唐廷。以后，張議潮又陸續攻占了肅、甘、伊等州。大中五年，唐廷在沙州設歸義軍節度，授張議潮節度使、河西隴右十一州觀察使。當時正值西北地區發生民族大變動之際，在以沙州為中心的張氏漢人政權周圍活躍著吐蕃、回鶻、退渾、龍家、仲云等許多少數民族政權，從東、南、西三面對歸義軍構成威脅。而唐廷此時內部危機嚴重，無力顧及河西，不能給歸義軍以實際的支持。在歸義軍已控制的地區，由于吐蕃半個多世紀的管轄，也遺留下一系列社會問題亟待解決。面對這種復雜而又嚴峻的形勢，張議潮及繼任者張淮深首先是通過派要員入朝和不斷進貢物品盡力求得唐王朝的承認和信任。同時在轄區內全面恢復唐制，廢部落制，重建縣鄉里；重新登記人口、土地，按照唐制編制新的戶籍，制定新的賦稅制度；恢復唐朝服裝，推行漢化。很快就使敦煌"人物風華，一同內地"。這兩項措施迎合了沙州等地漢人懷戀大唐故國的心理，得到了他們的擁護和支持。對轄區內的少數民族，歸義軍政權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已漢化者編入鄉里，與漢人雜居。吐蕃化較深者部分繼承吐蕃制度，仍用部落的形式進行統治，尊重他們的習俗。同時吸收少數民族頭面人物參加政權。這些措施受到了少數民族的歡迎。對于具有強大政治、經濟、社會勢力的佛教，他們首先廢除了吐蕃時期的僧官制度，恢復唐制。并通過削減寺產限制其依附人口的發展，通過"分都司"削弱了都僧統的政治經濟權力，以后又通過控制僧官的任免權使沙州僧官逐漸依附于世俗政權。寺院依附人口的減少導致寺院經濟衰落，一些原由寺戶上役時從事的工作逐漸被各種租戶和雇工所代替，以沙彌為代表的下層僧徒承擔的勞務開始增多。高利貸收入在寺院收入構成中所占的比重明顯增大。上述幾方面措施的實行使歸義軍政權取得了內部的穩定，為其在河西站穩腳跟奠定了基礎。張議潮曾率蕃漢軍多次擊退周邊少數民族的侵擾，并不失時機地東征西討。咸通二年（861）張議潮攻克吐蕃控制的河西重鎮涼州。敦煌寫本《敕河西節度兵部尚書張公德政之碑》稱歸義軍收復的地區"內盡伊吾，東接靈武，得地四千余里，戶口百萬之眾"，勢力達于極盛。歸義軍的治所敦煌成為西北地區的政治中心。咸通八年，張議潮破召入長安，行前命其侄張淮深主持歸義軍軍政事務。張淮深繼續抗擊回鶻的騷擾。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保持了歸義軍轄區的安定。大順元年（890）至乾寧三年（896），歸義軍內部接連發生政變。先是張淮深及其妻、子被殺，繼而是索勛篡權，兩年后嫁給李明振的張議期第十四女又與諸子合力除掉了索勛，最后是李氏家族傾覆，張議潮之孫張承奉重任歸義軍節度使。歸義軍的內亂給活動在其周邊和轄區內的少數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機，甘州被回鶻攻占，占據肅州的龍家也不再聽從歸義軍的號令。涼州因有甘、肅二州相隔，實際上亦脫離了歸義軍的控制。至九世紀末十世紀初時，歸義軍實際控制的已僅有瓜沙二州了。張承奉不甘坐守瓜沙，想用武力恢復歸義軍興盛時的舊疆，并于開平四年（910）建立了"西漢金山國"，自稱至文神武天子。連年的戰爭使瓜沙地區經濟凋零，不少百姓家破人亡，境內"號哭之聲不止，怨恨之氣沖天"。失去人民支持的張承奉政權終于在開平五年被甘州回鶻擊敗，被迫認回鶻可汗為父，成為甘州回鶻政權的附庸。張氏歸義軍時期，對佛教寺院利用各種方式繼續向社會各階層發展勢力，未加干預。歸義軍統治者還親自參加設齋、造窟等佛事活動，并公開宣布保護寺院的財產和依附人口。禁止"倚形恃勢之人，妄生侵奪"，致使僧尼人數進一步增加到一千一白人以上，在十七所寺院之外，又出現了不少蘭若和私家佛堂。由于佛教勢力在政治上已依附于歸義軍政權，所以其社會勢力的發展對歸義軍政權有利無害。在沙州僧富的倡導下，沙州寺院和當地居民在舉行佛教儀式、佛教活動時，大多要為歸義軍首領及其下屬祈福或歌功頌德，這種情況在莫高窟的壁畫中也有反映。由歸義軍節度使出資興建的洞窟，窟中的供養人像往往不是一人一家，甚于祖宗三代、姻親眷屬都依次排列在一起，簡直成了他們列序家譜、光耀門庭的家廟。在第156窟還出現了與佛教沒有直接關系的規模巨大的張議潮夫婦出行圖。

乾化四年（914），沙州的另一個大族曹氏家族中的曹仁貴（后更名議金）取代了張承奉，恢復了歸義軍稱號，此后歸義軍政權一直把持在曹氏家族手中。曹氏歸義軍政權吸取了張承奉失敗的教訓，他們努力改善與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關系，通過聯姻等辦法與甘州回鶻、西州回鶻、于闐等少數民族政權建立了在平等基礎上友好往來的新關系，以圖共存。同時積極恢復與中原王朝的統屬關系，接受中原王朝的封號，奉中原正朔，利用舊日唐朝在各族人民心目中的聲威，以求在西北各民族中樹立自己的正統地位。對內則繼續吸收瓜沙望族和少數民族頭面人物參加歸義軍政權，以擴大政治基礎。這些措施使曹氏歸義軍政權既得到了中原王朝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承認，也得到了境內兵民的支持，使其能在五代、宋初復雜的民族關系中得以生存、發展。而且，河西西部與西域各綠洲王國間的友好往來及由此帶來的相對安定的政治環境，還為密切中原王朝與這些地區的聯系和中西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北宋建立以后，有很多僧人經由河西、敦煌前往天竺（印度）求法，他們在往返途中常在敦煌暫居。很多敦煌僧人或者隨同這些返回的內地僧人或者隨同東行的西域僧人，甚至混雜于西域各國商隊和使團中頻繁出入中原。敦煌與中原、西域聯系的加強和各地僧人的頻繁往來，促進了各地間佛教文化的交流。一方面敦煌不斷向中原王朝乞求本地已欠損的佛經，那些往來于敦煌的僧人也不斷把中原僧人的佛教著述和從印度、西域帶來的佛典留在敦煌，同時也將一些敦煌獨有的佛教典籍帶到中原、西域。敦煌與中原、西域間的佛教文化交流為曹氏歸義軍時期佛教的繼續興盛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條件。而曹氏歷任節度使對佛教的支持和尊崇則為保持其繁榮創造了良好的內部環境。他們不僅把發展佛教、爭取佛教勢力的支持作為穩定社會、鞏固政權的重要措施，還試圖憑借高度發達的佛教文化來提高歸義軍政權在西北少數民族政權中的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敦煌的佛教繼續保持著強大的勢力。在沙州十七所大寺名籍上仍有一千多名僧尼。僧尼受到人們的尊崇，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佛教在社會各階層中仍有巨大的影響。當然，曹氏歸義軍政權也不是聽憑佛教勢力自由發展，他們不僅繼續將沙州僧官牢牢控制在手中，而且還控制著佛教發展的導向。這一方面表現在幾乎一切佛教活動仍要為節度使及其親屬的文治武功大唱贊歌，并為他們祈福；另一方面表現在他們著重支持發展敦煌的佛教文化和佛教藝術，努力把敦煌建設成為西北地區漢化佛教的中心。在他們的支持卜，敦煌的佛教在當時無論在藏經方面還是在佛學研究方面都代表了西北地區漢化佛教的最高水平，對西州和于闐佛教的發展都產生了直接影響。在發展佛教藝術方面，他們也是不遺余力，從曹議金到曹延祿，歷任節度使都在莫高窟或榆林窟從事過新建或重修活動。在他們的帶動下，歸義軍的各級官吏和很多百姓都參與了上述活動，從而把莫高窟建設成為西北地區佛教徒仰慕的圣地。受曹氏歸義軍政權控制佛教發展導向措施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專院經濟繼續衰落。寺院依附人口對寺院的依附關系日趨松弛。寺院的租佃制和出租加工業得到了進一步發展，下層僧徒所承擔的勞務日益增多，高利貸收入成為寺院經濟的主要支柱。寺院經濟的進一步衰落迫使佛教勢力更加依賴世俗政權的扶持。

曹延祿執政晚期，歸義軍再度與甘州回鶻發生戰爭，引起瓜沙民眾的不滿。咸平五年（1002），歸義軍內部發生兵變，曹延祿與其弟曹延瑞被迫自殺。延祿的族子曹宗壽在眾人推舉下掌握了歸義軍政權，宋廷遂任命曹宗壽為歸義軍節度使。戰爭和內亂使曹氏歸義軍政權迅速衰落，而沙州地區的回鶻勢力在這一時期卻得到了迅速發展，成為與歸義軍政權抗衡的重要力量。此時，歸義軍政權已不堪一擊，任何外來的攻擊和內部的騷亂都足以使其傾覆。這使得在歸義軍政權庇護下的沙州佛教勢力感到極度恐慌。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滅掉于闐佛教王國，這個消息很可能被沙州寺院從東逃的于闐人那里得知，在佛教像法滅盡思想的影響下，在穆斯林東進的威脅下，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將一些重要的經卷和佛像、幡畫等集中起來，收藏在原來存放各寺剔除的經卷、外典、過時文書、舊幡畫、佛像的洞窟中（今編號為第17窟），并將該窟洞口封閉起來，做了必要的掩飾。以后，由于當事人和知情者逐漸離開人世，藏經洞的情況也就不再為世人所知（關于藏經洞的封閉，學術界還有別的說法。參見"藏經洞"）。天禧四年（1020）和天圣元年（1023），曹賢順曾兩次向宋廷進貢物品。自天圣元年以后曹氏歸義軍政權從史籍中消失。根據相關材料推測，它可能是在天圣六年至景祐四年（1037）間被沙州回鶻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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