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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煌煌敦煌（隋——唐前期）

隋初，北方的游牧民族突厥控制著西域的中部和北部，另一支游牧民族吐谷渾則占據著青海和西域南部。敦煌兵民和隋廷派來的軍隊一起，不斷地抗擊上述少數民族政權的騷擾，保衛著河西和隴右的安全。隋煬帝即位以后，國勢日益強盛。于是出兵擊破吐谷渾，西突厥也被迫投降，使敦煌得到了安寧，絲綢之路再度被打通。據裴矩《西域圖記》序記載，當時中原通西域的道路共有三條，伊吾、高昌、鄯善分別是這三條道路西行的起點，而這三條道路在進入河西時就"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隨著使團和商隊的出入，西域的佛典和音樂等經由敦煌傳入內地，內地的絲綢、瓷器和文化典籍也經由敦煌傳入西域乃至更遠的地方。隋最高統治者文帝和煬帝均篤信佛教，使用行政手段大興佛事，促使敦煌佛教迅速發展。仁壽元年（601），文帝命各州建舍利塔，瓜州也住崇教寺（莫高窟）起塔。敦煌遺書中保存了一些由都城和其他地區送去敦煌"流通供養"的隋宗室成員寫經，反映出這一地區的佛教在全國已占有重要地位。受內地的影響，大乘佛教思想也開始在敦煌流行。從隋代寫經題記來看，此時出資寫經者多為戍卒、商人和普通百姓，表明敦煌對佛教的信仰已深入到一般民眾之中。與佛教的迅速發展相適應，莫高窟的修窟造像活動也十分興盛。隋代敦煌石窟藝術進一步接受中原佛教藝術的影響，為以后新的藝術繁榮時期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隋末中原亂起群雄逐鹿、敦爆歸屬割據河西的李軌。武德二年（619），唐廷平定河西。仍在敦煌置瓜州。但中原戰亂末已，外部則有乘隋末戰亂重新崛起的突厥、吐谷渾的威脅。武德三年，瓜州刺史賀拔行威舉兵反唐。五年，瓜州土豪王幹斬賀拔行威歸唐，唐廷改瓜州為西沙州，州治設在敦煌。另在原瓜州屬下的常樂縣置瓜州，設總管府，轄瓜、西沙、肅三州。武德六年，西沙州張護、李通謀反，殺害正在西沙州巡視的瓜州總管賀若懷廓，擁州別駕竇伏明為主，并派兵進 逼瓜州，被瓜州長史趙學倫擊退。不久，竇伏明率眾降唐，西沙州終于最后穩定下來。貞觀七年（633），唐改西沙州為沙州。在此前后，唐廷北滅東突厥，西討吐谷渾，解除了敦煌的外部威脅。并開始進軍西域。滅高昌，攻焉耆，克龜茲，設安西都護和安西四鎮以鞏固戰果。最后，又在顯慶二年（657）滅掉西域最大的敵對勢力西突厥。于是西域諸國紛紛歸附，貢使通商，往來不絕。在此過程中，敦煌不僅是軍用物資的轉運、供應基地，還參與了一些重要的戰役。此后，唐廷與西突厥余部和新興起的吐蕃的爭奪戰多在西域進行，敦煌與河西成了"中國之心腹"。出于經營西域的需要，唐前期加強了敦煌的軍事防衛力量。在玉門設立了玉門軍，在沙州城內設豆盧軍，并一度把西域南部的石城鎮（分若羌）和播仙鎮（今且末）劃歸沙州管轄，使其再度成為中原王朝的邊防重鎮。在敦煌和河西的其他地方，還設有赤水軍、建康軍、墨離軍、大斗軍、白亭軍和懸泉、常樂、張掖、交城等守捉。景云二牛（711），唐廷從隴右道分出黃河以西地區設立了河西道，設河西節度、支度、營田等使，治所設在涼州。這是唐王朝所設的第一個節度使。軍事防衛力量的加強和安西四鎮的設置為敦煌、河西經濟、文化的穩步發展提供了可靠的保障。唐廷在沙州設有健全的縣、鄉、里各級行政機構，實行嚴密的編戶制度，推行均田制，并選擇比較有作為的官吏到敦煌任地方官，以加強對這一地區的治理和經營。據《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唐前期敦煌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綠洲灌溉體系，使敦煌的耕地面積得到擴大，農業有進一步的發展。糧食生產自給有余。唐廷在每年糧食收獲季節向百姓和糴糧食，存入糧倉，以供軍需。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天寶時沙州（下轄敦煌、壽昌二縣）有戶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四，成為前涼、前秦以來敦煌戶口最多的時期。政局的穩定，經濟的繁榮，為中西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條件。在唐前期，西域諸國的使者，中原的戍卒和民伕，西行求法和東來弘道的僧侶，內地和西域、中亞的商人等不斷通過敦煌往來于中原與西域，中國與印度、西亞之間。中原的絲綢、瓷器、漢文典籍等繼續經過敦煌源源西去。同時，西域、中亞等地的珍寶和特產以及宗教、文化等也繼續經由敦煌傳往內地、絲綢之路的興盛使敦煌這個向曹魏以來形成的商業城市更加繁華。在敦煌，既有內地來的漢商也有西域、中亞各同的胡商。敦煌城東的沙州十三鄉之一的從化鄉，就是由以善于經商的粟特人組成的。《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述沙州西北一百一十里處有興胡泊，就是因胡商在經過故玉門關時常在這里停駐而得名。各地來的行商坐賈在敦煌從事著中原的絲綢與瓷器，西域的珍寶、特產，北方的駝馬和當地的糧食等各種物品的交易。中西友好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的擴大，還給敦煌帶來了各種不同系統的文化。漢文化和佛教以外，當時在敦煌城東一里處有中亞粟特人信奉的襖教神祠。敦煌遺書中保存了景教和摩尼教的經典，反映了中亞、西亞宗教在敦煌流行的情況。在這個交匯著中國、希臘、印度、中亞、西亞等不同系統文化的都會中，漢文化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那些從內地來到敦煌或西行的人們不斷將中原文化帶到此地，使敦煌的文化始終保持與中原同步發展。當時沙州城內建有州縣兩級學校，設有經學、醫學、道學等不同科目，教授唐朝規定的儒道醫等漢文化典籍。此外還有不少私人學校，亦以教授儒家典籍為主。敦煌遺書中保存了不少當時官私學校或學生使用的各種寫本漢文化典籍。與李唐王朝奉老子為先祖、大力提倡道教相關，敦煌不僅在開元、天寶年間設立了道學，寫本道經也大量涌現，道觀增多，反映出道教曾盛極一時。佛教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從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和敦煌遺書寫經題記來看，唐前期出資開窟、寫經的人既有僧官、僧尼，也有當地達官貴人、文武官僚、工匠、社人、行客、侍從、奴婢和一般善男信女。盡管唐統治者在這一的期不時抬高道教地位，貶抑佛教，敦煌佛教在民間廣泛信仰的基礎上，在佞佛的世家大族的倡導下，一直緩慢而平穩地向前發展。見于記載的佛寺比前代增多，莫高窟的開鑿活動也一直在持續。大量宮廷與經不斷從長安、洛陽傳入，不少高僧從內地前來弘法，使這座唐代著名的佛教城市繼續不斷受到內地佛教文化的影響。東來弘道和西行求法返回路經敦煌僧人的增多，又使敦煌得以不斷汲取西域、印度佛教文化的營養。在這樣的背景卜，敦煌的佛教和石窟藝術發展到了全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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